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戬炜

(常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江苏 常州 213002)

淹城，一个留下了诸多疑问的地方。目前关于淹城的许多推论，笔者以为，都是有商榷余地的。且说一个“淹”字，就疑窦丛生。

一、孤证不为定说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总结了清代考据学学风的特色，共10条。其第三条为：“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

考据学又名朴学，以汉儒经说为宗，从语言文字训诂入手，主要从事审订文献，辨别真伪，校勘谬误，注疏和诠释文字、典章制度以及考证地理沿革等等。主张“无信不征”、“孤证不为定说”。

从“无信不征”、“孤证不为定说”这个学理出发来考据淹城，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象——现在能看到的关于淹城的所有记载、推断、考据、论点，包括众说纷纭的与古代奄族迁徙关系的判词，其原始依据，均来自一条孤证——《越绝书·卷二·外传记·吴地传》。亦可以说，关于淹城的所有记载、推断、考据、论点，其原始依据，均出自《越绝书》的作者袁康一人之手。

《越绝书》是不是袁康写的，是不是在汉代写成的，学界意见尚不一致。只不过此事与本文无关，且略过。

说《越绝书》为孤证的依据是，除《越绝书》外，就目前我所接触到的汉代以前相关的经史子集类著作中，没有“淹城”一说。其后，在我的阅读范围内，无论是属于宏观层面上的班固的《汉书》，范晔、司马彪的《后汉书》，还是属于地方记叙层面上的东晋张华的《博物志》，唐陆广微的《吴地记》，宋朱长文的《吴郡图经读记》，宋范成大的《吴郡志》，清顾震涛的《吴门表隐》等地方史著作，均未见“淹城”一说。

自《越绝书》后，目前能确定的是——

首次提及“淹君地”的，是北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其资料来源，即《越绝书》。《越绝书》一般认为成书于东汉。东汉的学术分期是公元25—220年。乐史的生卒年代是公元930—1007年。亦可以这么说，自《越绝书》成书后，过了约800年，“淹君地”的记载，才再次在史志典籍中出现。

其后，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古迹》再次提及，资料来源亦是《越绝书》。此后，是常州的地方志书，对“淹君地”，或者说“淹城”，进行过不间断记载。这些记载，均标明传自《越绝书》，另加一些民间见闻与传说。

为了厘清这条“一脉单传”的孤证线，不妨把目前我找到的关于“淹君地”，或者说“淹城”的记载，按年代、按原作、加标点、不校勘、全文抄录于下——

汉：袁康《越绝书·卷二·外传记·吴地传》：“毗陵县南城，故古淹君地也。东南大冢，淹君子女冢也。去县十八里。吴所葬。”

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常州府：春秋时为吴国内地。《史记》云：吴公子季札所居，是为延陵之邑。吴为越灭，复属越。战国时，越为楚灭，复属楚。故《越绝书》谓之淹君城。”

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古迹》：“毗陵县南城，古淹君地也。《越绝书》。”

宋：史能之《咸淳毗陵志·古迹》：“淹城，在县东南二十里，与武进接界。《越绝》云‘吴故地有淹君城’，是也。其城三重，周广十五里，壕堑深阔。旧传水涸，斫得朽木可宿火。近岁尚有之。或云：古毗陵城。《舆地纪胜》：毗陵县南城，古淹名地也。故为延陵吴季子所居。”

明：唐鹤徵《万历常州府志·古迹》：“淹城，其城三重，周广十里，濠堑深阔。今外城多圯，内濠亦湮，唯内城、中城屹然。而中濠、外濠广可十五丈，深亦不减三丈。父老传言，水涸时曾得朽木，可以宿火。或云吴王囚越质子处，故有淹、留二城。一云古毗陵城。一云沈法兴所据。木知就是。按《越绝书·吴地记》云，毗陵城南十八里故城，古奄君地也。东南大塳，淹君女子所葬。《越绝》为汉人袁康撰，其书近古，似可为据。留城甚小，周河里许，上人筑室，以祀人士。”

明：孙仁《成化重修毗陵志·古迹》：“淹城在县东南二十里延政乡。《越绝》云吴地有淹君城是已。其城二重，周广十五里，濠堑深阔。旧传水涸得朽木，可宿火。近岁尚有之。或云古毗陵城。”

清：陈玉璂《康熙常州府志·古迹》：“商奄君冢在西南奄城。城三里，周广十五里。《越绝书·吴地记》云，毗陵城南十八里故城，古奄君地也。东南大冢，奄君女子所葬。”

