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　荻

1992年初，邓小平南下考察，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阶段和新局面。在视察广东时，邓小平嘱托陪同考察的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广东要继续发挥改革开放的龙头作用，争取用20年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谢非牢记嘱托，在广东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努力摸索适合广东快速发展的模式，为实现邓小平的“追龙”设想奠定了基础。

邓小平嘱托：争取用20年时间

赶上亚洲“四小龙”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形势十分严峻。国际上，矛盾错综复杂，风云变幻莫测，简直令人眼花缭乱。1991年，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顿时陷入低潮。国内也出现了复杂局面。相当一部分干部和群众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产生了困惑，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前途缺乏信心，有的人对改革开放提出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对党的基本路线产生动摇。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毅然决定南下视察，并发表了扭转局势的谈话。

1992年1月2日，谢非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发来的一份绝密电报。电报只有短短一句话：小平同志要到南方休息，请做好安全接待工作。邓小平这次到广东，离他第一次视察经济特区已隔8年之久。谢非觉得邓小平到广东不可能仅仅是休息。他很可能会对改变中国命运作出新的重大战略部署。这份电报对广东、对中国，实在太重要了! 于是谢非郑重地将全程陪同邓小平的任务交给省委副秘书长陈开枝，要他尽快拿出一个完整的计划。

1月3日，“邓办”三人先遣组先行到达广州。他们强调，小平同志是来休息的，你们既要让他看看广东改革开放的新成就，又不能让他过于劳累。

先遣组原来计划邓小平的视察线路是：首先视察深圳，接着坐船过伶仃洋视察珠海，随后再坐船返回深圳，然后前往上海。陈开枝则按照谢非的意图，说服他们同意从珠三角的陆路返回广州，中途还可以在顺德停车小憩一下，到广州可以接见广东和广州军区党政军领导干部。

谢非反复向陈开枝强调，要争取邓小平到中山、顺德去看看，因为他认为，中山、顺德是广东“四小虎”之中的两个，代表着广东自主启动的改革中的两个典型，也是珠三角的缩影；尤其是顺德，它将在这一年开始成为谢非亲自抓的综合改革开放的试验基地。

“邓办” 三人先遣组还告知广东省委，小平同志对此次出京有个交代：“不要专门汇报，不要陪餐，不题词，不见记者，不摄影，不报道。”谢非认为，邓小平可能会在考察期间发表重要谈话，应有记者随时将他在车上、路上谈的话记录下来，作为历史资料。于是，谢非找来陈开枝，亲自点将，让新华社广东分社副社长牛正武、南方日报摄影部主任梁伯权以及广东电视台3个电视记者担负这项任务。这些记者都是长期采访谢非工作的老熟人，靠得住，配合起来也默契。谢非特别安排其秘书陈建华对邓小平全程贴近紧跟，又拍又录。由于谢非思维缜密，才有邓小平南方重要谈话公之于世，并成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压卷之作。

1月17日，新年伊始，88岁高龄的邓小平乘坐专列悄然出京，奔驰南下。专列穿过广袤无垠的华北平原，跨过滚滚奔腾的黄河、长江，18日上午抵达九省通衢武汉，稍歇片刻。下午，抵达长沙，听取湖南省委书记熊清泉汇报后，又越过三湘四水，跨过巍巍五岭，直抵南海之滨。

1月19日上午，谢非与深圳市委书记李灏、深圳市长郑良玉等省市负责人一早就到深圳火车站恭候。8时45分，专列抵达深圳，邓小平受到谢非等人的热烈欢迎。谢非紧紧握着老人家的手说：广东人民想念您、盼望您的到来。邓小平亲切地和大家一一握手，然后一起乘车前往深圳迎宾馆。

按原定计划，邓小平千里迢迢来到广东，旅途劳累，他抵达深圳第一天是安排休息的。到达驻地，大家和邓小平道别后就走了。谢非心想会不会还有什么事，就留在门口没有走。果然刚过了一会儿，邓小平就走出来，急切地提出要出去看看。谢非劝他说：您还是先休息一下吧。邓小平说：“到了深圳，我坐不住啊！”谢非看见邓小平这么惦念特区的实践探索和广东的经济建设，顿时心头热乎乎的。他一边叫陈开枝准备车辆，一边陪着邓小平在院子里散步。谢非抓紧机会向邓小平介绍深圳和珠海两个特区在城市建设中不同的优势和特点，小平点头称赞：“好嘛，各有特色。”言简意赅，字字千金。

