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浩

李浩1971年生于河北，中国作协会员，河北省作协理事。曾在《人民文学》、《十月》、《花城》、《山花》等刊发表诗歌、小说、评论等文字，著有小说集《谁生来是刺客》，有作品入选多种选集。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

时常，我站在风的对面回想我的童年。我的童年是在一个叫风草村的地方度过的，那时它叫作红旗公社向阳大队。那时我们一家人住在一间邻街的房子里，那原是地主胡良家的一间偏房。那间邻街的房子有一扇很小的窗子，在我很小的时候，我总喜欢坐在窗前向外面张望，望那些停止不动的树或者不停走动的人。奶奶告诉我，人如果停下来就是死了，他的魂儿就出来了，那些魂儿像一些尘土一样在空中飘荡，她说她虽然看不到它们但能感觉到。奶奶告诉我，魂儿们喜欢在下雨天出来，但它们怕风，风会把它们吹出很远很远，所以在暴风雨中我们能听见魂儿们凄惨而绝望的喊叫，有时还能看到它们。它们像壁虎那样紧紧地抓住墙壁，房檐。尽管如此，大风还是会把大多数的魂儿吹走，它们就再也回不来了。

我趴在窗台上，看着那些停止不动的树或不停走动的人，这时我常在猜想魂儿们的样子，它们是如何抓住了树叶，以免被风吹走。我也能感到那些魂儿的存在，有时它们在经过我的窗前时也停下来看我一眼，有的调皮些的魂儿还把它的脸紧紧地贴在我们家窗子仅有的一小块玻璃上，挤扁了它难看的鼻子。我常被这样的想象吓出一身冷汗。但我不能不看。我的好奇心常常能克服住我的恐惧，直到更大的恐惧出现。

透过窗上的那块玻璃，我常看到一个瘦小的驼背的老人背着一个硕大的粪筐，从那块玻璃前面艰难地走过。奶奶说他就是地主胡良，我家住的是他家原来的偏房，正房成了大队部。那时我觉得地主该是硕大的、青面獠牙的样子，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和这个瘦小而驼背的老人联系在一起。他这样的人怎么是地主呢？可不能瞎说！我奶奶看了我一眼然后瞟向了窗外。其实这个人也挺苦的，也没作过什么恶。我想再问一些有关这个人的事时奶奶已经岔开了话题。

那天我趴在窗前，看着树上的叶子，辨认着哪一片叶子上住下了魂儿、哪一片叶子有被魂儿抓过的痕迹，这时地主胡良出现了。那是我在那个黄昏里见到的第一个人，刚刚下过一场雨，路上很滑，因此胡良走得也就异常缓慢。他似乎更加瘦小了，腰弯得很低，硕大的背筐来回摇晃着，敲打着他的屁股，他仿佛是借助来自粪筐敲打的力气才挪动的，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我突然地感到了恐惧。仿佛他会突然转过身来，露出他隐藏很久的青面獠牙，把他的手伸向我抓住我的脖子……。一股很凉的汗在我的后背上流下去后来都流进了我的心里。我几次想离开窗子但我的眼睛却不听使唤。它睁得更大了。于是，我看到了那一幕。

胡良在爬一个坡。说是坡，其实只是略高于路面而已，比大队的台阶矮多了，可胡良爬起来却显得异常费劲。他的右脚落了下去。过了好一会儿，他的左脚才艰难地抬了起来，背上的粪筐被他撅起的屁股高高地举着，然后晃向了一边——胡良竟然被他的粪筐拽了下来，他倒退了好几步才勉强站住。停了一会儿他又重新向那个低矮的土坡爬去，真的，不是走而更像是爬，如此往复了多次，他也没能爬上那个坡——多年之后，我在写作诗歌《一只甲虫，它从树叶的高度落在了地上》时，我想到的竟是当年胡良的那个爬坡动作，他竟和诗中甲虫的形象发生了重叠。我写下了一只甲虫，用一个下午的时间向一个树叶上爬，那片树叶无法承受它的重量，于是它一次次地落在地上，艰难地翻身，然后再缓慢地向树上爬去。这时傍晚来了，秋天已经很深了，甲虫再次掉了下来，比以往更重。它的背朝下，所有的肢体努力向上伸着，它已经没有翻身的力气了，秋天和死亡已悄悄地进入到它的骨髓……诗写到最后，在我脑海里的那个映象已不再是甲虫，而是胡良，他最后一次向土坡爬去。他摔倒了。硕大的粪筐扣在了他的头上，他的身子动了动，动了动，可他却没能再站起来，他的头就埋在了散发着臭味的牛粪之间。

我对奶奶说，地主不动了，奶奶，他死了。

我对奶奶说，地主是不是死了，你快来看看！

我说得没错。地主胡良就这么死了，被一个土坡绊倒了就简单地死了。我奶奶喊来了人。大队长刘珂走过去踢了踢胡良的屁股，然后朝着周围的几个人说了些什么，于是有几个人拿来了铁锨。他们用铁锨把胡良抬了起来，像端着一大堆枯草或者牛粪那样地端着他，朝远处走去，许多人都跟着一起走向了远处。我三叔出来得晚了些，他的铁锨没有了用处，于是他就在人们的后面跟着，用铁锨端着遗落下来的牛粪。我不知他们去了哪儿，他们很快就走出了我的视线，从窗口的那块玻璃上消失了。黑暗慢慢地降临，我一个人坐在窗子前簌簌地发抖，我所能抓住的只有一个线团，甚至，我都不敢张口喊我的奶奶，我怕我的喊声被魂儿们听到。她也跟去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我看见一团模糊的雾从那个土坡旁飘了起来，慢慢地落在了粪筐上，它比黑暗显得更重。

回来时我奶奶发了一阵感慨。最后她说，人要是这么死也挺好的，不疼不痒。——谁说不疼不痒？我母亲说，胡良早就病了，他疼他痒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你知道什么。我奶奶愣了半天，她拿着筷子，但夹不起一片菜叶。

我奶奶说胡良被风吹走了，他的魂儿也就被风吹走了，一个人的消失就像被风吹走了一样。我奶奶说每一个人都是被风吹来的，有的落下了，生了根，有的落下了又被风吹走了，还有的没有落下来就吹走了，反正每一个人都要被风吹走的。说到这些时我奶奶长长地叹了口气，她的眼越来越浑浊了，可她非要做出一副眺望的样子，我奶奶说，别看她看不清现在的东西，可她能看清过去，那些已经死去的人时常来到她的眼里，跟她说些这样那样的事，有些事她是早知道的，而有些事她从未听说过。我奶奶说，她能看见村上每一个死去的人，无论他死了多长时间，我不信。这肯定是夸张，胡二的死我奶奶就没看出来，我问我奶奶你看见胡二了吗，她瞪着眼睛浑浊地看了好大一会儿，最后只得承认，她没有看见胡二。——他那种死……我看不到。再说他才死了几天呀。

