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岩竹

《毛主席语录》是毛泽东著作中名言警句的选编本，发行量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圣经》)。因为最流行的版本用红色封面包装，又是红色领袖的经典言论，所以文化大革命中被普遍称为“红宝书”。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无不知晓“红宝书”。那时，人们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但“红宝书”不可不带，连结婚送礼也必少不了一本“红宝书”。

“红宝书”流行盛况空前

严格意义上讲，“红宝书”应包括各种正式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但由于《毛主席语录》发行量最大、印制最精美、读者最多，且封面又是由红塑料封皮特制，人们心目中的“红宝书”往往专指《毛主席语录》。仅“文革”几年之内，国内外就出版了用50多种文字印成的500多种版本，总印数为50余亿册。在当时，全世界30多亿人口，男女老幼人均1.5册有余，被国际上公认为：“是二十世纪世界上最流行的书”，“是世界上读者最多的书”。

上个世纪60年代，似乎在一夜之间，“红宝书”忽然在中国大地掀起了红色海洋，呼啸澎湃，浩瀚无边。《毛主席语录》在人们手中飞扬，口里传诵；“最高指示”响彻云霄，语录歌声昼夜不断。大街小巷所有的建筑物，里里外外都敬书高悬语录牌，全中国成了一个“红彤彤的世界”。

那时，全国除毛泽东本人以外，上自“副统帅”林彪，下至每一个学龄儿童，无不每天随身携带这本小红书，早早晚晚必须高擎于头顶，山呼“万寿无疆”，山呼“永远健康”，那时称此举曰“早请示”、“晚汇报”；大小集会，乃至随时随地，都可能需要朗读或背诵毛主席语录。那时，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毛主席语录》不可不带。“顶礼膜拜”程度近乎宗教仪式。

有段时间在人际交往中，也要像对口令一样用毛主席语录互相呼应。老太太上街买菜，要对售货员说：“‘节约闹革命，请给我拿二斤菠菜。”售货员要答：“‘为人民服务，这是找你的钱。”否则买卖不能成交。

人们拿着《毛主席语录》就像拿到了“尚方宝剑”，可以攻击别人，也可以防卫自己，但《毛主席语录》的防卫性远不及进攻性强。巴金在劫后的日子里，对此曾有过一段形象的描述：“有一个时期我们每天要举行几次‘请示、‘汇报、‘祝万寿无疆的仪式。别人在我们面前念一句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于是我们就成了该打倒的‘反动的东西。他们又念一句：‘这是一些极端反动的人，于是我们就成了极端反动的人。他们再念一句：‘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要进行批判，于是我们就被当作‘牛给关进了‘牛棚……”(引自巴金《要有个艺术民主的局面》)

文革中，《毛主席语录》又更多地作为个人与个人、派别与派别之间互相攻击的常规武器被投来掷去，漫天飞舞，好像谁使用的“语录”多，真理就在谁手里。

作为软武器，《毛主席语录》也曾直接用于“反帝、反修”的战场。1967年，我国500多名留学生回国，途经苏联，其中留法学生到红场高声朗读毛主席关于反修防修的语录、与苏联警方发生冲突。其他留学生义愤填膺，成立了留学生总指挥部，准备组织汇集在莫斯科的百十名留学生，再次去红场“血战到底”!如不是接到了陈毅签发的特急电报，真要在“苏修叛徒集团老窝”中心开花了。留在巴黎的留法学生听说第一批回国的留学生在红场挨了打，立刻带上了刷子，提上了油漆桶，排着队准备到苏联驻法大使馆去写标语，走到半路就被法国警察截住了，也挨了打，又被拘留了一批。我驻法大使亲自连夜给法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打电话，同时又派人到法外交部交涉。次日，法方才用囚车把被扣留学生押送飞机场，让他们立刻登机回国。

1966年，我国派出一个青年文艺小组到与我国友好的法国访问演出，他们在每个节目表演前，都要先念一通《毛主席语录》。观众对此很反感，头两三个节目，还能忍受。以后每念一次毛语录，台下就发出一片嘘声，越念嘘声越厉害。大使馆的同志们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很难过，建议他们不必每一节目前都念语录，但文艺小组领导坚决不肯，说节目前念语录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创举。台下喝倒采，他们说观众大多是资产阶级，敌人反对正说明我们是正确的。大使馆黄镇同志和宋之光同志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为了维护毛主席的威信，为了中法友谊不受伤害，只好对他们说，如果不接受使馆意见，就不要再演出了。这才使他们不得不做了让步。但1967年，当宋之光回到祖国时，却为此被扣上了“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帽子，坐了“喷气式飞机”。

