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玉凯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第二天，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发布抗日宣言，不久，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局面形成。中国的抗战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关心，与中国有着传统友谊的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格外同情。1937年11月26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致函印度国大党主席潘迪特·尼赫鲁，感谢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抗日事业的支持，并且表达了中国人民抗日到底的决心和信心。与此同时，朱总司令还说明了八路军当时面临的困难，希望印度方面能够提供医药、外科手术器械和外科医生。很快，尼赫鲁对朱德的来信作出了积极响应。同年12月，印度国民大会在年度计划会议上决议援华，同时在印度广泛开展了援华活动。1938年8月底，印度援华医疗队５名成员在孟买集合建队，这个光荣的集体是：队长爱德，副队长卓克，队员巴苏、柯棣、木克。不久，他们出发了。

在广州、武汉

1938年9月1日上午，印度援华医疗队带着60多箱药品，乘拉普吉塔纳号轮船从孟买的亚历山大港出发，驶往中国。9月17日，印度援华医疗队到达中国广州。在广州码头，他们受到了最热烈的欢迎。保卫中国同盟主席宋庆龄女士、何香凝女士等人亲自迎接，前来欢迎的还有许多印度侨民和中国各爱国组织的代表。爱德大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历史的逻辑又一次把东方的两大民族——中国和印度联系在一起了”，“英雄的中国人民正在为反对残暴的敌人进行殊死的斗争，让我们团结得更加紧密，让我们互相帮助吧！”

医疗队在广州拜谒了孙中山先生纪念堂，随后乘火车，于9月29日夜抵达武汉，受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热烈欢迎，叶剑英会见了医疗队全体成员，《新华日报》为此还发表了社论。医疗队全体还与八路军战士联欢，见到了在武汉的国际朋友史沫特莱女士、王安娜女士等。刚刚访问过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给他们讲述了许多八路军在前线英勇杀敌的故事。

1938年10月7日，周恩来会见了印度援华医疗队队员，向他们透彻地分析了国际形势，阐述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使他们深受鼓舞。接见后，周恩来拍着柯棣的肩膀说：“看得出，你还年轻，多大岁数了？”当柯棣回答才28岁时，周恩来握着他的手高兴地说：“好啊！你可以为中印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做更多的工作。”

印度援华医疗队的出现，标志着中印关系进入新的阶段，它是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互相支援的象征，正如爱德队长在给尼赫鲁先生的汇报信中所写的：“对于我们医疗队在国际上所受到的重视，印度人民所知甚少，若就医疗技术而言，我们对中国朋友的帮助并不大，但从道义和政治方面看，我们在此工作具有重大意义，不仅中国

朋友，包括我们自己在政治上的收获都是巨大的，远远超过了我们原来的估计。”

在重庆

印度援华医疗队迫切希望能够尽快投入实际的援华工作，直接为抗战部队服务。但是，随着日寇的猖狂进攻，国民党反动派节节败退，医疗队不得不从武汉转到宜昌，又从宜昌转移到重庆。短短的几个月里，印度援华医疗队目睹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他们大失所望，坚决要求到延安去。柯棣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我希望这次北方之行，将使我能够亲眼看到当今国际政治舞台上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共产主义。”

印度援华医疗队要求到延安去的行动，得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鼓励，董必武立即给毛泽东主席发了电报，并安排行程。国民党当局十分恼火，政府总理孔祥熙、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等先后出面阻拦，或恐吓或引诱，但医疗队全体成员不为其所动，据理力争。队员们为了表达自己与中国命运休戚相关的决心，特意请中印文化协会创办人、著名佛学家谭云山先生为他们每个人都起了一个中国名字：爱德华，卓克华，巴苏华，柯棣华，木克华。

由于医疗队全体成员坚决拒绝国民党要员的劝阻，国民党当局竟拒绝供给医疗队北上所必需的汽油，企图以此扼杀医疗队北上计划。精明的爱德华队长棋高一着，他草拟了一份要印度援华委员会送汽油到重庆的电报，然后和柯棣华等人一起在使馆区大事张扬。怕在国际上丢脸的国民党当局，只得屈服，无可奈何地发给印度援华医疗队军事安全通行证并供给汽油。

