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新明

摘要介绍了严文郁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写给胡适的两封信的主要内容，指出其对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史和西南联大图书馆史的参考价值，并对信中涉及的中国图书馆界存在的问题略发感想。

关键词胡适严文郁北京大学图书馆西南联大图书馆

严文郁是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和图书馆人，民国时期曾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和西南联大图书馆主任之职，经历了北大图书馆民国时期最为辉煌的发展阶段和最为艰辛的苦撑阶段。笔者偶然在黄山出版社出版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中发现严文郁写给胡适的两封信，涉及抗战初期北大图书馆南迁前后以及西南联大图书馆艰苦创业的史实，对于北大图书馆和西南联大图书馆史具有一定的史料补充价值。严文郁于2005年9月25日辞世，享年101岁；今年又逢西南联大成立70周年，因此本文谨以此两封书信作为小小的纪念。此外，两封书信所涉及的一些图书馆现象和问题，今天依然存在，笔者略抒己见，阐发小小的感想，与同仁交流。

1两封信的主要内容

在介绍两封信之前，先简要回顾一下严文郁的生平。

严文郁，字绍诚，湖北汉川人，生于1904年，早年先后就读于汉川圣公会所办养正学校、安庆座堂中学。1918年考入武昌文华中学，1921年入文华大学图书科(后改为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1925年，经韦棣华女士推荐，任北京大学图书馆西文书编目员。1926年改任新成立的北海图书馆西文编目组长。1930年，由北海图书馆派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整理中文图书，同时在该校图书馆学院进修。1932年，获图书馆学硕士学位。同年被派赴德国见习一年。1933年归国，任北平图书馆编目部兼阅览部主任。1935年，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1937年，抗战爆发，到长沙与袁同礼共同主持长沙临时大学图书馆事务。1938年赴昆明，任西南联大图书馆主任，袁同礼馆长到任前，代理馆长职务。1943年辞去西南联大职务。1946年，任罗斯福图书馆秘书兼筹备主任。1949年到联合国图书馆工作。1962年，任联合国图书馆编目科长。1964年，自联合国图书馆退休，到俄亥俄州立大学图书馆工作。1971年辞去俄亥俄州立大学图书馆职务。1978年移居台北，任教台湾辅仁大学。1984年，被台湾大学聘为兼任教授。1985年，自台湾辅仁大学退休，迁居美国新泽西林登市。1986年，被华美图书馆员协会授予“杰出贡献奖”。

以下是两封信的具体内容：

第一封是严文郁在西南联大图书馆任职期间写给胡适的：

适之先生：

卢变之后，先生奔走海外，在外交方面为国家得了不少的收获，正如先生在学术方面的成就一样，在国内的人，真是十二分的景仰，北大的同人无不引以为荣。

北大图书馆一向秉承先生及蒋校长的意见，在华北坚立不动，决以所藏与国土共存亡，这点志愿终于实现。所以现在我们图书馆的整个收藏仍然存在我们的新书库里，故都沦陷一月多，我们未奉命结束的时候，郁仍督率同人到馆办公，倭兵虽然去过几次，只取去我们一张蒙古地图(孟心史先生介绍买的)，还写了一张收据，直到九月学校经费无着，不能开学后，留平同人商决封闭校产的时候，我们始挥泪退出了我们的庄严伟丽的新图书馆。

廿六年十月，郁到长沙，与守和先生办理临大图书馆，从第一本书买起，打起精神，重振旗鼓。廿七年三月，学校迁滇，守和先生因北平图书馆事留港，郁乃率同人及数百箱书籍(中央研究院亦在内)经粤港越赴滇。虽经海陆各种困难，人书得安抵昆明。到昆明后，守和先生辞联大职务，专力成立北平图书馆办事处，整个联大图书馆的责任就交到郁身上了。

联大图书馆因校舍不定与分散，颇费力经营。现新校舍完成，文、法、理、师各院的图书馆有了固定的馆址，以后办事应该容易得多。工学院另在一处，自始至终就有一个分馆，现在大阅览室可同时容纳六百多人阅读。此外还有杂志期刊等小阅览室。藏书数：中文二万五千册，西文六千五百余册，这些都是新买的。清华、南开、北大的旧书另由各本校交联大保管，作为借用。

在国难大学中，联大总算是很幸运的，至少图书设备比好多大学——除中央、武汉等外，好得多。现在教员学生无书，全仗着图书馆供给，大有书慌(似应作“荒”)之势，每日开馆之前，人已站满，开馆之后，座无虚席，向隅者仍然不少。惜因设备不够，所以不能使人人有读书的地方!