在六十年代中期，“《毛主席语录》”成了中国人民生活中的不可缺少之物，六七十岁的老太太和咿呀学语的娃娃也都要背会它几条。在中国，人们念的是语录辞，做的是语录操，唱的是语录歌，跳的是语录舞，小学生课本是《毛主席语录》本。毛主席语录与人们生活、交往如此密不可分的现象，也成了当时中国的一大文化景观了。

林彪要求背诵毛主席的话

“红宝书”的疯狂泛滥，与林彪的大力倡导密不可分。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连续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即通常所说的庐山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彭德怀遭到全面批判，并被调离国防部工作岗位。9月，林彪取代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

林彪掌控军权后，为了达到个人目的，开始在全军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

1960年9月，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以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为议题，对建国后我军的政治工作作了总结。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决议要求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推向新高潮，并提出把学习毛泽东著作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这一决议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随后由部队开始，掀起了轰轰烈烈地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

1960年九十月间，林彪又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站在现代思想的顶峰”，要“带着问题学”，“立竿见影”。1961年1月，他在“带着问题学”和“立竿见影”后又添加了几句话，拼凑了一套所谓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方法。这一方法后来被吹嘘为“三十字方针”，即：“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下功夫。”

1961年4月，林彪在部队视察时，更加明确地提出：为了使战士在各个时期、各种情况下都能及时得到毛主席思想指导，《解放军报》应当经常选登毛主席的有关语录。在这之前，他还曾主张要把毛主席著作中最精辟最重要的话背下来。《毛主席语录》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被编发出来的。

《解放军报》率先刊登毛主席语录

根据林彪的指示，《解放军报》从1961年5月1日起在报眼刊登毛主席语录，要求内容与当天报纸版面相吻合，以便全军

官兵“活学活用”。

为了完成这一“神圣”任务，解放军报社抽出专人每天查找语录。当时在报社资料室负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语录卡片资料工作的田晓光具体负责这项工作。每天下午在报社的编前会议上，了解第二天报纸的宣传重点，然后由她提供有针对性的毛主席语录。

开始几天，这项工作完成得比较顺利，但过了一段时间，麻烦就出现了，有时把《毛泽东选集》从头翻到尾，也找不到合适的语录，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时任《解放军报》总编辑的李逸民感到这是林彪交付的任务，不选又不行，选又选不出来，十分为难，便向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请示。本来就对林彪这套做法不满的罗荣桓立即答复：“办报纸主要是贯彻毛主席《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的精神，贯彻群众路线，坚持真理，要有生动、鲜明、尖锐、毫不吞吞吐吐的战斗风格，至于毛主席语录，找几条可以，找不到也可以。毛主席著作不可能对现在的什么事情都谈到。要学习精神实质，不能像和尚念经，敲破了木鱼，还不知西天佛祖在哪里。”经罗荣桓元帅这么一说，李逸民如释重负。

但是，林彪的指示还得要执行。《解放军报》仍然不敢不继续刊登毛主席语录，而且工作量比以前大大加重了。

在这种情况下，解放军报社决定派出以副总编辑唐平铸为首的一行人到其他报社参观取经。在《天津日报》社，唐平铸发现他们资料室的同志将毛主席著作中可以独立使用的文字，即后来说的“语录”，作成卡片，分门别类地排成专题目录，为编辑部门查找、引用、校对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这对军报刊登毛主席语录来说，太用得着了!唐平铸派人去用最快的速度全部抄回来。由田晓光负责重新整理，按设计的专题重新排列，并把以前积累的充实进去。最后又作了校订。

有了这套专题目录，为报纸提供毛主席语录的工作开始得心应手了。后来的《毛主席语录》，就是在这套目录基础上选编的。

毛主席语录天天见报后，部队里反应热烈。当时军队文化程度不高，战士多数是从农村招来的，有初中文化的就算是知识分子了，让他们直接学习毛主席的原著有困难。而军报当时摘编的毛主席语录，均是毛主席著作中最简洁、最通俗、最精辟地讲出道理的语言，战士们一看就懂，一讲就明白，这样，学习毛主席语录，战士们既学习了政治，又学习了文化，对部队进行思想教育不失为一科-好方法。

林彪对他提出的语录登报的事也是很得意的。1961年，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他说：“解放军报上天天有毛主席的语录，编必要的基本教材，免得指导员难解决问题，不过不要多，而要好。”到1962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又讲：“解放军报经常按照当时的需要，把毛主席的语言摘出一部分登出来，底下也表示欢迎。”

