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元

《转身》讲述了包括王选、郭风莲、张贤亮在内的13个人的人生故事，以勾画当代中国纷繁激荡的历史进程。本文摘自该书。有删节。

一首《大风歌》把他打入地狱

1936年，张贤亮出生于南京一个官僚资产阶级家庭，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是一个买办资本家家庭。但他自己说，他和这个国家同命运，同患难，他的传奇和这个国家的传奇是同步的。他出生不久就是抗战，他在重庆生活了9年。i945年以后，父亲到了上海，因为当时国民党内部的政治斗争和迫害，把他父亲清除了，撵到了北京。他父亲很快在共和国成立前后被抓起来，投进监狱，不久就去世了。当时北京要打造一个红色的首都，就把一切不符合条件的人都迁离北京，张贤亮同1000多人遭到流放，他们先坐火车到内蒙的包头，再从包头坐汽车，大概半个月才到黄河边上的宁夏。

1956年，毛主席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社会气氛相对宽松和谐。这一切燃起了张贤亮对新时代期望，当时他已经是小有名气的诗人了，是宁夏干部文化学校的语文教员，他写了一首诗叫做《大风歌》，来歌颂这个时代，副标题就是“赞美这个时代创造物质和文化的人”，而就是这首诗把他打入了人间地狱。

很快席卷全国的反右斗争开始了。这发表在西北的唯一的文学刊物《延河》上的一首小诗，被《人民日报》点名批评，那时被《人民日报》批评，就基本上是定性了，所以运动一来，百分之百地把他划为右派，判3年劳教，地点在贺兰山下的一个劳改农场，后来叫西湖农场。从死人堆里爬出来

3年劳教结束之后，给他定性为群专人员，属于监管劳动。他被分到离这个劳改农场大概40华里的南梁农场。这时恰恰赶上大饥荒，人们饿得走不动，大量地死人。睡在屋里一个炕上的两个人，早上一睁眼起来，一摸，另外一个身体凉了，然后就抬走。张贤亮说，他有一天就坐在农场的土坯墙根底下晒太阳，在那儿看书，突然他脑袋一歪就饿晕过去了。人们以为他死了，就把他与死人一起扔到停尸房。到下半夜，他醒过来一看，满屋子死人，他挣扎着从屋里爬到门口，西北的门和其他地方的门不太一样，开门需要抬一下，才能从屋里出来。他就拼命地爬到门底下，把那个门抬倒了，才被人发现。他总算从死人堆里给救出来了。

大难不死的张贤亮并没有迎来后福，那个时代的所有经历他都经历了。从1958年到1978年长达20年的时间里，张贤亮始终没有摆脱被关押的命运。他自己有一个比喻，“那个时候，每一次运动来，都要抓一个人，没死没活地折腾你，不像拿刀子割肉，而是像拿锯子锯肉那样难受”，那是精神上的难受。一直熬到了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国开始普遍地给右派平反、摘帽子。一些文化文艺界的人物都得到了平反，比如王蒙、刘冰雁、刘绍棠等。可张贤亮不但没平反，还升级为反革命分子。

他没别的办法，唯一的本事就是写，他觉得那时文化相对宽松了，就四处投稿，他的一篇小说投到第三次的时候，转机出现了。这篇小说就是后来被谢晋拍成了电影的《老人与狗》。这篇小说出来以后有反响，引起了当时宁夏主管意识形态的副书记陈斌的重视。他说张贤亮是什么人啊?小说写的不错，你们下面查一查。后来公安局、检察院就组成了一个联合调查组，去干部文化学校查他的档案。他们发现，加在他身上的很多罪名，都是历次运动中反复弄的，实际上他就是一个右派，可是右派摘帽子平反，人家不给他摘帽，说他的帽子太多。把这段历史查清楚以后，1979年9月，他彻底被平反了，回原来的学校教书。

从此以后，他的小说创作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写知识分子的没落、写劳改生活，写大饥荒时候人们的饥饿，写知识分子心里的损伤。这些在当年的思想启蒙运动中确实开了先河。