胡二死去的那天是一个晴朗的上午，也就是说没有丝毫有人要死去的征兆，可胡二就死了，是自杀。他被线枪打得血肉横飞，众人赶过去时他只剩下了两条还算完整的腿和一团团黑糊糊的肉，整个瓜棚都变成了黑色，浓烈的火药味儿在两个月后仍然未能完全散去。很多人在对我奶奶进行描述时反复强调了线枪穿过胡二身体时的那声巨响，他们说他们的耳朵里仿佛钻进了一只尖叫的虫子，他们说房子都出现了晃动，一些尘土被震落了下来迷住了某某的眼睛。我奶奶说她也听见了，线枪的声音响起来时她正在缝一条棉裤，因此她的手不由得颤了一下，针直直地扎入了她的另一只手的手指。我奶奶说我也吓坏了，直往她的怀里钻。我没说什么，我偷偷地白了我奶奶一眼，我奶奶在说谎。我根本没听见什么声音，那时我的全部时间都用在了透过窗口的玻璃向外的张望上，按说我是应该能听见线枪的声响的。——胡二干吗要自杀呢？我奶奶问。

是啊，胡二好好的，干吗要自杀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实在千奇百怪可是没有一种回答能让我奶奶满意。一个看守果园的人，有吃的，有穿的，每天的活只是给苹果树除除虫，施点肥，再就是把线枪放在果园的隐蔽处打那些窜来窜去的兔子（其中也包含对人的威慑），这样一个人，他有什么理由自杀呢？

在关于胡二之死的猜测还层出不穷的时候，他的死已给我瘸腿的二叔带来了不小的好处。我二叔顶替了胡二的位置成为了果园的看守人。二叔拖着他的瘸腿和衣物在我们家的院子里转了三圈后高高兴兴地上任了，他窥视这个美差已经有两年了。

两个月后我被二叔拽到了他所居住的那间草房，那里原是胡二居住并自杀的地方，如果不是我二叔的坚持我才不会去那个地方呢。焦糊的气味和我二叔的气味混在一起散发出来，它们紧紧地堵住了我的鼻子。我听见了一个人的喘息，他的喘息吹动了我的头发，凉凉的，我伸出有些黏的手用力地抓住了二叔的手指。——你干什么？我说：有魂儿。胡二的魂儿……我二叔愣了一下，随后咯咯咯咯地笑了：你奶奶又唬你了。什么魂儿，害什么怕。我问他真的不怕么？二叔拍拍我的头：像二叔这样的瘸子，没有老婆也没有孩子，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也没人把我当人看，我还想死呢你说我有什么可怕的？

后来我看着我二叔在果园的一角安放了线枪。他一瘸一拐地拉着线，有几次他都把线枪给拽动了，这让我感到特别的紧张，我仿佛看到了胡二身上所发生的一幕又在我二叔的身上重现：一声巨响之后，我二叔来不及叫喊，他的身体就变成了血肉模糊的一团，在风中，他倒下去，被沙子和火药击穿的部位向外慢慢地涌着血，同时涌出的还有已变成黑色的沙子……我的心堵在了嘴边。我在张大嘴巴时不小心把它咬破了，一股咸咸的液体正悄悄地涌了出来——放好线后二叔笑嘻嘻地朝我走来。（后来我想，他如此放线肯定是有意让我紧张）他在我身边坐了下来，把我拉到他的屁股一侧，我看着他正在把一棵含在口中的草叶慢慢地嚼碎。——你又害怕了吧？其实没事，我,没往线枪里装药。你可不要告诉别人啊！我二叔再次咯咯咯地笑了起来，把身子靠在一棵苹果树上来回地晃动着——对于我二叔来说，我的紧张是他生命中多么值得高兴的一件事啊！

后来我们大队被风吹来了很多的人，他们和我们不同。他们是来自天津的知青。他们的到来在红旗公社向阳大队引起了不小的风暴，在一次社员大会上，向阳大队的生产队长刘珂用一种相当平稳的语调对知青们的到来表示欢迎，同时他反复用另一种语调强调，知青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

听着，我奶奶轻轻地叹了口气。他们是让风给吹来的，他们能在这个穷沟沟里呆多久呢？说不定哪一阵风来了，他们就又被风吹走了。

就让我说说那些被风吹走的人吧。

如果不是连年的大旱，屁虫的母亲也许永远不会在我们大队呈现出来，她会像一粒被风吹来的草籽而后不留痕迹地被另一阵风吹走，可是大旱却在知青们到来的第二年来临了。恶毒的太阳几乎要挤干地上所有的水分，在我们村东一直是深不可测的漳卫新河竟然露出了它的整个河床，大队上的一群鸭子每日都要千辛万苦地跋涉一番，它们时常溯流而上寻找水或者鱼，最后，那些鸭子开始用嘴挤压淤泥中的水分，于是，每一只鸭子的嘴上、身上都沾满了淤泥，肮脏得难看。就别提那些庄稼了。村上的每一个人都不愿意提到它们，到了秋收时社员们知青们把庄稼割下来胡乱地堆在打谷场上，就像是堆放的一堆烂草。据说那几年的干旱几乎是全国性的，国家已经调用了战备用粮可是仍是杯水车薪，饥饿来临了。每日四两的定量让每一个人的眼睛都饿得发蓝，我们大队的每一个人都依着墙角摇摇晃晃地走路，他们就像地里的庄稼那样打着蔫，缺少力气和水分。尤其是屁虫。像他这样来自大城市的孩子根本就过不惯我们农村的生活，何况是饥饿啊！他只剩下了一个硕大的头，硕大的眼睛，单单那双眼睛的重量他的身体就支撑不住，他在下滑。如果没有墙，没有树，没有推车或者什么，屁虫是无法站住的，即使如此，他也禁不住前后左右地摇晃，如同一个得过脑血栓的老人。村上开始死人。有的老人或孩子就在摇晃中一头倒了下去再也没有醒来，他们的身体像树叶一样轻，其余的重量都被他们的魂儿给带走了。这样说肯定是不对的，我奶奶说饿死的魂儿是最惨的魂儿，最弱的魂儿，也是最轻的一种魂儿。它们会很快被风吹走的，风能把它们吹出很远，它们的手上没有力气，抓不住屋檐也抓不住树叶。说着我奶奶的眼睛就流泪了，那时她的眼睛已经被厚厚的白色的东西给堵住了，她的泪水是从哪里流出来的呢？