军报资料室在为报纸选登毛主席语录的基础上，又时常结合当时全党全军中心任务，汇编毛泽东的有关论述，大篇幅地在报纸上集中发表。如1961年的《毛泽东论调查研究》、《毛泽东论政策》和《毛泽东同志论理论联系实际》等的专题语录汇编。后来又发表了《毛泽东同志论领导作用和工作方法》等等。

1962年2月3日，当时的总参谋长罗瑞卿同志在《解放军报》毛主席语录宣传小结上曾批示：“大型辑录形式好，以后还可以用。”鼓励了这种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方式。

正是有了这些专题汇编作铺垫，田晓光等人向报社领导提出了为部队编一本《毛主席语录》的想法，得到了报社领导的大力支持，于是便开始了筹划工作。

1963年12月20日，唐平铸去参加总政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把解放军报建议编一本《毛主席语录》的意见带了上去。

一天，唐平铸突然给田晓光打来电话，说总政领导要他们编一本《毛主席语录》，作为会议文件下发。并要求在会议结束前，征求各位代表对《毛主席语录》的意见。

田晓光接受了这项任务。时间如此紧迫，必须争分夺秒。他们采取编一个专题，发排一个专题；排一个专题，校一个专题的办法搞突击，但仍觉得速度慢，最后他们索性搬到了印刷厂里办公，一边编，一边排，一边校，一边印。

1963年，我国经济开始复苏，餐桌上也能见到点油腥了。所以，1964年的元旦也显得比前两年诱人。也就是在这元旦前夜，正赶上《毛主席语录》总校、付印。那天，田晓光和同志们在印刷厂整整干了一个通宵。当新的一年第一个黎明到来的时候，散发着墨香的第一本《毛主席语录》的印张也降临到神州大地，在场的人都无比振奋。

1964年1月5日，《毛主席语录》征求意见本出版了。16开本，其中共设23个专题，选编语录200条。题名为《毛主席语录200条》。

《语录200条》按期发到了与会代表手里。经过讨论，代表们除了提出增补意见外，还建议迅速印发部队。

编辑组根据代表们的意见，用了5天的时间，对《语录》进行了增补。题名改为《毛主席语录》，仍为16开本。设25个专题，收语录267条。1月10日，《语录》重新印发给与会代表，并同时下发给部队廖初江、丰福生、黄祖示等学习毛主席著作先进分子和先进单位征求意见。

就这样，从接受任务到第一本《毛主席语录》问世，总共不到一个月时间。

1964年5月，总政领导决定，将这本修改后的《毛主席语录》在部队内部发行，干部每人一本，战士每班一本，军报为此还发了消息。

为了部队指战员携带方便，还决定将《语录》改52开本，这也是最早的小开本《语录》。

在这本语录出版前，因为林彪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编辑人员建议请他为《语录》题词。并且提出最好写雷锋自勉用的几句话：“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军报领导接受了建议，将这四句话抄转给林彪。林很快写好，转了下来，可编辑发现林彪只写了前三句，最后一句“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没写。编辑人员当即找到军报办公室秘书，请他给林办打电话询问。电话是叶群接的，叶回答说：“林总写的时候，有人提醒他少了一句，他没吭气，想必他有他的考虑，不必再问他了，就用三句话好了。”

林彪题词除了少写了一句话外，‘听字还多了一点儿，写成了‘口斥。《语录》发到部队以后，群众多次来信提意见，在1965年《语录》再版时才作了技术处理。

在这本语录正式出版后的两个月，即1964年7月，毛泽东又有四篇文章公开发表，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反对本本主义》《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为使《毛主席语录》中有这方面的内容，并改进过去编排和所选内容的不足，田晓光等人提出了再版的意见。当时正好康生和毛泽东秘书田家英分别打来电话，提出《毛主席语录》中有三条语录

虽是毛泽东的指示，但摘选的文章不是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的，希望再版时删去。随后总政治部批准了《毛主席语录》再版的意见。

再版《语录》编选，主要是内容的增减，原有的30个专题，没作大的改动，只是新增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学习”和“妇女”等三个专题。当时正值《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发行，田晓光等人认为《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主要反映了中国人民在解放战争时期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和人民解放军所向披靡的革命气势。而先前出版的《毛主席语录》没有充分反映这方面的内容与精神。而这种精神不仅在革命斗争中需要，在和平环境里以及一切工作中也都适用。因此，增加“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专题极为必要。“学习”专题的增设则是为了适应当时党中央强调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需要。而“妇女”专题则是根据邓颖超同志的建议而增设的。

1965年5月，总政治部在军委办公厅小会议室开会讨论《毛主席语录》再版事宜。会议对再版本的专题与《前言》一致通过，只是在具体内容上删去了六条语录。这样，再版的《语录》由30个专题增加到33个专题，所收语录也由355条增到427条，共8800字。

