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桂荣

当年横空出世、而后戛然而止、随后争议不断的贾平凹《废都》近日已由作家出版社成功推出。新版图书还未上市已有人迫不及待地将其列为2009年度文坛大事。贾平凹更是深有感触地说，“一本书的命运也是一个社会前进的轨迹。现在能再版，首先说明了社会的进步，社会环境的宽松和文坛关系的回暖。这些年来，社会价值观已渐渐发生了改变，人们对文学的认知度提高了，对文学的评价也不仅仅像90年代初那样，道德评价、政治评价占主流，而是回到文学本身”，“多年冤屈、一朝得洗”的扬眉吐气之情溢于言表。简言之，《废都》的文学价值是被20世纪的道德化、政治化批评遮蔽了，今天得以解禁既是对一段“错误”历史的纠正，也是对其文学性多年后依然熠熠生辉的一种肯定性回应。《废都》再版果真表明了社会的“进步”和文学的“胜利”吗?让我们先从《废都》在今天何以能够被解禁谈起。

《废都》之所以能够得到一张再版“通行证”，首先源于当今社会对其“性”言说容纳度的提高。不能不承认，《废都》的性描写，尤其是标志性的“□□□”在当年形成抢购狂潮的同时，也严重触犯了文化秩序中的某些规则，“空缺，彰显了禁忌，同时冒犯了被彰显的禁忌”(李敬泽语)，《废都》“名声大振”源于性，遭受“灭顶之灾”也主要与此相关。而这一切到了新世纪的今天似乎已不成其为问题，据说社会开放的标志之一便是性的开放，文字上的性描写相对于影视、网络中的暴露镜头似乎已是“小巫见大巫”，在一个性话语的“底线”已移至电影《色·戒》中床戏的时代，再耿耿于怀于庄之蝶与多少个女人睡过觉、体位如何等似乎已有些“不合时宜”了。文化领域中性尺度的放宽显然为《废都》的东山再起提供了契机。当然，“性”对于今天的《废都》来说也十分微妙，它一方面被极力淡化，《废都》之名不在于性，写性不是罪，不必大惊小怪；另一方面“□□□”换成了“……”这一再版《废都》与原版《废都》的唯一不同，似乎又成了图书市场上的新焦点(太多的人对新版《废都》的兴趣冲着其“有没有将删去的字数补齐”而去的)。

其次，则是知识分子文化的变迁。《废都》出版时的1993年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经过一段时间的停滞后重新起步、并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的一年(直接的标志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同时也是中国的世俗化、商业化思潮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泛滥汹涌的年份。也就是在这一年，知识界展开了大规模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讨论的矛头指向文化道德领域中的世俗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而所倚重的价值标杆则多为知识分子的文化品格、自律精神、终极关怀、超越性诉求等。《废都》是一部当代知识分子世情小说不假，但以其格调的灰暗、语言的粗鄙、描写的放纵、世俗化陋行的原生态展示，完全消解了知识界精心维护的“知识分子”形象，而且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中被普遍认为走到了“人文精神”反面。所以，《废都》在知识界所引发的集体性愤慨(集结于《(废都)滋味》、《失足的贾平凹》等书中)，与其在一个过于敏感的时期讲述“知识分子之死”息息相关。曾参与过对《废都》激烈批判的陈晓明多年后说：“整个九十年代上半期，人们对贾平凹的兴趣与攻击，主导势力是道德主义话语在起支配作用，那些批判不过是恢复知识分子话语的自言自语。”甚至可以说，经历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巨变后，知识界就是在对《废都》的共同批判中完成了在90年代的“集结”与再次“出发”。然而对《废都》的这次集体声讨也似乎成了知识分子的“最后一次”文化记忆，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加剧，尤其是知识界本身的分化，知识分子文化的环境也愈益恶化，“知识分子之死”似乎变成了一种社会常态，成了首先被知识界自我反思的对象。《废都》呢，则顺理成章地从对知识分子的“恶俗”指认，一跃成为具有惊人的“前瞻性”与“预见性”的文化英雄。如先锋小说代表人物马原就认为：“30年前中国知识分子还耻于谈钱，但是今天，我见了太多作家在权力和金钱面前卑躬屈膝，我越来越看到身边的一些人越来越像《废都》里庄之蝶那一类人。每一个自认为是知识分子的文化人，都应该花两个小时重温一下《废都》。”