在谢非等人陪同下，邓小平视察了深圳、珠海和顺德。邓小平在视察期间发表了重要谈话。

邓小平纵论天下事，从特区谈到全国再谈到国际，高屋建瓴，使大家豁然开朗，深受启迪。特别是1月23日上午，在陪同邓小平从蛇口乘坐快艇横越伶仃洋前往珠海途中，谢非更是抓紧机会，摊开一张广东省地图，向邓小平简要地汇报广东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情况。邓小平戴上老花镜，一边看地图，一边询问一些情况。

谢非说，广东按经济发展情况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片是经济比较发达的珠江三角洲为“第一世界”；一片是粤东、粤西平原地区为“第二世界”。讲到这里邓小平就说：那余下的就是“第三世界”了？谢非说：是。我省广大山区经济还比较落后，为“第三世界”。广东正在努力缩小贫富地区的差距，力争在下世纪初赶上中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水平。

听完汇报，邓小平充分肯定了广东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和今后发展的思路，并提出殷切的希望。他说，广东在改革开放中起了龙头的作用，今后还要继续发挥龙头的作用。广东要上几个台阶，争取用20年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

他接着鼓励谢非等人说：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我们已经穷了多少年，现在就是要加快发展，要搞跳跃式的发展，你们广东经济发展能搞多快就多快，不要听什么以计划经济为主的那一套。邓小平对谢非等广东领导人耳提面命，言之殷殷，语重心长。

邓小平在深圳国贸大厦与中华民俗村出现的时候，受到群众热烈欢迎。只有一河之隔的香港媒体得悉邓小平抵达深圳，马上行动。邓小平国贸之行的第二天，即1月21日，香港《明报》就率先以《邓小平巡视深圳行程紧凑精神好》披露了邓小平南下视察的消息。1月24日，香港《文汇报》更首次发布从民俗村方面获得的照片。自21日起，《文汇报》和《大公报》每日均在头版或二版跟踪报道邓小平在广东的情况。香港各大传媒立即作出反应，争先恐后地在头版发表了真真假假、似是而非的大量报道。谢非按捺不住了，他三次向邓小平斗胆进言，请求允许广东媒体公开报道这次南下视察活动和谈话的有关内容，但结果被邓小平再三拒绝：“不开这个口子。”陈开枝评论道，邓小平深知“自己的南方之行和南方谈话能不能在国内见报，决定权在中央”。在境外媒体大刮“邓小平旋风”的情况下，谢非采取变通的办法，默许《南方日报》、《羊城晚报》、《深圳特区报》等巧妙地发表邓小平视察广东的照片，以及通过评论等形式披露南方谈话的部分内容。

邓小平南方谈话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海外舆论界给予高度评价。南方谈话使中国冲出姓“社”姓“资”的怪圈，给全国人民极大的鼓舞。中国各地掀起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滚滚热潮。邓小平南方谈话对广东更是产生了重大影响。广东自改革开放先行一步以来，一直受到各种各样的非议。南方谈话肯定了广东改革开放的经验和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使广东能进一步摆脱“左”的思想束缚，再一次在南粤大地掀起改革开放的大潮。

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对南方谈话作了一个很深刻很准确的历史评价。报告说：“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谢非疾呼：我们要开足马力，不负小平

邓小平离开广东后的第3天，谢非在广州珠岛宾馆向厅局级以上干部传达邓小平谈话记录稿。他传达了整整3个小时，全场领导干部无不热血沸腾，一扫积压在心头多年的郁闷与迷惑，个个摩拳擦掌，准备踏上向追赶亚洲“四小龙”目标冲击的征途。

谢非在传达时表现出少有的兴奋与激动，对广东干部大声疾呼：“小平同志南巡将对广东产生重大影响，我们要开足马力，不负小平！”

1992年3月12日，广东省委、省政府就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若干问题作出了决定；7月，又拟定了广东力争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的设想。这两项举措，是广东省委、省政府深刻领会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步伐，争取如期实现邓小平提出的用20年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的目标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4月1日，广东省委、省政府迈出了改革关键一步，从即日起，全省城乡粮食销售价格放开。广东甫一放开粮价，周边省份一片哗然。有的说广东带了一个坏头，有的说广东抬高了全国粮价。而这正是价格体系重新洗牌、向市场价值并轨的必然过程。对广东粮价放开的声讨，直到党的十四大召开，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才逐渐平息。