外汇困难，原版西洋书得之不易，近一年半也购得不少急需的读物，牛津大学捐了一批参考书，尚未寄到，此外美国Camegie Endowment及国联都赠来不少出版品。承先生先后送下名著，极为感激，倘能得先生之助，能从美国方面，现在惟一的来源，募得大批的图书，此间师生不知如何感谢的了。

郁对于图书馆工作极感兴趣，从事这种职业已经十五年了，因为吾国社会对图书馆仍不觉其重要，所以时常感觉办事困难，以致灰心。在大学里面在教务方面没有地位，办理图书工作更感棘手，所以时常想到美国去研究历史或经济，欲求于图书馆的“术”以外，另有所“学”，这样不独做图书馆机械的工作，同时可以利用图书馆做些研究工作，等到学术方面有了地位，

在学校办图书馆更是容易了。

记得七七事变以前，先生为政治学会陈宗登先生向罗氏基金会请求奖学金，事虽成功，因陈君身体不好，未能去美。兹特冒昧恳请先生可否用联大文学院长名义，保荐郁向罗氏基金会或其他基金会请求一奖学金，俾可赴美深造。久欲致书请安，因鉴先生国家事重，不敢麻烦，兹借函谢赠书机会，写了几张纸。报告一点消息，顺便作一不情的请求。倘能见谅后生求进的热心而不见责，不知快乐到何种程度?也不知要怎样感激您了?敬祝

健康

后学严文郁谨上

十一，十一

信末所署日期没有年份，从信中的内容看，属于西南联大时期无疑。信中说“郁对于图书馆工作极感兴趣，从事这种职业已经十五年了，”严文郁1925年到北大图书馆工作，是他从事图书馆职业的开始，因此这封信的年份大约在1939年，或1940年。信中又说“近一年半也购得不少急需的读物，”如果从1938年5月联大开学算起，到1939年11月，正好一年半的时间。因此，我们可以初步将此信的年份定为1939年。

第二封信写于1946年1月9日：

适之校长先生：

八年未见，丰采实在令人想念。闻先生二月回国恢复北大，无任兴奋!提到北大复员不由得想到北大的图书馆，新馆落成二年，内部刚刚整理就绪，被敌人占据，直到最近才得退出，不幸吗?又是大幸，北大书全部保存，得力于北大人“以精神守住北方”，不惜“以文物与国土共存亡”的政策，而亦先生与前校长蒋先生之功也。郁始终执行学校命令，与有荣焉!

抗战前五年，郁在长沙与昆明为北方三校

主持图书馆，大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慨，尤以在滇时遭轰炸，备尝辛苦，卅二年以昆明物价过昂，家庭生活不能维持，乃向学校请假来渝，事非得已，知者谅之(泽涵兄最为清楚)。

兹以北大复员在即，欲以前北大图书馆主持人的地位向先生贡献几点有关图书馆的意见：

(一)北大图书馆应照旧制直属校长，勿庸改隶教务处。

(二)图书馆馆长得出席校务会议如在北平一样。

(三)图书馆馆长应兼教授名义，享受同等待遇。

(四)图书馆职员质与量均须加强，不仅整理和保藏书籍，且能知道学生阅读，帮忙教师从事研究(如答复咨询编制专门目录和索引)。

(五)图书馆必要时得于各院系设立分馆，但须受总馆节制，不受院系之支配与指挥。

(六)图书馆用人(不论总馆与分馆)馆长秉承校长之意全权物色，馆外之人不得干涉。

(七)经学校通过之章则，全校师生均须遵守，如图书馆执行遏有困难须请校长全力支持，以求贯彻。

(八)伪组织时代助桀为虐之职员应予停职，应请坚贞之士回馆服务，以明忠奸，主持人应请在后方为祖国服务有劳绩者。

(九)学校应宽筹经费补充图书，请校长在国外大批征募，以省费用。

(十)现时图书馆人才非常缺乏，北大为全国最高学府，应请于文学院添设图书、博物、档案管理学系，现在国内虽有二处设有此科，惟师资缺乏，设备简陋，学生裹足不前，北大应担负训练此种人才之责任。

