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 忠

(徐州师范大学教务处，江苏 徐州 221116)

在20世纪华文作家中，像思果这样兼擅散文和翻译且取得了卓越成就的作家是较为罕见的。他一生致力于汉语和英语两种语言的探究，寻求语言的奥妙和魅力，在中英文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他更在文学的天地里，以自然清畅、凝练纯朴的中文构筑了一个纯粹的散文艺术世界。他的创作在汉语世界尤其在台湾文坛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曾被评为“台湾十大散文家”。

其实，思果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台湾作家，他既不是出生于台湾，其成长期与创作期与台湾也联系不大，他的作品主要写于香港和美国，但令人瞩目的是，他的著作大都出版于台湾，他因此于1979年获台湾中山文艺奖散文奖，1996年获“国家文艺奖翻译奖”。

思果(1918—2004)，原名蔡濯堂，江苏镇江人。小时念过私塾，后进入南京中央大学实验学校小学部就读。未读完初中即辍学，进入上海中国银行工作，开始学习写作。到香港后先后任香港工业总会及科学管理协会编辑、《读者文摘》中文版编辑及翻译、香港圣修学院中文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比较文学与翻译中心访问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校外进修部高级翻译文学教授等职。1971年旅居美国。1991年又回香港中文大学任名誉访问学人。思果抗战时期开始在江西《正气日报》投稿，抗战胜利后曾在上海《申报》、《宇宙风》发表文章。著作以散文为主，主要散文集有《沉思录》、《思果散文集》、《看花集》、《艺术家肖像》、《林居笔话》、《香港之秋》、《霜叶乍红时》、《晓雾里随笔》、《河汉集》、《私念》、《沙田随想》、《雪夜有佳趣》、《黎明的露水》、《橡溪杂拾》、《远山一抹》、《想入非非》、《浮世管窥》、《林园漫笔》等。此外，还出版了《翻译研究》、《翻译新究》、《译道探微》、《功夫在诗外》等多种翻译专著。

思果的散文具有强烈的入世精神。与那些注重表现风花雪月、描写身边琐事、抒写一己悲欢的作家有着显著的区别，思果的散文生活关怀面宽，表现领域广阔，对人生和社会的体验与感悟深刻。他写生、老、病、死，谈梦想、年龄、交往、诱惑，描绘山水景物，追述历史记忆。男人、女人、邻居、朋友，别离、代沟、时间、退休，等等，莫不进入其散文关注和描写的范围。

思果是一个严肃的、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敢于直面社会和历史问题，鲜明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信用》一文谈的是现代社会中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信用问题。文章一开始便提出问题：有一天没有一个人可靠，没有一件事着实，我们活得下去吗？接着从银行、邮政、捐款、教育、夫妻关系一直谈到国家关系，谈到人与人之间信用的缺失及其造成的危害。“现在胶丸里有人放了毒，毒死了人。饮料里也有人放了毒。儿童喝的橙汁里没有橙汁，只有橙味。”其结果只能导致人们互相之间的不信任，对社会的不信任。《谁该养谁》揭露了美国社会父母与子女关系疏离而引发的伦理问题。老人身边没有儿女照顾，过着孤独无聊的日子，“老年如果丧偶，结果形单影只，一直到死。常常有些老人死在家里，无人知道。”另一方面，由于父母在外工作，“子女无人管教，也寂寞无聊，因此结交歹徒，变得放荡、乖僻。”作者对美国社会存在的子女没有义务养父母，父母只顾自己的现象提出了批评。《危机》一文从历史写到现实，对种种危机作出揭示。作品最后对潜在危机的揭示，颇有警世作用：“有种种潜伏的危机，要富有警觉的人才能预早提防。罗马帝国不是一天衰亡的。汉、唐、元、明，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崩溃的。大抵开国之君英明，后来的皇帝在深宫长大，不知道外面的事情，成了无道的昏君，忠良不获在位，奸邪当权，于是民不聊生，国本动摇，败象已经出现，这是真正的危机。有心人自然会大声疾呼，不过根本已经坏了，响应的人不会多，大厦终归要垮。堕落的人也一样。他们看不到危机。人到了没有危机的一天，也完了。”针对美国社会离婚率高，子女缺少良好的家教，从而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情形，思果在《夫妇——五伦之首》一文中写道：“婚姻不稳，社会的根基不固，谁也不会幸福。五伦之中夫妇一伦该居第一位。有夫妇才有父子、兄弟。夫妇一拆，父子就有一半没有了，子女也做不成兄弟。如果是夫妇这一伦坏了，社会大乱，一点不算夸张；今天社会上很多毛病，不少和婚姻破裂有关，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儿童受了父母离婚的打击，创伤太深太重，不能做正常完善的人。”因此，作者提出：“婚姻要慎于初，既然完成，就只有好好维护；不惜任何牺牲。”这一观念看似保守陈旧，但其中包含着的对社会问题的忧心和思考是值得人们重视的。