7月1日，广东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加快广东发展步伐，力争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的请示》。《请示》决定把20年分为两个阶段，2000年前的10年为第一阶段，争取在总体上达到“四小龙”1990年的经济水平，其中一部分地区达到或接近“四小龙”2000年的平均水平；2000年后的10年为第二阶段，全省从总体上达到“四小龙”2010年的经济水平。

10月，党的十四大召开，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广东力争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基本实现现代化。

10月14日，在党的十四大开幕后的第一个记者招待会上，谢非与400多名中外记者见面。他说，广东继续吸引外资有三个有利条件：一是全省已形成多层次开放格局，二是广东毗邻港澳，三是广东已初步建立起对外开放的法规。中央电视台记者向谢非提出了“广东订下20年追赶‘四小龙的规划，但别人也在发展，广东有何措施”的问题，谢非谈了几个办法：第一，广东要追赶亚洲“四小龙”，一定要解决好机制问题，也即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第二，扩大开放，真正形成外向型、与国际市场相衔接的体制，通过开放解决资金、管理、市场等问题。第三，依靠科技进步，提高生产力水平，使产品在国内外市场有竞争力。第四，优化产业结构，下大力气解决交通、能源、通讯问题。中外传媒记者连珠炮式地发出提问，谢非从容不迫，侃侃而谈。

为了实现20年追赶亚洲“四小龙”这一伟大的战略目标，在谢非的主持下，广东省委、省政府制定了“三个三工程”，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法治和廉政监督三个机制，强化农业、交通能源通信和教育科技三个基础，实现产业结构、生态环境和人口素质三个优化。

1993年12月，广东省委、省政府又提出力争用5年时间在全省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推进广东力争2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

谢非因顺德改革被指责为：

“政治局委员带头搞资本主义”

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后，谢非高兴地赶到顺德，他希望“四小虎”之一的顺德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但是，事与愿违，当时的顺德党政领导陈用志、冯润胜向他汇报了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存在的问题，用了“辉煌的成就，惊人的包袱”这句话。

谢非深感震惊，顺德可是他寄予厚望的地区，邓小平南下视察的时候他还特地请邓小平到顺德看看。改革开放初期，在地方政府的鼎力支持下，珠江三角洲利用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地缘人缘优势，加上国企改革滞后所产生的市场空间，珠江两岸呈现出“镇镇点火、村村冒烟”的兴旺景象。富有商业头脑的顺德人，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抓住机遇不断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期，全国家电产量的三分之一在广东，而顺德就占去全省的半壁江山。明星企业也不断涌现，容声、美的、万家乐和格兰仕当时被业界称作“中国家电四朵金花”。1991年，顺德的财政收入位居全国县级单位之首；在全国10大乡镇企业中，顺德就占了5家，包括排名第一的珠江冰箱厂。崛起的顺德，每年以18%到20%的速度增长，1978年到1992年短短14年中，顺德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20倍，“公有制为主、工业为主、规模经营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闻名全国。

但是，顺德经济发展模式也带来了许多严重的问题。产权不明晰和缺乏审计监督机制带来了广阔的寻租空间；“集体所有”成了“集体不管”，“厂长负责”成了“厂长拥有”；企业“有钱分晒（光），缺钱靠贷，还债靠下一届，出问题就走晒（光）”；政府则是“有限受益，无限责任，包袱越背越重，风险越来越大”；“贷款成了企业的头等大事，为了堵窟窿，越亏越要贷”； 银行坏账飙升，有苦说不出。农业银行提供的一份报告指出“90年底农行的镇办企业呆滞贷款占贷款总量的17.2% ；93年3月底即上升到35%”。

听取汇报后，谢非就想，中央可以拿广东和福建两个省作改革开放的试点，广东为什么不能拿一个县来作试点呢？珠三角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顺德又是珠三角发展最快的市县之一，其“辉煌的成就”留下“惊人的包袱”，很可能就是珠三角、广东乃至全中国明天将会遇到的问题。而且顺德这块试验田意义更特别，它不是特区，不是沿海城市，若成功了对全省更有指导意义。