以上略举十条，可惜不能详述理由，望先生予考虑，俟回国时再面陈一切，以供参考。

此祝

健康

严文郁

卅五，一，九

重庆机房街五十二号

2两封信所反映的有关史料

严文郁写给胡适的这两封信为抗战爆发之后的北大图书馆史和西南联大图书馆史提供了新的补充材料。

吴唏编著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九十年记略》(以下简称《九十年记略》)是迄今为止有关北京大学图书馆史的唯一正式出版物。关于抗战爆发之后北大图书馆的情况，该书介绍说，1937年七月底，“北大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仍勉力维持着残局”“内部工作人员每天上午办公，阅览室上下午开放”，直到“学校接到了南京政府密令：解散学校，封闭校产，南迁长沙。严文郁主持了图书馆财产的封闭工作，……”。从严文郁在第一封信的有关叙述，可作为此一阶段情况的补充：

北大图书馆一向秉承先生及蒋校长的意见，在华北坚立不动，决以所藏与国土共存亡，这点志愿终于实现。所以现在我们图书馆的整个收藏仍然存在我们的新书库里，故都沦陷一月多，我们未奉命结束的时候，郁仍督率同人到馆办公，倭兵虽然去过几次，只取去我们一张蒙古地图(孟心史先生介绍买的)，还写了一张收据，直到九月学校经费无着，不能开学后，留平同人商决封闭校产的时候。我们始挥泪退出了我们的庄严伟丽的新图书馆。

这段叙述透露出两个信息：一是根据蒋梦麟和胡适的主张，北大图书馆“在华北坚立不动，决以所藏与国土共存亡”，因此藏书并没有南迁；二是日军从北京大学图书馆索去蒙古地图一幅，此地图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孟森推荐购买的。

关于第一点，在第二封信中，严文郁指出，北大图书馆的馆藏在战乱的情况下得以保全，有赖蒋梦麟和胡适的主张：“北大书全部保存，得力于北大人‘以精神守住北方，不惜‘以文物与国土共存亡的政策，而亦先生与前校长蒋先生之功也。”

关于第二点，严文郁曾撰写《孟心史先生与(俄蒙界线图)》，详细回忆当年情形。《九十年记略》也据严文有所交待。

此外，《九十年记略》对于严文郁等人南下长沙的时间交待得不是很确切，据第一封信，当为1937年9月。

关于长沙临时大学图书迁往昆明，《九十年记略》说：“1938年1月，临时大学奉命迁往昆明。图书馆的全部图书及商借的北平图书馆和中央研究院的图书，共装了四百余箱，经粤汉路运至广州，再取道香港至越南海防，从滇越路进入云南，经历千难万险，历时三月，终于在三、四月间陆续运抵昆明。”根据严文郁的第一封信，与严文郁共同主持长沙临时大学图书馆的袁同礼在南迁昆明的过程中因北平图书馆的事务暂留香港，由严文郁负责将这批图书运至昆明。

严文郁在《抗战四年之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一文中总结说：“截至卅年十一月止，本馆自购藏书计：中文书籍二万九千七百六十一卷，西文书籍一万二千一百七十册。”据第一封信，大约截至1939年11月，“藏书数：中文二万五千册，西文六千五百余册，这些都是新买的。”从中可以看出，随后的两年之中，中文书增加四千余册，西文书增加五千六百余册，相对来说西文书增加更快些。此外，这两年购书增加速度较最初的一年半明显放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随着抗战的持续，图书购置经费的紧张。

除经费购入的图书，西南联大图书馆还得到国际上的捐赠。严文郁在《抗战四年之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指出：“其中以英国各大学之赠书最巨，约值两千镑以上，其次美国加州大学哈佛大学之赠书，亦多珍品”《九十年记略》说“英国牛津大学一次捐书就达1454册”从第一封信中我们了解到当时赠书的机构还有“美国Camegie Endowment及国联”。

第一封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感谢胡适向西南联大图书馆赠书，信中说“承先生先后送下名著”，表明胡适当年对西南联大图书馆的支持。

第一封信也反映了西南联大图书馆当时的艰苦状况，可作为《九十年记略》有关内容的补充：“现在教员学生无书，全仗着图书馆供给，大有书荒之势，每日开馆之前，人已站满，开馆之后，座无虚席，向隅者仍然不少。惜因设备不够，所以不能使人人有读书的地方!”

