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勤

“中国要不要争世界第一”，这是最近《环球时报》展开的“财富与能力”大讨论中所反映出的问题之一。按阎学通教授在“中国最崇高目标不是致富”一文中的潜在逻辑，中国的能力就是要争世界第一，尤其是争军力、智力方面的第一；而闻一教授在“莫忘‘苏联第一的历史教训”一文中则肯定地说，争世界第一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中国要吸取这个教训。笔者不同意这两种看法。对于中国来说，“争世界第一”不是愿不愿意、能不能、要不要的问题，而是怎么争的问题。“争世界第一”不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中国要争的世界第一，也不是苏联式的。

“争第一”本身没错。“争第一”应当是各个大国在国际舞台上博弈的主要目的；有的国家有实力争第一，争的是虚拟和实体方面的优势；而大多数国家明知没有实力“争第一”，但也要在国际舞台上大声发音，虽不能争全能第一，起码也要争个单项第一，它们图的是挣个名声，赚个“吆喝”。对苏联那样的国家，它当时拥有“争第一”的雄心壮志一点也不奇怪，也正是因为有这种“争第一”的战略，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国际科学技术的大竞赛和大发展，催生了许多新的科技成果和科技人才。俄罗斯现在仍拥有强大的军事和重工业实力就是那个时代争第一的结果之一。

不久前，笔者参加了俄罗斯商会的一次聚会，与俄罗斯某大公司在华经营30多年的贸易代表讨论了这个问题。这位先生见证了苏联垮台的全过程，也参与了重振俄罗斯雄风的重大历史事件。这位商人观点鲜明地说：苏联垮台决不是因为“争第一”的发展方针所致，是发展失衡所致，就像一辆汽车，四轮驱动才能平稳发展，任何一轮不稳都会造成车翻人亡。的确，前苏联过于注意军事实力的强大，而忽略了对经济制度、民生状况、民族问题甚至是政治制度的调适与改革。争到的世界第一，只是让少部分利益集团享受了红利，而没有让民众真正享受到世界第一的成果，最后各个加盟共和国离心离德，民众也不支持苏联的存在，不解体才怪呢。

对中国来说，过去30年，我们争得了许多“世界第一”，比如，制造业的世界第一、某些电器生产的世界第一、奥运金牌的世界第一，等等。这些“世界第一”是中国13亿民众辛劳努力的最佳犒劳，既体现了我们的国家价值，也大大提高了老百姓的自信心。我们不能因为苏联在“争世界第一”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而否认中国人争世界第一的功劳，更不能因此而劝中国人别争什么世界第一了。

事实上，对于中国来说，中国各行业正经历着大动荡大洗牌的过程。中国工商界各行业都要争强做大，要具备世界一流的国际竞争力。更重要的是，根据中国人的现实状况（如人口众多、智力非凡等），只要各方面条件允许，争得某个方面的世界第一，一点都不难。一个世界第一拿不到，那才是怪事呢！

第一当然要争，但争第一与致富并不矛盾，阎学通教授在文中把“争能力第一”排在了争“致富第一”的前面，似乎这是一前一后分裂开来的两步，笔者对此很难认同。实际上，中国的崇高目标应当包含这二者，而且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是不可分割的。

如果说中国在19世纪时是卑躬屈膝地和外国人交往，20世纪是试着在参与国际事务时挺起头来，那么，21世纪的中国就应当是和世界诸强一同指点江山了。这种挺直腰板的状态能持续多久，既在于国力强大，也在于老百姓的底气，比如，钱袋子鼓不鼓、能否保证永远那么有钱，等等。中国争第一靠的就是这种底气。现在中国的问题关键在于如何在“争世界第一”的过程中，既保证实现目标，又能让老百姓分享到“争第一”的好处。▲

（作者是瑞士苏黎世州银行北京首席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