清：虞鸣球《乾隆武进县志》，因淹城时属阳湖县，所以无载。

清：李兆洛《道光武进阳湖合志·古迹》：“淹城在阳湖延政乡，其城三里，濠堑深阔。周广十五里，今外城多圯，内濠亦湮，唯内城、中城屹然。而中濠、外濠广可十五丈，深亦不减三丈。父老传言，水涸时斲得朽木，可以宿火。或云吴王囚越质子处，故有淹、留二城。一云古毗陵城。一云沈法兴所据。末知孰是。按《越绝书·吴地记》云，毗陵县南城，古奄君地也。东南大冢，淹君子女冢。去县十八里。《越绝》为汉人袁康撰，其书近古，似可据。康熙已末，大旱。居民取濠中干土，果可宿火。”

清：汤成烈《光绪武进阳湖志·古迹》：“淹城在阳湖延政乡，古奄君地。”

另：清代重要的方志地理著作《读史方舆纪要》曾提及淹城：“淹城，在府东南二十里，其城二重，濠堑深宽，周广十五里。《越绝书》：毗陵县南城，古淹君地也。或曰即汉之毗陵县旧冶。”考虑到此书作者顾祖禹是常州府无锡县人，所以，亦可视作常州地方志记载。

笔者的结论是：在没有新的史料发现前，目前有关“淹君地”，或曰“淹城”的记载，可以认为是孤证。

二、“淹城之父”与臆度

梁启超总结清代考据学10条特色的第一条，即为“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

研究淹城，目前只有一条孤证。面对这条孤证，为了避免臆度，应该先求证一个问题：目前这个被叫做“淹城”的三城三河的城池，它就是《越绝书》中说的那个“淹君地”吗？如果它就是，那么，谁认定的？证据是什么？有论证过程吗？或者说，谁是真正的“淹城之父”？

历史上，淹城，是有一个“淹城之父”的。但关于这个“淹城”就是《越绝书》中所说的“淹君地”的认定，是无出处、无求证、无证据的。

《越绝书·外传记·吴地传·第三》篇主要介绍吴地概况。它以吴大城为中心，介绍都城规模、水陆交通、郊野形势。叙事次序依次为苏州、无锡、毗陵(常州)。其说到毗陵，第一句话是：“毗陵，故为延陵，吴季子所居。”第二句话是：“毗陵县南城，故古淹君地也。东南大冢，淹君子女冢也。去县十八里。吴所葬。”

这里并没有出现一个叫做“淹城”的名词。这里说的是，在毗陵(常州)县南边有个城，是古代淹君地。这个淹君地的东南边，有一座大墓，是淹君子女的墓，离开县城十八里。吴国安葬的。这里存在几个问题：

1.在古代，“城”与“地”的用法是不同的。城，指的是用墙围起来的地方。《说文》中有“城，所以盛民也”之说。地，除了与“天”相对应外，主要是方位词，指具体的场所。柳宗元《捕蛇者说》中有“殚其地之出”，民间的“英雄无用武之地”，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城与地，在中国古代，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字。

另外，《越绝书》所记城池，均有特征。如无锡城，作者标出了它的周长与墙高。摇城，东南边是三百顷稻田。伍子胥城，周长九里二百七十步等。如果这个“淹君地”当时就是三城三河这样奇特的制式，作者不可能不作任何描绘。

2.从字面上分析，毗陵县南城，是一座城，但不是“淹君城”，是“故古淹君地”。翻成现在的话，可以这样说，毗陵县南边有座城，那座城在古时候，是淹君地。这种句式也可以换成这样的表述：“常州城南有个武进区政府，原来那地方是块稻田。”从这个意义去理解，就是把“淹君地”理解成一片平地，亦无不可。

所以，淹君地，并不天然就是可以称为“淹君城”，或者简称为“淹城”的。

3.南城，指的是毗陵县城南的方向有座城，还是毗陵县有一个叫做“南城”的城，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这里，且把它理解为“毗陵县城南的方向有座城”，来探讨这个问题。

毗陵城南是一片很大的地方，古代遗址、包括古代土城遗址众多，为什么现在这个三城三河的地方，就一定是“淹君地”呢？举一个例子——

2009年4月10日《武进日报》载：武进牛塘镇发现一座体量有淹城内城大小的古城遗址，四周被东塘河环绕，具备“一城一河”的格局。其体量之大，已超过位于武进湖塘镇南4公里的大华村胥城遗址，目前保存尚属完好。武进文管办称，此处是否曾有古城，目前尚难定论，但已将其列入文物普查点。