我奶奶最后也成了一个饿死的魂儿。每次趴在窗前，我就感觉奶奶的魂儿也停下来看着我，那感觉如同是一缕光射了进来，同时还有些刺痛。一个月后有一场嚎叫的大风在我们的房前刮过，它吹动着树叶同时也吹动着树干，它似乎使我们的房子也发生了摇晃——我蹲在一个昏暗的角落里。我泪流满面。我的母亲、父亲和二叔都有些大惑不解，在他们的追问下，我用一种极其悲伤的声音回答了他们：我奶奶的魂儿被风吹走啦，她再也回不来啦！

（是的，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感觉到我奶奶的魂儿在什么地方出现，她没有再来看我。她那么老了，又那么瘦小，被风吹出那么远后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她该怎么生活呢？……）

在大旱延续着的时间里和我们一起居住的知青成了我们共同的敌人，如果说在他们刚来时我们对他们还有些敬畏的话（应当用敬畏这个词），那么现在则只剩下了仇恨。知青们原来是和我们同住在村子里的，后来他们被赶出了村子，散落地住在村外的六间草房里。我们的仇恨是有道理的。他们不会种地，却从我们生产队上分走了一份口粮（这份口粮是公社粮站下发的救济粮，其实在下发时粮站已明确其中有知青们的，但从感情上，我们村上的社员总坚定地认为他们的那份原本是应分给我们的），后来，他们又去偷大队的鸭子，社员们的鸡和口粮……这样说吧，他们把凡是能偷到的东西、能吃的东西都偷来吃了，干涸的漳卫新河上已没有了满身污泥的鸭子，只剩下一片片零乱的羽毛。最后，社员们咬牙切齿地把自家养的鸡鸭，硕果仅存的几只鸡鸭全部给杀了，那场面如同杀的是他们儿子。可这是唯一的办法，那些知青根本让你防不胜防，别看他们一副摇摇晃晃弱不禁风的样子，可在逃跑的时候他们却能跑得飞快。

然而，据说屁虫的母亲是唯一不能跑得飞快的那个人。

同时屁虫的母亲还占了一个第一，即，她是我们大队上第一个游街的知青。她也是我们公社里第一个游街的知青，为此，大队长刘珂的尾巴足足翘了半个多月。在我的小说《拿出你的证明来》中，我曾对屁虫母亲游街时的情景作过一些描述：“屁虫的母亲游街，一直是我们红旗公社向阳大队的一个保留节目，看她游街，简直是我们的一个节日。低头。头发散着。一件带有破洞的胸衣，那个破洞随着她的脚步一隐一现，而悬挂在她脖子上的两只散发着臭味的破鞋也随之晃动着，一下一下地击打着她的两个硕大的乳房……”我们向阳大队因为饥饿而委顿下去的男人们，只有在屁虫母亲出现于游街队伍中时，才显出那么一点点的活力，发出那么大的、快乐的笑声。——你看那奶子。人家知青……就是不一样。我不止一次地听见过那些男人们悄悄的赞叹。

在小说中我只能称呼她为“屁虫的母亲”，我不能找到一种更为直接、方便的称谓，因为直到她离开我们大队被另一阵风吹走，我也不知道她究竟叫什么名字。当年我们都叫她“破鞋”。在我们那里“破鞋”是对不正经女人的统称，可在一段时间里这个称谓被屁虫的母亲一个人独占了，直到有一个叫商姚的女知青在消失了一段时间后又回到我们大队，“破鞋”的称谓才另有归属。商姚是被押送回来的，回来时，她微微凸起的肚子使她的行走更为艰难（这是另一个被风吹走的人，在后面的叙述中我将再次提到她）。关于屁虫母亲是如何成为破鞋的，在我们大队里有着不少于六种的说法，最为普遍和最能得到大家认可的，是本村的光棍刘福用三斤玉米最先把她搞到手的。当时因为我还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别人在叙述刘福是如何搞到屁虫母亲的情景时往往是闪烁其词，到我十八岁那年，邻居发叔添油加醋地向我叙述了这一情节，我听得出来，他的叙述中有着不少属于想象的东西。那时屁虫的母亲，屁虫，和一大群知青都开始了返城，在叙述这些旧事时发叔还不时地发一些感慨，这些被风吹走的人啊。

发叔说，那是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村子里狗的叫声连成了一片。发叔说，那就是一个该出事的夜晚，若不然狗们怎么那么叫呢，好像一直在抢着一块骨头。

老光棍子刘福早早地睡下了（其实那时刘福并不老，三十六七吧，可发叔非要叫他老光棍子，似乎有些愤愤不平的味道在里面）。他当然是睡在瓜棚里，他还能睡在哪里？他要不睡在瓜棚里哪能有以后的好事？那天就是该出事，平日里睡得像死狗一样沉的刘福竟然在那天夜里让尿给憋醒了，于是他就迷迷糊糊地走出了瓜棚，站在瓜地的田埂上撒尿。刘福提着他的手电站在田埂上，他把手电打开，照着自己尿出的那条弧线——那时大队上给看瓜的看果园的每人发了一个手电筒。这时，他听到了一阵异常的响动，其实他也没有多想，只是随口喊了一声：谁？两个黑影突然地从他身边的瓜地里窜了出来，向着远处跑去。当时刘福可吓呆了，他的尿全尿在了自己的裤子里。

发叔说，当时刘福并没有想要追赶，他这样的人才不会学什么刘文学呢，他才不会为了公家的财产怎么样呢！说到这里发叔停了下来，他的牙开始隐隐作痛，他歪了歪自己的嘴。操，他说。刘福只是象征性地向奔跑的黑影喊了一声：站住！就在这时，两个黑影中的一个竟然摔倒了，而另一个头也不回地跑出了刘福手电的光线之外，钻入了更深的黑暗中。刘福想了一下，他朝着那个呻吟的黑影追过去。

发叔说，在刘福贼亮的手电光里，屁虫的母亲就像是一只被逼入墙角无路可逃的老鼠。你见过逃不了的老鼠吗？

大哥，你放过我吧，我以后会报答你的。刘福没有理她。他用贼亮的手电照了照屁虫母亲怀里的两个瓜，照了照她怀里的两个大奶子。它们真大。

——你怎么报答我呢？你用什么来报答我呢？说着的时候刘福根本是有口无心。他根本想不出这个知青能用什么东西可以报答他，他又需要什么报答。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新词，从来没人把他当一回事，当然也不会有人报答他。我操，发叔骂了一句。他说，当时刘福已经想把她放了，不过他不愿意特别轻易地就让屁虫的母亲走开，他想和她说说话，只是，说说话。

可屁虫母亲这个骚货说，什么，什么都行。发叔又歪了歪嘴，他说，屁虫母亲当时也许没有想到别的，她只想快一点逃离那片瓜地。同样，刘福当时也没有想到别处去，他有些大度地挥了挥手，你走吧，把瓜留下。屁虫的母亲蹲在地上，她拉了拉刘福的裤子：大哥，你做好人就做到底吧，你让我把瓜带走行吗，你总不能看着我的儿子饿死吧？我会报答你的，一定会。

