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网兜“遗产”

新中国成立后，曾山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兼纺织工业部部长、商业部部长、内务部部长，1972年他去世后，所有的遗产却只装了一网兜。这一网兜遗产是些什么呢？一条从抗日战争系到去世的皮带；两双补丁叠补丁的袜子；一顶抗战时期缴获的日军皮帽子；一条千疮百孔的旧浴巾，他去世的前一天还在用；一件灰蓝色褪色呢子外套，穿了10多年，袖口、肘部都是大补丁；一件米黄色毛料外套，领口、袖子都磨破了；一张他自己亲自打了20多个补丁的草席子。

在家里，曾山常对孩子们说：“我们是劳动人民出身，绝不能搞特殊化。”记得1952年我们从上海搬到北京时，用了几条抗日战争时期留下的黄马搭子，就把被褥呀、衣服呀、书呀全部家当装完了。

在北京，单位安排我们住一个四合院，他觉得房子大，就请其他工作人员一起住。公家在家里的客厅和办公室配备了地毯，但他不让用，亲自卷起来，退回了机关。

单位给他配备了工作用车。他对全家人讲，车是国家的，是让他工作用的，家里的所有人都不许因为自己的私事用车。我和孩子们从来都不搭他的车。有时孩子们有病，我们也是挤公共汽车去医院。

家里的支出由他管，都是量入而出。支出一般是三分之一交党费，三分之一家里生活用，三分之一寄给曾山母亲，照顾在家几位老人的生活。

曾山要求日常生活要节约，不要浪费。他一生不抽烟、不喝酒，有什么吃什么，不挑不拣。曾山岁数大了，为了照顾他，我让他早晨喝一杯牛奶、吃一个鸡蛋，再吃点稀饭。他还不肯吃，觉得太奢侈。

一般人都想不到他最爱吃的东西是什么，是猪大肠。馋了，就自己去买，自己洗，自己做，烧上一锅，味儿飘出来，挺香。但家里其他人都不爱吃，看他吃得那样香，还真解馋。一顿吃不了，就下次热一热，接着吃。

他在穿着上也很简朴，从不讲究。在上海军管会工作期间，为了同工商界人士打交道，管理员要给他做一套料子衣服，他不同意，只让做了一套布制服。他说：“现在国家还很穷，我们做领导的不能和资本家比阔气。”到北京之后，他好多年都一直穿着这身衣服。他一件衬衣穿十几年，补了又补。袜子也是这样，不到无法再补，就不肯买新的。直到过世，他也只有两套衣服，来回换着穿。现在吉安烈士纪念馆里，就陈列着他的这件衣物。

他一生没有买过一块手表。建国后，在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李坚真大姐看到他用的是怀表，就把自己的手表送给他。这块手表，他一直戴到去世。

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

1964年10月，曾山和陈少敏大姐率国家机关农村社教工作队到山东曲阜县小雪公社北兴大队蹲点。曾山那时已经65岁了，身体也不太好，但他依然坚持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吃的是按定量分配的地瓜等粗粮。曾山在农村和农民一样，什么活都干。最后，还是因为病了才回来。

三年困难时期，曾山自己搬掉我们住的院子的地砖，开了两块菜园子，按季节种上玉米、西红柿、丝瓜、辣椒等蔬菜，而且从种到除草、喷药、施肥、收摘，什么活他都干。他还找来核桃、苹果树苗，种在院子里。下班回到家里，他脱下制服，换上粗布劳动服，戴上草帽，像一个农民一样忙起来。孩子们的同学来串门，经常误认为他是看大门的老头。他种的菜收获后，就送给左邻右舍和工作人员，大家一起吃。种的葡萄、苹果收获后，也分送大家一起品尝。他干起这些农活来，显得特别自在，仿佛他一直在务农一样。他对孩子们说：“我们的一切都是劳动人民给的，我们永远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要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记住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

到了晚年，他还惦记着老家的几棵柚子树、养鱼的水塘，希望退休之后能回去植树、种田、养鱼，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

曾山经常对家人说：“我们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在群众面前千万不能摆架子。”刚到北京时，我们住的院子里还住着秘书、警卫等公务人员，曾山对他们像一家人一样。有个秘书叫朱联，还有个炊事员沈文玉，他俩的婚事就是我们帮助办的。胡同口有个菜店，“文革”时家里炊事员撤掉了，他帮吕阿姨买菜，就在那个菜店排队。1967年，“打倒曾山”的大标语贴到家门口，曾山出门时，周围许多人认识他，对他的遭遇很同情。菜店售货员叫他不要排队，站到前面先买，但他坚持排队买菜。

“艰苦奋斗是给孩子们的最好礼物”

曾山对“艰苦奋斗”有一种很特殊的感情，在战争年代他就有过“艰苦奋斗半面旗”的故事。我们全家人在上海团聚后不久，有一个星期天，全家人都在家，曾山给孩子们开了个会，给他们讲以前的革命历史，讲江西土地革命，讲皖南抗日的困难，讲山东打仗的艰辛。讲现在解放了，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的本质不能变。那次，曾山给孩子们规定了几条生活的原则：一是吃饭吃饱、不饿肚子就行，不能挑三拣四；二是穿衣服能御寒、不冷就行，衣服破了补一补，大的不能穿了小的穿，不能和别的同学讲吃比穿；三是要爱劳动，自己的活自己干，不能依赖别人；四是要和同学搞好团结，互相帮助，与人为善；五是现在都在上学了，要比就比好好学习，看谁学习好。

