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圣叹

在人的一身行头里面，鞋子总是随坏随扔，所谓弃之如敝屣也。无论是远征异域的豪杰，还是万里求法的大士，人们所记住的，总是那些令人神往的冒险传奇，而承载他们所有光荣与艰辛的鞋子，却因无人理会而被埋人时光的泥沙之中。

不过，也有三只鞋子，在历史长河的奔流中被保存下来，因为它们不约而同地见证了一段风云激荡的时代变局。

一

南朝梁武帝普通元年(520年)，印度和尚达摩来到广州。

由于皇帝笃信佛教，广州刺史以礼接待达摩，并上表奏闻梁武帝萧衍。梁武帝是有名的崇佛帝王，不仅自己三次舍身入寺，还不遗余力地刻经、撰写阐发佛理的文章，并在各地大造寺院，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数是他留下的家业。

梁武帝听说西方来了高僧，就迫不及待地把达摩迎请人都。不过，见到达摩后，两人却话不投机。

梁武帝问：“朕即位以来，造寺、写经、度僧，不可胜记，有何功德?”

达摩道：“劳无功德。”

梁武帝问：“怎么能说没有功德呢?”

达摩道：“这些都是看得见的小作为，有和没有差不多。”

一番对答下来，达摩发现，号称精研佛理的梁武帝，其实和自己没有一点儿共同语言，不久，他偷偷地溜出建康(今江苏南京)城。渡江北上。

第二年，他来到嵩山，在少林寺附近找了处山岩，开始面壁打坐，终日默然，时人莫测高深。僧人神光仰慕达摩的壁观功夫，晨夕参拜，但达摩端坐如故，不置一词。一日夜降大雪，神光站立竞夜，天明积雪过膝，又取利刃自断左臂，达摩始为所动，收神光为徒，改名慧可。

达摩收徒传法后，影响日重，终为其他教派僧人忌恨，数次派人下毒暗害。在第六次中毒后，达摩因佛法已传，功德圆满，便拒绝救治，于西魏文帝大统二年(536年)十月初五圆寂，门人将其葬在熊耳山下。

一年后，西魏使臣宋云自西域回国，在葱岭(今帕米尔高原)遇见达摩，只见他手里提了一只鞋子，飘然而去。回国后宋云说起此事，门徒觉得蹊跷，便挖启达摩的墓室，开棺后发现，里面仅有一只鞋子。

有关达摩的故事，历史上真实可信的记载并不多。所流传的，大多是后世禅师穿凿附会的神话。关于“只履西归”的传说，此处以通行的《五灯会元》和《景德传灯录》为本。

虽然唐宋时僧人的记录，出于各种目的，不可尽信，但达摩所留下的那只鞋子，却是南北朝时期中西佛法交流和中土佛教内部教派残酷斗争的历史见证。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中土地区对佛教的巨大热情和寺院雨后春笋般的建立，印度僧人开始不断进入内地，其来华路线有两条：一是循陆上丝绸之路，过葱岭、经敦煌来到长安、洛阳；二是经海上丝绸之路。乘船至广州，再北上中原。后来，从海路进入中国，再西渡流沙回归印度，成为一个典型的传法循环。达摩自海上东来，又自陆地西归，也是如此走了一个大圆圈。

达摩初到中国，并不为人所重，见梁武帝后也一无所获。当时南朝看重经论，梁武帝自己所汲汲从事的，是般若和涅粲学说。此外，梁武帝还热衷于宣扬释、道、儒同源说，达摩以一初来之印度僧人，自然不理解儒、道的学说，所以，达摩所兜售的禅法，在建康并没有市场。不仅如此，他的到来甚至还遭到当地教派、寺院等既得利益者的抵制，其渡江北上实属不得已之举。不少佛教典籍都记载达摩离开建康时的情形是“潜出”，这也隐约透露出当时形势的凶险。达摩北上，还有所谓“一苇渡江”的传说，这大概就是遭到迫害的见证。一根芦苇的作用，最大的可能就是把它含在嘴里，而身子潜入水中，等躲过追杀的人时，再浮出水面，找条小船悄然离去。

达摩到达北魏后，情况并没有多大改善。虽然当时北地有禅法流行，但主要依据的经典却不是达摩所传的《楞伽经》；就算是《楞伽经》，也有十卷本和四卷本之分。显然，手持四卷本《楞伽经》的达摩要想在各自既定的势力范围内找到立足之地，困难重重。

达摩数次受到毒害的传闻，也隐隐证实当时教派间的争斗十分激烈。新兴的势力。总要蚕食既有教派的政治地位、经济利益和信众人数，因而，法号阵阵中翻舞着刀光剑影也就在所难免。世传达摩面壁九年，恐怕多少也是无奈之举。

自成体系的达摩徒众受到讥讽、排斥，甚至是残酷的打击。就连慧可的断臂，也有人认为并非是求法心诚的表现，而是教派间血腥斗争所致。

从当时杀机四伏的历史背景分析，达摩为了躲避对手的迫害而上演一幕“诈死”骗局，可能性极大。因为此举可以给自己和徒弟们创造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

