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蕾

基督教女青年会，英文名称是“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简称YWCA)。1890年，基督教女青年会由美国传人中国，在杭州弘道女中成立中国第一个学校女青年会。1908年起，上海、广州、北京等地陆续成立城市女青年会。1923年，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在上海诞生。早期的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以下简称女青年会)主要通过集体活动与有教育意义的各项事工，传播福音，引领她们信奉基督。2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出现了“非基督教运动”，各地的基督教会和教会学校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中国基督教界团体开始调整本系统内各社团的工作内容，强调服务本土社会。

1928年7月，女青年会第二次全国大会召开是该会事工工作发生转折的标志。这次大会强调女青年会要适应社会、时代之需要而开展“本色化服务”。“基督教女青年会的事业，过去注意学界的妇女和家庭的闺秀。她对于第四阶级的妇女，好像没有予以充分的注意和努力……基督教女青年会处在这种革命的狂潮当中，绝大的新机运当中，为完成妇女们彻底的革命和促进自身将来的地位起见，应努力去重新考虑今后的使命，以适应新起的环境……因此女青年会要集中于‘到民间去运动。”(任声《女青年会在革命潮流中应负的使命》)“到民间去”具体来说，就是“到工厂里去”和“到乡间去”。这次会议之后，女青年会把关注社会最底层的劳工妇女和农村妇女确定为主要工作。

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女青年会派劳工干事到基督教协进会共同开展劳工事工，会议之后女青年会召回劳工干事，自主发展劳工事业。具体方法是希望女工通过自助而助人，能明白自身的地位和问题，了解自己所处的环境，得到一些知识和方法，并能养成团结的意识，从而产生真正的工运领袖。女青年会以“德智体群”四育为宗旨，根据女工白天上工的情况开设夜校，对女工提供课堂教育和团体教育。女青年会在上海、无锡、天津、烟台、武汉、重庆、广州等处办了女工夜校，上海女工夜校的规模和影响比较大。

1928年女青年会在上海的浦东、杨树浦、虹口、闸北等区建立了6所女工学校，学生约400人，她们大多是烟厂、纱厂、丝厂的女工。至抗战前夕，仅上海市就有8所，学生已达到800余人。夜校根据女工不同的文化程度分三个等级的班级：初级班，对不识字的女工进行识字教育，讲授千字课；高级班，讲授常识、地理、历史、算术、尺牍、公民等课，以灌输普通常识，特级班，讲授与工人运动有关系的课目，例如经济学、经济史、工人运动等等。在教育家陶行知的帮助下，女工夜校推行了“小先生制”，鼓励学生教学生，这样既解决了师资紧张的问题又锻炼了女工们的能力。陶行知曾评价：“女工夜校就是给女工一把钥匙，让她们自己去开大门。”

女青年会除了开展文化教育外，还重视培养女工的团体意识。女工夜校里设立工友团，经常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如演讲、辩论、戏剧、讨论会和参观等。此外，还通过一些活动开展团体意识和自我管理的教育。如在上海沪西女工社办的女工寄宿合。女青年会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工友互助社，女工联合储蓄的存款寄放在社里，当社友有急需时，不收利息借给她们，借此养成女工们合作互助的精神。

1933年在女青年会第三次全国大会上，161位代表中有23位来自缫丝业、烟草业、袜织业的劳工代表。她们不仅积极参加了讨论，还对如何改善工人生活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女工夜校一直很注重爱国教育，经常组织学生讨论国家大事。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加剧，女青年会积极鼓励和动员女工参与抗日救亡运动。华北事变发生后，1935年12月，上海妇女救国会宣告成立，上海女青年会总干事谢祖仪是成立大会主持人之一。女工夜校许多师生都参加大会和示威游行，高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河山”等标语，高唱《打回老家去》、《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走在队伍的前头。1936年上海妇女救国会纪念“三八”、“五卅”、“九·一八”的示威游行中，女工夜校师生成为群众队伍中的一支坚强力量。以后在为鲁迅先生送葬、支援绥远抗战、抗议迫害“七君子”的行列都有夜校女工同学的身影。

女青年会的乡村事业起步较晚，但从一开始就是由女青年会自主领导和开展的。1927年女青年会在河北昌黎开设一个服务区，开始乡村方面的试点性工作。1928年女青年会第二次全国大会阐释了单独成立乡村女青年会的原因以及开展乡村工作的必要性。1928年以后，女青年会先后在上海宝山县、山东福山县、东三省的陈相屯、广东台山、南京三墅乡等地设立农村社区服务区，驻村与村民共同生活，她们主要关注成年女性：“本会会员以成年妇女为主体，因此应以辅助成年妇女四育之发展为首要工作。不论中西干事，应居住村中与乡村妇女共同生活，以便增进相互间之了解，信托及友谊。”

女青年会在乡村工作的教育分为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团契活动等。学校教育以开办民众学校，开展识字教育为主要内容。女青年会把识字教育作为提高农村妇女家庭地位，甚至改良社会的基础性手段。山东福山县服务区在19个村内设立了民众学校，学员平均年龄在19-20岁之间。学生包括不同年龄阶段的农村妇女，根据其不同程度分初高级两个班，每天上课5小时。民众学校受到了乡村妇女的欢迎，“走读生家，居多在相隔四五里路之村庄，当狂风暴雨之日仍跋涉而来……非有觉悟者决不愿受此苦楚，前来读书。”据统计，1930年和1931年两年，陈相屯民众学校共招收学生400人。民众学校还举办了一些聚会，如学生家庭讲演会、家庭交际会，学生庆祝会、毕业典礼等，丰富了农村妇女的业余生活。

乡村社会教育主要包括卫生运动、介绍农业改良知识、时事教育、组织读书、娱乐等活动。福山县女青年会邀请卫生专家讲演卫生常识，诸如产妇卫生，公共及个人卫生。1937年女青年全国协会的乡村部和学生部在南京三墅乡东焦村推行公民教育，介绍“国难历史地理”，使乡村妇女了解她们的“东焦村以外还有一个世界，还有一个和东焦村同生死的中国”。

女青年会还在乡村服务区开展团契活动，“以交谊会先联络各村上民众学校的同学作友谊交往，以期打破其避居深闺之习俗，继而则组织正式集会——同学会”。山东福山县组织一些交谊会、同乐会等，宣传基督教教义，开展读圣经、讨论、唱歌等活动。

在1933年女青年会第三次全国大会时，有十余位乡村女代表参会，她们与女青年会干事一起讨论乡村如何改良等问题。

女青年服务和关注社会底层，对城市女工的教育和帮助，培养女工的主体意识和社会责任心，增强了她们自助和助人的能力。在乡村服务区进行的教育、文娱宣传、改良卫生环境等工作，提高了部分乡村妇女的受教育水平，有利于这些地区的乡村家庭生活和卫生条件的改善。这一时期女青年会通过劳工工作和乡村工作真正地履行了其宗旨——“本基督之精神，促进妇女德智体群四育之发展，培养高尚健全之人格，团契之精神，服务社会，造福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