这座疑似古城，就在毗陵城南，且距离差不多也是十八里，为什么它就不能是“淹城”，或《越绝书》所指的“淹君地”呢？

4.东南大冢，说的是淹君地的东南方向。从字面上理解，东南大冢应该是在淹君地之外。可是，淹城东南方向，并无大冢。况且，目前人们熟知的淹城内的所谓淹君女儿的头墩、肚墩、脚墩，是在淹城之内，且无论从哪个方向去看，都不在淹城东南。

所以，现在这个三城三河的城池遗址，是不是就是“淹君地”，是一件大可深究的问题。

那么，是谁让人们相信，这个三城三河的地方，就是“淹君地”，并且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淹城”的呢？换言之，谁是“淹城之父”，或曰淹城的命名者呢？是史能之，南宋咸淳年间常州知州、《咸淳毗陵志》的作者。

历史上，除《越绝书》之外，第一个记载淹城的，是乐史的《太平寰宇记》：“常州府：……吴为越灭，复属越。战国时，越为楚灭，复属楚。故《越绝书》谓之淹君城。”

乐史在书中，没有指出“淹君地”的具体地点，而且把“淹”字理解成“淹灭”、“失败”、“灭亡”。所以，他把整个常州城当作“淹君地”，并把常州城叫成了淹君城。他告诉人们，常州城又叫淹君城。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原来是吴国的地方，可吴国被越国灭了，越国又被楚国灭了。在这里做国君，命不好，老是被人灭掉，所以，常州是淹(灭)君城。

第二个记载淹城的是王象之。他也没有指出具体的“淹君地”在什么地方。他在《舆地纪胜》中只是照录了13个字：“毗陵县南城，古淹君地也。《越绝书》。”

第三个是史能之，《咸淳毗陵志·古迹》：“淹城，在县东南二十里，与武进接界。《越绝》云‘吴故地有淹君城’，是也。其城三重，周广十五里，壕堑深阔。旧传水涸，斫得朽木可宿火。近岁尚有之。或云：古毗陵城。《舆地纪胜》：毗陵县南城，古淹名地也。故为延陵吴季子所居。”

问题从这里开始——

观察发现，识别出的3阶模态和6阶模态振型图是独立的，与本身相比模态的置信度高，与其他相比模态置信度很低，所以为真实模态。1阶模态与2阶模态的频率接近，二者的振型图均为内部对称2点间的上下振动，置信度列表显示二者之间的置信度很低，因此可能为密集模态或重根模态。4阶与5阶模态的固有频率也接近，二者的振型图均为边缘的扭转振动，二者之间的置信度很低，所以可能为密集模态或重根模态。再通过复模态指示函数法分析试验数据，进一步确定是否为密集模态或重根模态。

1.是史能之规定了《越绝书》所说的“淹君地”的准确地点和形状——淹城，在县东南二十里，与武进接界……其城三重，周广十五里，壕堑深阔。

这是《越绝书》中那个位于常州城南、但没有准确特征与方位、在史能之以前没有任何人确认过的“淹君地”，第一次在史志记载中，被赋予了准确的位置与特征。这也是今天大家只能接受那个形状为三城三河的城池，就是《越绝书》所说的“淹君地”的第一笔记载。至于这个结论是怎么论证的、根据是什么，没有看到。

2.是史能之给“淹君地”新起了一个名字——淹城。

“淹城，在县东南二十里，与武进接界。《越绝》云‘吴故地有淹君城’，是也。”从此，三城三河的那块地方，就不叫“淹君地”，改叫“淹城”了。

比较准确的表述是：淹城，它的名字的历史，从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4年)开始，至今只使用了700多年。

3.史能之改了《越绝书》——“《越绝》云‘吴故地有淹君城’，是也。”

为了能与《越绝书》尽可能挂钩，“淹君地”，在这时被改成了“淹君城”。一字之改，使得一个原来既可以理解成平地，也可以理解成“南城”的地方，现在只剩下一种解释：有围墙的城市。

4.史能之改了《舆地纪胜》——“或云：古毗陵城。《舆地纪胜》：毗陵县南城，古淹名地也。故为延陵吴季子所居。”

《舆地纪胜》成书在南宋宝庆三年(1227年)。史能之撰编《毗陵志》是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4年)，比《舆地纪胜》晚了几十年。