达摩的禅法，命途多舛。不仅他本人和慧可几遭不测，就连后来的六祖慧能也受到追杀。不过，刀丛中活下来的人，总是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多难兴教，经慧可、僧粲、道信，弘忍等人的发扬光大，到了六祖慧能手中，禅宗终于大放异彩，一花开五叶，成为牢牢占据佛教界主流地位达千年之久也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法——禅宗。

达摩后来被禅宗教众追认为“初祖”，也称“达摩老祖”。他究竟是死在中国还是落叶归根回到印度，今已无从可考。人们津津乐道的，只是他的一只鞋子。

二

公元763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吐蕃名将论悉诺(即两唐书所云之马重英)率军攻占唐都长安达15天。

就在这一年，吐蕃赞普(国王)赤松德赞开始在山南地区雅鲁藏布江北岸修建一座寺院，这是西藏历史上的第一座大规模喇嘛寺院，12年后寺院完工，取名为桑耶寺。该寺的建筑有个显著特色，即具备藏、汉、印三种风格。

之所以如此，是为了适应在吐蕃的汉地僧人、印度僧人和西藏本地僧人合居杂处的需要。

佛教传人吐蕃，大约在公元5世纪，相当于南北朝时期。那些从陆路到中土传法的印度僧人，有可能零星地进入吐蕃境内传播佛教。到了公元7世纪，统一吐蕃各地的松赞干布迎娶唐文成公主时，内地佛教开始传人吐蕃，但当时吐蕃国内还是原始宗教苯教占主导地位。

又过了一百多年，由于新国王赤松德赞年幼，朝政由几个信奉苯教的权臣把持，他们实行抑制佛教发展的政策，把文成公主带来的释迦牟尼12岁等身佛像打断一条腿埋入地下，并把大昭寺改为屠宰场。

赤松德赞亲政后，决心振兴佛教。他设计活埋了毁佛的权臣，甚至杀死劳苦功高的论悉诺，把苯教典籍付之一炬。但是，在如何复兴佛教的问题上，他有点举棋不定。吐蕃国内既有汉地僧人，也有印度僧人，究竟应该采取哪家的佛法、由何地的僧人来主持，成为最大的争议。

当时，大唐境内的禅宗已经发展壮大，并出现北方的神秀和南方的慧能两大流派。在吐蕃境内弘法的，是来自敦煌地区的禅宗僧人摩诃衍那(汉译大乘和尚)。

摩诃衍那曾成功地说服吐蕃王室成员13人皈依汉地佛法，此举引起印度僧人的警惕和不安，他们从印度本土请来高僧莲花戒，意图抗衡。

赤松德赞想出一个主意：让双方公开辩论，并规定输的一方要向胜利者敬献花环，并从此

离开吐蕃。

高高的辩论台搭起来了。

赤松德赞坐在正中，左边是摩诃衍那师徒，右边是莲花戒。

先前，莲花戒来到桑耶河边的时候，摩诃衍那前往迎接，两人隔河相望。初来乍到的莲花戒想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能，只见他用手拿着帽子在头上绕了三圈，向下一指。河这边的摩诃衍那也不示弱，用手握起衣襟，向他连摔两下，然后把头蒙起。这场较量算是打个平手。

辩论还没开始，听众已经自动分边入座，吐蕃民众选择了摩诃衍那一边，而莲花戒阵营，只有十来个印度僧人。

辩论持续了很长时间，最后，在赤松德赞的裁判下，印度僧人胜出。摩诃衍那不情愿地向莲花戒献上花环，准备离开吐蕃。

到了离开的那一刻，摩诃衍那把自己的一只鞋子丢在桑耶寺内，愤愤地说：将来的吐蕃，定会有人支持我的见解!

不过，摩诃衍那的鞋子，并未等来支持者，而是在以后的岁月里，目睹了印度佛教是如何一步步统治吐蕃的。

据说，摩诃衍那并不甘心落败，在离去的途中，他派遣四个刺客去行刺莲花戒。但莲花戒一方也有所戒备，因此并没有当场丧命。不过莲花戒的肾部受到伤害，后来即因此而死。

今天看来，摩诃衍那也许是个合格的和尚，但却不是一个很好的弘法者。

作为一名禅师，他过多地强调来自中土的禅宗理论，却忽略了吐蕃并不存在禅宗生存的文化氛围这一客观事实。禅宗之所以在中原兴起并一枝独秀，是因为它的根系深深埋人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禅宗号称中国本土的佛教，这个特点使它在不受汉文化影响的地方很难复制。

再者，摩诃衍那在传法的策略上也有重大失误。经过佛教在南北朝时期的传播，前辈僧人已总结出一个重要的经验，即传法要为当时的政治现实服务，如高僧道安就曾说过：“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摩诃衍那漠视这一宝贵经验，没能研究分析赤松德赞的需要和吐蕃的实际政治现状，从而使自己的传法活动和吐蕃的国情渐行渐远。