如果屁虫的母亲不得寸进尺，如果她不反复地说什么报答，如果从刘福的方向看不见她的两个大奶子，可能……操，发叔再次骂了一句。他说，刘福突然伸出了他的手，抓住了屁虫母亲的两个大奶子：我我我……我摸摸它行吧？

要是屁虫母亲这个骚货说不行，如果她拒绝一下，也就没有后面的事了。可她只是低低地叫了一声，动了一下，并没有说不行。她的奶子在刘福的手里。刘福的……他这个老光棍……他的手抓住了屁虫母亲的裤子。

她这时才开始了挣扎，她说不行，大不了这两个瓜我不要了。可这时已经晚了。刘福这个老光棍怎么能放过她？他给屁虫的母亲跪在了地上，现在该他拉住她的裤角哀求了：求求你，求求你，我我……我再把我的口粮分给你一半，行不？屁虫母亲开始还在挣扎，后来她就放弃了，这个骚货也想呢。她在刘福的身子底下，躲开刘福臭烘烘的嘴：你别忘了，得给我一半口粮。

（再往下说不仅儿童不宜，就是成人也有些不宜，故而略去。尽管略去的部分是发叔向我叙述的重点和高潮所在，他似乎有意向我宣传有关性的知识，他在说那些时一直盯着我涨红的脸，并不时地发出一阵阵特别的笑声。）

这么说吧，刘福心满意足地达到了目的之后并没有食言。他提起了裤子，然后回到他的草屋里去，拿出了两条袋子。他从其中的一条里倒出了大约二斤玉米，倒进了另一条袋子里，他看着那些还算饱满的玉米摇了摇头，这个老光棍开始有些心痛了。他提起了另一条袋子。正当他准备转身时屁虫的母亲突然伸出手来，她用力地抓住了刘福背上的袋子，把它拽到了自己的手上。屁虫的母亲从袋子里又倒出了大约一斤玉米，看了两眼，才把袋子还给了刘福。刘福咧了咧嘴。他的心肯定像刀剜过似的难受。于是他拦住了屁虫的母亲，把手再次伸进她的怀里摸了两下，然后才放开了手。——下次……你还来吧。

针对我的怀疑和质询，发叔的解释是，他虽然不是目击者，但有人看见了全过程，他是听那个人说的。在整个过程中刘福的手电一直亮着，那个原本在黑暗中走远的人又在黑暗中摸了回来，他看了个满眼。

那个年月没有隐私权这样的说法，那个年月，“作风问题”可是一件大事。不过屁虫母亲挂破鞋游街却并不是由刘福的事件引起的，而是另一个人，是刘福或者什么人在来到屁虫母亲的住处时发现她正和一个男人赤裸着抱在了一起。她开始游街的那天人山人海。人们的兴奋被点燃了，他们奔走相告，有的人甚至不惜跑出七八里路，到另一个大队把自己的亲友召唤过来。游街的那天屁虫的母亲只穿了一件有破洞的胸衣和一条褪色的秋裤，那条秋裤显然是一个男人穿过的，在屁虫母亲的身上它是那么肥大，空旷。后来屁虫母亲游街时就固定了这样的打扮，变化的只是她的脖子上多了一双破旧的球鞋。人群的喧杂像一层高过一层的浪。

队长刘珂坐在大队部外搭设的主席台上。（原本在主席台的搭设时说的是临时的，可在刘珂当我们向阳大队大队长的期间几乎每日都有批斗会在召开，于是这个临时也就固定了下来）屁虫母亲游过了向阳大队的每一条街之后重新被押回到了主席台前，可刘珂似乎没有看到她，甚至连眼皮也未曾抬一下，而是把脸偏向了别处，他在和公社里的来人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什么。台下的喧嚣仍在继续，但已经小了很多，几乎是所有的人都伸长了脖子，在向台上眺望。刘珂终于向下面看了看。批判会开始了。

喊过口号背过语录后，话题转到了屁虫母亲的事件上。我在县里工作的一个远房叔叔也参加了那次批判会，事后他对刘珂的讲话艺术赞叹不已，他说，当时他在县里参加过不计其数的大大小小的各种会议，但很少有像刘珂的讲话能这样抓人。他既紧跟形势，同时又结合了农村实际，特别是屁虫母亲那件事的实际，每一句话都看似平淡可其中包含了多重意思，一边调动社员们对屁虫母亲床上的情节进行联想，一边暗含着对知青们的警告。“看不出，刘珂还真是个人物。”

最后刘珂问屁虫的母亲，你为什么非要干这个，你为什么要人家的玉米，屁虫母亲的头低得更低了。她呜呜呜呜地哭了起来，一副可怜的委屈的样子。说！刘珂拍了一下桌子，破旧的话筒里传出了一阵刺耳的尖叫。众人一阵哄笑。——说，你快说！在众人的声音里屁虫母亲的哭声也更响了，后来她用蚊子般的语音夹在她的哭声里：我得活呀，孩子得活呀。

在喧哗中没人听清她说的是什么，只有靠她最近的一个负责看守她的民兵听到了。他走到话筒前大声地复述了一遍，这下我们全都听到了，他的声音像风一样灌入了我们的耳朵。于是，整个会场沸腾了，刘珂也满意地笑了起来，他的笑声凭借话筒同样传出了很远。

在屁虫母亲游街的当日下午，大队部的门口突然张贴出了一张鲜红的大字报。大字报上的内容是，检举刘福利用“职权”用集体的财产和个人口粮送给屁虫的母亲，以换取和她发生性关系……那是我们大队出现的第一张有关检举揭发内容的大字报，刘珂看过之后说好。好。原来我还以为大字报只能用来写标语宣传形势唻，只能批林批孔唻，没想到还有这个用处。知青们真是聪明。（刘珂的叫好和倡导致使一时间我们大队类似的大字报多了起来，检举风很快形成了一股热潮，为此我们大队还上了地区的报纸。许多人家因为互相揭发而导致了仇恨，至今还总有些小的磨擦）

叛国？！

在下午召开的大会上我们见到了那个女知青，那是一个陌生人。完完全全的陌生人，不仅是像我这样的孩子，就是我们生产队上的大人，也对她的一切一无所知，她好像从来都没有在我们这里出现过，以至有的人偷偷地问是不是搞错了，这个人根本不是在我们这里插队的，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她。那天大会的气氛有些紧张，所有的人都在感受和制造着这种紧张。那天下午的大会是我记忆中唯一没有人声喧哗的大会，有的只是一些人的呼气的声音和挪动脚步的声音。

