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峰

为了尽快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加快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以尽早的实现国家现代化，1958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古老的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跃进”运动。运动提出要“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口号，号召广大的人民群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当时，李富春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他对“大跃进”的认识同许多人一样，也是一个由浅入深、由适应到不适应的过程。

毛泽东在1958年相继举行的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上连续批“反冒进”，认为“反冒进”泄了全国人民的气，要求中央各经济部门要放开手脚，破除迷信，打破框框的束缚，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毛泽东的批评对兼任国家计委主任的李富春是一个不小的压力。随着批评“反冒进”的继续进行和“大跃进”的全面展开，李富春通过自己到一些地方的调查，认为群众的干劲确实很大，这时他也开始更多的适应“大跃进”，因为他也想较快的改变我国经济发展落后的局面。在1958年4月，李富春结合当时的经济形势，指出我们的建设速度可不可能比苏联过去的四十年的速度更快，这些问题是大问题，是方向问题，是社会主义搞不搞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认真的研究，我们的思想不仅赶不上，还要落后。为此，李富春领导国家计委根据各地的“跃进”步伐重新拟定计划，要求工业总产值在整个“二五”计划期间为2600至2800亿元，比1957年底增长2到2.5倍；农业总产值为1200到1370亿元，比1957年增长80％到110％；钢为2500万到3000万吨等等。这个计划比八大上制定的“二五”计划更高，忽视客观实际和经济发展规律。不过，这时的李富春是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是以想尽早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为出发点的。

八大二次会议后，全国掀起了全面“大跃进”的高潮。各地的小高炉、小土群比比皆是，成千上万人去寻找煤铁矿，他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大干特干，高产“卫星”一颗比一颗大。李富春这时也全身心的投入其中。他在1958年6月7日写给国家计委主要负责人的信中指出，为着贯彻多快好省的勤俭建国的方针，计委的任务就是要根据各部各省市提出的方案进行综合和使之互相协作，明确要求计委制定的计划要全面考虑各地“大跃进”的情况。但随着“大跃进”的继续进行，各种弊端也日日显现出来，尤其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和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使李富春对该场运动有了一些怀疑，毕竟他是长期主持经济工作的领导人之一，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实际还是比较了解的。在1959年4月5日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李富春诚恳的做了自我检讨并承担了一部分责任。他认为在制定计划的时候带有主观性，没有留足够的余地，有少谋武断而不是多谋善断的作风，对于形势的认识，主要是对于我们经济的底，工业的底，还没有完全摸清楚。随后他开始主持调整压缩经济计划指标，虽然在1959年7月的庐山会议上被打断，但这说明李富春已经对“大跃进”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

1960年，国民经济出现了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局面，各地又相继发生了浮肿病、死人的现象。在严峻的事实面前，毛泽东等头脑开始冷静下来，先后支持召开多次会议要求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这时，李富春已经对“大跃进”有了全面的认识，他协助周恩来总理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指导下，逐步使国民经济走出困境。1961年9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李富春对“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做了比较客观的分析。他指出三年的“大跃进”留给我们的主要教训有：工业的发展必须以农业为基础；先生产，后基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勤俭建国，讲究经济效果；加强计划的综合平衡工作。这在当时的年代里，能对“大跃进”做这样的总结实属不易了。通过认真的总结教训，李富春领导国家计委在随后的工作中认真调查研究，遵循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制定出适合国情的经济建设指标，为“文革”前的经济调整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李富春管理经济的杰出才能曾得到毛泽东的赏识，送给他国务院管理经济的“四大名旦”之一的称号，其他三位是李先念、谭震林和薄一波。事实也正是如此，李富春在对“大跃进”的认识中，从紧跟步子到产生怀疑再到实事求是的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也说明了他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建设管理者和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