口述／陈　平　采访／万　莹

我的办公室里就挂着一句话：“联邦快递，宅急送离你还有多远？”这就是我的目标。

穷学生创业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来日本的第三个月，我的一个朋友来日本采访当年的“世乒赛”，住在我当时打工的宾馆里。回国前，他托我把从国内带来的方便面、烧鸡这些食品送到大阪去。我听了特别惊讶：这怎么可能呢？在国内，要送这样的食品包裹，得多费事啊！十几年前，国内的邮局仅对包裹外包装的要求都是非常烦琐的，何况送食品还得有时间上的保证，日本的邮局能做到？这位朋友当时就笑了，哪还用去什么邮局？你把这些东西直接送到楼下的超市，告诉他们地址就行了，方便得很，根本不用自己包装。

我到楼下超市一试，果真如此，而且价格还很便宜，仅相当于几杯饮料的钱。这件事情对我的冲击太强烈了，我觉得有这样的服务真是不可思议。

当年在部队的时候，我曾经为了给父亲寄一双冬靴，赶几十里山路跑了三趟。每次，我都被邮局各种各样的理由为难住了，一次要靴子的发票，证明我不是偷的；一次是开包检查后邮局又不负责还原，还得让我再回部队重新缝好包裹；一次又说包装不行，得用木箱子包装，到第三个星期天，我才成功地把包裹寄出去了。当时，我觉得委屈极了：为了寄一双靴子，浪费了我三个休息日，来来回回走了百十里山路。

我突然一下子意识到，把这种城际包裹快递业务移植到中国去发展，很可能就是我一生的事业。

有了这种设想，我开始了搜集资料、模仿客户、调研工作。我骑着一辆自行车，在东京的大街小巷转悠，在地图上标出各个营业点、中转中心的位置，再以客户的身份去感受他们的服务、运营模式，搜集价格表。一年下来，我渐渐摸透了这种在日本遍布各个社区的“宅急便”业务。等我熟悉了这些东西之后，我就越发觉得这种业务在中国的市场将是不可估量的。在日本东京，像我这样的穷学生，往图书馆还书、往干洗店送衣服都是使用这样的业务，费用也就相当于一杯饮料的钱，但给大家带来的方便却是显而易见的。

我又买来北京市区地图挂在床头，整天在琢磨，把中转中心建在西城还是东城呢，物流中心放在海淀区合适吗？

我想，一个穷学生要想创业，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启动资金要少；二是技术门槛要低，没有太高的技术和行业限制；三是我要热爱自己所选择的这个行业，并有百分之百的热情，百折不挠。其中，热爱、热情这一条非常重要。1993年我回国的时候，哥哥推荐我去当拍卖师，工作高雅，和有钱人打交道，可我内心并不热爱，“工作就是吃饭、吃饭就是工作”的工作方式根本就不是我所追求的，所以再怎么诱人我也不会去。

当时，“物流”这个概念还没有怎么提，但我觉得这份事业能做得很大，能做到中国千家万户中去，以后，老百姓看到我公司这个“LOGO”，就知道这是我陈平创办的“宅急送”，这种自豪感和快乐是任何职业都无法带给我的。

执著地信仰你的事业

我揣着自己在日本打工挣下的几十万块钱，回到了北京，把日本的“宅急便”业务改装成我自己的“宅急送”公司。

当时的中国老百姓很少有人知道，通过我们的服务他可以获得什么样的便利，即使是那个时候在一些公司上班的白领也没有“时间就是金钱”的意识。

我用30万块钱买了三辆小面包车，20万块钱作为周转资金。当时，我也没有钱做广告，就印刷一些传单，上面介绍“宅急送”是做什么的。开业的第一个星期，我就在中关村附近发了整整一个星期的传单，鞋都磨破了两双。这就是我们最开始的“扫街”攻势。

可接下来的一年，我们做的都是一些不挣钱的工作，像接送孩子、换煤气罐、送烤鸭，但我还是咬着牙接了下来，因为这些确实是我们承诺的业务，要为老百姓服务。这样的工作，做了一年多，但在一定程度上，我们也培育了市场。

“宅急送”的业务也就是在这样一天天的“攻势”中打了下来。现在，“宅急送”有8000名员工，1200辆车，去年，我还花了5000万在全国所有的二级城市布点，铺下了“天罗地网”。

现在来我们公司竞聘的很多人都在“大田”“联邦快递”这样的跨国公司干过，但我一问他们来“宅急送”是为了什么，有人说是为了高待遇，有人说是为了事业，可一进公司就这也怕苦，那也嫌累，这样的人都做不好这份事业。所以，我给公司树立的企业文化就是“信仰”，对公司忠诚，对事业投入。这首先要求的是我自己要对公司奉献，直到今天，我依然坚定地认为，这份“宅急送”事业是我毕生追求的东西。

我的办公室里就挂着一句话：“联邦快递，宅急送离你还有多远？”这就是我的目标。就像一个运动员，他眼里只有奥运会冠军这个目标，他敢休息吗？我把自己的目标就定在“中国的联邦快递”，我同样也不敢休息。这就是信仰的偏执。

“宅急送”走完了非常艰难的十年，接下来的十年，我们要有自己的飞机，要把业务发展到国外，包裹速递业务的竞争会更加白热化，道路依然艰难。但支撑着我走下去的还是“赶超联邦快递”这个遥远的目标。

郝浩摘自《中国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