那天的大会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我十二岁的大脑中，我竟然记忆了我所看到听到的每一个细节，在我二十六岁前，那个大会的场景曾多次在我的梦中出现，在梦中我时常重新感受到那种紧张，压抑。我二十八岁那年这样的场景又在梦中出现过一次，而这次，其中的场景已变得模糊了，而且有些片段的衔接有些混乱。我醒了。那是一个深秋的晚上，我住在沧州一家阴暗潮湿的旅馆里，窗外有一片零乱的响声，一支建筑队正在不远处连夜施工。我下了床。旅馆里的灯坏了我只好摸索着前行，我摸索着摸到了桌子然后又摸到了放在桌子上的水杯。但水杯里面是空的。那时我还未能完全从梦中走出来，我端着水杯呆呆地望着眼前的黑暗，眼泪在不知不觉中就流下来了。水杯冰冷，我端着它也没有给它一丝的温暖。握着水杯，我竟有种恍若隔世的沧桑感，二十年，那些人和事便像风一样地吹远了，它们的影子越来越淡。人生这粒种子。

在那天下午召开的大会上她一直低着头，长长的有些飘乱的头发遮住了她的大半张脸，风还在把它们弄乱。近三个小时的大会，她始终用那样的姿势站着，听着县文革委对一个叫商姚的知青的处理决定。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听见了，她看上去好像与此事无关，她不叫商姚，她不是一个生活堕落的戏子的女儿，她没有和一个流窜分子乱搞，也没有和那个人一起想叛逃出国。如果不是风抓起了她的头发，如果不是风抓起了她肥大的衣服，我还以为她是一个用什么东西扎成的人，一具会场上需要的摆设。那时我想，她的魂儿很可能是被风吹出了身体。它抓不住自己的身体，它想要抓住头发但头发却断了，甚至来不及像别的魂儿那样尖叫一声就飞向了远处。

大约三个月后，一个开始了凉开始有厚厚露水的早晨，商姚又失踪了，她的失踪让我们红旗公社如临大敌。每个路口都有民兵把守，他们检查着每一个路过的人，仿佛每一个人都有是商姚的可能，都有叛国的可能。大队里的钟不分昼夜地响，我们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必须在钟声响起时飞快地赶往大队，听候点名。如此紧紧张张地三四天后，村外的漳卫新河里突然飘起了商姚的尸体。

她的尸体是大队里的一个拾粪的社员无意中发现的。那是一个很早的早晨，天色灰暗，整个河滩和村子仿佛笼罩在一片浮动的雾中，拾粪人的脚上、身上沾满了雾中厚厚的水气，他的身体有些潮湿。他突然想要小解，于是他推了推那些雾，走下了河滩，对着一棵幼小的小树撒了一泡尿。无意中他抬了一下头。他发现河里有一个什么东西浮在水面上，因为天色的缘故他看不清那是什么，他想也许是一只羊，或者是一条垂死的大鱼。那个社员的心里涌出了一丝丝的兴奋，他根本没往别处想，他根本不可能料到那个浮在水面上的东西是商姚的尸体，他的想象一直朝着对他有利的方向发展。他踩着河滩上的草和露水，向着河心走去。

她被打捞上来时我也跟着大人们去看了，那时的商姚已完全没有了原来的样子，她的腹部隆起着，四肢隆起着，脸也隆起着，原来清瘦的她现在就像一条装满了干草的袋子。那么惨白。她的眼，鼻孔和嘴，在惨白的脸上显得异常分明，如同刚刚安装上的，那么空洞、怪异、可怕。我看着她时我的脖子后面有一阵阵冷冷的风，它吹着我的头发。王海、屁虫和豆子他们也全都来了，我带着那股冷风朝他们走去。王海显得兴高采烈，没有一点的惊恐，仿佛看到一具死尸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你怎么不害怕呢？你真的不害怕吗?——我?我为什么要害怕？王海惊异地望了我两眼，仿佛在看一个怪物。——她死了。那天我们那么对她，还、还踢她的肚子，还……王海大声地笑了起来。我踢她又怎样？她能把我怎么样？谁让她叛国呢？吃着我们的粮食还总想着叛国！

但我害怕。莫名其妙地害怕。从小我就是一个胆小如鼠的人，商姚死后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我常突然地听见她的哀求，她的哀求声像一根针插入了我的身体，我感觉她的魂儿一直在恨着我，她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抓住就抓住了我的身体，它就是那阵冷风。我又开始偷偷地颤抖，我对着后背默默地在心里对它说，你放过我吧，我只踢了你一脚，只摸了你一下，还是他们干完了我才干的，我要是不干他们就不理我了，我不能让他们不理我。要是追你也该追王海啊，是王海叫我们去的，是他先踢的你，你干吗不去找他呢？……

是的，是王海叫我们去的，那天我们去捕蝉但运气实在太差，只捉了一只翅膀粘在一起的“哑巴”，看到大家无精打采的样子，于是王海提出来我们去斗商姚，“我们去批斗那个女叛徒吧，肯定好玩，哼！吃着我们的粮食还想叛国，我们去革这个卖国贼的命！”（按照王海的逻辑，所有的知青来我们大队都是来吃我们粮食的，要是我们不种地他们就只能吃屁，他们这些人都是可恶的。何况是叛国的商姚呢！）

我们叫她低下头来，她就低下了头，我们叫她点头她就不断地点头，王海意犹未尽，他的手用力地按住商姚的头用力地按下去：“你这个叛徒！”那个叫商姚的知青没有任何反抗的意思，一丝也没有。开始我们还有些害怕，毕竟我们是第一次自己开这样的“批斗会”，可商姚的样子让我们肆无忌惮了起来。——快交代！你娘是怎样搞破坏的！她是怎样欺压贫下中农的！——快交代！你是怎么叛国的，吃我们的粮食，把你养成叛徒了！——快交代，你这个宋江，卖国贼！……

商姚面无表情地交代着她母亲，那个“地主婆”的种种劣迹，交代她母亲的生活如何堕落，如何打骂她的佣人，交代她如何罪大恶极地和流窜分子谋划叛国潜逃。她的声音同样空空洞洞地没有任何的包含，仿佛叙述的是别人的事，和她毫无关系。她其实是在背诵。那些话是县文革委的人在大会上讲的，她又给我们讲述了一遍。在她的讲述中王海悄悄地问我：地主婆真的吃那么好，穿那么好吗？我说不知道。不过应该是吧。——操，还不把她们美死！王海恨恨地咬了咬牙，他抖了抖自己身上洗得发灰的破裤子，老子穿这个可她们却穿那么好，我们还要给她们粮食吃！

王海对商姚的讲述很不满意。——你这个叛徒真不老实！与人民作对是没有好下场的！他挥了挥手。他的这个动作是跟队长刘珂学的，他甚至还学着刘珂的样子在商姚的面前踱了两步。嗯……王海抓了抓脑袋，时间还早着呢，他的力气还远远没有用完，可他不知该如何继续。他看了看我们。看了看我们。……嗯……你继续交代！认真点！

