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正义

(重庆工商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400067)

一、政治上的乱而欲治，从东汉垂死到曹魏新生

东汉末年，外戚、宦官争权，政局十分黑暗，帝王贵族奢侈成风，腐败成习，卖官鬻爵，横征暴敛，造成社会的动乱频仍，民生凋弊。和帝十岁即位，窦太后临朝听政，太后兄窦宪执掌大权而“威震朝廷”；和帝长成后，与宦官郑众等谋诛窦氏并论功行赏，策勋封侯，从此开始了东汉戚、宦争权，互相倾轧的局面。戚、宦争权最典型的是梁冀与单超，梁冀凭借其妹为顺帝皇后的关系，骄奢横暴，专断朝政二十四年；顺帝死，梁冀立二岁的刘炳为冲帝，不足一年冲帝夭折，梁冀又立八岁的刘缵为质帝，质帝不满梁冀的专横，谓其为“跋扈将军”，梁冀竟“潜行鸩弑”，毒死质帝而改立恒帝，后恒帝暗中联络宦官单超等人，一举翦灭梁冀势力，于是单超等五人封侯，其后“政移五幸，刑淫三狱”，跋扈有加，政局又转为宦官专权(见《后汉书》卷六、卷七)。

戚、宦争权，士人罹祸。士人不满主荒政缪，戚、宦擅权，“羞与为伍”，于是“匹夫抗奋，处士横议”、“品核公卿，裁量执政”，最终酿成“党锢之祸”，大批士人惨遭酷刑杀戮，知识分子由先前的依附朝廷转而游离朝廷或反抗朝廷(见《后汉书》卷九十七)。

朝政腐败又使得卖官鬻爵在东汉末年十分普遍，而其中戚、宦争权，最典型的要数灵帝，公然在西邸卖官自肥，“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后汉书》卷八)，买者一上任，便刻不容缓地搜刮民财，以捞回本钱，增加利钱。如此吏治，哪有百姓的活路？

任何政权，愈是黑暗腐朽，濒临死亡，愈要苟延残喘，垂死挣扎，愈要残酷剥削压榨，乃至血腥镇压人民，这就愈是激起人民的反抗斗争，逼上梁山，铤而走险，也就愈快地加速它自身的灭亡。著名的黄巾大起义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爆发，并以摧枯拉朽之势加速了东汉政权的垮台。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必然尖锐化，必然出现分崩离析，众叛亲离，他们当中一部分人较能清醒地看到东汉政权腐朽灭亡的必然命运，不愿再被绑上战车，作其殉葬品，便纷纷拥兵自重，割据一方，进而问鼎中原，兵刃相见，向其主子反戈一击，要求权利的再分配或再夺权。于是，中原大地，烽烟四起，战祸连年。这是一个大动乱、大分化、大垮台的时期，也是酝酿革命、爆发革命、政权更替的时代。

政治的动乱，把文人学士从庭院、书斋抛向社会、民间，从花前月下浅斟低唱抛向现实生活的疾风暴雨，甚至血雨腥风。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自觉不自觉，都无法逃避这无情的历史命运，无法逃避这风雨的洗礼和铁血的磨炼。“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诗》)“相门之子”王粲遭乱流离，尚且如此，普通百姓的命运自更加无法想像，甚至一代名士蔡邕之女蔡琰被乱兵掳掠，流落匈奴，有诗为证：“或便加捶杖，毒痛参并下。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彼苍者何辜，乃遭此戹祸。”(蔡琰《悲愤诗》)。如此乱世，他们便程度不同地目睹身受了战乱的痛苦、流离的悲哀、死亡的威胁，程度不同地与苦难的时代一起沉浮，与社会的脉搏同步跳动，使他们认识到生活并非都是风花雪夜，并非都充满画意诗情，生活常常是酸甜苦辣麻，五味俱全，常常充满着污秽和鲜血，充满着乱离和痛苦、倾轧和破坏；使他们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和体会，更直接、更真切、更深刻，更远离书呆子气而更接近生活的真谛。铁幕拉开了，沉渣泛起了，各种复杂社会矛盾尖锐化、表面化、炽热化，整个社会生活象孔雀开屏一样向作家展示了它的本来面目。如果允许他们写，那么，他们笔下必然内容更充实，感情更真切，更富于生活气息、时代色彩，更真实地反映出社会的动乱、民生的疾苦以及人心思治、人心思定的理想和愿望，具有更强烈的现实性和深刻的真知灼见，从而与《诗经》以来，特别是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班固《汉书·艺文志》)的现实主义传统一脉承传。作家深入生活的程度和社会向作家提供了多少“精彩和无奈”，是文学兴盛与否的前决条件。