张贤亮作为新时期文学代表人物之一的地位确立了。

机遇又被他抓住了

1993年，机遇又让张贤亮给抓住了。这年中央出了一个现在看来只能算是过渡性的政策，有其历史局限性和危害性。当时要求事业单位、党政机关办三产，这个政策延续了不到两年，政企就脱钩了，政府不能办企业了。中国的事情就是上行下效，当时张贤亮是宁夏文联的主席，文联怎么办企业?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办企业都有资源，文联没有资源，几个酸臭文人，要钱没钱，要权没权，怎么办?这时张贤亮就想起来了一件事情，几年前有个导演叫张军钊。要拍一个电影叫《一个和八个》，是郭小川的作品，他一路选景，要找一个特荒凉的场景，最后找到宁夏，问到了文联。张贤亮跟他说，贺兰山下有一个地方，他当年去过，估计能够满足要求。后来文联干部就带着张军钊去了，一去就选定地方，正是他要的那种感觉。张军钊在那个地方拍了《一个和八个》，电影的总摄影师就是张艺谋。

这件事对张贤亮触动很大，他由此就想，那地方是不是可以办一个影视基地?他想起了自己的一段亲身经历，1962年大饥荒以后，他刚结束劳改，被安排在南梁农场。当时的书记一看，这么一个戴眼镜、骨肉如柴的男人，没有劳动能力，无法给他安排工作，就让他去看菜窖。西北冬天没有蔬菜，都是在地下挖一个坑，储存冬天吃的蔬菜，比如白菜、萝卜、土豆。但那个农场是公有制，蔬菜老被人偷，得有个人看着，书记就安排张贤亮去了。那时人们都没吃的，别人偷，他也得偷，他监守自盗，倒是遂了心愿。他弄个盆，既当饭盆、脸盆也是洗脚盆，每天在那儿熬菜吃，时间一长白菜也吃得恶心了。因为没盐，他就想办法弄盐。他问场长什么地方有盐，他说你出了场部一直往南走，会发现有个地方有集市，那里可以换盐。他那天早上还没吃早饭就在贺兰山下走了一上午，突然，远远地看见在荒漠和鹅卵石沙砾之中，突兀地出现两个巨大的土城堡。那个土城堡和周围的土地都呈现出了黄色，光线一照，有一种别样的震撼和辉煌。顿时觉得这个土城堡就跟他的命运一样，衰而不败，破而不坏。正是因为他是一个作家，才能够发现那块贫瘠土地上的古堡的美学价值。他进城堡一看，这哪是什么集市!就是十几户当地的放羊农户，在里面摆几个堆，摆点破芹菜萝卜什么的，但也换盐巴，特粗的那种，里面有亚硝酸，是有毒的。他不管那么多，弄了点特别便宜的就回去。

就因为这次赶集的经历，让那两个土堡景观在他心里挥之不去，研究之后他发现，这个土堡是明代的戍边城堡，当时在贺兰山下建了两百多座，乾隆年间，由于地震倒塌过，后来复修了，和我们看到的土长城的城堡的价值都是一样的。张军钊拍完《一个和八个》以后，张艺谋拍《红高粱》也选择了那个地方。张贤亮就有更大的自信心了，但文联没有钱办，向银行借钱必须得有抵押，文联也没有抵押。文联里最有钱的就是张贤亮了，当时他的作品在二十多个国家发行，积攒了大量的外汇，他就拿着全部外汇到银行抵押了78万。有了钱，他把那块地方以文联的名义包下来，但资产投入是张贤亮个人的。

另一种人生模式

自此以后，张贤亮的人生进入另外一种模式，他一边创作一边营造西部最大的文化旅游景点——西部影视城。影视城的建造完全是按照一个文人对商品的理解、对市场的理解去做的。他办影视城期间，前后有许多部电影在那儿拍，大家熟悉的《新龙门客栈》、《双旗镇刀客》、《关中刀客》、《大话西游》、《牧马人》、《黄河谣》等都是在西部影视城拍的。

这个过程中，张贤亮很聪明，他没有让西部影视城成为单一拍摄电影的场所。那么多电影电视剧组到这儿拍，他不收费，而是免费利用他们做的设计。比如，有个英国人在这里设计了一个都督府。但电影剧组怎么简单怎么来，用的材料全部是三合板、纸板，拍完电影就走了。但张贤亮就按照他们留下了图纸和样板，让工人把它做实，这样就把物质文化遗产给保留下来了。

在这十几年中，张贤亮最后通过一个活动，把影视城事业推到顶峰。1999年，影视城承办了中国最重要的电影节—金鸡百花奖的颁奖仪式。他把中国电影重要的特殊时期的人物全部邀请来，在这个电影节上，他写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中国的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