1939年1月16日，就在印度援华医疗队准备奔赴延安的前夕，柯棣华接到父亲不幸去世的消息。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和其他几位医生劝他回国料理后事，他强忍悲痛说：“我的家庭确实遭到巨大的不幸，但这里千千万万无辜受难的人民更需要我，当中国人民遭受灾难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不能因为个人的不幸而放弃义务。”他含泪给哥哥孟凯什写信。信中说：“忍受这种悲痛在我并非十分困难。就在昨天，这个城市遭到轰炸，当场炸死50多人”，“他们有什么罪过遭此惨死！”柯棣华忍着失去父亲的巨大悲痛，同援华医疗队的队员们一起，登上一辆标有印度国大党党徽标志的救护车，离开大后方重庆向延安进发。

在延安

1939年2月12日，印度援华医疗队在新西兰朋友路易·艾黎陪同下，冲破了国民党的重重阻拦，终于胜利抵达了被爱德华称为“革命的耶路撒冷”的延安。

医疗队到达延安这天，地上白雪皑皑，天上敌机盘旋，他们怎么也想不到会有欢迎队伍。出乎他们的意料，当他们刚刚靠近青凉山时，欢迎队伍列成两条长龙，举着彩旗唱着歌曲向他们涌来，高跷队表演着中国民间舞蹈，延安的娃娃和小八路也赶来欢迎。

在凛冽的寒风中，延安军民2000多人组成的欢迎队伍在南门外翘首以待，当印度援华医疗队员们从救护车上走下来的时候，人群中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随后，在八路军卫生部大礼堂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毛泽东主席和在延安的中央领导出席，毛主席同医疗队员们一一握手，并招呼他们坐在自己身边，一起观看文艺节目。毛主席说：“中印两国在历史上有着传统友谊，现在同受帝国主义的欺凌和压迫，应该团结起来，互相学习，互相支援，完成民族解放独立的共同任务！”在热烈的气氛中，医疗队员们走上台，高兴地用中文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欢迎会达到了高潮。

爱德华、柯棣华、巴苏华被分配到八路军军医院工作，卓克华、木克华被分配到八路军卫生学校工作。当时，八路军军医院正在拐峁筹建新址。三位大夫热情参加了建院活动。医院建成后，为庆祝医院新址落成，五位印度大夫又自愿捐款，宴请一起工作的八路军同志，《新中华报》为此发表了专题报道，称赞印度大夫以中国解放事业为己任，在延安工作积极，与八路军同志感情笃厚。

1939年7月10日晚10时，医疗队得知周恩来同志不幸摔断了右臂的消息后，爱德华带着巴苏华、柯棣华立即由拐峁起身，赶50多里地进延安城内为周恩来同志治疗。那正是阴雨天，心急路滑，爱德华从马上摔下来，伤了筋骨，他忍着疼痛继续赶路，及时为周恩来同志治疗了右臂。三位大夫的工作热忱、责任心是十分感人的。

医疗队在延安兢兢业业地工作着，他们以极大的热忱帮助医院的技术建设。每次发现疑难病例，他们总是以诲人不倦的精神给同志们以详尽明确的讲解。对于在校的学员和在职的医生、护士，他们尽最大的努力帮助其提高技术。医疗队还经常到附近的部队巡诊，送医药给需要帮助的人，去抗大、陕北公学做防疫检查，在抗大检查饮用水。

1939年，日本侵略者集中了大量兵力向我敌后抗日根据地疯狂进攻，爱德华、巴苏华、柯棣华立即向领导提出申请，要求到敌后战场上去。为此，他们坚持天天爬山锻炼，以适应前线的艰苦工作环境。但由于敌军封锁和黄河大水，三位大夫迟迟不能成行。

1939年10月29日，毛主席在杨家岭特地请医疗队吃午饭。席间，毛主席告诉他们，朱德总司令已经从山西晋东南拍来电报，欢迎他们到前线去。毛主席还希望他们学习好、工作好、宣传好，把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抗战的同情心转达给根据地人民。这天，他们谈得很晚，毛主席还亲自下厨房做菜招待医疗队员。

在晋察冀边区

1939年11月４日，爱德华、柯棣华、巴苏华三位印度大夫和从德国来的米勒医生一起，告别了延安，出发去前线。行前，柯棣华在一封家信中这样写道：“我非常高兴，我们就要到那里（前线）去，因为目前那里正是战火纷飞、硝烟弥漫，我们将有许多工作要做。”与延安军民结下深厚友谊的柯棣华，在致告别词时难过得哭了。