最后，文学史的变化流程也使《废都》由十分“扎眼”的另类出位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文学“常态”。在《废都》诞生的年代，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的流风遗韵犹在，描述日常生活家长里短的新写实文学已登上了文坛，但大规模的私人化写作、欲望化叙事尚没有真正展开，彼时《废都》里俗、脏、丑的粗鄙化书写和赤裸裸的陋行展示让人们大跌眼镜，尤其是对比于贾氏早期的真善美书写，许多人大呼“看不懂”、“不理解”。但9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史实很快告诉了人们个人化、边缘化时代的文学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爱美元”的宣泄、“美女作家”的鼓噪、“身体写作”的喧嚣、“下半身”的嘶嚎，每一次文学哗变都力求以不避极端的姿态挑战人们的阅读神经。经历了此番“洗礼”的读者再回过头来阅读《废都》或许就会觉得它的纵恣并非那么“难以忍受”。同时，《桃李》、《风雅颂》等展示当代知识分子不堪生活的小说也在“尺度”上一次次直逼《废都》，它们都能公开出版发行、大张旗鼓地召开作品研讨会，为什么《废都》不行?另外，在中国被禁的《废都》还戏剧般地于1997年11月获法国费米娜文学奖。这一切都在客观上使得《废都》一方面越来越失去了当初的“奇观效应”走向常态化，另一方面则因为远离当初引发于夫所指的时代与文学语境，有了为自己“正名”的可能性。

同样不容忽视的是贾平凹本人的努力。《废都》被禁之后，贾平凹在痛苦中写了《白夜》、《土门》、《高老庄》、《怀念狼》等作品，这些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引起了批评界的关注，因《废都》而受“损”的作家形象也开始得到修复。如孟繁华在评论《土门》时说：“我曾参与过对《废都》的激烈批评，三年多过去之后，我仍没有改变对《废都》的基本看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贾平凹《白夜》与《土门》的面世，我觉得对贾平凹的评价我们忽略了一个相当重要的层面……”尤其是贾平凹2005年出版的书写乡土中国衰败与裂变的《秦腔》，一经推出好评如潮并最终获得茅盾文学奖，有人曾将《秦腔》视为贾平凹“对《废都》的唤醒与逃离”，《秦腔》中引生偷了白雪的胸衣被人暴打后自我阉割这个“去除欲望之根的动作”是“对庄之蝶欲望历史的割裂”，“不再书写欲望的器官历史”的贾平凹转向“可以放开来表达”的无根的欲望。无论如何，《废都》被禁毕竟不是因为纯粹的政治原因，贾平凹的后期努力与他在文学及学术场中的巨大感召力为《废都》的再版发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甚至认为如果卫慧能有贾氏此番作为的话，《上海宝贝》有朝一日说不定也能“梅开二度”。

有了以上几点，《废都》被解禁几乎是顺理成章的。在文化领域中“禁”永远不是一个好办法，何况即使在《废都》饱受诟病的日子里也有一批对其不离不弃的忠实读者，其中不乏学界精英。《废都》从被“冰冻”到“解

冻”的过程，可以说鲜明地体现了十几年来中国时代环境和文学环境的剧烈变化。只是这变化能够仅仅以“进步”二字一言以蔽之吗?单纯从文化政策层面，一个允许一部没有原则性政治错误的书公开出版的时代自然比一个将其“一棍子打死”的时代开明多了；但从文化精神层面，从对《废都》“颓废格调”的无法容忍到平和宽容，甚至大唱赞歌，这种大度的“文化包容性”是不是隐含了道德标准与趣味标尺“下移”的时代因子?贾平凹在接受访谈时说，“写的时候，大概是20年前了，书中有对社会的观察和对社会的前瞻；20年后的现在，再读这本书，书中描写的那些情景已经在社会上出现了”，这同那些大力倡导《废都》再版的评论之声如出一辙，都是强调《废都》惊人的文化预见性，难道是知识分子本身的沉沦，或者是现实中涌现出了更多的庄之蝶“成全”了《废都》?如果说这种惊人的预见性使得《废都》具有“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超时代价值，那么被它“预见”的这个有着太多庄之蝶，甚至庄之蝶已成为知识分子“代名词”的社会，又会是怎样的一个社会呢?《废都》并没有变，但从“生不逢时”地被查禁，到变成人人都有必要照一照的“镜子”，这究竟体现出世风怎样的沧桑流转?所谓时势造英雄，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造就了《废都》的文化“增值”，而且随《废都》再版浮出话语地表的还有我们曾熟悉的道义标准的破产和理想、信念等文化激情的衰退。所以，在不少人为《废都》的再版而欢呼时，我却看到了某种时代的悲哀，一个将《废都》的描写视为“常态”的时代的悲哀，一个对庄之蝶的所作所为“见怪不怪”的时代的悲哀。或许《废都》再版就是这样一种悖论：文化政策的“开明”与文化环境的“恶化”纠结在一起的悖论。

