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富九

篮球运动，是我军普及的一个传统体育项目，我本人与这项运动也结下了特殊的缘分，很高兴把点滴记忆串起来奉献给大家。

延安“军委球队”

红军初到延安时，军委机关的篮球爱好者主要集中在二局和三局。我们军委二局举办日文短训班的时候，经常在课余时间打篮球。当时的设施非常简陋，平地上立两个木桩，钉两块门板，安上铁匠铺打的篮筐就可以开战，不过那时已经有充气的皮球，而不是在湘赣苏区时玩的那种用毛线缠棉花的“篮球”了。

二局是支强队，初期的最佳阵容是：中锋刘少宏，他个子高，技术全面；前锋有李行律、张有年和我，李技术稳定，张基础好、动作漂亮，我投篮准、跑得快，经常成为对方的盯防重点；后卫是王精（王竞）和赵润溥，王个子不高、极灵活，赵稳当可靠。预备队员有身高马大的冯维精、肖全夫和敢拼敢抢的唐明等同志，稍晚加入的还有王同刚、何津、胡晓岚。

朱德总司令喜欢打篮球，在江西苏区时就经常和二局的同志一起玩，到延安后就更方便了。我是二方面军的，长征途中在甘孜才第一次见到朱总司令，当时他正好在球场上打球。总司令从不摆架子，与下属同喜同乐，有目共睹。朱老总习惯站着等人传球给他，在没人争抢的情况下，他从右侧上篮的进球率还很高呢！有一次，爱争抢的唐明不小心碰破了总司令的鼻子，还流了血，大家围上去问长问短，朱老总和蔼地说：“没关系，没事，继续玩。”我们都为朱德总司令这种寓伟大于平凡的风范所感染。

七七事变后，军委二局奉命组建八路军总司令部三分队，由邹毕兆和张有年带队奔赴抗日前线。行前，朱德总司令嘱咐把篮球和篮筐都带上。我觉得篮筐太重不好拿，朱老总说：没关系，驮在马上走。

队伍走到洛川，张学良部一个炮团提出和八路军前总赛一场篮球。朱德总司令把我拉到一边问：对方水平如何？你们有没有把握？我说，二局能打的只来了张有年、李行律和我三个，对方情况也不明，没有把握。总司令笑了笑：“看来不打为好。”

随前总驻五台山南茹村期间，我们在树林中辟出一个简易球场，每天晚饭后自己打着玩儿。见到有人打球，总司令手就痒痒，一有空就加入。大家都很乐意喂球给他，球投进了，总司令高兴，大家都高兴。任弼时政委也不时来凑热闹，而且专盯朱德总司令。两个人在球场上经常扭在一起，互不相让，司令说政委拉人犯规，政委说司令走步，球进了也不算数……场上场下，笑声阵阵。

在日寇大举进攻，友军常常不战而退的严峻形势下，两位令人尊敬的首长用自己的乐观和风趣，向同志们传递着一种沉着和镇定，鼓舞我们坚定信心，努力工作。

1938年初，八路军前总三分队撤回延安，篮球场上人最多的要属军委二局了，其次是军委三局。三局的篮球骨干是王诤局长、王子纲和申仲义，还有一位姓贾的机务员也打得很好。论实力，三局无法与二局抗衡，不过对外打比赛，两家联手组队，“军委球队”的名字就逐渐叫开了。刘少宏和我担任过球队的队长，二局的雷永通则经常叼个哨子，担任裁判。

一次，我们输给了师范学校，大家很不服气：堂堂的“军委球队”打不过一个师范学校，多没面子呀！于是，几个人商量去找爱打篮球的朱德总司令想办法。朱老总说：“不要紧，我给你们找个体育教员，练习一两个月，再和他们比赛，肯定可以赢。”

