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对《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相如与文君的爱情故事,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有人认为,相如与文君的爱情折射出女子对爱情的大胆追求;有人认为所谓的“凤求凰”实际上劫色劫财的骗局。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实际上体现了后人对爱情的主角相如和文君不同的态度,对相如贬斥相加,对文君褒誉赞赏。二人褒贬不同的际遇有多种原因造成,折射出解读者背后的文化心态。

一.相如文君爱情故事的最早记载

相如文君爱情故事现存的最早记载见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据有关专家考证,此传取材于司马相如的《自叙》,虽非全文照录,但可信度还是相当高的。原文较长,现将后人争议最大的一段节录如下:

会梁孝王卒,相如归,而家贫,无以自业。素与临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长卿久宦游不遂,而来过我。”于是相如往,舍都亭。临邛令缪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见之,后称病, 使从者谢吉,吉愈益谨肃。临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孙家僮八百人,程郑亦数百人,二人乃相谓曰:“令有贵客,为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数。至日中,谒司马长卿,长卿谢病不能往,临邛令不敢尝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强往, 一坐尽倾。酒酣,临邛令前奏琴曰:“窃闻长卿好之,愿以自娱。”相如辞谢,为鼓一再行。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临邛,从车骑, 雍容闲雅甚都。及饮卓氏,弄琴,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既罢,相如乃使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1]

上述一段引起后人争议的地方是几个“缪”字。“缪”者,“诈伪也”。文中两次用到此字,分别是“临邛令缪为恭敬”,“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这两句话一前一后形成呼应,暗示司马相如琴挑文君是和好朋友临邛令王吉事先经过严密周谋,而从后一句看整个计划完全是相如主导的,临邛令只不过是依计行事帮助他玉成好事而已。“缪”是不争的事实,关键在于如何解释?对相如琴挑行为持赞赏态度的人把此字解释为“假装”之义,对相如批判的人把此字理解为“欺骗”。而用“假装”或“欺骗”都可以诠释“缪”字,只不过前者不带有道德价值的评判,而后者却带有道德价值的评判。

二.“琴挑”:从“欺骗”到“骗色”到“骗财”到“骗色骗财”

综观相如文君爱情故事的接受史,把“缪”字理解为“欺骗”始自于宋代。[2]最早提出这个观点的是宋代的大文豪苏轼,他在《东坡全集》中把相如琴挑的浪漫行为首次定性为“窃妻以逃”。[3]稍后又有吴子良在《荆溪林下偶谈》中云:“司马相如拟《讽赋》而作《美人赋》,亦谓臣不好色,则人知其为诬也。有不好色而能盗文君乎?”[4]在这场爱情中是否被骗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卓文君,但从现存文献资料来看文君并未觉得自己被相如骗,为何到了宋代苏轼吴子良跳出来为文君抱屈指责相如?这与晋代的野史杂传《西京杂记》的记载有关。

《西京杂记》托名刘歆、葛洪作,其书关于文君相如爱情故事的记载有两则。其中一则云:“相如将聘茂陵人女为妾,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相如乃止。”这段负心的插曲对理解相如琴挑文君的初始动机相当重要。如果相如琴挑文君是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那么“缪与令相重”就是可以原谅的可爱假装;如果琴挑文君建立在好色贪财的基础上,那么“缪与令相重”就是不可原谅的惊天骗局。人们对真正爱情的理解总是与终生不渝相关,《西京杂记》所载的相如娶妾之事在男人三妻四妾的古代社会并不鲜见,但显然宣示了他并不打算与文君终生不渝。娶妾的行为说明相如对文君在一开始似乎就没有真正的爱意,那么他苦心经营的琴挑行为乃至最后“使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的直白行为,若不是奔着“情”而去,那是奔着什么而去呢?《西京杂记》卷二还有一则记载:“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肌肤柔滑如脂。十七而寡,为人放诞风流,故悦长卿之才而越礼焉。长卿素有消渴疾,及还成都,悦文君之色,遂以发痼疾。乃作《美人赋》,欲以自刺。而终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在苏轼吴子良等人看来不是奔“情”而去的琴挑显然是奔“色”而去,因此有了“窃妻”“盗文君”之说。其实早在苏轼等人之前早有人因相如有他娶之意而对其进行指责,如唐崔道融《长门怨》:“错把黄金买词赋,相如自是薄情人。”宋代乐雷发《司马相如》诗云:“狗监无端荐薄情,鹴裘犊鼻帝乡尘。当时最有文君恨,不识长门买赋人。”[5]这些人只是指责相如的薄情,但到苏轼吴子良等人“薄情”变而为“无情”,琴挑就成了骗色之举。