把前人的《舆地纪胜》引进来，史能之的本意，从文字上看，是为“或云古毗陵城”做注脚。是想说明这个三城三河的城池，还有一个说法，是毗陵古城。但在引用时，史能之在“古淹名地”之后，加了一句话：“故为延陵吴季子所居。”这句话给读者的感觉，好像是《舆地纪胜》中的原话。这样，史能之不仅给“淹君地”定了方位、起了名字，还借前人之口，给出了一个新的解释，说这里原来是季札居住的地方。

加了文字后，史能之又改了一个字——把《舆地纪胜》中的“古淹君地也”，改成了“古淹名地也”。虽然“君”与“名”这两个字，在古代的手书中有点像，但一字之改，意思全然不同。原来的意思是“这是古代的淹君地”，改过后的意思，却变成了“这是著名的古淹城”，或者“这就是用淹字来命名的城市”。

这种擅改古文的做法，从行文上讲，是有失慎重的。因此，从文本资料传承的角度看，真正的“淹城之父”，不是别人，正是史能之。

想象一下史能之编《咸淳毗陵志》时的情况——

史能之主管常州一州四县，北过长江到泰州，南绕太湖到湖州，西到镇江，东到苏州。为这么大的地方编撰地方志，是任内一件大事。当手下的编修来报，说在武进访古，发现一座三城三河的城池，不知名姓，当地老百姓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主撰者，他是不能让地方志留下空白、不能不给出一个结论的。

一般来说，对于古代遗存物，如果没有文物出土、没有文化特征，只能去查古书。估计当时查来查去，只有《越绝书》上“毗陵南城”一条，与之仿佛。断定这个城池就是“南城”、“淹君地”，问题是有的，但其他的资料及说法，连边都靠不上。当然，还有人说，这就是古代的毗陵城，但同样没有依据。

史能之采信了《越绝书》所记，把“古毗陵城”作为另说，保存于后，组织了一段文字，把这件事了断。

事情在南宋是了断了，但问题还在。譬如“淹城”此说根据何物？擅改古籍是否恰当？当地并无“东南大冢”怎么解释？等等。问题还在于，一般认为，《越绝书》成于东汉。东汉的学术分期是公元25—220年。以下限公元220年计，这个“淹君地”，到南宋史能之的年代，也已经在《越绝书》中沉默了1 000年以上。一个历史时间长达1 000年以上的悬案，突然由史能之一个人来解决了，其可靠性，是值得怀疑的。

另外，那个三城三河的建筑，在常州的土地上，在南宋咸淳年以前，一直无名无姓。有什么证据证明，它是在奄国时代，或者说是在东汉前，一次性建造成功的呢？

这是“淹城之父”史能之留下的问题，也是今天淹城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

最晚在公元1274年，史能之对“淹君地”作出判断时，他面对的东汉公元25—220年的历史时间，几乎和现代人一样遥远。其拥有的研究和考古资料，并不比现代人多出多少，甚至还不如现代人。因此，在“淹君地”的事情上，史能之的判断，可以认为，是一次没有求证过程的判断，而且，只能算是一次无证据的臆断。

我对史能之知州抱有崇高的敬意。他撰写的《咸淳毗陵志》，是中国最早的地方志之一，也是中国目前仅存的十几本宋代地方志之一，更是被自宋代后的研究者称为“良志”的一本地方志。但是，整体的伟大，并不代表每一个细节都一样伟大。在历史的某些细节问题上，古人并不天然就是对的。

三、从“淹”到“奄”与“商奄说”之父

《越绝书》中的“淹君地”，在史能之知州的主持下，变成了“淹城”。由于史能之的判断带有很大的臆断性，后人对此多多少少带有点疑惑。所以，这个名不正言不顺的“淹城”，在后来地方志中，继续演变，与奄族人挂上了钩。再后来，“淹城”似乎名正言顺地归了山东的那个奄王。奄王，在常州，也莫名其妙地被改姓了“淹”，完成了一个从“淹”到“奄”的神话故事。

考察一下从“淹”到“奄”的神话——

汉·袁康《越绝书·卷二·外传记·吴地传》出现的是“常州南城有故古淹君地”。

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与宋·王象之《舆地纪胜》没有改变这个说法。

宋·史能之《咸淳毗陵志》首次出现“淹城”的说法，但与奄君无关。

明·唐鹤徵《万历常州府志》采信了史能之的说法，认定三城三河的城池，就是“淹城”。提供了一个民间传说，把“淹城”与“留城”并列。值得注意的是，唐鹤徵也改了《越绝书》，先是非常隐晦地改了一个字，把“故古淹君地”的“淹”字，去掉了三点水的偏旁。这是常州地方志系列中，第一次出现疑似“奄君”的推断。然后又把“淹君子女冢”的“子女”两字，改为“女子”，为“奄王杀女”故事的“头墩、肚墩、脚墩”，留下了流传的史志空间。

