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编辑部

2008年说走就走了，虽然它承载着我们太多的情感。看看这一年发生的大事吧：百年不遇的南方雪灾；意想不到的拉萨骚乱；突如其来的汶川地震；极不平静的火炬传递；世界惊羡的北京奥运；逐渐显现的金融危机；终于实现的两岸三通；纪念改革开放30年……这些事，都曾让我们或焦虑，或震惊，或愤懑，或悲痛，或振奋，或喜悦，而灾难下的团结，挫折中的奋斗，成功后的喜悦，自然也构成了这一年独有的记忆。

当然，对于读书人来说，属于2008的，还有许多关于阅读的记忆。

本刊这里刊出的阅读记忆是广泛的，既不囿于有关重大事件图书的阅读(虽然抗震救灾、北京奥运、改革开放都曾形成了一时的出版热点)，也不限于对热点门类图书的阅读(尽管历史、养生、经济等类别实在火得可以)，而是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空间，只要是当年读到的书，都算。

这里的阅读记忆又是极具个性的。读书从来不会一律，即使对同一本书，也往往见仁见智，感悟各有不同。16位各个领域的写书人、读书人，在谈他们的阅读感受时，取材不同，视角不同，各有所悟，使我们真实地撷取了社会阅读的一角，也给读者留下更多联想与回味的空间。

这里的阅读记忆还是颇具信息含量的。中国人民大学终身荣誉教授高放先生，将自己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多年研究的最新成果，作了言简意赅的介绍，为我们思考这两个重大理论问题提供了新视角；舒乙先生则从一本书谈到老舍先生的鲜为人知的往事，很有信史的价值；陈四益先生重点谈到一个观点，令人印象深刻；雷颐先生的笔墨则全在一本书上，推荐力度不小。这些都有不少信息量，相信读者会感兴趣的。

2008的阅读已沉淀在我们的记忆里，让我们在回味中前行，继续关注2009年的阅读吧。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高放自选集》新见解举例

去年中国人民大学迎来校庆70周年(从1937年建立陕北公学算起)之际，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为我校28位终身荣誉教授出版了28本自选集。《高放自选集》就是这一套“中国人民大学名家文丛”之一，我精选了改革开放以来最有新意的文稿54篇，约50万字，印数2000册，每册定价88元。从出版社和几家书店了解到，我这本自选集是这一套文丛中售出最多的一本。

这本自选集之所以颇受读者欢迎，就是因为书中提出了一系列新见解。限于篇幅，这里只能例举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两个最重大问题为证。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历来众说纷纭，有列宁的12个字的定义，有斯大林的长达66个字的定义，还有各种百科全书和著名学者的定义。打开本书，首篇的标题是《马克思主义是人的解放学——加强马克思主义整体研究献议》。我只用最简明的5个字“人的解放学”来定义马克思主义。从整体而言，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科学，但是以往人们只是强调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整体解放，当今我们应该落实贯彻到每一个人的个体解放。这样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既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1843年马克思就提出“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共产党宣言》又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作为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又有助于我们真切领会党的十七大所揭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和重大意义。只有实现以人为本才能达到人的解放。所谓“人的解放”就是促使人人从艰险劳动中解放出来，从贫穷困苦中解放出来，从愚昧无知中解放出来，从社会奴役中解放出来，从自然灾害中解放出来。要实现这5个解放，就要加快发展科学技术，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文化教育，发展自由民主，发展社会保障体系。列宁于1913年还指出：马克思主义包括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学3个组成部分。其中辩证唯物论哲学和剩余价值论经济学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两大理论基石；社会主义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因为只有实现社会主义才能达到人的解放。

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呢?据英国学者格里菲斯于1924年在伦敦出版的《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本文集的说法，当时世界上各家各派已有260多种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当今大概已经增长到500种以上。依我个人研究，我用21个字把社会主义定义为：以社会化劳动为基础、由劳动人民掌权的社会形态。我认为只有牢牢把握“社会化劳动”与“劳动人民掌权”这两个要点，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在个体手工劳动的基础上是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社会化劳动”是个动态概念。马克思认为在蒸汽化基础上可以建成社会主义，列宁进而主张在电气化基础上建成社会主义，当今则要在信息化基础上才能建成社会主义。“劳动人民掌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和对外关系各个方面，劳动人民要全面掌好权必须有先进政党的正确领导，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和能力，使劳动成果归全民共享，使人人都成为全面发展的自由人，最终组成“自由人联合体”，实现社会高度自治。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由于思想僵化、对外封闭，未能追赶上信息化的新科技革命浪潮，社会化劳动未能与时俱进，由于过度集权的以党代政、以官为本的体制，劳动人民备感压抑、备受压制，未能充分掌权，所以苏联模式终于遭到失败!当今只要加快发展新科技，改革过度集权的体制，实行党政分开，改善党的领导，切实实现以人为本，根除苏联模式恶劣弊病，弘扬中华文明优秀传统，饱吸世界文明积极成果，激活亿万人民创造能力，就必能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达到中华儿女个个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本书对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对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具体问题，都有我自己独立的新见解，既有新的理论概括，又有新的实际印证，可供众人深入思考，诚心热望读者共同探讨，批评指教。

历史书写：想象中的的前世今生

2008年图书的一大特点，是延续了前两年所形成的历史写作热潮，历史作为书写对象越来越受到各类写家的青睐。写史和读史一时成为当前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

梅毅所著《极乐诱惑——太平天国的兴亡》是历史书写在2008年春天的重要收获。在近代历史研究中，太平天国一直是个“烫手的山芋”，很少有人碰它。但它的复杂性和一再被误读，又极具诱惑和挑战，让很多人跃跃欲试。梅毅是少数能够坚持并取得丰硕成果的作者之一。他对太平天国的研究和写作，其目的，就是要追问这个曾经对近代中国产生过广泛影响的社会运动在历史中的真相。他细致地描述那些曾被以往的历史写作有意或无意忽略的细节，甚至不厌其烦地，大段大段地引述历史文献，使得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叙事更接近于事实真相。

雷颐的《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是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关于近代历史的研究成果。在这部著作当

中，雷颐系统研究了李鸿章写给清朝皇帝的奏折，这个“晚清第一重臣”在为官40年间所写的大量奏折，从一个侧面，生动地反映了他与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与那个江河日下的王朝的关系。奏折是高级官员写给皇帝的工作报告或请示、建议，是第一手的历史文献，从来。都为历史研究者或书写者所重视。但像雷颐这样，系统地研究一个人一生所写的全部奏折，我还没有见过。更重要的是，在晚清历史上，李鸿章一直位高权重，曾参与大量的国家与地方的政务和机要；他又精于“写折子”的本事，他的奏折总能从各个方面透露出晚清政治、社会、经济的重要信息。书中还对李鸿章写给曾国藩、总理衙门、海军衙门的一些重要信函作了简要的分析和点评。“奏”与“函”的两相对照，使读者对其人其事，对衰世忠臣在大变动时代依然竭力挣扎，力图维持一个在风雨飘摇中急剧朽烂的政权的无奈心境与悲凉命运，对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都有了更加深刻、详实和生动的了解。而岁末新出的《绝版李鸿章》，又从国际化的视角展示了这个人物的另外一些侧面，也给了读者更多的感触和启发。