长期生活在香港和美国，思果的观念是较为开放而多元的。如《两代到了美国》一文从书信、体育、语言、音乐、美术、服饰等方面对中西观念和做法做了对比，见解辩证而又客观。其中写到：“论损失，中国文学不能欣赏，中国的古书不能读，是很大的损失。不过孩子能欣赏西洋文学，读西洋书，也可以收之桑榆了。论伦理，孩子不懂得中国的礼教，却有西方宗教的道德观念，也不算差。没有中国的医药照顾和养生之道，可是也把身体练好还不是一样得益？”真可谓总结得入情入理。而总的来看，思果的观念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则是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这一观念鲜明地体现在他的散文创作中。

《今天的生活》在对中西文化的反思中表现出对民族传统的认同。“现在中国的传统正在受到考验。……我们初和西洋接触，鉴于自己积弱，真想把所有祖传的东西全倒进垃圾箱，接受西方的一切。”而现在，“喜欢中国的瓷，甚于一切金属、塑料制的器皿；喜欢棉制的衣料，甚于呢绒；喜欢中国的蔬菜，甚于牛肉。”这里形象地写出了对民族文化的热爱。《惜物随想》以古人的“一丝一缕，恒念物力维艰”自勉，谈到自己省俭已成了习惯，一件西服穿了三四十年还在穿，内衣穿旧了、穿烂了，还用来做抹布；“天生万物是给人用的，不过我们有权用，没有权浪费”。据此，作者对美国社会严重的浪费现象提出了批评。文章最后指出，惜物并不是把自己变成小气鬼，由于俭朴惜物，才能有物慷慨施与别人，范仲淹便是如此楷模，“这样惜物，才高贵”。《谁该养谁》在对美国社会的伦理问题进行批评之后，对中国的儿女侍奉双亲、老人体恤子女的伦理道德大加赞赏，指出：一代一代的人与人之间，有取有与，情换情，爱培养爱，互相帮助，这样日子才过得幸福、欢愉。思果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还将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与耶稣精神结合起来，寻找共通之处。《心灵对肉身》一文从文天祥兵败求仁谈起，认为中国的忠臣求仁得仁和基督教殉道是完全一样的，其视死如归的“正气是我们民族的骨干”；“有没有好好用自己的身体，在我们自己。我们歌颂心灵的伟大，也得记住伟大心灵忍受剧烈苦痛的肉身”。《让牛》谈了古人两个“让牛”的故事：汉朝刘宽坐着自己的牛车回家，有人失掉了牛，以为那牛是他的，刘宽就把牛给了他，后来那人找到了自己的牛，把牛送还给刘宽，刘宽恬然处之；无独有偶，三国时刘虞碰到了相同的情况，他也采取了同样的方法。思果认为：“耶稣说，有人打你的腮帮子，把另一边也凑过去。二刘的所作所为就近乎这个教训了。不容易，可并不是做不到。”这番道理对于巧取豪夺、乘人之危、睚眦必报的现实社会无疑是有警示意义的。

思果对社会现实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又由于其生活阅历丰富，善于思考，对人生观察细致，因此其散文作品往往能要言不烦，涉笔成趣，充满智慧，颇具英美小品的神韵。