东汉政权日落西山，气息奄奄，腐朽垂死，但另一方面，它又物极必反，是非反驳，乱而欲治，由垂死而走向新生，整个社会发展的趋势是转折的、上升的。这主要体现在两点，一是黄巾大起义；它虽以失败告终，但它摧枯拉朽、排污去垢，一扫天下的涤荡，的确是功不可没，使当时污浊的社会政治得到相当程度的净化和康复，社会发展出现了新的转机；再就是以曹操为代表的中小地主势力之进入政界，犹如一股新鲜血液，为当时垂死的政体注入了生机。曹操打击豪强，抑制兼并；反对分裂，争取统一；开荒屯田，发展生产；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心民意，顺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潮流，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和革命性。这种乱而欲治，由汉末的垂死走向曹魏新生的社会政治，使文人学士不致于被动乱所窒息，被苦难所压倒，并且还强烈地激发出中国知识分子拯世济民，兼济天下的使命感、责任感，重新燃起重整山河，再造乾坤的理想的火焰，为他们提供了“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曹植《与杨德祖书》)和“骋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芬”(曹植《薤露行》)的机会和平台。时人多谓建安文学为“乱世文学”，的确，没有这个“乱世”，曹操的《薤露行》、《蒿里行》、《苦寒行》、曹植的《送应氏》、《泰山梁甫行》、《门有万里客》、曹丕的《燕歌行》、《陌上桑》、《上留田行》、王粲的《七哀诗》等大批反映时代乱离、民生疾苦的杰作便无从产生；有人又谓建安为“盛世文学”，为“修齐治平的文学”，曹操的《对酒》、《度关山》、《短歌行》、《步出夏门行》、曹植的《名都篇》、《白马篇》、《虾鳝篇》、曹丕的《秋胡行·尧任舜禹》、《於谯作》、《芙蓉池作》、王粲的《从军诗》等大量高扬政治理想，追求建功立业的诗篇，的确有浓厚的“治平”色彩；然这两种说法皆持之有据，又各执一端，建安文学既不是一代乱世的文学繁盛，也不是一代治世的文学繁盛，而是由乱而治，由垂死而生机焕发，走向新生，这一独特的社会转折时期的一代文学繁盛。

二、思想上的自由解放，由经学衰微到子学复兴

政治动乱必然引起统治的削弱，统治的削弱，必然引起思想的自由。严酷的现实、苦难的命运，使人们逐渐认识到“经学”——这个两汉政权赖以生存的思想基础，并非那么神圣、那么庄严、那么令人顶礼膜拜。它既不能包打天下，也不能包治百病；既不能拔社会于危难，又不能救万民于水火；既非利禄之门，又非善生之道，并非那么“放之四海而皆准”。于时经学的独尊地位，出现了动摇，它的至高无上的权威，面临着挑战。各种思想，儒、道、刑名、兵家、纵横家，“竞设异端，百家互起”，呈现出一种思想自由解放的趋势。东汉恒、灵之世的两次“党锢之祸”，大批名士经师或流徙禁废，或死亡逃匿，血的教训唤起了中国知识分子挣脱经学束缚的群体觉醒；王符《潜夫论》虽“精习经术”，但已“折中孔子”，“涉猎于申商刑名、韩子杂说”(《潜夫论》汪序)；崔寔《政论》儒法并举，由儒而法，皆表现出强烈的批判性、反叛性和异端精神。曹操“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曹丕“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晋书·傅玄传》)，继承发扬了东汉末年的思想解放思潮，儒法兼取，礼刑并用，从实用理发出发，兼收并蓄，博采众长，实事求是，务本尚用，并且从政治思想层面，结束了东汉后期以来的外戚、宦官专权，结束了两汉经学的一统天下，建立起以士人为主体的政体体制，迎来继春秋战国“诸子互起，百家争鸣”之后的第二次思想大解放的时代。