美国人约翰·斯图亚特·汤姆森所著《北洋之始》是一部关于辛亥革命史的实录。作者是一名传教士，1909年来中国传教，深切感受到辛亥革命爆发前后中国社会方方面面发生的深刻变化。他的叙述是生动而详尽的，其中对孙中山、伍廷芳、黎元洪、袁世凯、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光绪皇帝等当时风云人物的描写尤为细致入微。他的很多看法、观点和角度或许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更深刻地了解这些历史人物。外国人书写中国历史，总能提供一种新鲜的经验和角度。因为他们的眼光、心思和我们有太多的不同，他们所看到的和想到的，以及他们的书写，也总是别开生面，给读者一些不同的感受。

民国也是当下历史书写的热点之一。据说，和民国有关的书，卖的都还不错。有些书口碑也很好，这是非常难得的。岳南所著《陈寅恪与傅斯年》，就是这样一本“既叫好又叫座”的书。陈寅恪早几年先曾热过，一本《陈寅恪的最后20年》风靡海内外，至今还为很多人所倾倒。岳南的新著则更偏重于在陈寅恪与傅斯年的相互辉映中介绍他们的家族背景、文化传承、成长经历、留学生活以及在动荡的岁月中颠沛流离，执著于学术的艰难历程；在似与不似之间展现不同性格的两个知识分子，同为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信念而做出的努力。有人说，这是一部“20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同时，这也是一部在艰难困苦之中，作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所托命者”(吴宓撰《读散原精舍诗笔记》)的知识分子，为延续中华文化的血脉虽九死而终不悔的奋斗史。

民国是离我们最近的一段历史，但它有时又显得十分遥远，当我们最初打开民国这本“书”的时候，那些被尘封在历史中的人和事，那些缤纷灿烂的历史瞬间，还是给予我们很多惊奇，甚至惊喜。读《狂人刘文典》，就有这种感觉。刘文典既是一位才高学广的‘博雅之士，又是一位恃才自傲的‘狷介之人。这是一本关于刘文典的传记，而且有“国内第一本”之赞誉。作者从他结识陈独秀，走上推翻封建统治的革命道路开始，终结于1958年对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政治批判，详实、具体、生动、全面地讲述了这个特立独行、有棱有角的知识分子的一生，极为传神地描绘了他的一身傲骨和“狂人”形象。

这当然不是一个人的个性，或者说它是一个时代的个性，亦无不可。孙郁新作《在民国》一书，就辟有专章讲述“狂士们”的事迹。他笔下的狂士，第一个就是陈独秀，接下来还有苏曼殊、章太炎、吴稚晖、钱玄同等。他说：“唯有民国初年前后，风气大变，狂士辈出，遗绪一直延续多年。”这种情形与其说为民国最初那些年所独有的，不如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人格遗传所存留的最后几分亮色。他们的性格或有不同，具体表现殊异，但在清高自守，不畏权贵，独立不羁这些方面，又有许多相同之处。而民国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又不仅仅表现在出了几个“狂士”或“狂人”，还有一些以毕生心血致力于社会改良和文化建设的前驱，李光谟所著《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就记述了那个时代一个“学术良心”的人生经历，用张光直先生的话说：“他用自己的言行树立了一个令他的后继者渴望达到而又难以企及的榜样。”同样值得提到的还有：张耀杰的《北大教授——政学两界人和事》、夏晓虹的《旧年人物》、刘广定的《大师遗珍》、蔡登山的《鲁迅爱过的人》以及日本作者木山英雄的《北京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等，都从不同的侧面表现了民国人物的精神和风采。而杨天石的《寻找真实的蒋介石》和朱宗震的《真假共和》更是民国史研究中的两部力作，是2008年历史书写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民国以降的历史书写在2008年亦很可观，我想提到的有吴祖光先生的《二流堂里外》，这是一部当事人的回忆录，也是历史书写之一种。还有聂华苓的《三生影像》，她的经历恰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追求民主自由的道路上前行的见证。我读着她的文字，感觉这文字里跳跃着这些人活泼的生命。在2008年值得一读的，我以为还有乐黛云的《四院，沙滩，未名湖——60年北大生涯》、吴学昭的《听杨绛谈往事》以及《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这几本书，它们都在风雨如磐的2008年，带给我一丝温馨和暖意。

切实而有趣的批判性言说

最近读了丁东和谢泳两位先生的《文化十日谈》，于拍案称赏之际，也引发了很多的感慨和思考。

丁东和谢泳无疑是两位很有历史责任感的学者。在这本书里，他们多次强调，如果没有记忆，如果人们习惯遗忘，历史就会失去意义，我们就有可能重蹈覆辙。而在他们看来，“文过饰非是我们时代的通病”，所以，他们就特别强调“真实”和“说真话”的重要性，提醒人们要有“文物意识”和“博物馆意识”：“有了这个意识，再反观历史，就可能从许多习以为常的事件或器物中看出历史的意义。”他们自己则身体力行，留意发现那些已经或正在被尘埃淹没的事件的真相，努力将那些有风骨、有思想的人物还原出来，以引起人们的重视和研究者的注意。

阅读这本对话集，作者严肃的学风与良好的学养，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所谈的，大都是自己有观察，有思考，很熟悉的问题，而且，大都具有很强的细节感和事实感。他们注重从细节中发现问题，认为“深刻理解和评价一个时代，都要从细部和具体事件中观察，不然很难有较为符合事实的评价”。

他们认同傅斯年的“史学即史料学”的史学观，认同他的“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的观点，

所以，在几乎每一个话题上，他们都力求提供新鲜的材料，力求做到弹无虚发，论不妄立。他们占有材料的翔实，简直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无论是1949年以前的，还是上世纪后半期的，凡是有用的材料，他们都认真搜求。例如，在《钱钟书的另一面》中，他们提到了在旧书摊上购得的一个关于知识分子的材料，就给我们提供了关于“文学研究所钱钟书”的一些非常有价值的信息。就连上世纪初出版的3册《东三省疫事报告》这样的极为稀见的资料，他们都搜集到了。

新鲜的材料加上独立思考的能力，就有可能转化出新鲜的思想，就能给读者带来思维的快乐。例如，对“文化领袖为何缺位”这一问题。他们做了这样的精彩分析：“以平庸为荣，小胜则喜，娱乐至上，玩世不恭，精神上其实很空虚。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文化领袖难以产生，也不奇怪。文化领袖的长期缺位，有可能导致民族文化精神的飘移，在复杂多变的格局中失去定力。”而在《回忆录靠不住》中，他们批评了黄仁宇由于“对中国上世纪后半叶的历史没有真切感受”，所以，并不能真正解释中国现代历史，而他回忆历史的很多细节也是很不真实的，至于他的所谓“下层社会整合”理论也很值得怀疑。老实说，在很多人对海外学者的观点照单全收的当下，尤其是黄仁字的观点被很多人当做真理的时候，丁东和谢泳要提出这样的质疑，实在是需要有足够的勇气呢。

在这本妙论精微、妙趣横生的对话录里，有着一个基本的文化精神和价值理念，那就是，我们应该生活得更快乐，更智慧，更高贵，更有尊严，更有人情味。为此，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那些能够利用权力和知识影响别人的人，都应该负起责任来，懂得宽容和尊重别人：“历史证明，越是宽厚，最后越能受到尊重。”(《知识产权和历史责任》)

但愿“抹不掉”

2008年的好书确实很多，但如果只能提其中一本的话，我愿意说一说新华出版社出的张广友先生的《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

有人说“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有人说“新闻是历史的底稿”。总之，新闻“存”久了，就成为历史。然而，有一种“新闻”却非常特别，不是为了公开报道公众传播，只是为极少数人“通消息”。在我们中国特色语境中，这种“新闻”叫“内参”。重要的是，“内参”受到的限制不能说没有，但比一般意义上的“新闻”却要少得多。所以，当经过几十年“冷藏”后，这种具有特殊价值的新闻开始“解冻”，便是格外珍贵的昨天的“历史”。