经西安、潼关，从渑池北渡黄河，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行军，1939年12月21日，三位印度援华医疗队员和米勒大夫终于来到了驻在山西武乡县王家峪的八路军总部。印度援华医疗队受到朱德总司令的热情欢迎，朱总司令在简朴的办公室里和他们彻夜长谈，向三位国际友人讲了世界形势和抗日战场的概况，详细分析了游击战争对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的重要性，介绍了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三年来取得的巨大胜利和主要经验。朱德总司令的话使他们深受鼓舞。紧接着，队长爱德华让柯棣华谈了他们向总部提出的到抗日前线的申请。朱德当即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并作了具体安排。不久，张店战役打响了，巴苏华、柯棣华随八路军一二九师七七一团参加战斗，他们在战斗第一线设立了前沿救护所，分头带领医生、护士抢救伤员。战斗中，炮弹片、子弹头、手榴弹片和日军不顾国际公法使用的达姆弹四处飞射，织成一张巨大的火网。手术台所在的屋顶被震得唰唰落灰。同志们考虑到印度友人的安全，一再要他们撤下去，可他们坚持不肯，甚至发火说：“为什么叫我下去？！假如我不能和你们同生死，就不配在八路军里工作！”医疗队连续工作了40多个小时，和大家一起，连续救治伤员，为80多个伤员做了救护手术，直至战斗取得胜利。

1940年2月，爱德华大夫因病返回印度，柯棣华大夫和巴苏华大夫继续前进，到晋察冀军区。路上他们曾经冒着生命危险越过敌人严密封锁的平汉铁路，参加了破袭石德铁路的战斗，参加战场救护工作，多次举行报告会，介绍印度人民援华情况，给根据地人民以很大的鼓舞。

1940年6月，巴苏华和柯棣华经过冀南、冀中到达晋察冀边区，受到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的热情欢迎。白求恩卫生学校和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同志们更是欣喜若狂，举办联欢会欢迎他们到来。6月21日，柯棣华大夫应聂荣臻司令员邀请，出席了白求恩大夫墓揭幕仪式，代表印度援华医疗队向白求恩大夫墓献花圈。

1940年8月20日，著名的“百团大战”打响了。巴苏华和柯棣华分别参加了四分区和三分区的战场救护工作。行前，二位战友提出挑战：“要及时地施行手术，不在火线上遗失一个伤员，同时还要节省材料。”在前线的13天里，柯棣华收治伤员800多名，为其中580人施行了手术。就是说，平均每天除施行手术43人次外，还要再看近30个伤员。工作量之大超出常规。一次，部队遭敌机袭击，柯棣华见有同志受伤，不等敌机离去就冒着硝烟冲了上去。八路军卫生部长饶正锡还撰写了一篇文章，记述了他们在“百团大战”中的工作情况。

“百团大战”胜利后，巴苏华和柯棣华收到毛主席的电报，要求他们立即返回延安。原因是考虑他们的安全，同时印度方面也来电报催促他们回国。柯棣华经过认真思考，决定留在前线工作，由巴苏华回延安说明情况。这样，这对老战友就此分手了。

1941年1月，在安徽泾县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国共产党人被迫在两条战线上同日伪斗争。柯棣华大夫极为痛恶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政策，他在和巴苏华的通信中说：国民党刚刚一手制造的背信弃义的新四军事件，使整个民族满怀忧愤，艰苦的日子还在前面，决心与八路军和中国共产党一起勇敢地面对这种局势！

1941年1月5日，柯棣华就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在就职欢迎会上，柯棣华激动地用中文说：“我决不玷污白求恩的名字，我要像他那样，献身于你们和我们的、也属于全人类的反法西斯事业。”此后，柯棣华除担负着繁重的行政领导工作外，还担负着大量的外科手术，日夜操劳。在1942年的一年时间里，他施行手术达430人次。同时，他还挤出时间为卫生学校编写了数十万字的教学讲义。当时，不管战斗多么频繁，工作多么紧张，深夜，柯棣华那间小屋里橘黄色的灯光，总是照出他伏案工作的身影，并且传出英文打字机的敲击声。

柯棣华以火一样的热情转入医院的建设。他知难而上，敢于在最简陋的条件下创造第一流的成就。在他担任院长后不久，前线送来了一位需要做胃肠吻合手术的伤员。他以前没有做过这种手术，医院也不具备手术条件。柯棣华和有经验的医生一起，连夜研究制订了一个周密的手术方案。第二天，他亲自为伤员施行手术，手术后，他精心护理，终于使这位伤员痊愈出院。