再骗色说之后,有人又提出“窃赀”之说,即骗财。宋魏天应《论学绳尺》云:“司马相如、王褒皆蜀产也,雍容闲雅者,不足以覆窃赀之丑。”郑樵《通志》:“司马长卿窃赀于卓氏。”“窍赀”说显然是建立在“骗色说“的基础之上,因为相信相如琴挑是建立在欺骗的基础之上,那么骗什么就是仁者见仁的事了。“骗色”因为文君貌美,“骗财”当然是因为卓王孙富有。《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卓王孙家僮八百人”,饶有财富。最关键的是刚开始恼羞成怒的卓王孙后在家人的劝说下,分相如“僮百人,钱百万”,及文君“嫁时衣被财物”。相如回成都后“买田宅,为富人”。显然这桩婚姻给相如带来了巨额财富,使他改变了贫穷的地位。司马相如若象某些视金钱如粪土的傲骨名士,拒绝卓王孙的财产,后世的“骗财”说显然无以为加,但是他没有。他不但没有丝毫拒绝的意思,而且为了得到卓五孙的财产,他和文君开起小酒馆卖酒,有意激怒羞辱卓王孙,迫使他分财。这似乎是相如在成功骗色之后实施骗财的又一计谋。

三.“夜奔”:雄警之举

对相如文君爱情持激赏肯定态度者大多缘自文君而发。明人汤显祖《相如二首》其一:“知音偶一时,千载为欢欣。上有汉武皇,下有卓文君。”[6]同是明人的李贽对文君的“夜奔”之举极为赞赏:“使当其时,卓氏如孟光,必请于王孙,吾知王孙必不听也。嗟乎!斗筲小人何足计事!徒失佳偶,空负良缘,不如早自抉择,忍小耻而就大计。”[7]至近代,对文君“夜奔”的个人行为上升到社会意义,近代学者王凯运《湘绮楼日记》:“偶谈司马长卿、卓文君事,念司马良史而载奔女,何以垂教?此乃史公欲为古今女子开一奇局,使皆能自拔耳!”[8]

由万光治先生的梳理可以看出,自汉代至近代,历代文人学者对文君“夜奔”之举的批评罕有,凡是提及该故事,都对文君敢于越礼教而行大为赞赏。

相如和文君在同一个爱情故事的后世评说中显然遭遇了不同际遇,相如从最早的风流才子变为劫色劫色的骗子,文君从受人非议的“奔女”变为有见识有胆量的千古奇女子。之所以会如此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西京杂记》中的“一朝将聘茂陵女,文君因赠《白头吟》”的记载使相如背上了“负心”之名,这次未果的“负心”之举使他琴挑的原始动机被后人臆测为“骗色骗财”的不耻行径;二是文君的“夜奔”之举相比相如的“琴挑”未沾任何世俗动机,相反她的举动在后世被当成了追求爱情婚姻自由的象征。

综上可知,人们对相如文君爱情故事的褒贬不一,实际是对相如文君两个人的“褒贬不一”,人们对相如“贬多于褒”,对文君却是褒誉有加。文君能从被人非议的“奔女”变为被人一再歌颂的奇女子,主要原因在于相如文君爱情故事在演变的过程中,“夜奔”成了冲破专制婚姻的可叹之举,承载了人们婚姻自主的希望。

注释: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万光治《文君、相如故事的文化解读》[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5期,第123-127页。

[3]万光治《文君、相如故事的文化解读》[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5期,第124页。

[4]万光治《文君、相如故事的文化解读》[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5期,第124页。

[5]万光治《文君、相如故事的文化解读》[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5期,第124页。

[6]徐方朔校笺《汤显祖诗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7]李贽《藏书》[M],长沙:岳麓书社,1997。

[8]王凯运《湘绮楼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1997。

李璐楠,厦门大学人文学院2008级哲学系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