该《前言》是总政治部和罗瑞卿同志修改定稿的，其开头部分吸取了北京卫戍区某师八连副指导员、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孔祥秀的建议，引用了军委扩大会议决议中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论述。即“毛泽东同志是当代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时代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针，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毛泽东同志不但规定了我军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而且规定了我军建设惟一正确的路线。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的经验，我们党的理论，都概括集中到了毛泽东思想里”。不过，决议中所提的“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被罗瑞卿同志删去了。

《毛主席语录》从军内走向全国

1964年12月29日，林彪明确指示：“毛主席语录本在部队很受欢迎，现在每班一本太少，大家抢着看不够用，要多印一些，一定要发给每人一本。毛主席著作是最重要的思想武器。毛主席著作选读本和语录本，要像发武器一样发给每个战士。”这才达到了全军人手一册。

《语录》下发部队以后，引起了全国的注意，各地、各部门纷纷通过电话、电报、书信来要，后来又来人联系购买，最后干脆要求代印。

当时中央领导同志也派人来要。因为《语录》是军内发行，出版前只送了军委、各总部领导各一本审阅，未送中央。

领导同志要《语录》，给就是了。可地方一些单位、个人来要却使军报无法招架，要求代印的单位也越来越多，面对这种情况，军报请示总政刘志坚副主任，刘指示：“因为这小册子是总政根据军队情况的需要摘编的，只限于军队范围内阅读，如广泛向地方发行，变成我们代替中央去做工作了，这样不好。如果地方要印发这类小册子，应由他们请示中宣部解决为好。”同时还规定了三条：“一、不是军队系统的中央委员也不要发；二、不为地方代印；三、地方索要时婉言谢绝。”这三条实际一条也执行不了。军报实在顶不住这个潮流，就又书面请示罗瑞卿总长。1964年5月28日，罗批示：‘可以为地方代印；在军队学习的地方干部可以发给。当时团中央正召开九大，代表们也要求发《语录》，罗瑞卿也同意给了。

口子一开就势不可挡了。中央、国务院各部委等地方各大单位纷纷来军报联系代印，刘志坚为了减轻军报印刷的压力，7月10日打电话让军报考虑：《解放军报》是否出专页，将《语录》全文刊出，内部发行。可第二天，7月11日，中宣部马上来电话，不同意这样做。

从1964年5月1日《语录》正式出版，到1965年8月1日再版为止，原计划印刷发行420万册，结果大大突破这个数字，猛增到1213万册。军报还专门成立了发行《语录》机构进行这项工作。

1965年8月1日《语录》再版本正式再版发行。新版本由52开本改为64开本，并用红塑料封皮，编印单位和《前言》仍署“总政治部”，依旧限于军内发行。

因增加了新的内容，部队内部要重新印发，相应的，地方各单位又重新到军报联系代印。过去没印的也要求代印，公安部一次就要求代印50万册，数量越滚越大，印刷厂工人白天黑夜没命干也赶印不出来。只好请示刘志坚，看怎样处理好?刘志坚叫报罗瑞卿总长：像这样大的数量，能不能给地方纸型，让他们自印?罗同意给地方纸型自印。

9月16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和康生看了再版《语录》后也提出地方要代印《语录》，可以借给他们纸型自印。

9月20日，贺龙批示给国家体委《语录》纸型自印。

11月19日，中央办公厅来电话，说毛主席同意给安徽省委《语录》纸型，让他们自行印刷。

后来，人民出版社给毛主席著作编委会打报告，要求公开发行总政编的这本《毛主席语录》(当时还有几个别的版本)。据当事人说，当时很快得到了中央的批准，在全国发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发行。

1966年8月初，中央文化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毛主席著作印制发行工作会议，决定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其中包括《语录》。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发动二、三百家印刷厂印制《语录》，特别是在党的‘九大召开前，形成高潮，绝大多数省市都按人口数量印刷，以至几乎达到了全国人手一册。”

最初的《毛主席语录》是纸皮封面，由于不经看，后来改为塑料皮本，并且全是大红颜色的。后来传遍全球的“红宝书”也就由此得名。

1966年，《语录》在大陆已十分流行，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也希望能看到这本灼手的书。他们通过香港客商在广州进出口交易会上买回一批，但供不应求，一些工人和学生对此纷纷提出要求。为此，香港方面派人到广州新华书店联系《语录》出口事。