为此，谢非明确表态：“要改就名正言顺地改，用不着偷偷摸摸。我们可以考虑将顺德作为省委综合改革试点。”他特别指出：顺德要大胆突破旧框框，按照邓小平“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根据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综合改革试点。

于是，广东省委、省政府确定顺德为综合改革试点城市。顺德综合改革以企业产权改革为核心，包括机构改革、农村体制改革以及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一系列配套改革。企业产权改革，以实现政资分离、政企分开、明晰产权、调整公有资产分布和结构、建立企业法人制度为主要内容，公有资产实行“靓女先嫁”为其重要特色。机构改革以转变政府职能为中心，全市市属局一级的党政机构从原来的56个减少到32个，机关工作人员精简三分之一；同时转变政府职能，实行“小政府，大服务”，使上层建筑逐步适应市场经济运作规律。农村体制改革，一是改革村委会建制，取消以生产队为单位设置村委会和经济社的建制，实行以管理区或自然村为单位设置村委会和股份合作社；二是推行农村股份合作制，村民按股分红；三是完善土地承包制，改短期承包为长期承包，改分散承包为集中连片承包。此外，顺德还配套推行了社会保障、教育、税收、医疗卫生、住房、金融等方面体制和制度的改革。

由于顺德的综合改革意义重大，谢非决定亲自抓顺德的改革，在顺德的改革遇到最大阻力的时候，他每个季度都去一次顺德，及时了解顺德改革每个阶段的发展情况，并多次约见顺德的党政主要领导，一起研究如何解决问题。特别是在一些关键问题、关键环节上，谢非为顺德的改革把了方向，定了调子。

当时为减少改革的阻力，谢非提出对顺德的改革“不宣传、不推广”，成功了再说。在顺德的综合改革还处于摸索阶段时，谢非指示顺德“要多做少说，有的先做不说”，要在“尽量减少社会震动，减少阻力”的情况下放开去闯；要一切从实际出发，“以促进生产力发展为标准”，“摆脱不符合形势发展要求的旧观念、旧理论的束缚，敢想敢闯”，探索适合本地区实际的发展道路。他要求全省各部门让顺德放开手脚去闯；指示各新闻媒体暂不报道，待有经验总结再向全省推广。

顺德产权改革，采用了“靓女先嫁”的策略。当时华宝是比较优良的资产，在技术条件上，是第一家研究出分体空调的企业，很有市场竞争力，但是经营管理不善，因此，顺德选择以卖掉华宝的形式来筹集资金，作为改革的成本。但这种做法遭到了很大的抵制，遇到很大的压力。有人在《经济日报》和《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影射卖掉“华宝”等企业是搞“私有化”。有人甚至将告状信送到江泽民那里。有的说：“又一个没有国有企业的县。”有的说：“政治局委员带头搞资本主义。”

在顺德产权改革受到广泛关注，并受到外界指责时，广东省委、省政府领导集中听取顺德的汇报，在内部肯定了顺德改革方向正确，指出了需要注意的问题，在公开场合既不肯定也不否定。 最后，广东省委就顺德改革向中央打了密码电报，作了说明，这个事情才得以解决。

1995年夏天，为了推广顺德的做法和经验，广东省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和广东省经济学会经请示谢非同意，联合在东莞举行了加快中小企业改革高级研讨会，采取迂回的方式，也就是有些人所说的“曲线救国”的形式来宣传推广顺德经验。实践证明，顺德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肯定股份制和股份合作经济。广东省委、省政府于是公开肯定了顺德的改革，将其经验扩大到全省，影响了全国。

1997年11月，《人民日报》连续刊发三篇由谢非约该报记者采写的关于顺德综合改革的报道，顺德综合改革的争论终于画上句号。

谢非领导的广东省委、省政府班子，从理论到实践上对在广东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作了艰辛和全面的探索，在全国先走了一大步，促进了广东生产力发展和综合经济实力的腾飞。在谢非及其继任者李长春、张德江、汪洋等人领导下，广东经济总量连续19年稳居全国首位， 并于1998年超过新加坡，2003年超过香港，2007年超过台湾地区。1978年至2007年广东人均生产总值由247美元增长到4080美元，翻了4番，处于世界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初步实现了邓小平嘱托的“追龙”目标。（责任编辑汪文庆 文世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