时间在一分一分地过去。

王海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坐立不安。我说叫你交代！王海推了一把商姚，我说的难道你没有听见吗？商姚的声音里也显出了一丝不耐烦：我已经交代完了，没有什么可以交代的了，再说，我就是还有需要交代的也应该是向文革委汇报，你没有权力。——什么？王海的脸涨得通红，他用力地抓着自己的脑袋，看得出他未能预料这样的变故，他根本没有应对这种变故的准备。——你、你竟敢不服从……民主专政，你一个叛徒还神气什么？还是豆子站出来给王海解了围。他转过身来对着我们说，反动派不打他就不倒，我们一定要打倒反动派，然后再踏上一只脚。——对，我们就是要打倒反动派！王海有些恼羞成怒。他突然狠狠地抬起了脚，朝着商姚的肚子踢去：我打死你这个叛徒！打死小反动派！商姚尖叫了一声。她蹲下了身子。——求求你，别踢我的肚子。我就是踢，就是踢！商姚的哀求更使王海变得兴奋，他叫我们快来踢，“我们革命的机会到了，一定要打倒这个叛徒！”

商姚哀求着，她蹲在地上任凭我们的脚落在她的身上，突然她抱住了王海的脚；我求求你们饶了我吧，饶了我的孩子吧，你们要我说什么我就说行不！她抱住了王海的腿，哭了。王海用力地甩着，但是他没有把商姚的手臂甩开，突然他俯下身子，伸出他粘着污泥的右手，伸进了商姚的衣领。他用力地捏了捏商姚的乳房。哼，她这个叛徒，流窜分子都能摸了，我们干嘛不摸？不摸白不摸！他瞧不起我们的那副样子，你们又不是没摸。

在商姚去世一年多的一个下午，来我们家串门的刘环突然地和我母亲谈起了商姚。我母亲愣了一下，如果不是他反复解释，我母亲很可能永远也不会记起这个名字来的，“她又怎么啦？她不是……去年死的那个知青是她吧？”

刘环是和商姚一起从天津下放到我们公社的知青，而那时，他是我一个远房的姑姑的丈夫，至少在那时，我应该叫他姑夫。他说他也只是随便说说，没别的意思，还是不说了罢。

禁不住我母亲的怂恿他还是半吞半吐地说了几件和商姚有关的事。第一件事是他们来我们大队插队，人山人海地正准备上火车，商姚的母亲追来了，抱着几件旧衣服和一包什么东西，见到商姚她竟像孩子一样兴奋，拉住商姚的手就要往商姚的怀里塞，可商姚一把就推开了她，然后和众人一起挤上了火车。车开了后，商姚低着头，她没向窗外看，她应当知道她母亲还在原地站着。刘环说那是他第一次看见商姚的母亲，根本无法和当年的戏园皇后联系起来，她就像一个农村的老太太，头上有青一道紫一道的痕迹，估计是红卫兵们打的。她的腿好像还有点瘸，裤上有一片黑色的血迹，估计也是红卫兵打的，在天津那些资本家、右派当中有好几个人被红卫兵都打断了腿。“商姚始终没有看她”。第二件事是商姚一个人的，那时他们刚在向阳大队落了户，这时不知是谁传播了毛主席要在“十一”接见红卫兵的消息，他们中有许多人都兴奋得无法入睡，知青们盘算着，如何能去北京见一见毛主席他老人家。商姚也在无法入睡的那些人当中，那一段时间她表现得相当积极，可准备上报的名单里没有“商姚”的名字，为此商姚无精打采了好多天，后来她还是偷偷地一人上了北京。刘环无法猜测在一路上发生的事，反正商姚没有等到十月一日就回来了，在她遇到刘环时非常淡然地对他说了句：你借给我的像章丢了，可能是被挤掉的。

接下来刘环还和我母亲说了些什么我就不得而知了，王海、屁虫、豆子他们在窗外叫我，我在刘环和我母亲的谈话中悄悄地溜过了他们的眼皮。我们准备去打鸟。

我的父亲曾是红旗公社向阳大队一个有名的猎手，不过后来，他的枪被闲置了起来，他成了一个农民。我父亲不是一个好农民，他甚至比那些城市来的知青更容易遭到村上人的耻笑，他显得那么笨拙，一无是处。被人耻笑的他很快地垮了下来，家境的贫寒，以及风湿病、糖尿病和无所事事的寂寞一起进入了他的身体，进入了骨头和血液里。被病痛和贫寒折磨着的我父亲对人生有了强烈的厌倦，他说人活着是干吗呢，受这么大罪一点好都没有，还不如死了呢。有一天我弟弟偶然经过我父亲的房间时发现我父亲正用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自己的脑袋，他喊来了我的母亲。事件以我父亲搂紧我们对我们说他再也不会闹自杀了而告终，然而事实是，这只是我父亲闹自杀的一个开始，漫长的自杀还在后面，他用了近十年的时间几乎尝试过了所有的自杀方式。有一次他跳进了一口枯井；有一次他和我母亲吵架，一气之下在深夜里离家出走，当我们在打谷场里找到他时他刚刚用刀子划破了自己的手指，好在他割的只是静脉，而且伤口不深，刚好将静脉划破。还有一次，他因为传播队长刘珂和一女人有染而被刘珂拉出去游街，那可能是我父亲一生中最最屈辱的一次经历。我父亲受不了了，他准备在刘珂的家门前用猎枪自杀，但刘珂对此毫无畏惧，甚至，他还把一瓶农药递到了我父亲的手上，劝我父亲说，你还是喝农药吧。我父亲没有开枪也没有把农药喝下去他灰溜溜地逃回了家。在我父亲真真假假没完没了闹着自杀的时候，我二叔却毫无征兆地死去了。我在小说《生存中的死亡——有关二叔的某些叙事》中曾对二叔的死有过这样的描述：“那个中午，我二叔放弃了他坚持多年的午睡习惯，他突然想去河里洗个澡，也许那天的炎热实在让人难耐，也许树上知了叫得太过烦躁，反正我二叔吃过午饭从我家走出来后，就朝着河边走去。——也许，这一切都是某种注定，我二叔必需在那个中午放弃他原有的习惯，而步入死亡？