曾山对孩子们要求最严的就是两件事，一是学习，二是品德。比较而言，对孩子们的品德，他要求更严。要是孩子有讲吃比穿这样的问题，他会生很大的气。我们家男孩子多，他要求男孩子自己洗衣服。女孩子就更不用说了。

在北京时，孩子们住在学校，星期天回家。曾山要求孩子很严，每个月孩子们的零用钱，大的给一块钱，小的给伍角钱，主要用来买点牙膏、牙刷、肥皂什么的。大的买书和铅笔多一点，就给一块钱。曾山要求孩子们不要乱花钱。曾山说，别说没有钱，即使有钱，也不能让孩子乱花，养成坏毛病，艰苦奋斗是给孩子们的最好礼物。

他经常给孩子们讲：“在旧社会，我们吃饭穿衣都很困难。现在你们长在新社会，虽然吃穿不用发愁，但不能忘本。”衣服破了就补一补再接着穿，屁股膝盖处都打补丁。

一次，一个孩子回来说：“有人笑我，说我是干部子弟，还穿补丁衣服。”曾山对他说：“穿补丁衣服有什么关系？艰苦朴素，勤俭节约，这是好传统。”

孩子们有时觉得家里吃得简单，禁不住抱怨几句。曾山就在餐桌旁对他们讲艰苦奋斗，他认定艰苦奋斗是根本，所以他讲这个。孩子们慢慢地理解了。长大以后，孩子们说，爸爸的老生常谈使他们树起了做人的主心骨。

“学习、工作都要靠自己”

曾山有七个兄弟姐妹，他自己恰巧又有七个子女。他虽然担任过一些领导职务，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一直像普通劳动者一样，从不搞任何特殊化，也不让孩子们搞特殊化。他要求孩子们依靠自己的能力去学习、工作，像普通人家的孩子一样，在风雨中磨炼成长。所以，在子女上学、就业问题上，曾山坚持原则，从来不托人“走后门”。

1958年，我的大儿子考上了大学，曾山非常高兴，对他说：“你是家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好啊！要好好学习，科学文化知识非常有用，将来建设国家必须要有科学文化知识。”“文革”中，曾山还支持大儿子到广东的农场下放锻炼。

老二初中毕业后，曾山没有托人找关系让他继续上学，而是支持他到北京化工二厂当工人。他对孩子说：“当工人是光荣的。你过去没有吃过苦，能不能干得好，那还不一定。这是个考验，要经得起考验。”开始，孩子上班抡大锤，回家后累得不想动。曾山一直鼓励他，要他坚持住。二儿子在工厂一干就是20多年。

20世纪60年代，三儿子在四川空军部队当兵。他给家里写信，希望能回北京上外语学院，不愿在部队。我见信后，心有点软，自己悄悄找空军领导商量此事。曾山知道后狠狠批评了我，说：“参了军就要服从组织，哪能想上哪儿就上哪儿？小孩子在外面闯一闯有好处嘛！”然后，他就给三儿子写信，鼓励他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安心在部队当个合格的战士。

“文革”开始后，学校停课了。我的小女儿和小儿子想参军，曾山对他们讲：“我赞同你们去参军，但是能不能参上军，你们自己去学校报名应征，我不能去找这个人找那个人。”小儿子在学校多次向军代表申请，甚至还哭过，终于在那年学校征兵中入伍了。但是，女儿参军可没那么容易，一来征女兵的名额很少，二来她眼睛近视，体检也通不过。女儿性格很要强，参不了军，就要去建设兵团。我和曾山年龄都大了，身边没什么人，本来想让女儿留在身边，也好有个照应，但看到小女儿要去，曾山也同意了，支持她和班里同学一起报名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小女儿在生产建设兵团当了四年“兵团战士”，她干得不错，还被评为“兵团模范”。

曾山对孩子们要求严格，也不是说没有父爱。记得老二睡觉的一张棕床，棕线松散了，不能再睡了。他买了把梭子和粗针，带上花镜，一针一线地把床修补好了。老三从部队来信，说办宣传队，要家里帮助买几支笛子。他跑到街上转了几家乐器商店，按照信上的规格要求，买好笛子，亲手包扎好，给儿子寄去。女儿在北大荒，曾山给她买了个盛衣物的箱子，一路和小儿子抬着，走了几站路抬回家。小孙子进幼儿园后，每到星期六，他总是准时到幼儿园门口，把小孙孙接回家。他对孩子们的爱也是很朴实。

三个孩子常年在外地工作，曾山每个月一定要给每个人写一封信，关心孩子们的思想。他给女儿的信中说：“你是在艰苦环境下，在海船上出生的。能生活到今天来之不易。一定要跟党走，干一辈子革命。”给小儿子的信说：“我们家是革命的家庭，光荣的家庭。望你好好学习马列、毛主席的书，当一个好兵回来见我。”他给三儿子的信说：“你们年轻，没有经过风浪锻炼，顺利时容易骄傲，困难时容易灰心。为革命事业应该有不顾一切的决心。”

曾山对孩子们找对象的原则是，尊重孩子们自己的选择，但要求孩子们不能图虚荣，要找忠诚老实、能够吃苦的生活伴侣。到我们家的人都要艰苦朴素，不讲吃比穿，要求太高的，我们达不到。有革命觉悟，热爱国家热爱党，有一定文化，就可以了。孩子们都是自由恋爱，我们不干涉，只要他们本人愿意，性格能合得来就行。孩子们结婚时，也很简单，就是吃个团圆饭。简单朴素办事，曾山才高兴。

（摘编自邓六金所著《我与曾山》，新华出版社出版，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