明·孙仁《成化重修毗陵志》在“淹城”的问题上，没有发挥，只是照录了史能之的说法。

清·陈玉璂《康熙常州府志》中抛开一切依据，直接断定“淹城”为奄君所有。首先改掉了《越绝书》的记载，去掉了所有“淹”字的三点水偏旁。然后以不容置疑的态度宣告，此“奄”即商代的奄君。最后还宣布，奄君和他的女儿，都葬在奄城。

至此，“商奄说”正式出台。公元17世纪末，也就是距今300多年前，陈玉璂荣幸地成为货真价实的“商奄说”之父。

陈玉璂后，李兆洛著《道光武进阳湖合志》，没有采用“商奄”的说法。他录了唐鹤徵的话：“淹城……按《越绝书·吴地记》云，毗陵县南城，古奄君地也。东南大冢，淹君子女冢。去县十八里……”汤成烈著《光绪武进阳湖志》，亦录了李兆洛的话：“淹城在阳湖延政乡，古奄君地。”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对“淹城”抱有疑问，于是干脆跳过诸志书，直接摘史能之与《越绝书》：“淹城，在府东南二十里……《越绝书》：毗陵县南城，古淹君地也……”

综上所述，可以清晰地看到，从“淹城”到“奄君”，先是由史能之定下地点，然后是唐鹤徵非常隐晦地点出，最后由陈玉璂宣布。如此这般，塑造了一个子虚乌有的神话。

四、陈玉璂其人

陈玉璂，字赓明，号椒峰，武进人。清康熙年间人。康熙六年(1667年)进士，授内阁中书，一个从七品的小官。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八十三·集部三十六》载——

陈玉璂，字赓明，号椒峰，武进人。康熙丁未进士，官中书舍人……王晫《今世说》称：玉璂每读书至夜分，两眸欲合如线，辄用艾灼臂，久之成痂。盖亦苦学之士。又称其所为诗文，旬日之间，动至盈尺，见者逊其俊才。则贪多务博可知，宜其集不一本也。

据说此人少有大志，苦学不息。凡天文、地志、兵刑、礼乐、河渠、赋役等等，皆研究明悉。只有一事比较郁闷——康熙十八年(1679年)，皇帝一高兴，开了一个考试科目，叫“博学鸿儒”科。共有143人取得考试资格，取前50名授翰林院官，也就是皇帝近侍。陈玉璂当时估计是活动了一下，得以入选143人之列。以为凭自己的文才，可以混个五品官衔了，很是高兴了一下。没想到康熙没有看上这位俊才，铩羽而归。

现在看来，康熙没看上他，还是有眼力的——陈玉璂写了不少文章，也干了不少坏事。譬如杜撰古书、伪造古文。换言之，此人“所为诗文，旬日之间，动至盈尺”，其中有许多胡说八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他“则贪多务博可知”。贪多务博，亦是这个意思。

举两个陈玉璂修的《康熙常州府志》中的错误——

1.杜撰古书

在常州地方文化研究中，关于常州旧名“毗陵”的来历，有不少文章曾引证，认为“毗陵”之称来自《山海经》中的“南望诸毗”一说。查此说来历，出自陈玉璂《康熙常州府志·卷四·山川》：“《山海经》云：‘南望诸毗。’”

查《山海经》全书，“南望”一词，共出现7次。“诸毗”一词，共出现4次。至于“南望诸毗”，一次也没有。

据此可证，“《山海经》云：‘南望诸毗’”一说，纯属陈玉璂杜撰。此后的沿用与引申，更是盲人骑瞎马——胡搞。

2.伪造古文

据民国三十七年九月版《龙城书院备考》中钱人麟《陈椒峰续志纠谬七条》载：“张姓吞蚀祠田，贿玉璂删没唐志《欧阳公祠》一条，突造此记，以欺后世之耳目。”

事情是这样的：陈玉璂撰《康熙常州府志》时，有一个姓张的人因为侵吞祠产而遭谴责，于是就贿赂陈玉璂，让他伪造了一篇明代常州郡守欧阳东凤的《先贤祠记》，意思是这祠产原来就是张姓祖上传下来的。