朱德总司令出面请抗大体育教员蔡德仁给我们当教练，还给球队置办了装备：一个新篮球，每人一双球鞋。从此，我们这些“野路子”的球员蹬上新球鞋，在蔡教员的指导下，利用早晚的工余时间进行训练，朱德总司令有时也参加。清晨练跑篮，队员们睡眼惺忪地集合好，朱德总司令已经在球场上等我们了。蔡德仁是北平毕业的大学生，参加过全国篮球赛，号称全国“五虎将”之一，论规则、基本功和战术，他自然比我们高明。像反弹传球、篮下勾手、五攻五守等，都是经他指点练出来的。我们原有的“绝招”也得到进一步发展。譬如，刘少宏弹跳好，争球往往占便宜，他说一个事先定好的暗号，我们就知道他要往哪里拨球，开场就先给对手一个下马威。我们练了个把月，球艺大有长进，很快就把师范学校打败了。

“军委球队”经常找一些机关、学校比赛，如抗大、陕北公学、中央党校和新华社，结果是胜多负少，于是在延安闯出了名气。我记得与新华社球队打一场硬仗时，对方一位球技好的高大队员把我撞出了场外，摔得很痛。赛后大家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叫“坦克车”。一直不晓其名，只知他是新华社电台的负责人。新华社的高继民也打得好，他原是二局的报务员。

赢球要庆祝，输球也得自我鼓劲，打完球我们经常搞“统一战线”。所谓“统一战线”，是下饭馆改善伙食的别称。当年的队员大多享受技术津贴，于是今天我请客，明天你做东。我这个队长更得带头，每月发的9元津贴几乎都如数交给了延安的小饭馆，连袜子破了都不知道去买。长征的幸存者到达延安后，生活上不分你我，也不知何为愁字。

这一时期活跃在篮球场上的，大多经过战火的洗礼，对我们来说，打篮球既是运动和娱乐，也是为荣誉而战。那时一些女青年从城市来到延安，她们在场边观看、加油，自然也成了我们这些单身汉认真打好每场比赛的又一个动力。当年的球友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贡献，有的驰骋疆场，有的埋头钻研，不少人后来当了将军，也有的同志历经坎坷，甚至有的同志未能见到五星红旗的升起——新华社的“坦克车”就在敌人一次空袭中牺牲了。

在延安打比赛，最厉害的要属一二〇师的“战斗篮球队”，我们碰了几次都败下阵来。贺龙师长非常重视体育运动，四处搜罗篮球队员，甚至把一位抗日县长都拉来加盟。据说这位叫刘卓甫的著名篮球队员参加了1936年的奥运会。“战斗队”装备齐全，队员整天训练、比赛，不担负其他工作，当属专业队。值得自豪的是，二局移驻安塞之前，“军委球队”在延安的业余球队中水平是最高的。迁到安塞之后，二局的篮球骨干偶尔还会被请到延安参赛。

仗打到哪球打到哪

我1945年离开延安，随军委二局曹祥仁局长一起组建了晋察冀军区二局，后称华北军区二局。因我局对外称军区“气象局”，所以初期的球队就叫“气象局球队”，撤出张家口之后，篮球队更名为“前哨队”。解放战争头几年地处农村，我们少有机会对外打比赛，通常是局内各室自行组队进行较量。除我这个队长外，在此期间的主要队员有：陈艺、安树德、胡晓岚、康立泽、宋兆宜、朱晓轩、党志仁、贾朝群、杨天德等。

只要驻地相对安定，我局必建篮球场。获鹿县永壁村的条件最好，我们建了4个篮球场，还有排球场、足球场和网球场。滕代远副司令员视察之后在给军委的报告中说：华北二局办得像一所大学，办公时间村子里静悄悄的，见不到有人乱走动；一到游戏时间，几百人在运动场上活动，颇为壮观。聂荣臻司令员也赞扬二局是本军区伙食办得最好，生活最活跃的单位。搞好文体活动，不但促进了同志们的健康，同时起到了稳定军心的作用。