“人的自觉”引起“文的自觉”，思想的自由带来创作的自由。文学需要广阔天地，艺术需要七彩阳光。思想自由，文禁就没有那么严，文网就没有那么密，大批作家才能得以产生、涌现，各种风格流派才能得以形成、发展，文人学士才能敢想敢说，敢歌敢哭，“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文心雕龙·明诗》)，敢于冲破禁区，道圣人之所未道，言圣人之所未言，从而一扫两汉文坛谈经论教、道貌岸然的沉沉死气，诗曰子云、依经立义的腐朽文风，继之以不拘一格，不落俗套，经济实用、清峻通脱的新一代文风，使文学冲破经学的桎梏，促成文学的觉醒、独立而蔚为大国，成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就谓“两汉之世，户习七经，虽及子家，必缘经术；魏武治国，颇杂刑名，文体因之，渐趋清峻，一也。建武以还，士民秉礼，迨及建安，渐尚通脱，侻则侈陈哀乐，通则渐藻玄思，二也。”[1]特标经学衰微，子学复兴的思想自由解放，对建安文学繁兴的巨大促进。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第一章《建安的文学思想》也指出建安“由经学时代又回到诸子时代”，“思想处于多元化之中，而被经学僵化了的内心世界，到底已经让位于一个感情丰富细腻的内心世界了。”[2]强调思想的多元并存对创作心态的巨大影响。

三、用人上的唯才是举，由以经取士到不拘一格

两汉经学，借用儒学的名义，加进阴阳五行、谶纬符命，成为一种荒诞、迷信的神学政治论，成为繁琐迂腐，与世无补，沽名钓誉，换取利禄的一种手段。时谚谓“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别父居。”便一针见血地指出经学的堕落和信仰的危机。

曹操不用经生腐儒，一反两汉的以经取士而唯才是举，不拘一格。建安十五年，曹操颁布《求贤令》，令曰“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建安十九年又颁布《敕有司取士勿废偏短令》，再次强调不以德行废人，要以进取取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耶？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事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建安二十二年，曹操再次颁布《举贤勿拘品行令》，要求不以贵贱，不拘品行，“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几道命令，摧毁了两汉以来，以经取士，以门第、德行相招的陋习，杜绝了腐儒经生的利禄之门，确保了一大批中下层知识分子，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然而屈沉下僚，甚至沦落风尘之士，得以鲤鱼跃龙门，跻身历史舞台，傲啸政治风云。曹操登高必赋，雅爱诗章，特别注重启用文学之士，并煞费苦心，一手组建了中国历史第一个庞大的文人集团：“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北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曹植《与杨德祖书》)蔡琰流落匈奴，曹操千方百计，以金璧赎归；陈琳为袁绍移书，痛骂曹操，然曹操不计前嫌，招降陈琳，官拜司空军谋祭酒；汉末乱离，大批学士云集荆州，他们援道入儒，颇有创新精神，对魏晋玄学兴起有直接影响，曹操南征荆州，得其人才以归，后刘备夺回荆州，仅得其土地而守，真是孰得孰失，自有评判。曹操几乎网罗了当时天下的所有文学英才，他们互相唱和，互相切磋，“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曹丕《又与吴质书》)促成了建安文学的一代繁兴。

四、文学上的“雅爱诗章” ，由“内兴文学”到“经国大业”

如果说乱而欲治，由东汉垂死到曹魏新生的特定社会政治状况，为本时期的文学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素材；思想上的自由解放，由经学衰微到子学复兴，则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创作的通脱与自由，促成了“人的觉醒”和“文的觉醒”；用人上的唯才是举，由以经取士到不拘一格，又提供了作家队伍建设的有利机制和施展才华的广阔平台；那么文学上的“雅爱诗章”，从“内兴文学”到“经国大业”则直接提升了文学的地位，促进文学事业的整体发展。