从1959年大学毕业到1982年调离，张广友先生在新华社总社当了二十多年的记者，写了许多公开报道，但写得更多的，还是那些没有公开的“内参”。“文革”中，作为只送政治局领导参阅的高度机密内刊的骨干，他几乎写了近10年的“内参”。记者、尤其是“内参记者”的特殊身份，使他亲历并详细了解了共和国历史上许多长期不为人知的重大事件。当把这些公之于众，便成为我们集体“抹不掉的记忆”。在《抹不掉的记忆》中，他记述、分析了“三年困难”、没有公开报道的1975年淮河大水灾、大动荡中到铁道部“蹲点”、农村改革初期的激烈争论……

1960年，来到新华社当记者的第二年，他就“下放”到山东农村，详细了解了大饥荒的真实情景。他写道：“我深深感到，作为一名新华社记者，能够亲历这场灾难，能够有这么多的第一手材料，并且保存到今天，实属不易。它是历史的见证，我不忍心让这以数千万农民生命为代价的沉痛教训，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漠、蒸发。这种责任感是我克服重重困难的力量源泉。”他说，这是“堵在心口的话”。从1961年起，农村政策开始调整，解散了公共食堂，包产到户，严峻的形势迅速好转，死亡人数迅速减少，生产开始恢复……张广友兴奋不已，写了《李家店村包产到户调查》作为内参发表。没想到，这篇“调查”刚发，风向突变，“毛泽东重提阶级和阶级斗争，把一些农村出现的‘包产到户以及邓子恢、陈云等中央和各级领导干部、群众对此的支持，批判为‘单干风；并说，‘右倾机会主义就是修正主义，党内有人搞修正主义。”他的这篇稿子正好撞到“枪口”上，成了被批判的对象。但令他终身感激的是，新华社国内内参部主任主动承担了全部责任，当记者不久的他才过了关。堵在他心口的话，还有1975年夏秋，河南许昌、驻马店、南阳一些地方发生特大洪水灾害。因为这次巨大的水灾长期没有公开报道，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中原大地曾经沦为泽国。

原来，1975年8月5日至8日，地处淮河上游伏牛山和桐柏山区的河南省驻马店、许昌、南阳地区连降特大暴雨，山洪暴发，56座大中小型水库几乎同时垮坝，其中大型两座、中型两座，几十亿立方洪水汹涌而下，淹没了豫中平原二十多个县，千里平原一片汪洋。8月11日，张广友随中央慰问团乘专机来到灾区。他们从灾区上空掠过，看到了白茫茫一片，犹如汪洋大海，一眼望不到边。为了让大家看清灾情，飞机低空飞行，灾区的许多县城都已泡在水中，高大的烟囱只有半截露在水面上；在漫无边际的涛涛洪水中，随时看到顺水漂流的死猫、死狗、死牛、死羊，还有不少死人的尸体……铁路路基、桥梁都被冲毁，旅客列车也被冲翻，工厂机器也被冲走，遂平县化肥厂四吨半重的锅炉被冲到远处的湖中，解放军炮二师靶场上的大炮竟被冲得无影无踪!

张广友提到，水灾发生时，新华社当即准备发消息，并进行连续公开报道，但经请示，当时的中央领导决定不准公开报道。当他与中央慰问团来到灾区后，还几次被告知：“中央领导已经决定这次水灾不作公开报道，不发消息，特别是灾情不仅不作公开报道，而且还要保密。”有关领导后来解释说：“不叫公开报道是怕产生副作用，影响稳定。”

但愿，这些记忆真能“抹不掉”。

你是否真的知道鲁迅

近些年来，关于鲁迅，苛评很多。有因着他死后为权势者利用而归咎于鲁迅的，有不满于鲁迅笔锋的犀利而指他为刻毒的，有俨然公允以为鲁迅不能宽容的，有承袭老调说鲁迅的杂文不能永久的，也有因自己写了几部长篇便斥只有短篇小说的鲁迅不够文学家资格的。

这些苛评的来由，我想除了少数为无知愚狂，大多是由于隔膜。因为时代久远，对于鲁迅生前的经历与环境自然生疏，不要说八九十年前的事，就是三四十年前的事也已十分淡漠。“文革”中我“逃”到一所建在山沟里的工厂，厂方要对青年工人作忆苦思甜教育，特意请来贫下中农代表。但那代表一张口诉出的苦，却是60年代初“过苦日子”的情景，同当时所要的忆阶级苦、民族恨，可谓风马牛不相及了。及至今天，对于许多人，“文革”也已忘怀，更不要说1936年

以前的史事与人事了。

因为隔膜，对当时的环境印象全无，当然不会懂得鲁迅何以那样立论，何以那样为人。中国所谓“知人论世”，就是说要知人必须论世，能论世方可知人。

今天一些论者将鲁迅乃至胡适辈都指为传统文化的破坏者，其实正是这一代学者，跳出经学的樊篱，吸收新的思想和新的研究方法，才另开了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新局面。

说鲁迅不宽容、爱骂人，是早已有之的老调。还在鲁迅活着的时候，一些攻击鲁迅的论客，在他们射出暗箭遭到反击时，便这样指责鲁迅。遭遇了无数次这样的“战法”，受伤太深，所以鲁迅直到临终之际还要写道：“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鲁迅的作品是可以印行的，而谩骂鲁迅的文字却被封杀。这种封杀的直接后果之一，便是造成许多人对鲁迅的误解。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文化禁锢主义的消极后果。如果从一开始便让后人阅读双方的论战，人们会知道鲁迅的还击比之对手的攻击，是要克制得多的。

隔膜的另一缘由，是后世的利用。鲁迅生前遭遇了无数攻击。这攻击来自敌对的营垒，也来自自己的“战友”。那是因为他尚能开口，他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不会违心地苟同强加于他的种种思想。即便他也有判断失误的地方，那也是独立思考中的偏差。但他死后，情形就大有不同。对于他的种种吹捧、曲解乃至阉割，他都不再能言，只好听任权势者随意摆布，也只好听任后世不负责任的论者作随心所欲的苛评。

要懂得鲁迅，我以为还是要看几种负责任的传记。这传记既要翔实，又要公允。传记作者最忌讳一是跟风，二是片面。跟风的结果，随意捏合材料，失去传主本来面目，成为一个时尚所需要的模特。片面的结果，同样失去传主本来面目，成为作者自己所需要的人。为要有翔实的材料和公允的论断，作者一定要有史家的明察和学者的细密。令人高兴的是，近两年中出版界就收获了两本关于鲁迅的传记。一本是朱正先生的《一个人的呐喊》；另一本是吴中杰先生的《鲁迅传》。两位先生都是长期研究鲁迅的专门家。朱正先生今年77岁。从他25岁出版《鲁迅传略》到现在，已为鲁迅写过4本传记。随着研究的深入，对鲁迅的理解与认识也日益深化。这一部《一个人的呐喊》是他全部研究的综合成果。吴中杰先生今年72岁，在这部传记问世前，他已对鲁迅几乎全部作品，包括小说、杂文、诗歌、散文和书信做了细密的评点，对鲁迅的艺术世界做过专门的研究。《鲁迅传》是他研究成果的集中表述。更为难得的是，两位先生不但在钩稽爬梳史料方面用功甚巨，而且史德、史识兼具，述必有据，言必有中，他们的论断与叙述，都是靠得住的。

