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斌

“规范”，在档案部门可以说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词。开展档案工作叫“规范”；档案室、档案馆整理档案要“规范”；整理档案的方法上升到理论是“规范”，档案管理学就是档案整理“规范”学。

档案人好像有一种“规范”情结，这种情结便成为推动档案工作开展的强大“动力”，而使档案工作领域不断扩大!因为，在档案人眼里满眼都是没有“规范”的档案，所以，才需要不断地扩大档案工作领域，去“规范”那些没有“规范”的档案。当然。“规范”又需要理论的支持。我们开展的农村、新领域、民生档案工作等等，其实最后落脚点还是落在“规范”这些档案的整理上。而“规范”这些档案整理的“规范”，就成了档案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

档案工作领域在不断扩大，由文书档案、科技档案，到专门档案，再到民生档案，覆盖的面越来越大，据不完全统计，见诸报刊的档案名称就有二三百种。随之档案理论的创新也踏上了漫漫征程。从《档案管理学》“规范”了三四种，到《专门档案管理》(王英玮著)“规范”了14种，再到《32种专门档案整理方法》“规范”了32种。可能还有更多，只是我孤陋寡闻而已。然而，与飞速发展的实践相比。理论却显得行动迟缓，区区32种档案离二三百种档案还差很远很远。档案理论怎么了?面对二三百种档案，我们用什么“规范”去“规范”?离开了“规范”，档案理论还有没有生命力?档案实践怎么了?档案工作领域究竟有多大?还有多少种档案等着我们去“规范”?

“规范”似乎是一把双刃剑!“规范”是否是档案工作的目的?如果不是，我们还能为档案工作做些什么?过度迷恋“规范”，是否会影响档案人的思维?是否会阻碍档案理论的创新?“规范”能否提高效率?如果能，为什么一些以效率为先的部门不理睬?难道他们不知道“规范”的效率?“规范”能否提高效益?如果能。为什么一些民营企业不领情?他们可是追求效益的高手!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呢?理论的滞后好像昭示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