从信中我们还可以了解到，当时西南联大图书资料的情况虽然很困难，但在当时，应该算是比较好的，仅次于中央大学和武汉大学。

在严文郁的第二封信中，所提出的第十条建议，即“北大为全国最高学府，应请于文学院添设图书、博物、档案管理学系”，在胡适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得以部分实现——据介绍，王重民“与向达先生同受当时的校长胡适的委托，分别建立了博物馆学和图书馆学两个新专业。”虽然从1945年到1947年，胡适与王重民“一直在共同商讨创办图书馆学专业一事”，北大图书馆学专业的首倡之功不能归于严文郁，但毕竟“英雄所见略同”，严文郁的建议，对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业的设立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此外，北京大学博物馆学专科的创立，也与严文郁的建议不无关系。

以上所摘史料，虽无大的发现，但对于资料匮乏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和西南联大图书馆史，还是能够起到一些拾遗补缺的作用。

3几点感想

严文郁在第一封信中，除了公事之外，也向胡适提出了一个私人的所谓“不情的请求”，即希望胡适

帮助他在美国申请奖学金，以便赴美留学深造。严文郁解释自己的想法说：“因为吾国社会对图书馆仍不觉其重要，所以时常感觉办事困难，以致灰心。在大学里面在教务方面没有地位，办理图书工作更感棘手，所以时常想到美国去研究历史或经济，欲求于图书馆的‘术以外，另有所‘学，这样不独做图书馆机械的工作，同时可以利用图书馆做些研究工作，等到学术方面有了地位，在学校办图书馆更是容易了。”

在严文郁上述的解释或者说抱怨中，包含着三个与图书馆有关的问题，这些问题至今仍然存在，而且不能说现在已经比过去改善很多。下面分别加以讨论，略抒感想。

首先，严文郁指出的“吾国社会对图书馆仍不觉其重要”的问题。我们现在的状况如何呢?从高校图书馆而言，应该说随着高校的发展，图书馆作为学校科研的主要依托，作为高校评估的重要指标，在硬件投入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各高校馆纷纷建造新馆，扩大馆舍面积，购置新式设备，大有日新月异之态。在馆藏资源购置经费方面，也有很大的增长，但相对于电子资源等的大量增加和逐年提价来说，图书馆仍然面临经费紧张的问题，而且表现出不稳定的状况。高校中图书馆人的地位仍然比较尴尬，一般称为“教辅人员”，往往在谈到重视教学人员的时候，图书馆人被放到后勤一边，谈到重视管理后勤的时候，图书馆人又被放到教学一边。在最近某年某名校学生录制的迎接新年祝福中，图书馆人被安排与食堂大师傅为伍，图书馆人的地位或许由此可见一斑。当然，我们应该承认，就整体素质而言，图书馆人与院系教师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但是在整个学校中，图书馆人的素质不能算是低的，理应获得应有的重视和尊重。

值得玩味的是，我们在抱怨图书馆不被重视的时候，往往喜欢拿老北大、或者旧时大学的图书馆来作对照，而实际上当时的情况也不尽然，很多方面是我们对过去的一厢情愿的美梦。严文郁的这封信表明，图书馆的不被重视“古已有之”，提高社会对图书馆重要性的认识，可谓任重而道远。严文郁在《悼胡适之先生》一文中指出：“我们若是要社会了解图书馆工作的重要，必定要吸引读者来使用图书。”此言不虚。

其次，严文郁说“在大学里面在教务方面没有地位，办理图书工作更感棘手”的问题，这实际上可以归纳为图书馆或者说图书馆长在大学中的地位问题。

从严文郁的经历而言，1935年北大图书馆新馆建成，蒋梦麟校长亲任馆长，聘任严文郁为图书馆主任，负责主持实际工作。据《九十年记略》，“根据北大的原有体制，图书馆只是总务处管辖下的诸部之一，蒋梦麟改革体制之后，图书馆成为校长直接领导的机构，图书馆长的地位与秘书长、课业长、各院院长相当。”正是由于这一时期图书馆主任的较高地位，严文郁凭借新建的现代化馆舍、现代的图书馆学专业背景，引领北大图书馆进入民国时期的黄金发展阶段。