曹操“外定武功，内兴文学”(《魏志·荀彧传》注引《魏氏春秋》)，“雅爱诗章”(《文心雕龙·时序》)“登高必赋”(《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位大力抒写乐府诗的诗人，是第一位大量抒写四言诗、五言诗的诗人，并且“自汉以下，文章之富，无出魏武者。集至三十卷，又《逸集》十卷、《新集》十卷，古今文集繁富，当首于此。”(胡应麟《诗薮》杂编卷二)成为邺下文人集团的组建者、诗文创作的倡导者、“建安风骨”的开创者；曹操以他特殊的政治地位和身体力行，为建安文学突破经学束缚而独立、觉醒，进而走向繁荣，作出了不可替代的、开创性贡献。曹丕不仅自己“优游典籍之场，体息篇章之囿”(吴质《与魏太子笺》)，并作为邺下文人集团创作活动的实际组织者，完成了汉乐府民歌的文人化转化，还应特别褒奖的是他对文学事业的高度重视，对文学地位的极大提升。两汉时期，经学独尊，辞赋小道，壮夫不为，文学仅仅作为经学的附庸，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而曹丕《典论·论文》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辱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身名自传于后。”在中国文论史上第一次将文学提升到和“经国大业”同样重要的地位，把文学视为与“立德立功”同样不朽的事业。从此中国文学便走上了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中国文学的自觉，是以曹丕《典论·论文》为标志。随着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随着文学地位的空前提升，才有“攀龙托凤，自致于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钟嵘《诗品·总论》)的作家队伍的空前庞大和文学活动的空前高涨，才有“文以气为主”、“诗赋欲丽”(曹丕《典论·典文》)，对文学本质特征，对文学创作、文学风格、文学体裁、文学批评的全新认识和探索，从而不仅掀起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文人创作的高潮，开启了五言古诗的黄金时代，同时也成就了中国文论史上的第一个高峯，迎来“为艺术而艺术”(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时代的到来。

五、文学传统的继往开来

建安文学以诗歌为主。建安诗歌的艺术渊源主要源于汉乐府民歌和汉末文人古诗。汉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班固《汉书·艺文志》)的现实主义传统和渐趋五言的艺术形式，汉末文人古诗中的述志诗、讽谕诗的“言志”传统，《古诗十九首》的“深哀浅貌，短语长情”(陆时雍《古诗镜》)的抒情手法，为建安诗歌提供了宝贵而丰富的艺术借鉴。曹操诗受汉乐府民歌及文人述志、讽谕诗的影响更大，曹丕诗得文人《十九首》及汉乐府民歌的沾溉更甚，曹植则檃括《风》、《雅》，组织《庄》、《骚》，得汉乐府精髓，法《十九首》意象，“洵为一代宗匠”，“有得于诗家之正派的宗”(吴湛《六朝选诗定论》卷五)。建安诗歌“彬彬之盛”的过程，实际上是汉乐府民歌文人化的过程，是汉乐府民歌的叙事性与文人《古诗十九首》的抒情性和述志、讽谕诗的“言志”传统相结合，形成一种将叙事、言志、抒情打成一片，并以抒情为主的新诗体，从而大大增强诗歌的时事性、时代感和情感力量、理性精神，扩大诗歌反映现实的题材领域和表现功能的过程。

建安辞赋的成就也较高，它直接继承了东汉抒情小赋的艺术发展道路，是东汉小赋的进一步抒情化、个人化、骈偶化、诗化的结果，从而抛弃汉赋的“美、刺”宗旨，扭转赋体文学创作方向，“以情纬文，以文被质”(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确立了赋体文学抒情化的方向和华美好看的艺术境界。

[参考文献]

[1]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7.

[2] 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2，14.

[3] 傅正义.中国诗歌抒情品格的确立者——曹植[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

[4] 傅正义.论曹操对汉乐府民歌文人化的开创性贡献[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