拜读这两部鲁迅的传记，不但使我了解了近几十年间关于鲁迅的新材料，也救正了我过去对鲁迅认识上的许多阙失。我以为，如果真想懂得鲁迅，这两部新出的传记是值得一读的。

说话贝满

族居美国的张之宇、张之丙姊妹打电话来，说她们正策划编辑一本回忆录，是关于她们母校贝满中学的，暂取名《五O届贝满人语》。虽然，我和贝满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它早年是女校。

可是，我自认，贝满的事我多少知道一些，我的亲人和朋友也和贝满有过许多联系。

先说我的父亲老舍先生和贝满吧。

那是上世纪20年代的事了，正值贝满女中创办了60年的样子。贝满是教会学校，属于基督教公理会，是美国的派系。1921年年轻的老舍先生在基督教英国教派伦敦会所属的北京缸瓦市教堂接受洗礼，为的是取得合法身份，对缸瓦市教堂进行改革，由他起草了教堂改革章程，公开发表，决心将外国势力赶出教堂，对教堂实行中国人全面管理，即实现经济独立、人事独立、传教独立，应该说这是基督教“三自”运动的先声，是一件可以在中国基督教历史上大书一笔的事情。当时，对老舍先生有重大影响的人是宝广林先生，字乐山，他是英国伦敦大学神学院的毕业生，回国后在北京缸瓦市伦敦会基督教堂负责全面工作，唯不愿当名义上的牧师，力主实行宗教改革。宝先生1923年被推选为北京基督教联合会会长，以后又兼任过北京青年会总干事。发表过许多著译文章，并创办《真理周刊》。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立志社会改革的青年人，如许地山先生、老舍先生、彭锦章先生、全绍武先生等等。

当时，公理会大院在北京灯市口大街中段路北，分3部分，中间是教会本部，有主教堂和附堂，附堂常常用来开会，西部是贝满女斋，东部是育英男中。在灯市口大街东端路北，佟府夹道里有协和女子大学，此地1920年至1926年，由3个大学合并为燕京大学女校。冰心先生是在此毕业的。现在这3处是3个学校，西边为贝满女中(初中部)和育英合并而成的25中，中部为景山学校，东头原贝满高中和燕京女大所在地改为166中。

公理会下设慈善机构，叫北京地方服务团联合会，分7处，总部设在贝满校门外面。老舍先生在天津南开中学执教一学期后，回到北京，先在教育会任文书，1923年在北京地方服务团联合会任干事，就在贝满外边的两间平房里办公，手下有两名助手，其中一名叫朱德普，是老舍先生在第十七小学任校长时认识的，以后朱德普当了育英男中的注册部主任，其哥哥朱向辰先生当了贝满女中的庶务主任。

老舍在地方服务团服务时有3个兼职，一是在市立一中教书，以补其在地方服务团收入之不足，主要是供奉老母，教的科目是语文、修身和音乐；二是在基督教联合会下属的主日学委员会中任总干事，主持主日学改革，撰写了一篇宣言式的论文，叫《儿童主日学与儿童礼拜设施之商榷》，分3期在《真理周刊》上连载，顺便说一句，主日学委员会成立大会便是在公理会附堂举行的；三是在唯爱会中任书记，唯爱会是国际性的反战组织，唯爱会开会地址也在公理会附堂。

地方服务团的活动有组织女工织袜，救济孤寡老人，组织贫儿扫盲，打苍蝇宣传讲卫生等等。这些活动的宗旨和改革与缸瓦市基督教堂的宗旨是完全一样的，一脉相承，即以“社会服务是关紧要”为中心任务，达到救国救民的最终目的。

这样看来，上世纪初致力社会改革的年轻人，总体上说，走的是3条路：一为左派的路，基本上是走无政府主义或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的路，关键是1921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二为中间的路，即宗教的路，尤以基督教的改革派为代表，以实行基督教原教义的目标——救穷人为目的；三是右派的路，即国家主义的路。

由于旧中国特别穷，左派和中派最终都走到了一起，许多进步的基督徒最终去了延安，许多青年会骨干也纷纷成了著名的爱国进步人士。老舍先生1924年去了英国，他那些留在国内的基督教朋友们却遭受了一次重大打击，许多人被捕入

狱，如彭锦章先生、全绍武先生，而宝广林先生则被迫远走上海。原因是他们后来都从事了反对北方军阀统治的斗争，秘密贮备军火准备武装斗争，并接受地下共产党员孟用潜的教育，传播并学习唯物辩证法及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书籍。革命党人包养浩在缸瓦市教堂被捕，后同李大钊同志一起被张作霖处死，被追为革命烈士。张作霖的高参马炳南是教徒，用张氏小卧车秘密护送宝乐山先生逃到城外进入燕京大学，并转道天津去上海。这些故事生动的记录了那批先进青年在黑暗中探索人生道路的艰辛历程。

令人吃惊的是，故事的发生地许多竟然是贝满女中的所在地，这是许多人根本不知道的秘密。我有幸调查采访过一些当事人和他们后裔。现在借着写贝满首次披露出来，也算是为那个时代做了一点真实的记载吧。

八卦与学术齐飞

年初时，钱文忠来寒斋聊天，为我带来一册新书《牛顿传记五种》，他说这书很有意思，又和科学史有关，所以特地带来送我。

本书收集的5种牛顿传记中，最有价值的是英国皇家工程兵退役中校德·维拉米尔的《牛顿其人》和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的《牛顿其人》。

维拉米尔中校的《牛顿其人》有爱因斯坦为之作序，说中校“应得到全世界物理学家的感谢和祝贺”——因为这位中校得到了牛顿的完整藏书清单和牛顿身后所有财物的财产清单，他根据这些清单，特别强调指出了两个方面：一、牛顿生活俭朴，缺乏审美趣味，知识结构颇不完整，对文学艺术没有兴趣，基本上是个无趣之人；二、牛顿参与证券投机史上最著名的“南海公司”股票炒作，成绩尚可：直到去世时还没有卖出“南海公司”股票，此时他亏损4000英镑—一尽管他原本有机会在获利两万英镑时高位出局。

凯恩斯则得到了牛顿另一箱晚年长期秘不示人的手稿，其中包括牛顿留下未曾刊行的大部分关于炼金术的手稿。可是皇家学会却邀请他在牛顿诞生300周年的纪念会上发表报告。凯恩斯在这份身后由其弟代为宣读的报告中指出，牛顿根本就是一个巫师，一个极度热衷的炼金术士，而不是科学理性的化身，即使在写作《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的日子里，他实验室中倒腾炼金术的火也很少熄灭。发现万有引力倒像是他搞炼金术的副产品。牛顿晚年营造起来的“科学理性化身”的形象，就此轰然倒塌。

波兹曼1982年出版《童年的消逝》，1985年出版《娱乐至死》，1992年出版《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构成他著名的“媒介批判三部曲”。这三部曲中，波兹曼的思想越来越深刻，观点也越来越激进，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力的批判者之一。前两部我以前就读过，现在读到第三部，仍是击节叹赏。