明白了中国社会一二十年来何以会对《废都》“前倨后恭”之后，再来看《废都》本身的文本形态问题可能会更清楚一些。同20世纪90年代《废都》一经问世首先引起了知识界震怒正相反，《废都》此次再版被不少学人视作是其文学性成功“突围”的表征，如谢有顺认为“《废都》是贾平凹所有作品中最典型和深刻的作品……它对于知识分子精神命运和存在境遇的探查，的确是达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高度”，李春平说得更直接，“《废都》是贾平凹最好的一部小说，作为叙事文本，它的文学品质超过了他后来的所有小说，当然也远远超过了《秦腔》。将来贾平凹能够写进文学史的，可能不是《秦腔》，而是《废都》”。我觉得首先要明确一点的是，被禁与解禁的“不寻常”经历与一部作品是否能够成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优秀“纯文学”作品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关系。被禁与解禁是由一个时代的文化政策决定的，对于《废都》在今天的“重见天日”，我觉得更多是上文分析的社会与文学语境的变化使然，至于其文学性和艺术性，它并不是贾平凹最好的作品，也不是“中国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或《洛丽塔》”(因为写了性、并由此先被禁后解禁，有些媒体以此呼之)。文学性强调的是语言、修辞、人物形象的鲜明、结构的和谐奇妙、风格的意蕴悠长等要素，这些在《废都》中虽不能说太差劲，但也绝对说不上有多出色。《废都》题目取得好，大有艾略特《荒原》、川端康成《雪国》的意味，但在如何将一个时代的“废都”精神落实到文字书写的方方面面上，《废都》并不是很成功。古寺重建、天书自现、鬼神仙佛、谶纬宿命、气功巫师充斥其间的西京城弥漫了太多没落的古典气息，主人公结交达官、诗酒酬唱、访僧问卜、寻香猎艳、开设书肆更像一个传统生态下的文人，甚至像封建时代的破落士大夫与秦西乡间风水先生的奇怪结合体，以它们来影射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转型期的城市和知识分子生活并不是特别对路，甚至有某种“错位”断裂之感。人物呢，庄之蝶的形象从现实主义角度来看苍白、飘忽，唐宛儿忽而淑女、忽而荡妇的作态更给人某种虚假感。语言则拟古与现代、市井气与古雅气“并置”，叙述节奏的把握也有些沉闷滞缓，有读者说，尽管听说“很刺激”，但“还是读不下去”。所以，即使抛却道德化批评，单纯以“文学性”来考量《废都》恐怕也不会得出过于乐观的结论。今天大部分为其解禁拍手相庆的人强调的是它十多年前对中国社会和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预见性和前瞻性，这其实所指的仍是它的“时代性”而非“文学性”，而且这种“时代性”内容也是以某种贾平凹极端“个人化”的叙述方式表达出来的。

“一晃荡，我在城里已经住罢了二十年，但还未写出过一部关于城的小说”，《废都》后记“安妥我破碎了的灵魂”一开头就表明催生《废都》的似乎是贾平凹内心中一种“城市焦虑”，但仅有写作的愿望是远远不够的，久居秦地而又习读古籍的贾平凹，一直以书写乡野风俗、个人性情见长，对于所要“转型”书写的20世纪90年代的城市及知识分子生活，并没有多少生活和艺术的储备。他似乎是拼命在现代／古代、都市／乡野、文明／糟粕之间进行某种文化转喻，有意识寻找它们之间的文化“连接点”。刻意寻找的结果是贾平凹“个人”的审美习惯、文化趣味、创作趋向不断地浮出话语地表，侵入到了《废都》的叙述肌理。像被许多评论家注意的“哲学牛”，成为这部整体写实的小说中殊为神秘、灵异、怪诞的物象，它是在这个晕眩、浮躁、迷茫、狂乱世界中唯一的思索者，思考的是什么呢，是以它所熟悉的乡野山地和鼠羊虎兔等动物为标准，持续不断地嘲笑批判城市与人。不少批评家将这种非现实性描写当做是一种小说强化批判精神的文学修辞方式。我觉得老牛在这部作品中所占笔墨如此之多、形象如此神秘突兀，并不能仅仅当做一般的隐喻修辞来理解，它其实是贾平凹“自我”的思想与文化趣味在小说中的不自觉流露：从形式上说，“哲学牛”承担了贾平凹所熟悉的我国古典笔记小说中经常出现的“评点人”角色，其实是他个人借老牛从文本叙述的背后跳出来“现身说法”；从内容上说，老牛的言说体现了贾平凹以他熟悉的“乡村”视角看取他所不熟悉的“城市”生活的看法，有批评家将之评价为“政治上‘不正确”的反都市化、反现代性思维，我觉得文学不是意识形态，原始主义思想同样可以写出伟大的作品，但对于《废都》来说，这种“个人意志”的随意倾泄无疑破坏了小说的内在统一性，因为从小说本身来看，城市及城市人的声色犬马生活其实并未得到明显的批判与谴责。