走出门来，我二叔停了一下，他朝着太阳眯起了眼睛。阳光强烈得像一团炽热的火焰。眯了一会儿二叔把他的目光慢慢地移开，他所看到的物体都是模糊的一团，先是红色，紫色，黄色，最后，他看到每个物体都有一个深黑色的光点。我二叔晃了晃自己的头，他想把那个光点甩出去，通过闭着的眼睛，他看见阳光像水一样鲜艳地起伏。他朝着河边走过去。在路上他用柳枝吓飞了一只蝉，还把一只屎克螂踩得脑浆迸裂。那个中午他有着良好的心情，甚至，他的口里还走调地哼唱着一曲《东方红》——可这些都是我的假设，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离开家的，我没看见他离开家时的表情，我看见他的时候他已被打捞了上来，变成了一具僵硬的尸体。二叔死得很安详，只是，脸色惨白。医生否认了二叔自杀的可能，他说，我二叔的死亡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溺水死亡。

……

我的无所事事的二叔，孤独、卑微了一生的二叔，在一个中午死去了，他的魂落在了水中，有时我路过河边，看到水中偶然泛起的水泡，我想那也许是我二叔的魂儿，它在努力地向上挣扎，但它如何能从水中爬上来呢？我二叔死去的地点恰恰是商姚死去的地点，而在此之前有一个地主也在同样的地点溺水身亡。我们向阳大队的社员向来富于联想，于是一时间人心惶惶，河里面潜伏了许多屈死的鬼魂，它们只有抓住后来的人才能重新投生的说法像风一样吹过了我们大队，并且向附近的村庄吹去。漳卫新河成了一条空荡荡的河，不仅河中没有了洗澡的人，连在河岸上打草的人，打鱼的人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为此公社里还来了人，他在会上破口大骂，社会主义的新社员们怕鬼怕神，还怎么建设社会主义？后来他在社员们的要求下来到了河边。他脱下了鞋。脱下了上衣。但后来他没有下水，他说他不会游泳，还是让会游泳的人下水吧。

在我二叔死去的第二年我的父亲真的死去了，他终于结束了他漫长的，近十年的自杀。他最后的自杀相当特别，他敲了几下铜锣，然后把脖子挂在了已准备好的绳子上。我们放下手中的活赶过去时他已经死去多时，他的尸体挂在树上来回摇晃着，拖着一条长长的影子。我听见了母亲的哭声，相当怪异，尖锐，我本来也想哭的，我应该哭的，可我却无法哭出声来，只是难看地咧了咧嘴。我的身体被抽空了，我的脑袋里一片空白，突然中我感到特别的轻松，仿佛有一条绑在我身体上的绳索突然地断开了，我几乎是在飞翔。

多年之后我再次想起了我的奶奶，想起她在知青们到来时的欢迎会上所说的话，我甚至想起了她说那些话时的表情。她说：“这都是些让风吹来的人啊，他们能在这个穷沟沟里呆多久呢？说不定哪一阵风来了，他们就又被吹走了。”是的，那样的风真的来了，知青们开始陆续地返城，他们这样的种子是不能在农村生根的。

我记得屁虫的母亲返城时的情景，她那时除了是屁虫的母亲，还是一个叫姚姚的女孩的母亲，那是一个来历不明的孩子。我相信屁虫母亲的走给向阳大队所有的人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是一个已经很冷的秋天，枯黄的叶子在风中盘旋，它们有些凉了。屁虫母亲和屁虫、姚姚只穿了一些很薄的衣服，她把其余的衣物和用具都放在了一个包裹里。她一边哭着，一边从包裹里向外撕扯着什么东西，一个茶杯，一件上衣，一只鞋，一面小镜子。她用力地把它们丢在路上。她哭着。泪流满面地哭着，在路上她遇到了许多我们大队的人，他或她们跟她打招呼，可她却像什么也没看见似的，只顾牵着两个孩子赶路。她把在向阳大队的一切都抛下了，看得出如果她和自己的孩子可以不穿衣服离开此地，她也会毫不犹豫地将衣服脱下来，狠狠地摔在地上。和屁虫母亲对比鲜明的是一个男知青，他把他所用过的所有盆盆罐罐铁锨镰刀统统收了起来，装在了一辆旧卡车上。后来，仍然有一些小东西不能拉走，他就又重新返了回来，骑的是一辆自行车。他带着那些摇摇晃晃、叮叮当当上路了，刚骑出向阳大队，在果树园附近的一个路口上他突然地摔倒了，他当时似乎在思索些什么所以对突然的摔倒毫无防备，他被摔出了很远。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他才重新站了起来，等他支起了车子，发现一个玻璃杯被摔碎了，一瓣一瓣地在阳光里闪闪发亮。他盯着那些破碎的玻璃盯了一会儿，然后俯下了身子，把所有的玻璃碎片一瓣一瓣地捡起来，放入了他的破兜子里。这个吝啬的人，他没给向阳大队留下一片碎玻璃。

树叶落尽了，冬天马上就要来临，它的喘息我们都能听见了，那些抓住树叶的魂儿只好离开了树叶，像将要死去的蝉那样抓在光秃秃的树干上，在秋风里打着寒战。光秃秃的还有收割过的田野，只有一些稀疏的草在起伏，这时商姚的坟被显露了出来。它孤孤单单地落在一片杂草里，一年一年地小下去。深秋的漳卫新河静寂得有些可怕，河水中的气泡也已经很少再冒出来，我不知道商姚、我二叔或者其他的魂儿在水中的生活是一种什么样子，也许魂儿们也在遭遇着它们的死亡。就在冬天走进我们村子之前有一个女人来到了我们村子，她说她是梁凯的姐姐，她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沿着梁凯走过的路重新走了过来，每到一处她都要为自己的弟弟烧一烧纸钱。我们说我们不知道一个叫梁凯的人，他从来都没有来过我们这里。那个女人说不可能，他来过了，还在你们这里住了一段时间，他是……他是那个和商姚好过的流窜分子！最后还是刘环想了起来，他想起来后我们也就都想起来了。一个叛国的被枪杀的流窜分子的姐姐也敢来给自己的弟弟烧纸钱了，这世界的变化真快——那个女人否认了我们的叫法，她说自己的弟弟不是什么流窜分子，上级已经给他平反了，若不然她怎么会给他来烧纸钱呢，若不然烧纸钱又有什么用呢？不过她一时也想不出有什么更好的、更恰当的叫法，我们又不肯叫梁凯这个别扭的名字，她也只好让我们按自己的方式来叫他。后来刘环说要带她去看一眼商姚的坟，也给她烧烧纸钱什么的，这么多年还没人给她烧过纸呢，然而那个女人坚决地拒绝了刘环的提议，她说她不会去的，打死她她也不去，她现在仍然在恨着商姚，“若不是她，我弟弟怎么会死呢。”