波兹曼对电视深恶痛绝，认为它将——事实上已经开始——导致人类文明的衰落和灭亡。他将始作俑者追溯到电报，他引用大卫·梭罗《瓦尔登湖》中的议论“我们匆匆地建起了从缅因州通往得克萨斯州的磁性电报，但是缅因州和得克萨斯州可能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需要交流……我们满腔热情地在大西洋下开通隧道，把新旧两个世界拉近几个星期，但是到达美国人耳朵里的第一条新闻可能却是阿德雷德公主得了百日咳。”自从有了电报，我们就能将万里之外的事情迅速报导在本地报纸上，这些事情被称为“新闻”，而这些所谓的“新闻”通常有两个特征：一、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毫无关系；二、你知道了这些事情也不会因此而采取任何行动。所以这些“新闻”其实只是信息垃圾。从此我们进入了被信息垃圾包围的岁月，而电视和互联网又使得这一状况变本加厉。自从有了电视，文化的灾难就开始了，因为电视无处不在，而且它不要思想，只要娱乐。

波兹曼将人类文化分成三种类型：一、“工具使用文化”，指工具只被用来做两种事情：—是解决物质生活中的迫切问题，比如耕地；二是为精神世界服务，比如建造教堂；二、“技术统治文化”，工具不再能够被整合到文化里面去为文化服务了，相反却开始向文化发起攻击；三、“技术垄断文化”，而且文化被技术奴役了却还为技术唱赞歌，这是波兹曼最痛心疾首不忍目睹的景象。

2008年的财经阅读记忆

2008年以如此这般的存在进入你我的记忆。在一种纷繁的世界大事之下，个人的财经阅读，有时候显得如此的徒劳与陌生。

李津逵教授于2008年元月推出的《中国：加速城市化的考验》，比起其他的出版物更加让我感到不安。因为，30年来的繁华、争论和迷思，都可以归结为加速城市化考验着中国，这不仅因为它决定了未来中国的走向，而且决定了中国会给世界带来怎样的未来。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就是要全力以赴地将这个过程化作造福世界的大事。繁荣和强大并不等于持久，并不等于会造福人类。乔尔·科特金在《全球城市史》中敲响警钟：“对城市史的研究提示我们，一个没有道义约束的城市，即使富庶也注定会萧条和衰落。”城市的价值不仅在于它能为人们提供安全与繁荣，更在于它为人们提供心灵的神圣之地。

中国的城市化是在断裂中起飞的，我们的社会城市化远远滞后于经济城市化，如果仅有国家城市化，我们的社会就只有加速断裂一途，我们需要民间的城市化与国家的城市化良性互动，而城市经营更需要从政府资产经营转向地方公共治理。让国家城市化与民间城市化协调互补，让农民参与城市化的进程、分享城市化的成果，提升城市公共治理的水平，才能走上有竞争力的和谐城市化道路。

当然，今年不能不提的是《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的上册和下册。在举国热谈改革开放30年的话语潮之中，这一套4年前就开始构思和着墨的回顾丛书，成为由老百姓到精英都接受的文本，始终维持热销。作者吴晓波越来越多地在媒体与电视上曝光，以他自己独有的方式保持着对于企业家的关怀和对于市场经济的忧思。

还有一本薄薄的小书《郎咸平说热点的背后》，看过的人都说好。这本口语化十足的出版物强调的是郎咸平风格的百姓经济学，力求为大家提供一个看得懂的中国经济的版本。郎咸平就是这样一种突兀的存在。他用与学者截然不同的声音发言，以他独有的姿态狂飙突进。今年里面，他继续前两年的气势，不断推出企业案例研究的丛书，指点CEO，纵论行业。不过，《蓝海大溃败》与《你想到的都是错的》以及其后的《产业链阴谋》，虽然笔力雄健，挥斥方道，但是却不如这本小书那样后发先至，赢得如此多的读者。正所谓失之桑榆收之东隅，郎咸平教授在全国的演讲之际，或许也可以稍微安慰!

“读懂”美国次货危机

围绕次贷危机的一系列图书，形成了2008年度财经领域图书的一个热点内容。

辛乔利、孙兆东两位学者合著的《次贷危机》一书脉络清晰，一

气呵成，向读者呈现了“次贷”因果链条。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书中详细分析了大数法则——风险事件发生的概率总是遵循正态分布，通俗来讲，所有的人不会同时犯同样的错误，出现问题的毕竟是少数——这种金融机构进行风险套利的理论基础缘何在次贷危机中失效的原委。本书对帮助我们厘清事件始末，剖析次贷危机，重新认识金融创新，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当前关于中国房地产泡沫和房地产价格走势的争论，正借次贷危机之势，变得空前激烈，很多人疾呼，与次贷危机爆发前夕的美国房地产市场相比，中国同样存在着“房地产销售量强劲增长之后开始放缓”、“房价收入比居高不下”、“部分地区的房价开始下跌”等相似的“症状”。而李延喜教授在其《次贷危机与房地产泡沫》一书中，回答了时下流行的“中国房地产价格将下跌，并将重蹈美国覆辙，导致所谓‘中国版次贷危机”的观点。作者从解读次贷危机成因开始，着重讨论次贷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以及中美经济发展现实的差距，尤其是作者用通俗的语言和大量图表对中国35个大中城市的房地产价格走势和泡沫程度进行剖析，进而以此为基础得出结论，提出建议，对“中国版次贷危机”症开出了药方。

一位在美国抵押贷款业内干了14年的行家里手——理查德·比特纳(Richard Bitner)在其《贪婪、欺诈和无知——美国次贷危机真相》一书中，以一个行业人士的视角，描述了这场亲身经历的席卷全球的危机发展的全过程——房屋滞售，价格跌落，信贷紧缩，经济衰退。作者在书中为我们一层层揭开了美国次贷行业的内幕，描绘了一个行业全景和其中林林总总的人物与故事，反映了交易背后的利益勾联，揭示了造成危机的原因真相。由此说明，这场危机并非少数人兴风作浪引起(以往的商业危机往往都是由食物链顶端的少数领导者行为不当引致)，而是由于系统性风险的持续累积造成的。阅读这一身处“危机中心”的专业人士的独到视角，无疑有助于我们从行业内部的角度来清晰认识此次危机爆发的原因以及非系统性风险向系统性风险的演化过程，这对于从事或者关心我国金融事业发展的读者来说，足可大饱“脑”福。

如何面对乡土中国

试图解决乡土中国的问题，已经成为一批中国知识分子的新理想，这些人围绕着“三农”，开始了他们持续的田野调查和激烈讨论。事实上中国的知识分子之于乡土理想与实践，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开始了，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等都先后躬行。

年初，由于打算做一个回顾，我圈定了河北定县，试图去描述当年的知识分子乡村建设实践，同时也阅读了晏鸿国先生的《晏阳初传》。晏阳初在定县努力了一段时间，解放前夕离开了中国，但他依然在异国的乡土实践自己的理想。而留在国内的梁漱溟，则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固执地坚持自己的乡土理想。而系统地提出“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这一命题的，则是费孝通，在上世纪30年代至90年代这漫长的时光里，中国在完成自身的“现代化”，同时也完成了另一个“乡土”。

部分学者或认为，中国的乡土至少有两个传统，不过大部分人会对第一个传统，即几千年封建、自足，绅治的乡土的价值比较确认，而长期地忽略第二个传统——即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的传统。在“三农”问题旷日持久地展开之后，乡土中国的话题也逐步得到了纵深，我在今年读到的《乡土中国与文化自觉》，便是这样一种纵深的结果，正如早期温铁军等焦虑的，过于庞大的农民数量和他们的生存、稳定问题，是“三农”问题第一阶段的核心。大约9亿农民，支撑着中国更为广阔的社会空间，正因为中国乡土在时间上的漫长、空间上的广阔和数量上的庞大，使更多的人几乎在怀疑，依靠“城镇化”、“非农化”是否能真的解决问题。一些精英倾向于认为：单向度地依靠“城镇化”、“非农化”包治百病是不大现实的，而重建乡土中国，也许是长远而可行的。