更明显的是这部小说的性描写，贾平凹选择了“性”，在他最擅长的性情书写区域，一方面放大了性在日常生活中的抚慰作用，使人觉得庄之蝶像个纵欲狂；另一方面又放大了性的文化功能，使其成为现代／古代、都市／乡野、文明／糟粕在美学上的刻意“缝合”之所。那些与庄之蝶交好的女人在寻欢作乐的片刻总是乞灵于需要有一些文化功底的古代典籍，唐宛儿手持《浮生六记》、《翠潇庵记》、《闲情偶记》表相思之苦，连女工阿灿都谙熟“所有古典书籍中描写的那些语言”，在做爱中“把那些语言说了出来”，所有在《素女经》中读过的古代人的动作都“试过了”，贾平凹并不是在书写普通的交

媾，而是写对古典“爱经”进行刻意模仿的奇怪的交媾。这一点与他个人堪称“古籍崇拜”的文化心结息息相关。在《废都》后记中，贾平凹如实告白道，“中国的《西厢记》、《红楼梦》，读它的时候哪里觉得是作家的杜撰呢，恍惚如所经历，如在梦境……这种觉悟使我陷于了尴尬，我看不起了我以前的作品，也失却了对世上很多作品的敬畏。”正因为有了这种“是古非今”的心理，他才会不顾年代背景、不顾人物的身份和文化程度、不顾具体的场合环境，将自己所钟爱的东西“塞给”了笔下的人物。不但如此，《废都》还在性中融入了与主体、自我、创造相关的“文化信息”。像庄之蝶与唐宛儿的互诉衷肠，“或许别人会说你是喜新厌旧的男人，我更是水性杨花的浪荡女人了。不是的，人都有追求美好的天性，作为一个搞创作的人，喜新厌旧是一种创造欲的表现!……女人的作用是用来贡献美的，贡献出来，也便使你更有强烈的力量去发展你的天才”，“你是真正有女人味的女人。我又重新感觉到我又是个男人了，心里有了涌动不已的激情，我觉得我没有完，将有好的文章叫我写出来。”阿灿也因与庄之蝶的性爱而获得“新生”，“你让我满足了，不但是身体满足了，整个心灵也满足了……有你这么一个名人喜欢我，我活着的自信心又产生了。”小保姆柳月也能说出一番“深刻”的话来，“是你把我、唐宛儿都创造成了一个新人，使我们产生了重新生活的勇气和自信，而你最后又把我们毁灭了!在毁灭我们的过程中，你也毁灭了你，毁灭了大姐和这个家。”要从现实主义角度指出他们的言论是多么荒唐的奇谈怪论，或对照着文本指陈它们是多么虚伪做作的反真实性言说，或从性别立场出发指出它们借“文化人”之名行使男性道德豁免权，都是非常容易的，已有学者做过这方面的工作，但我们必须看到问题的另一面，贾平凹执意要将“性”作为庄之蝶这个破败主体在破败现实中的破败支点，将历史重建的任务寄托在“女人”(即使是阶层、文化身份都较为低下，无法进行多少“精神”交流的女人)身上，对于他本人来说却是一件十分严肃和自然的事情。对于自己的性描写遭遇了大规模批判他是颇感困惑和委屈的，他曾认真地为自己辩护道，“《废都》里写到了女性，并不是玩弄女性啊……它不是将妇女作为玩弄和发泄的对象，它只是写了一种两性相悦的状态，旨在说庄之蝶一心想适应社会而到底未能适应，一心要作为到底不能作为，最后归宿于女人，希望他成就女人或女人成就他，结果却谁也成就不了谁，他同女人一块儿都被毁灭了。”如果说对于他的这种辩护之辞我们同样可以毫不留情地予以驳斥(何以“成就”，又以何“成就”?他与她们的“新生”与“毁灭”在小说中究竟表现在何处?仅仅是言语表白能否作为立论的依据?)的话，只能说是贾平凹的“作者意图”与大众读者的接受理解产生了偏差：从写作惯性上来说，贾平凹出道以来就偏爱点染男女风情，在“性”上融入人情、人性的内容并使之成为文本叙述的中心，将这些东西“移植”到《废都》中对他可能是某种驾轻就熟的文化惯性，但对于读者来说，就会觉得这种旨在化腐朽为神奇的“文化添加”由于没有了贾氏此前作品或奇趣或乖戾的独特乡野民俗做背景支撑，似乎已失去了原有的“美”与“真”；从个性气质上说，贾平凹本人就是一个敏感、忧郁、喜欢怀旧，具有古典名士气质的人，他让主人公庄之蝶承载了过多的属于他自己的东西，他将自己对生活(包括性、女人)的某些浪漫想象也赋予了他，这在他自己或许是某种“真诚”的自我表露，但这种自我表露与庄之蝶这个整体上不带亮色的“颓废”人物之间并不是太协调，而被某些人认为只是一种匪夷所思的自恋想象。