北平解放后，华北二局与东北二局合并成立四野二局。进驻汉口后，球队仍沿用“前哨”之名。此时新增不少主力队员，实力大大增强。经常活跃在场上的队员有：王祥哉（队长）、刘少宏、赵凌云、韩静、李鸿儒、刘志坚、马伟堂、李学先、陈艺、安树德、胡晓岚、党志仁、孙尊武等，另有一批爱好者当预备队员。我作为“前哨队”名誉队长，有空也上场，上场仍可打主力。

实力强了，“前哨队”便四处求战，几乎打遍了武汉地区的党、政、军、学单位，这批队员球艺好，斗志旺。记得有一次输给中南军区后勤部球队几分，队员心中很不服气。军区后勤部移驻广州后，球队提出专门去广州再战一场，队员们说：“彭局长，我们保证能赢回来。”这次请战，我没有同意。跑上千公里去赛球，在建国初期的1950年是不合适的，不过“前哨队”队员们好胜心之强，由此可见一斑。

解放战争期间，二局系统的篮球运动在华北二局及后来的四野二局开展得较为突出，原因是驻地和人员相对稳定，主要领导和政治部门对文体活动非常重视。

朝鲜战争爆发后，我和钱江同志带四野二局部分同志回京，编入军委技术部，重新成立了篮球队。因初期的主力多来自“前哨队”班底，我又出任名誉队长，所以我部的篮球队延用了“前哨”这一名称，不久又成立了女子球队。“前哨女子排球队”以朝鲜族同志为主组建，核心球员叫金信淑，曾在军委直属机关称霸好多年。

进城后的“前哨男子篮球队”，仍由王祥哉任队长，我还能记得一些队员的名字：向敦予、韩静、李学先、杜远、党志仁、刘志坚、马伟堂、向永信、李鸿儒、王同刚、刘海清、傅英杰。还有一些同志的英姿不时从眼前闪过，但名字一时想不起来了。

“前哨队”的战绩也与球队名称一同延续下来，逐渐在总参打出了威风，部、局之间的比赛，我们经常拿冠、亚军。八一体工队成立之后，借毗邻的优势，球队经常向著名的八一篮球队求教，偶尔还能请八一队来打个指导赛。

1959年我担任部长后，打算辞去“前哨队”的名誉队长。队员们不答应：“不用你到场，但这个名誉队长非你莫属。”其实大家的心思我很清楚：有单位一把手挂帅，球队的事就好办。比如有几位主力队员驻地较远，球队有部长挂着名，平时的集训和赛前的准备，人员就容易集齐。这样，我又兼了一段时间的名誉队长。

“前哨篮球队”，是我们这支部队长期重视文体活动的一个亮点，球队的优良战绩，对各局、所文体活动的开展起到了带动作用。必须肯定的是，辉煌背后凝聚着许多政治工作者的心血。“前哨队”的队员换了多少茬恐怕已很难统计，但我知道，我们的“前哨队”仍然是一支令任何对手不敢轻视的劲旅。

打篮球能带来很多快乐，但也曾实实在在给了我两次教训，那还是参军后刚迷上篮球的时候。一次，打完球以后我把报务学习笔记落在篮球场，结果被带到湘赣军区保卫局，时任江西省政治保卫局局长的吴德峰同志亲自审问，你这个本子是不是“AB团”的会议记录？另一次是因为打球过于投入，错过联络时间，挨了批评。这两件事都发生在入伍的头一年，虽然入伍前已担任永新县儿童局书记，但我在15岁时还未能完全避免贪玩带来的失误。我从此接受教训，再也没有因为打球而耽误工作。

最后一次上场打比赛是60年代的事。那次正好我和几个队员在北戴河疗养院，与邻居冶金疗养院比赛，我当教练。上半场我们输了几个球，中间休息时刘海清坚持要我上场“压阵”。下半场我一上场，就听到冶金队一个老队员说：“盯住这个老头儿，他的篮很准。”这次我打了七八分钟，自己也进了球。

因为长期连续紧张工作，还不到45岁我就被诊断患有心脏病，医生禁止上场比赛。此后，偶尔也和身边工作人员和孩子们打着玩，但60岁以后我就不再摸球了。

（责任编辑汪文庆 文世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