在2007年，青年作家李师江也精心写成了一部类似的作品《福寿春》，这是一个青年人的理解——新一代要过自己想要的生活，而这种乡土新青年的理想在现实中的模样则是：啃老、行骗、游手好闲、好逸恶劳，新理想导致了这些年轻的躯体在道德上的进一步堕落，在艰难时日下放弃“吃苦耐劳”的传统美德，进而转向满脑子不劳而获的无赖市侩嘴脸。所以，我们从李师江的《福寿春》中似乎可以看出乡土衰落的另一个答案，那就是在更为深刻的教育“现代化”和社会价值洗脑之下，乡土青年要坚决告别父辈的生活，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口号——不愿意再做那牛马般的农民。然而，现实似乎并未有给他们准备好做市民的条件。

阅读：记忆中的亮点

傍晚，残阳照耀着窗户，世界渐渐模糊，记忆却在一点点亮起来，围绕着几本书，它们伴随我度过了一段特殊时光。

还是在年初，几乎所有时间都闷在屋里读书。读轻松的书，好看的书。一口气读完了浙江文艺的“视觉读本”系列，是王晓乐的策划，共6本。轻巧而又精致。图文相得益彰。尤其喜欢其中的3本：波德莱尔的《现代生活的画家》(郭宏安译)、高更的《诺阿诺阿》(马振骋译)和康定斯基的《康定斯基回忆录》(杨振字译)。甚至凝视或抚摩这些书，于我，都是种快乐。诺阿诺阿，土著居民的表达，是“香啊香”的意思，高更告诉我们。艺术回到最本真、最原始的状态，便散发出迷人的气息。这种气息，让我迷醉，让我写出了这样的文字：“诺阿诺阿，是2008年初春的午后，兄弟的召唤，我面前的菊花茶，时间深处的手，让精神呼应着天空。诺阿诺阿，是怎样的光和影，重新启动了我的记忆。”

同样在年初，我又读起了胡续冬的诗集《日历之力》。续冬面对语言的自由姿态，令人惊讶，也让人羡慕和钦佩。那些天，冷得要命，冷得直缩脖子，恨不得整天围着炉子。不由得想起80年代。那时，一到冬天，人们就穿上棉袄棉裤，足蹬高筒靴子，头戴军用棉帽。续冬的一首题为《新年》的诗，引发了我的感慨：

我怀念那些戴袖套的人，

深蓝色或者藏青色的袖套上，

沾满了鸵鸟牌蓝黑墨水、粉笔灰、缝纫机油和富强粉……

我怀念那些用锯末熏腊肉的人，

用钩针织白色长围巾的人，

用粮票换鸡蛋的人，

用铁夹子夹住小票然后“啪”地一声让它沿着铁丝滑到收款台去的人；

我怀念蜡梗火柴、双圈牌打字蜡纸、清凉油、算盘、蚊香、浏阳鞭炮、假领、红茶茵、“军属光荣”的门牌、收音机里“我们的生活充满了阳光”的甜美歌声……

续冬写得真好。读这些诗句时，我就想到了那种军用棉帽。那种棉帽一定有个专门的称呼。可我怎么都想不起来了。只知道它同冬天有关。是冬天的见证。是时间的印记。

数月后，当作家刘恪的两卷本理

论专著《词语诗学·空声》和《词语诗学·复眼》摆在我面前时，我的目光仿佛一下子被照亮了。在语言学转向的大背景下，如何提升词语的高度，让人们真切感受到词语自身的魅力，是—个巨大的工程。《词语诗学》似乎就在构筑这样—个工程。

深秋时节，一本《木卡姆》点燃了我的激情。是的，激情，这是个关键词。没有激情，你很难真正领会木卡姆。没有激情，韩子勇也不可能写出这本书。“《十二木卡姆》全部唱完，竟然需要一天一夜的时间，而几百年来如此长篇巨制不见诸于曲谱，仅仅依靠民间艺人们‘口传心授和惊人的记忆。这需要多么巨大而持续的热情，才能穿越漫长时间的风吹雨打。”这样的文字，自然而然地让你生出渴望，难以抑止一定要去新疆，好好地听听木卡姆。

说到小说，我一直在寻找那种既好看又有意味的作品。东西的长篇小说《后悔录》满足了我的这种阅读期待。读这部小说时，我几乎进入废寝忘食的境地。东西真是讲故事的高手，无论多么荒诞，无论多么离奇，无论多么不可思议，他都讲得像模像样，一本正经，合情合理。小说的主题实际上是人性，是荒诞，人生的荒诞，有着浓郁的存在主义色彩。人生充满了圈套，一不留神，我们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落入圈套，有时甚至是自己设下的圈套。小说的无数细节，像黑色幽默，会叫人发笑，但读完全书，你却怎么也笑不起来了。唯有悲哀，郁闷，唯有哭的冲动，唯有对生存深深的反思。本质上，我相信，东西对人性持有悲观态度。我向来以为，适当的悲观主义，反倒有利于人们更好地活着。

2008年，我只读了三本书

由于几乎把所有精力都用于《藏地密码》的创作上，与《藏地密码》无关的书籍，我今年读得非常少，记忆深刻的只有3本，而且其中两本都和历史有关。第一本，是《忽必烈和他的世界帝国》。蒙古历史全球瞩目，而该书有着非同一般的阅读价值和收藏价值，甚至被哈佛大学东亚系指定为必读书。《藏地密码》之后，如果条件允许，或许我会尝试创作关于蒙古隐秘历史的长篇小说。因此，《忽必烈和他的世界帝国》以及我前两年读过的《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都是值得再三研读的重要书目。

2008年我还读了另外一本历史读物：《流血的仕途-李斯与秦帝国》。这本书终于揭开了我心中关于李斯一生在险恶仕途上的生存秘密。说是仕途生存，也可以说是职场生存，只不过这个职场，与我们日常生活里面临的职场，不可同日而语。我们干不好是丢工作，李斯们干不好，是丢脑袋。这种动不动就丢脑袋的工作，李斯们干得确实是呕心泣血，几乎算是为我们积累了一套钻石版的“古代职场MBA教材”。所以，《流血的仕途》这本书，其实不仅在说历史，更是在字里行间讲述做人、做事的一些核心问题。

通观全书，李斯是一个一辈子只坚持做两件事情的人。

第一、一生坚持为大老板秦始皇提供“增值服务”。从秦始皇还没成人开始，李斯就从长远的角度出发，坚定地选择了站在秦始皇身边支持他。按说，李斯33岁才开始步入仕途，年龄偏大，起点又低，这个时候，如果不抓住机会，赶紧往上爬，以后也许就没机会了。可是，李斯宁愿等!李斯为什么等?因为他觉得只有秦始皇才是可靠的，如果他跟了吕不韦，一时风光而已，但最终不会有大前途。李斯抵制了诸多诱惑，宁愿默默无闻地替年轻的赢政做幕后工作，蓄积力量，最终成就大事，更赢得了秦始皇一辈子的信任。

第二、对自己的竞争对手在想什么，李斯永远一清二楚。在《流血的仕途》中，作者把李斯这一点叙述得相当精彩“他对吕不韦的研究是如此透彻，以致于他完全有资格在世上任何一所大学里开设吕学讲座，我敢保证，就连吕不韦本人，也会迫不及待地前来听讲，而且一节课也舍不得落下。”李斯以一个小人物身份步入仕途，面对的又是如吕不韦这等强悍的竞争对手，如果不充分了解对方，李斯取而代之的可能性不要说是零，那是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但李斯不仅想了，而且还做到了。做到的原因，关键在于他极为清楚竞争对手哪天会下去，而他自己，又该在何时出现?