在涉笔现实社会诸层面的同时，思果也抒写了大量关于“自己”的篇什。在这一类作品中，思果写出了自己朴实、率真、有趣的一面，活画出自己的真性情。《镜子里的我》以自嘲的笔法状写出一个可亲可近的读书人形象。他的书桌是最大的那种，一两个月整理一次，但不出三天，东西便堆得乱七八糟：“有两三种茶杯、邮件戳子、中英文常用字典、电话、传真机、小刀、两个钉书钉……文件打洞器、胶纸架、耶稣和圣人的像——永远没放好，常常看不见，饼干盒、葵花籽、花生米盒、阅读放大镜等等。整理一次，费时不少，不消几天，混乱还原。永远在找东西。”书桌是这样，其衣柜也是如此，里面总是一片混乱，常常忘记自己有什么衣服，“有时找一件衣服，可以把一柜的衣服全弄乱，像要逃难。总不肯慢慢地找，轻轻地放”；“每到换季，床面前地上堆满两三季衣服。有时一只鞋不见了，一只袜子会藏在裤脚管里几天找不到”。记性也不好，“放自来水总一开就太多，泼溅得很多在四周围”；“物归原处的教训总记不住”。不知道要学多少东西才满足，“七十多岁开始学西班牙文。从前学过法文，没学下去。现在有个法国朋友约我去法国玩。又重新学。当然学不好，已经靠近八十了，这种人不自量力，贪学无厌，结果徒然叫人好笑而已”。自认为不算懒，“为了一个字音可以花一个钟头，查遍大小型字典、参考书，细细考订。唱点平剧，为了一个音或腔，深入研究，其实成就平平”。在这里，作者为我们活画出一个执着于读书、研究、写作，不拘小节，不愿为俗务所累的知识分子形象，写出了一个活泼、智慧、幽默、开放的心灵。在《买书小记》中作者写了在美国图书馆买书的经历，透过这种经验，表现了作者随遇而安的心态：“到这种地方买书，不可太紧张，要抱哲人态度，慢慢看去，好的就拿上手，不好的不去理会。拣了还可以坐下来细细看一看，不合意的搁下。随遇而安，不强求、不存争夺心，只当作消遣，否则太辛苦了。”而《我有个梦想》从自己年轻时梦想当一个作家、渴望娶心仪的姑娘写起，写到自己的梦想最终变成了现实，因而提出人要敢于有梦想，有了梦想才能有目标，才能有前进的动力，即使最终没有实现，有个梦想也是安慰。他说：“除非年老志衰，活一天梦想都有成真的希望。只要不是不道德的，我们真不妨各抱梦想，过充满信心的日子。”文章表现了作者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诚然，现实生活里的思果也常常处于矛盾之中，有着这样那样的困惑。《得的幻灭》谈的便是得与失的矛盾。人们在生活中对自己拥有的往往不珍惜，只有失去了才深感懊恼后悔，这是一种情形；另一方面，人一旦突然有了金钱权力之后，随之而来的却又常常是无奈和幻灭。《得的幻灭》便留下了作者面对这一困惑进行思考的轨迹。文章开篇写道：“魂牵梦萦，梦寐以求的，一旦到手，当然欢喜如狂，不过人就是最不可理解的动物，不消多久，那种狂喜就渐渐淡了。静极思动，又要别的新鲜事物才能刺激他的神经，引起他的喜悦。世上所有叫人贪恋的都遭同一命运。”接着，作者引徐訏的话“美人一旦成了眷属，美就不见了”，又引狄更斯《戴维·考勃菲尔》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悲剧，感慨“恋情像夕阳，美艳辉煌，只是那么片刻，不久天色暗下来，一切光彩消失了”。与此相仿佛，华美的别墅、古人的名画，也因拥有者不珍惜，它们便和尘土一样被人忽略。作者又想象一个穷人忽然中了彩票成为有钱人以后的情形：那个穷人在摆脱了贫穷的同时却牺牲了往日的舒适而陷入种种紧张不安之中。文章最后写道：“名、利、成就，世上一切的福分，都有刺，能学宗教家看淡，大有好处。”至此，作者对得与失就有了一个辩证、圆融的认识。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思果的散文关注现实，关怀人生，每每在对社会现实人生的思考和抒写中显示出大境界、真性情，“其文多具有教育意味，主张以爱待人，关心世事”①。其散文作品立体地呈现出一个浸润着丰厚的传统文化情韵的克己、守正、纯朴的抒情主体形象。

在散文艺术表达上，思果主张散文应明白晓畅，切忌晦涩，其内容最忌陈言，应言之有物。他又说散文不怕淡，只怕太浓。这些观点贯彻在创作中，使思果的散文呈现出恬淡自然、儒雅温厚、深入浅出的鲜明特色。思果曾长期生活在香港沙田，与宋淇、余光中、陈之藩、梁锡华、黄维梁等过往甚密，是沙田派的重要成员。其散文风格与沙田诸文友有不少相似之处。黄维梁认为：“沙田诸文友的作品，虽各具风貌，却有一个特色，就是文字清通且多姿采。比起不少握笔的人，沙田诸友的用词造句，大抵相当严谨，甚少破绽；大家都不满足于平庸单调的文字，而致力于辞藻的经营。”②这其中显然已包括了思果。而事实上，思果在这方面是深具代表性的。余光中先生对思果的散文便作出这样的评价：“他的散文清真自如，笔锋转处，浑无痕迹。”③

从总体上来说，思果是一位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和交融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作家。丰富的生活阅历和从小所接受的传统教育，使他倾向于传统，对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有着深厚的感情，这使他的散文具有强烈的入世精神，现实感强。而长期身处于香港和美国社会，他对于西方的自由平等的观念又有着深切的体认，这使他的散文创作又呈现出现代性和开放性。因此，思果的散文严肃而不浮夸，传统而又不失现代，务实而又蕴含睿智，温厚又不乏幽默。无论抒情叙事还是说理议论，思果一直将文学当作一件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工作。他的散文作品在世风日下、人心浅薄、喧嚣浮躁的现代社会中无疑是一剂清凉剂。

注释：

①思果：《浮世管窥》，香江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封底。

②黄维梁：《和诗人在一起》，见《黄维梁散文选》，香港作家出版社，1995年，第166页。

③余光中：《变通的艺术》，见《余光中集》第5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2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