柯棣华在晋察冀边区工作与生活的日子里，正是晋察冀边区最艰苦的日子，日军以在华兵力之64%投入华北战场，施行极为残忍的“三光”政策，边区环境十分困难。在艰苦的岁月中，柯棣华和当时卫生学校的护士教员郭庆兰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聂荣臻司令员的关怀下，1941年11月25日，在唐县葛公村一间老乡的屋子里，柯棣华与郭庆兰举行了简朴的婚礼。次年8月23日，柯棣华和郭庆兰的儿子出世了。聂荣臻司令员亲自给他起了富有意义的名字——印华，以纪念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

柯棣华卓有成效的工作受到了晋察冀边区军民的一致赞扬，聂荣臻司令员称赞他是“光荣的边区科学家”，医务人员称赞他是“第二个白求恩”，伤病员则亲切地称他是“黑妈妈”。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柯棣华大夫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经过党组织的严格考察，1942年7月7日，在纪念抗战五周年时，柯棣华大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长期艰苦紧张的生活和超负荷的工作，使柯棣华的身体越来越差，他患了癫痫病，从1942年起发作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但他几次拒绝党中央安排他回印度或去香港治疗的机会，坚持带病工作，同志们多次发现他发病后四肢摔伤，嘴里流着鲜血。

1942年12月8日，柯棣华生命中的最后一天。他一早起来，为葛公村一位老乡施行了手术。下午，他查看了病房之后，继续编写外科讲义。晚上8时多，他的癫痫病再次大发作，笔从手中滑落了，接连抽搐，再也不能起来。9日凌晨6点15分，柯棣华——中国人民的好战友，永远地离去了。

晋察冀边区人民按中国传统殡仪为他举行葬礼。军区领导在挽联上题词：“医泽广被媲美于白求恩”。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发出唁电并通电全军隆重追悼。

1942年12月30日上午，在延安，由朱德总司令主持延安各界追悼柯棣华大会。毛主席亲笔题写了挽词：“印度友人柯棣华大夫远道来华……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柯棣华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的。”

1943年，在白求恩陵墓的右侧，晋察冀军民为柯棣华大夫修建了规模宏大的陵墓，朱德总司令亲笔题词：“生长在恒河之滨，斗争在晋察冀，国际主义医士之光，辉耀着中印两大民族”。

后记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更加怀念柯棣华大夫和印度援华医疗队的朋友们。1957年，医疗队的卓克华、巴苏华、木克华和柯棣华的哥哥孟凯什访问中国，朱德委员长在北京亲切会见了他们。1958年，叶剑英元帅访问印度，专程探望了柯棣华的母亲和兄弟姐妹。2006年11月23日，正在印度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孟买亲切会见了柯棣华大夫的亲属。

印度援华医疗队队长爱德华，1957年12月1日在访华期间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临终遗嘱将骨灰一半撒在我国的黄河潼关渡口，另一半撒在印度恒河中。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建有“爱德华博士纪念碑”。

印度援华医疗队副队长卓克华，来华前已因年高退休，却仍以多病之身毅然赴华，在延安八路军卫生学校任教，终为疾病所困。1939年5月返印度，1957年曾来华访问。

巴苏华是援华医疗队中最后一个返回印度的，来华前即为共产党员，曾被选举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员。1943年夏天回印，发起组织了全印柯棣华纪念委员会，任该会主席，多次访华，是中印友好的使者，为加强中印人民的友谊作出了很大贡献。1986年最后一次访华后不久，病逝于印度加尔各答。巴苏华大夫的骨灰，一半留在印度，一半送来中国。他的纪念碑树立在华北军区烈士陵园柯棣华大夫陵墓右侧。

木克华，1939年8月返回印度做肾脏切除手术。病愈后积极募集医药用品，并取道缅甸再次来华，在仰光被英国殖民政府逮捕。1942年因参加反殖斗争被监禁，曾申请再次来华却被英殖民当局所拒绝。其后，他分别于1957年和1979年访华。

解放后，柯棣华之子印华由中国有关方面保送到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学习。不幸的是，1967年6月印华在学习期间因病住院，遇到医疗事故，虽经医务人员全力抢救，终究未能挽救他年轻的生命。

（责编韵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