西南联大成立之初，图书馆的地位与蒋梦麟任校长的北大期间类似，“与总务处、教务处平行，直接隶属于学校常务委员会。”但是到了1938年底，“学校对图书馆进行了改组，改馆长制为主任制，……隶属于教务处。”这种地位的改变，使严文郁感觉没有地位，工作也不能够顺利开展。正是基于这种切身的感触，严文郁在写给胡适的第二封信中，所提的建议头两条便是“北大图书馆应照旧制直属校长，勿庸改隶教务处；图书馆馆长得出席校务会议如在北平一样。”而在第七条中，他又提出学校应对图书馆工作应给予支持：“经学校通过之章则，全校师生均须遵守，如图书馆执行遇有困难须请校长全力支持，以求贯彻。”

现在的大学图书馆长在学校中的地位如何?值得高兴的是，图书馆长现在一般由分管工作的副校长直接领导，不再隶属于教务处，地位与院系领导相当。然而实际情况如何呢?我想各位同仁心中自有看法，毋庸笔者在此赘言了。

其三，严文郁自己解释，之所以要到美国留学，是因为他自己感觉到在当时的管理体制下，以图书馆专业背景主持图书馆工作，属于只有“术”，没有“学”，在学校没有地位，因此希望在“学”方面有所建树，然后再从事图书馆工作。这实际上触及了图书馆长是要图书馆专业背景的人来担任，还是由教授学者来担任的问题。

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历史来看，民国时期真正图书馆学出身的馆长仅有两人，即袁同礼和严文郁，他们都属于中国第一代具有现代图书馆学专业背景的图书馆人。建国后，著名历史学家向达首任馆长，应该是有声望学者担任馆长的全国通行做法的一个代表。而最近两任馆长，都是图书馆学出身，以北京大学图书馆在全国高校图书馆的地位，可以说这种情况表明了现在的发展趋势。

到底是有名望的学者还是图书馆学出身的专家更适合做图书馆馆长，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严文郁认为最佳的人选是既有“术”又有“学”的人，这当然是从他自身出发提出的，仅具有图书馆学背景的他，在当时教授治校，学者在大学地位崇高的情况下，自然感受到无形的压力，或者说“压迫”，因此希望在学术上有所成，提高自身的地位，然后再从事图书馆工作。他的考虑重点仍在于图书馆长的地位，因此他在第二封信中建议：“图书馆馆长应兼教授名义，享受同等待遇。”现在学术分工越来越细，严文郁所希望的“学”、“术”俱精的人很难得。事实上，严文郁后来也没有赴美留学。胡适当年是否给严文郁回信，如回信了说了些什么，资料所限，现在还无从了解，不过在这一时期，他曾得到“蒋梦麟校长推荐，向上海洛克斐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申请奖学金，后因故未成。”

图书馆人与学者视角的不同，我们可以从严文郁关于胡适1937年前后在北平图书馆协会演讲的回忆来体会：“我还记得适之先生那次讲话的大意是勉励图书馆界注重搜集资料。他说片纸只字都是史料，皆当保存。当时我颇不同意这一说法。我认为图书馆困难重重，如馆舍、人手及经费在在皆有限制，哪能兼收并蓄。每一个图书馆如果能在范围之内，精选细择，并将已获的资料善为整理，供人利用，这就算是尽了职守。可是适之先生是以历史家的眼光，站在学术立场发言，无怪乎他的主张与实际工作有别。”

可以说，单从管理的角度说，受过专业训练的图书馆人更胜任；从对学术资料的理解和眼光，以及在学校的影响力来说，教授学者有其长处。然而，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教授学者的主要精力在学术研究，因此担任图书馆长往往是“虚衔”，实际主持工作的仍然是具有图书馆专业背景从事实际工作的图书馆人。在专业学术分工日益精细的今天，图书馆学专业背景的人担任馆长也许是大势所趋，而学习资源的日益方便发达，也为他们对于学术领域的深入了解提供了方便，因此，“学”、“术”皆精的图书馆长不可多得，但也不是没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