《毛主席语录》是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从兴起到达到顶峰的历史时期编选、出版的，因此它的发行量和影响面都达到了中国出版史上的极限。据不完全统计，1966年下半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发动了二、三百家印刷厂印制《毛主席语录》，在中共‘九大召开前形成高潮，绝大多数省市都按人口数量印刷，以至几乎达到了全国人手一册。从1966年lO月中宣部批准出口到1967年5月，仅八个月时间，中国国际书店已向全世界117个国家和地区发行了英、法、西班牙、日、俄、德、意、尼泊尔、越南、印度尼西亚、阿拉伯、缅甸、斯尼希里、波斯等十四种文字的《语录》共80

多万册。更有研究者推算，仅“文革”几年之内，国内外就出版了用50多种文字印成的500多种版本，总印数为50余亿册。

毛泽东本人赞成搞《毛主席语录》吗

当时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曾给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刘副主任：

主席指示陈伯达同志负责编写一本全国通用的“毛主席语录”。准备编写六万字左右，现只编写出一部分，约三万多字，给我送来一份。陈伯达同志说，这本语录是在总政和各地所编写的主席语录基础上编写的，要征求总政的意见，将来他们讨论时还要请总政派人参加。

此事我已向林副主席报告过，林副主席指示：这是件大好事，要大力支持，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现将送我的一份稿转上，请你即告有关同志先研究，待陈伯这同志征求意见时，即可告伯达同志或参加研究。并请将结果告我一下。

此致敬礼

杨成武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这封信当时自然地很快转到了总政语录本主要编纂者田晓光手里。在田看来，这封信可以肯定这样两点：第一，毛主席是赞成用“语录”这种形式传播他的思想的。第二，因为总政编的这本语录是根据部队需要编的，所以，毛主席还希望编一本全国通用的，能全面概括他的思想的。当时《毛主席语录》没有像后来那样普及，看来当时毛主席也是希望他的“语录”能在全国普及的。

但大也有大的难处，大而全既不易问世，更不易普及，后来也就夭折了。毛泽东赞成搞语录，还有一件事可以证明。

1964年版《语录》刚出，毛主席就派人索要。这说明毛主席很早就看到了这本《语录》。

1965年11月19日，中央办公厅打来电话，说毛主席同意给安徽省委《语录》纸型，让他们自己印刷。当时《语录》仅限于军队内部发行。由此可见毛主席对《语录》的态度。

“红宝书”狂热渐冷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号称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林彪摔死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温都尔汗，这一严重事件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震动，也使得红色海洋的狂热波涛戛然而止，“红宝书”迅速由热变冷。

当时，人们的心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林彪的照片、林彪的题词、林彪的文章该清理的清理，该上交的上交，该付之一炬的付之一炬。而此前流行的“红宝书”，既有林彪的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又有署名林彪的“再版前言”，其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

经过了这场变故，当年曾创世界出版记录的“红宝书”如今已所剩无几，存世量极其稀少。正因为如此，“红宝书”已成了许多收藏家们极力寻找的“文物”，其在文物市场上的价格不断攀升。本世纪初，一本1964年出版的《毛主席语录》在著名的苏士比古董拍卖行拍卖时，居然卖出了折合人民币12万余元的高价，让人目瞪口呆。

“红宝书”的热销固然有政治的色彩，但并非全是政治的因素。“红宝书”出版后，立即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并深受欢迎，创造了出版界的“奇迹”。“红宝书”如此热销，毫无疑问有极其浓厚的政治色彩，但也不可否认有其他因素的存在。在其他因素中，毛泽东文章的魅力也算是比较重要的一点。毛泽东在其一生中，写下了许多精彩的文章。这些文章包含着精深的思想，严密的逻辑，精美的语言，丰富的知识，既气势磅礴，又文采飞扬。而“红宝书”中所收录的都是毛泽东文章中的名言警句，这些警句更是朗朗上口、言简意赅、寓意深刻，无疑能深深地打动广大读者的心。正因为如此，许许多多人疯狂热衷于读毛泽东的语录也就不难理解了。

“红宝书”的影响固然有时间的限制，但并非没有长久的价值。里面的许多警句并未过时，仍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如“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为人民服务”，等等，这些警句已经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成长发展和思想变迁，并将会继续发挥其影响作用。

此外，随着时间的流逝，“红宝书”的身价也会越来越高。因为它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种重要而又特殊的产物，它反映和体现了我国的这段历史。同时，由于文化大革命震惊了世界，“红宝书”又流向了全球，在世界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它又反映和体现了世界的这段历史。由于它是当时重要而又特殊的产物，并能够反映和体现当时历史的重要情况，因此，它不仅是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珍贵历史资料，而且也是研究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不可替代的、不可多得的、非常重要的珍贵历史资料，因此，其身价倍增也就不令人意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