刘环是我们大队最后一个返城的知青，他的返城比其他的知青有着更多的波折。原因是他娶了一个乡下的女人，当时他是我的姑夫。

“那可真是一个没良心的人”，我母亲说：“他的良心都让狗吃了。他也不想想他刚来时是什么样子，要不是我们，要不是你姑，他说不定早饿死了。”刘环也许真的不记得他刚来时的样子了可我母亲记得，我也记得。刚来时他就像是一只瘦小的猴子，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真的，如果不是我们的接济不是我那个远房的姑姑，他肯定早就饿死了，累死了，委屈死了。那时候，早晨一开门刘环就悄悄地窜了进来，他一副谦卑的样子对着你：大哥，要挑水吗？我给你扫扫院子吧。他不管你答不答应一只脚已经插了进来，拿起了扫帚。谁会拒绝这样的一个人呢？何况他还是知青。于是他和我们大队的人们熟了起来，有时也留下来吃碗稀粥什么的，他和其他的知青不同，他很快就融入在我们当中，成为了其中的一员。他不再说什么天津话了。当然也不是普通话，而是我们这地方的方言，甚至他能用这方言骂人，至少三十句内不会出现重复。他开始增添了抱着双腿坐在凳子上和没事的时候脱下鞋来抠脚丫的习惯，如果他和我们大队的社员走到别的村子，人家肯定认为他们是一个大队的。他在我那个姑姑家吃饭的时候多了起来，后来便娶了我的姑姑。在那个饥饿的年月，瘦弱的刘环，不仅没有倒下去，相反他的脸色变得红润起来，他肯定是知青中挨饿最少的一个——他干吗还不知足，非要离婚返什么城！

刘环和我那个姑姑的离婚离得相当热闹而漫长，如果不是我的栓叔，我那个姑姑的哥哥一时兴起，刘环和我姑姑的离婚很可能会一直拖下去，直到拖得他不再闹离婚不再想返城为止。

本来，那时我栓叔只是想过去劝劝的，他绝对没有想打断刘环的腿的想法，事后他被关在公社派出所里时仍然为自己的举动懊悔不已。可事情毕竟是发生了。

我栓叔的嘴本来就笨拙，他颠三倒四地说了几句劝解的话就把自己都说烦了，而刘环显得更烦，他干脆躺在了炕上，用一个冷冷的后背对着我栓叔。栓叔忍了忍，又忍了忍。当他颠四倒五地再重复刚刚说过的那些话时，那个冷冷的后背发出了冷冷的声音：你究竟有完没完？能不能说点新鲜的？他说的是天津话。我栓叔终于忍不住了，他抓住了刘环的脖子，你给我起来！

两个人扭在了一起。

情急中我栓叔抓起了一把铁锨。——你再闹离婚我就打断你的腿，看你还离不离！

——我就是离你又能怎样？打断我的腿，借你个胆使使！

两个人僵在那里。如果不是邻居王婶推门走了进来，如果不是刘环再次重复了刚刚说完的那句话，栓叔的铁锨也许不会落在刘环的腿上，从本质上讲，我栓叔是一个相当老实的人。可王婶来了，刘环说了。

栓叔大喊了一声。他闭着自己的眼睛，用力地把铁锨挥动了起来……

骨折的刘环在炕上躺了近一个月的时间。那段时间里我姑姑始终精心照料着他，可在一个月后他还是走了。他的伤还未完全痊愈，他又是如何拖着疼痛的腿返回城里去的呢？

我姑姑对刘环的离开没有任何的准备，尽管她早已明白刘环的离开已成定局，只是一个时间上的问题。刘环走的那天她正在河边洗鱼，把鱼洗完后回到家里她并没有到卧室里去，而是直奔南屋。她将炖好的鱼汤端到房间时却发现刘环早已不在房间里了，一条被子一半掉在了地上，他的气息早已散尽，现在只剩下一丝丝的凉。我姑姑愣了一下，她把鱼汤倒在了地上，倚着门框悄悄地一个人笑了起来。

后来在县里做工的我姑姑和我母亲谈起那天的情景：“我看见他的被子掉在了地上，我就知道他已经走了，我也知道他不可能走出很远，但我没想去追，想都没想。我突然感到特别的轻松，我好象等待这天已等了很久了，而他不走，我也就只能这样等下去……”

随着一瘸一拐的刘环艰难地返城，我的关于那些被风吹走的人的叙述也就进入了尾声。现在我早已离开了红旗公社向阳大队，而且在我离开之前，公社、大队的概念便已经消失，替代它们的是乡、村。去年村委会迁往新址，旧的村委会卖给了王海，他已经是一家什么“东方经贸有限公司”的老板。他拆除了村委会准备盖一座新楼。在拆掉旧房时他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了一叠盖着文革领导小组的奖状，发现它们时那些奖状已经发黄，其上布满了霉点和种种痕迹。据说有人想收购这些奖状但他晚了一步，那些奖状在王海的脚下已变成了一堆四散着的灰烬。“我又不在乎那几个臭钱”，事后王海说，他还在挖地基时挖出了一个盒子，里面有些破书破画，也让他一把火给烧了。

今年夏天我在沧州的一家酒店里遇到了王海，他正用一个酒瓶把一个人的头打破了，可那个人竟然还艰难地对他笑着。我让他叫爹他都会叫的，这种人，要不是我养他他能算个狗屁！王海醉意蒙眬地抓住我，你跟我再再喝两杯！

他说他这几天心情不好烦着呢，他踩在雷上了，每天都要输液，那个小姐看上去挺纯的，“他妈的老子竟走了眼了，真霉气”。他对我嚷你怕什么不就是喝酒吗传不给你的，就是传给你了也能治好，我要不是看在咱们是一个村的，你给我倒酒我都不用你！

在闲聊中他突然提到了屁虫，他说屁虫被关起来了，盗窃，偷自行车也偷摩托车，还偷过一辆桑塔纳。至于他妹妹姚姚，现在一家酒店打工，晚上陪男人睡觉，和她妈一样。王海见我不信，他故作神秘地凑到我的耳边，我知道你不信。我刚遇到姚姚时我也不知道她是屁虫的妹妹，我在天津包了她两个月，后来她跟我借钱说起了她哥哥的事，我以为她是骗我，所以我就提出来见到她哥哥我就借给她钱，没法她只好带我去了，所以我就见到了屁虫。我一眼就认出他来了！

我不知道王海的所说是不是真的，反正当时，我所想的只是盼望酒宴早点结束，让我尽快地逃离。

现在，我已不再相信人有什么灵魂，灵魂在空气中游荡而一不小心就会被风吹走永远不能再回来，但我保留下了向窗外张望的习惯。我看着那些来来往往匆匆忙忙的人们，他们可能一生都不和我相识，从来不会注意到我的张望，甚至他们在此次的经过后永远也不会再经过第二次。我还在注视窗外出现的树，看那些茂盛的、生长的或飘落的叶子，一种恐惧消失了，而另一种恐惧常伴着哀伤到来。人生是一粒种子，飘在风中随时会被风吹走的种子，多年之后，在我回想我奶奶对我说过的话中，至少这一句是对的，我这样认为。

……

责任编辑朱继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