在我看来，《废都》其实是贾平凹忠实于个人体验、自我趣味的一部“私小说”，对他个人而言，可能是一部“唯有心灵真实，任人笑骂评说”的绝对诚恳与纯粹之作，不过他完全以自己的、极为“私人化”的思维方式和写作方式为依据，而没有考虑艺术本身的统一性与独立性，使得这种个人言说在与公共话语、普泛性的人类经验的“对接”上出现了不小的偏差。在《废都》后记中，贾平凹详细记载了这几年自己身患重病并官司缠身、父亲亡故、母亲动手术、妹夫死去、妹妹无力抚养幼子等现实生活中的一系列苦难，“几十年奋斗营造的一切稀里哗啦都打碎了，只剩下肉体上精神上都有着毒病的我和我的三个字的名字，而名字又常常被人叫着写着用着骂着。”悲哀、迷惘、茫然、颓唐之情可想而知，“苦闷”成为《废都》的主调也是事出有因。批评家在解读这部作品时，往往将这种颓废、苦闷之情泛化为一种时代情绪，如有人将其颇有深度地解读为“贾平凹的劣根性不在于他只能在这种绝境中，在当代中国灵魂的毫无希望的生存状态中‘安妥自己的灵魂，而在于他无论如何也还是想要使自己的灵魂在世俗生活中寻得‘安妥这一强烈的愿望本身……这不是贾平凹一个人的局限，而是在‘废都的精神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特质”。但我觉得，写《废都》的贾平凹可能的确敏感并困惑于自我的颓唐、苦闷，也有希望以写作安妥自己那颗破碎了的灵魂的迫切愿望，但这种“个人化”的颓唐与苦闷，与80年代末那场政治风波之后知识分子的时代失语及历史空场期知识界彷徨空虚的带有一定“政治”意蕴的苦闷情绪之间并不是完全相同，或者即使贾平凹想以自我的苦闷去烛照时代的苦闷，但他完全个人化的写作方式，如以古代／乡村视点书写现代／城市之“废都”和“废都”精神的写作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它对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时代性表达。

《废都》对时代话语的投合是在别处：市场经济转型期人们为名利所困的浮躁与丑陋、历史空场期对性话语的巨大热情、正在兴起的图书市场态势，以及西方人对现代中国“古老化”的文化想象。不能说这些都是《废都》的有意为之，但至少《废都》的创作风貌为这一切提供了某种可能。在《废都》重版的今天写下这些“煞风景”的话并不是反对这部书的再版，它重版的理由前面已有论述，对它的单方面禁止是不公平的，但“《废都》是贾平凹最好的作品”的论调可以休矣。“在一部作品与时代的关系上，《废都》堪称杰作，在贾平凹与作品构成的关系上，那是一部失败之作”，陈晓明的这种“一言以蔽之”并不是一种刻薄之辞。我甚至觉得《废都》开了完全以作家自我为中心的“私人化”写作的先河。是的，《废都》虽然不是后来“60后”、“70后”笔下的成长、游走小说，也没有使用在当时堪称前卫的自传体方式，但它无限放大作家自我的文化趣味的写作方式及“常常处于一种现实与幻想混在一起分不清”(语出《废都》后记)的写作境界，足以证明它是一种完全以“个人”视角为中心、并将自我意志(至少部分地)强行移植于外部世界的写作。《废都》会在文学史上留下一笔，这几乎是肯定的，当代文学作品中还有比它能够牵涉更多文学史话题(性、知识分子、文化政策、古代文学传承、中西方视阚、性别立场)的吗?但我总觉得，它在总体上说，是一部个人性大于时代性、时代性又大于文学性，文学史价值大于文学价值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