《流血的仕途》这本书，把一个小人物的崛起历程，写得丝丝入扣，入木三分。它不仅是在写历史，也在写中国的文化，它是一本历史之书，也是一本人学之书。所以，这本书在坊间、在机关、在职场如此被迫捧，有很多人一买就是几十本送人，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个道理，就是《流血的仕途》能告诉你如何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下正确地去做事情、做选择。

年关将至时，一部叫做《人肉搜索》的小说进入了我的视线。我几乎从来不看悬疑小说，但作为一个网民，如果没听过甚至说不熟悉“人肉搜索”，那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所以，我关注这部小说，是因为这是国内第一部，也是目前唯一一部谈谈人肉搜索现象的长篇小说。我在一个采访中看到，作者说他不过是在用悬疑小说的形式写新闻，这个说法非常符合作者孙浩元的记者身份。我相信，这本书里的故事，很可能成为媒体日后讨论“人肉搜索”现象时候的案例来源。而孙浩元能敏锐地抓住当下新闻热点，并用一部精彩的悬疑小说进行解剖和展示，这正是我所佩服的地方。从某个角度说，孙浩元开创了文学创作的新领域：新闻悬疑。这是他的另一贡献。

《藏地密码》出版后，由于小说中关涉了大量的宗教、文化和天文地理甚至军事、户外等各种知识，很多媒体和读者由此断定我是一个博览群书的人。这是一个好评价，我当然愿意接受。不过我并不以为读书多就一定是好事。在我看来，读书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读什么书；读什么书也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能在读过的书里获取什么。

随性读书

自幼我就不喜欢念书，小时候觉着唯一新鲜的事儿就是听广播，觉得好玩，张着嘴、支着耳朵，可以无所用心地享受从别人嘴里流淌着的丰富世界。

以前总觉着自己没那么爱看书，只是虚荣的藏了一些书。这几年倒迎来了一个收获的时段，觉得这辈子唯一积存下来没有消受的东西就是书了，便如饥似渴的看了一些，有人说读书分精读、粗读和速读。我是随性翻看，良莠不分，以兴趣、放松和实用为出发点。

昨夜掰着指头算了算，这一年还真读了有三十来本书，码起来也是一大摞，说起来也是长长的一串。我的职业是干电视的，今年又恰逢是改革开放30年，受命于北京电视台拍了20集大型口述历史特别节目《转身》，因而得将所拍摄的20个人的传记都很实惠的吸吮了一次，像《张贤亮的中国文人的另一种思路》，《魏纪中的体育生涯》，《王选的世界》等等，就不一一列举了。

放松的书呢，是躺在被窝里看的书，无所用心，任清风胡乱翻，像林语堂的《优游人生》、马克·奥勒留的

《沉思录》、《马步芳家族的兴衰》、《流血的仕途》、《元曲300首》《金融帝国》、曹乃谦的《最后的村庄》等等，够庞杂的吧。

我指的有兴趣读的书是，一拿起来就坐卧不宁，寝室难安的，必须一口气读完的书。今年最大的阅读量还是放在了奥地利最著名的作家茨威格的人物传记作品上，比如说他的《三大师》、《麦哲伦航海记》、《一个女人的二十四小时》、《玛丽·安托内特传》，《象棋的故事》等等。其中他的《人类的群星闪耀》相伴了我20多年，数次阅读，每每都给我精神的力量。他的《三大师》中，我最感兴趣的就是《贝多芬传》，那种超越生命的感动力量，即来自于他的笔下，也来自贝多芬超凡绝伦的伟大人格。王树增先生的《长征》也可以成为我今年阅读中的上乘之作，还有周国平的《守望的距离》、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丹麦女作家的《走出非洲》等等。

我们对现实环境影响的兴趣越来越小，我们对我们内心的改变的愿望却变得越来越迫切，捕捉的也越来越准确。这种变化的力量来自于读书，来自于静夜里一杯浓茶，和一本有温度的书。

多啃名著

《南华经解》(广东人民出版杜)

如果让我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只挑一本最爱，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庄子》。而在汗牛充栋的解庄读物中，我独喜这本《南华经解》。

“庄子之文，长于譬喻，其玄映空明，解脱变化，有水月镜花之妙，且喻后出喻，喻中设喻，不低啻霞云层起，海市幻生，从来无人及得。”历代注家，数以百计，未尝不茫然也。清代宣颖“先细读一节，又细读其大段，又总读其全篇，则蜜会分明，首尾贯穿，庶几庄子本来面目，复见于天下”。同治年间《南华经解》付梓前，便有学者叹日：“自有此解，前乎此者可尽废，后乎此者可补作，庄叟有知，亦当相视而笑，莫逆于心。”

《物理学的概念与文化素养》(高等教育出版社)

《三国演义》我从初中开始读，读到现在才读到第62页。《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买了二十多年，一直冷落在架子上。而这本书却置于案头，有空便翻，且不停地向人推荐。

本书作者阿特·霍布森教授深信：没有良好科学素养的居民，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前景便无指望。他怀着提高公众科学素养的强烈使命感，三十多年来，在高等物理教学中，探索不用数学的概念式教学；与物理学的最新进展保持零距离；注重讲清楚物理基本概念、建立鲜明的物理图像；积极涉及社会生活中与物理学有关的诸多热点问题(如臭氧枯竭、全球变暖、技术风险、能源、核动力、核武器、伪科学等等)。他撰写的这本物理教材于2006年获美国物理教师协会颁发的密立根奖。在美国有130多所学校采用为文科物理教材。本书第二版的中译本于2001年10月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中文书名为《物理学：基本概念及其方方面面的联系》。这是原书的第四版，作者作了较多改动。

《高观点下的初等数学》(复旦大学出版社)本书作者菲利克斯·克莱因是影响深远的伟大的数学家、数学史家及数学教育家。他以罕见的天才，集一切数学领域的知识于一身，并善于领悟这一切领域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极为重视中学的数学教育中学的数学教育。不仅关心应该教些什么内容，而且关心怎样教才最为有效的方法。多年来为中学数学教师及大学在校生开设讲座。本书即由这些讲稿整理而成。

中外学者对这本书极为推崇。认为这是一本“无比珍贵的著作”，“无论就材料安排的巧妙或就讨论方式的引人入胜来说，目前都没有哪一本可与此相比”。

克莱因主张：中学数学教师应该站在更高的视角(高等数学)来审视、理解初等数学问题。只有观点高了，事物才能显得简单明了。人体解剖不正是猴体解剖的钥匙么。

《通向实在之路》(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这是一部深刻阐释现代物理学核心理念及其困惑的大作。啃这种书，真过瘾。是我人生中最美的享受之一。

教科书及一般科普书，只能给人以技术层面的知识。而这种书却给人以大智慧。本书作者罗杰·彭罗斯，同约翰·惠勒、费曼、薛定谔等一样，你只要接近他们，你想不提升都办不到。他们能从根本上改变你的思维品质、眼光及胸襟。

如果有一天轮到我写遗嘱，我只写下4个字：多啃名著。

开发自身的制药厂

先哲们早已开示我们，人体内部都有一个能制造灵丹妙药的制药厂，拥有足以战胜许多疾病的大药库。

那么，人体内的制药厂究竟在何处，能制造哪些药物，对人体健康的作用如何，为什么有的人能自我开发，有人却茫然不知所措，制药厂的原材料从何而来?这是一个困扰我多年的思考难题，好奇心促使我到书海中猎奇寻宝。

