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宗宪

高自标置的匈奴与突厥

所谓国书，是指由甲国国君署名致书，交由使节传达给乙国国君的文书。乙国国君收受国书后，答书致意，交由使节带回转呈甲国国君。国君为一国之首，在对外关系上即代表着国家，因此，由国君署名致书他国国君时，彼我的称谓即牵涉到两国间外交关系的定位。

汉文帝时，遣使匈奴所致送的国书中说：“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汉朝君主自称皇帝，称匈奴则为大单于，此两种头衔乃双方各自认定的称呼，因此，汉朝国书可说是遵循了对等往来的原则。不过，匈奴的老上单于稽粥(冒顿单于的儿子，号老上单于)在汉降臣中行说的煽惑下，回致汉朝国书时倨傲地说：“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史记-匈奴列传》)以“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加于匈奴大单于之前，自抬身价，明显地逾越了对等的界线。

无独有偶，隋文帝时，突厥与隋之间的国书也发生过类似的问题。当时，突厥因内部纷乱，对外数为隋所败，沙钵略可汗向隋请和求援。一开始，在致隋的国书中，沙钵略说：“从天生大突厥天下贤圣天子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可汗致书大隋皇帝。”其中“从天生”、“天下贤圣天子”两语，显然犯了大隋天子的忌讳，因此，隋文帝答书时将称谓改为：“大隋天子始书大突厥伊利俱卢设莫何沙钵略可汗。”(《隋书·北狄传》)

沙钵略可汗的本名为摄图，即位后号“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可汗”，一号“沙钵略”。“始波罗”为勇健的意思(《通典·北狄四》)，其发音与沙钵略相近，隋以沙钵略易替始波罗，疑两者乃同词异译。

沙钵略可汗后来向隋称藩，原本的国书变为上表，称谓也随之改变为：“大突厥伊利俱卢设始波罗莫何可汗臣摄图。”此中伊利俱卢设始波罗莫何可汗略有异文，可暂不论，重点是沙钵略称臣，并具名为摄图，乃是以臣子上表于皇帝的格式，显示隋与突厥已从两国对等，转变为君臣上下的关系。

除了上述的匈奴和突厥外，四方诸国也有因致书无礼而被中国天子拒斥的，最著名的例子当属倭国(日本)。隋大业三年(607年)，倭王遣使致送的国书说：“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蛮夷之国竟敢与中国天子半分天下，平等对称，炀帝看了很不高兴，对鸿胪卿下令说：“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隋书·东夷·倭国》)敌对中释出消融彼我的善意

南北朝时，中国处于两大政权分裂对峙的状态，双方私下虽然相互以索虏和岛夷讥称对方，或贬斥对方是伪政权，然而，当南北通和、遣使交聘往来时，彼此的国交关系却是对等的。南朝与北朝在外交上相互承认对方为匹敌之国，在接待交聘使节的规格上，比其他的藩国使者来得高，国书的称谓上也是遵循敌国之礼，两国国君处于对等的地位。传世的北魏太武帝《与宋主书》因颇有删节，已看不到书首的称谓语及书末的署名，但从内文里也常见到彼我、彼此对举的用法，如“我往之日，彼作何方计，为堑城自守，为筑垣以自障也”?其中“彼”是指宋文帝，“我”则是北魏太武帝的自称．可知双方是立于对等的地位在对话。

这种彼、我相对的用语，在梁与东魏通和时仍被使用。国书中常写着：“想彼境内宁静，此率土安和。”其后，梁武帝去掉了“彼”字，只自称“此”，以表示不见外的意思。东魏在回报国书时，又将“此”去掉，改成“想境内清晏，今万国安和”，进一步消弭了“彼”和“此”在字面上所产生的对立感。这个套语后来也被梁朝采用，成为南北国书往来依循的体式。

不过，这种良善的互动关系，在陈后主时却被糟蹋了。隋文帝篡北周后，大举兴兵攻打南朝，听闻陈宣帝去世，立即班师回朝，并遣使吊唁。在国书末尾，隋文帝以敌国之礼署名杨坚顿首，陈后主的答书却倨傲地说：“想彼统内如宜，此宇宙清泰。”(《南史·陈本纪》)

无礼之处不在于彼、此的对举，而是“统内如宜”与“宇宙清泰”之间的境界落差。“统内”所指的疆域远不如“宇宙”来得辽阔，“如宜”的治绩也无法望政治“清泰”的项背。这事惹得隋文帝相当不高兴，底下的臣子认为君主受到侮辱，纷纷上表请求出兵征讨。陈后主徒逞笔墨之快，却未料到反而加速了亡国的脚步。

国书称谓中的强势与弱势

中原王朝一向以上国自居，视四方诸国为蛮夷之邦，诸国遣使朝贡的国书中若卑辞奉承，满足上国平绥四海、协和万邦的虚荣心，中国往往予以嘉勉受纳。例如北魏神龟年间(518—520)，波斯遣使到中国，在国书中说：“大国天子。天之所生，愿日出处常为汉中天子，波斯国王居和多千万敬拜。”(《魏书·西域传》)

波斯国王居和多崇奉北魏皇帝是大国天子，天命所钟，并祝愿国祚长远，其下由国王具名。附以“千万敬拜”的礼告敬辞，明显地降低自己的姿态。波斯遗使的恭顺态度受到北魏的嘉纳，此后得以常遣使节到北魏朝献。

国书中的称谓，一般是由两国互动、协议而达成共识，当两国处于敌对竞争的态势，称谓因涉及国家的主权与地位，稍有不慎，极易引发冲突。然而，对于地处偏远的小国，只要他们愿意卑辞称藩进贡，尽管用了一些当地性的、宗教性的词语称呼中国天子，似乎也不至于引起争议。

例如南朝宋时，呵罗单国王毗沙跋摩奉表称宋帝为“常胜天子陛下”(《宋书·夷蛮传》)，并将他比附为佛教的大悲救世主，五体礼敬，稽首问讯。其他各式各样的称法如下：“宋国大主大吉天子足下”、“大宋扬州大国大吉天子”、“谨白大宋明主”。宋朝时，于阗国的国书也很特别：“于阗国偻罗有福力量知文法黑汗王，书与东方日出处大世界田地主汉家阿舅大官家。”(《宋史-外国传》)

在长长的称谓中，完全没有点出宋朝皇帝或天子，而是以较为朴素的概念作称呼，如田地主、大官家，有趣的是，竟还向宋朝皇帝攀姻亲关系，叫了一声“汉家阿舅”。四方夷国遣使来朝，只要态度恭顺，泱泱大国的天子对这些特异称谓也就不多计较了。

宋朝时，宋、金之间的外交关系数变，在双方的国书称谓上也有所反映。初时，双方为对等敌国，国书的起首为“大金皇帝谨致书于大宋皇帝阙下”或“大宋皇帝谨致书于大金皇帝阙下”(《大金吊伐录校补》)。钦宗时，由于金、宋之间为伯侄关系，因此，国书中便见“侄大宋皇帝桓谨致书于伯大金皇帝阙下”，“桓”为钦宗的名字，作为晚辈，连皇帝名讳都须附上了。最后。钦宗向金国投降，降表中一开始即称“臣桓言”，末尾则是“天会四年十二月日。大宋皇帝臣赵桓上表”，连纪年都改奉金国的正朔，实道尽亡国之君的无奈与悲哀。

编辑／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