“只履东归”的摩诃衍那，彻底退出了吐蕃的历史舞台；他所留在桑耶寺的那只鞋子，也成为引起后人深深叹息的永远的遗憾。

三

在摩诃衍那离开桑耶寺三百多年后，又有一个人脱下了自己的鞋子。

1126年(靖康元年)，金兵攻人汴梁，俘虏了宋钦宗与太上皇宋徽宗。就在这一天，一位道士来到泗州(今安徽泗县)，作颂而逝，年仅36岁。

仙去的道士叫张继先，是江西龙虎山天师道的第三十代天师，也就是《水浒传》第一回“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中那个神通广大的人。

张天师的北上和羽化，《龙虎山志》里有详细的描述。一个有意思的记载是，16年后，又有人在青城峡口看见张天师，他制作了符法，又写一封书信，连带一只鞋子，让人送到龙虎山。继任的天师看到后，赶忙命人到泗州掘开原墓地——和当年的达摩墓一样，棺材里空荡荡的，只有一只鞋子。后来，据说又有人在福建武夷山和广东罗浮山看到过这位张天师。

张天师也是诈死吗?他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道家讲究延年益寿，以张天师这样的得道之人，在36岁的壮年即仙化，确有费解之处。不过，要是我们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张天师个人的经历，也许不难理解这个道家的“只履西归”把戏。

张继先生活在中国历史上最尊崇道教的时期——宋徽宗时期。

宋徽宗有相当的艺术天分，当初，宰相章悖曾极力反对他以端王身份入继大统，理由是他举止轻佻。不过，就是这样一个不稳重的人，却有着很深的宗教情感。

宋徽宗痴迷道教，自称道君皇帝，不仅大兴道观，而且亲自作法事，并听任道士林灵素等胡作非为，其修建皇家园林、兴办劳民伤财的“花石纲”，也是听信道士的风水理论。

在这种情形下，张继先开始了与宋徽宗的交往。一次张继先应召进京，宋徽宗问他：“你住在龙虎山，可曾看见过龙虎?”机灵的张继先随口对道：“平时在山里，常见到虎，今日方睹龙颜。”

宋徽宗又问他炼丹之术，他答道：“这是山野之人的事，不是国主应该喜欢的。陛下清静无为，做到尧舜就够了。”宋徽宗听罢十分高兴，特赐封号“虚靖先生”。

说来难以置信，这样一个应对得当、言谈得体的人，竟然在五岁时还不会讲话。《龙虎山志》说，一直被当作哑巴的张继先，一日听到公鸡打鸣，忽然失笑，自言自语道：“五更大张口，惊醒梦中人!”

聪明的张继先大约是看到了其他道士的无法无天和朝野怨气，他刻意与宋徽宗保持一定距离，就连给皇家书写道符，也以儒家经书语言为之，并不过分强调天神降灵那一套。比如，他曾给宋徽宗写过“保镇国祚、与天长存”这样比较客观的乱语。

以他的智慧，应该能够看出，宋徽宗长期以来信用奸臣、不理朝政及种种荒唐举措，是造成北宋灭亡的直接原因，要追查起责任来，不法道士难辞其咎。所以，张继先的诈死，最大的动机就是从是非中脱身自保。一方面，他要避免成为新朝廷的清算对象；另一方面，可能还有一个苦衷：以宋徽宗对他的喜爱和对道教的一往情深，无论金人逮到他，还是南宋朝廷找到他，都有可能将他送到那冰天雪地中去陪伴可怜的道君皇帝。当时，在被囚禁的宋徽宗身边，只有一个老道士张虚白。

张继先的忧虑不无道理。其后不久，南宋的一位林姓地方官员，就找了个借口，将龙虎山的继任天师关进了大牢。

张继先究竟是真的病逝于泗州，还是如传说中的那样飘然云游各地，已成为一个永远的谜。至于他的鞋子的故事，也有从达摩老祖那里抄袭而来的嫌疑。不过，世间万物，莫不虚幻，张继先那似有似无的鞋子，却让我们看到一段真实、荒唐的历史，一个有着悲剧人生的皇帝，以及一个聪明、睿智、洞达世事人情的得道之士。

三只鞋子，三个风云激荡的历史片段。

达摩的鞋子如果留存到今天，它也许会有些许伤感：走过腥风血雨的禅宗，在经历了千年的繁盛后，到清代中期开始走向没落，如今更是一蹶不振。

摩诃衍那的鞋子，估计当初就被气急败坏的印度和尚扔进了雅鲁藏布江，它所看见的，是历史的阴差阳错和无可奈何。

相比之下，道教虽然没有什么大的发展，但是，张天师的后人却仍然在龙虎山受到膜拜和礼敬。从如今的龙虎山依旧香烟缭绕来看，张继先无疑是位智者，他的鞋子，笑到了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