在过去的一年中，有幸拜读《求药不如求己》、《激活你的激素》、《一氧化氮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病》、《第六感管——爱的气味》。我之所以选择上述几本书，是因为作者从不同的学科领域，从不同的专业角度，共同揭示人体自有大药在这样一个主题，并作出完美的阐述。

《求药不如求己》作者在第一章中《你的内部制剂》章节中写道：“人类的自身有一个显著的功能就是自我调节。它会不断分泌出大量的化学物质，这些化学物质能够控制心率、血压、血糖和脂肪水平以及消化、炎症，呼吸道扩张等数千种功能”。书中指出“你的内部制剂是否产生有益的化学物取决于3个重要因素：原材料、生活方式和身体的正常功能。”作者进一步写道：“我们吃什么，我们怎样活动，我们怎样思考和感觉，我们怎样锻炼身体，决定着身体产生较多的某些化学物质。”

“只要你活着，你的身体本身就能够产生激素。例如，绝经期后卵巢萎缩时，肾上腺仍然继续产生孕激素和其他激素。研究表明，在人的一生中良好的内分泌系统产生适量激素是很重要的”。(《激活你的激素》)

作者如此写道：“在这本书中你会学习到怎样检测你体内的激素。正如第一步一样。我们要做一些加强和平衡内分泌系统的工作，因为这个系统能产生200种激素，并且对环境变化相当敏感，每一种激素都会影响其他激素的作用”。“营养合理可以提高内分泌系统的功能，产生适量的激素，还可以改善身体的其他器官和系统的功能。”书中最后推荐了一些激活激素的美味佳肴，采用饮食疗法使激素恢复平衡。

“我一直相信，如果自身对体外的化学药品产生反应，那体内一定存在这类化学物质。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人体受到刺激后就能产生我们所需的全部一氧化氮，难道我们还会需要硝化甘油这类物质来治病吗?”(《一氧化氮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病》)

“一氧化氮是体内天然的心血管奇药，它被人体用来防止引发卒中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它

同时通过舒张动脉维持血压，从而调整血流和预防冠心病。”

“如果你将合理的一氧化氮饮食，适当的锻炼，适量氨基酸和抗氧化剂这几方面结合起来，机体将会产生一氧化氮的强大工厂，同时能够保持内皮细胞和血管舒张，从而降低血压和胆固醇水平”。书作者伊格纳若曾获得1998年诺贝尔医学奖，在书前提示中写道：“的确，一氧化氮最具吸引力的性质就是它作为一个促进心血管健康的物质，没有药物常见的副作用。这是因为一氧化氮是人体自身循环系统产生的物质，产生它的原料广泛存在于日常食物中。”

费洛蒙即信息素，是一类与身体内的内分泌激素区分的外分泌激素。是无色无味的化学分子，自体内制造，从皮肤表层散发出去，也可能从汗腺渗出，悬藏在毛发里。你所释放出的每一个费洛蒙分子都富含与个人相关的信息，包括你的欲望、攻击性、免疫系统等等。由美国人柯蒂斯、莫伦、修伊合著的《第六感管一一爱的气味》一书指出，费洛蒙源于身体制造的类固醇，类固醇移到皮肤时经新陈代谢转化为费洛蒙。皮肤有3种生产费洛蒙的腺体：泌离腺，皮脂腺及汗腺。富含制造费洛蒙的泌离腺，被认为是人体制造费洛蒙的大本营。

学术研究最忌老生常谈。如果说国人把经络穴位依然视为药物的话，那么，国外已经研究到人体化学激素的水平上，已经脱离了此前医学界以病谈病的模式，进而转向治病先治人的观念上来。

纵观上述几本书的共同特点，都围绕着人体制药厂这样一个选题，展开各自的论述，而且又不谋而合地集中在制药厂的原材料——饮食上来，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难怪德国国家科研机构在写给政府的一份报告中称：“如果能够治疗疾病的物质都称做‘药的话，人体自身是可以产生一万多种药的!而这一万多种药有70％以上是在肠道中。一般疾病靠这些药完全就可以治愈。”

我仿佛从上述几本书中悟出一个明显的道理，我们每天摄取的食物，现在看来填饱肚子不是主要的，关键要为体内的制药厂配送合理的原材料。

害怕读书

我生来惧怕黑夜，为了逃避黑夜，我从小学会了读大部大部的书。读书成了我命定的一种生存方式，逃避苦难和惩罚的方式。然而，近年来我对读书产生了一种异样的不祥的感觉，有些书读着你就感到自己不是在学习、在享受，而是在受惩罚。所谓“开卷有益”、“书中自有黄金屋”的古训，现在感想起来似乎有点茫然。2008年，这种感觉尤为强烈，也许到了2009年又会变得更加强烈。

说一件具体的事吧，今天暑假，我带孩子去书店，自己也想买一本德国作家施林格的《朗读者》。营业员说没有这本书，我自己在几个书架上找了找也没见着，就出了门。这时我的不长眼的背脊刚好和一个捧了十几本书的中学生模样的少女了发生了碰撞，结果将她怀中的书全打落在地。我一边连连道歉，一边急忙俯身将地上的书一本本拾起：《爱情小鸟》、《神秘杀手》、《皇宫谜案》、《诛仙3》、《鬼吹灯》、《天不亮就分手》等。谁都知道，这些都是当今大红大紫的畅销书。然而，当我将这些书码好，归还给少女时，我心里在想：这些书能给她带来什么?是谁让她喜欢这些书的?写这些书的人为什么要写这些书?

随着这类书越炒越红，我固执地告诫自己：决不让这些书进入我家。不是说我求高雅，而是我怕腐烂。你知道，我们要想在卡夫卡、福克纳们的书籍中感受到快乐、迷恋是很难的，就像你要在小提琴的琴声中感受到快乐，非得需要你耸肩缩脖地拉扯几年才行一样。但要在这些书中感觉快乐却是很容易的，就像拉屎和做爱让你快乐一样，是一种本能使然。一个人的快乐如果全是通过满足本能来达到的——没有其他品种，那么这个人一定是低级的，甚至是腐朽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值得称道之人的成长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不断抵制本能诱惑的过程。只有不断抵制本能的使然，你才会有其他的、很可能是有益的迷恋。

在一道道警铃声中，我的书桌上很长时间内都保持住了应有的尊严和凛然。

我以为，一册书读得让人害怕或厌恶，这该说是著书者最大的悲哀。但要我说，这更是读者的悲哀。这种悲哀并不局限于一本书，而是所有的书。对我来说就是这样，由于经常读到一些使我厌恶或气愤或害怕的书，现在我竟然变得对每一册新书都有种莫名的、神经质的惧怕，只怕翻开一阅，又是一册坏我心绪的糟书。谁都晓得，好书糟书，表面上你是识不破的，只有通过品读才能知晓，才能分清。如果读书的过程一旦被弄得像个法官一样紧张、谨慎，那读书又有甚乐处?换句话说，如果为读到一册好书必须忍受几册糟书的捉弄，读书又有什么意思?当你干一件事所得的快乐还没有不快多时，或者快乐和不快是一样的，那你还会不会去干这事?很可能就不干了。

是的，我就是这样对书慢慢地惧怕了，疏远了，甚至仇恨了。我原来是因为惧怕黑夜才迷恋上书的，想不到书又让我生出一大恐惧——对书的恐惧!读书，最后读到这般地步，真是够可怜可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