为了让这篇伪造的文章看起来像古人写的，陈玉璂篡改了原常州地方志中引用的唐宋年代的相关记载，还把常州历史上两个浑不相关的名人张壆与张守，纠缠为父子关系，搞得漏洞百出。以致作者钱人麟愤怒得用“谬极、谄极、鄙极至此”之语，结束全文。

因此，笔者认为，陈玉璂关于“商奄”的认定，是不可信的。

陈玉璂还是骗了许多人的。因为地方志的可靠性强于二十五史，所以，民国学者张宗祥、史学大家顾颉刚、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都是在他的误导下，认为此“淹城”与商奄有关。

五、典籍与文物均无证据

历史考据，最可靠的方法，是典籍与文物相证，其次是以文物为证，再次是以典籍为证。一个历史课题的考据，如文物与典籍两证全无，那就只能算是小说演义。

说淹城是奄国南迁后的都城，目前是典型的“无证经营”——既无地下文物作证，亦无明确的文献记载。

(一)文献典籍无载

奄国原属淮夷之地的部落。所谓淮夷，也就是黄淮、江淮一带，古称东土。事见《左传·昭公九年》：“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唐)孔颖达撰《尚书正义·卷十七·蔡仲之命第十九》：“杜预云：奄阙，不知所在。郑云：奄盖，在淮夷之地。”

“奄盖”：《说文解字注》中，“奄”义为“覆盖”。因此奄族有一个别称，叫“盖”。出处是《墨子·耕柱篇》：“古者周公旦非关叔，辞三公，东处于商盖。”毕沅注此篇时，特意注明：“商盖即商奄。”

奄国是个不安分的族类，经常挑起族类矛盾，并公开挑战周朝的统治。史载周朝与奄国大约有过三次战争——

1.武王讨奄：周武王灭纣，奄国(纣的属国)不服。武王在周公的协助下，愤而讨奄，用三年时间将奄国讨平，并杀了奄君。事见《孟子·滕文公下》：“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

2.成王践奄：周成王刚执政时，奄国叛乱。成王命周公再次征奄。周公把奄君打败，并把他从曲阜赶到蒲姑(今山东临淄西北)，史称“践奄”。事见《今本竹书纪年》：“五年春正月，王在奄，迁其君于蒲姑。”《尚书序》：“成王既践奄，将迁其君于蒲姑。”

3.成王灭奄：周公还政于成王的第二年，奄国又反。成王亲征，灭其国。灭了奄国后，成王回到镐京(今陕西西安)，委托周公召开众方诸侯大会，说：“成王是天子。你们如果不服从，反叛者就是榜样。”事见孔颖达撰《尚书正义·卷十七·多方第二十》：“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王亲征奄，灭其国”，“成王归自奄。在宗周，诰庶邦。作《多方》。”

上古史籍中关于奄族的记载，到“王亲征奄，灭其国”为止，并没有窜至常州一说。

既然奄国已灭，为什么会与常州搭上亲戚关系呢？“奄国迁到常州说”的理论支持，是《吕氏春秋·古乐》中的一句话：“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践伐之。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

这段话意思是说，成王初年，商人驯服了大象作为战争工具，聚众造反。周公奉命讨伐，一直把他们赶到了江南。引申的意思是，奄国是与商人一起被赶到江南的。这个江南，现在来说，就是常州淹城。

这里有两个问题：

1.商人与奄民是有区别的

“商人”之“商”，实为商族，非奄也。《诗经·豳风·破斧》篇有“周公东征，四国是皇”之句，《毛传》训曰：“四国：管、蔡、商、奄也。”明确指出商与奄为两个国家。所以，以商带奄，略显牵强。

2.周朝时的江南与现代的江南无关，与常州更无关

“至于江南”之“江南”，“江”的概念是没有问题的，就是长江。“南”所指的方位，在上古时代，并不是指今天的长江下游。常州，在秦汉以前，不叫“江南”，而被称作“江东”。

自周朝至秦汉，长江的入海口在扬州。当时常州(毗陵)是一座海滨城市，其辖县江阴，面对的是东海。站在扬州的长江入海口看，常州在长江的东边。所以，直到秦汉时期，常州的方向指称，一直叫“江东”，不叫“江南”。项羽起兵地在松江，所带八千子弟兵，均为苏州、常州人，“江东子弟”，出处亦在这里。

“江东”说的地图证据，可见谭其骧著《中国历史地图册》：二千年前，长江口呈喇叭形，在扬州附近收缩。扬州以下，即是东海，骤然开阔。

“江东”说的文献证据：

1.汉代到唐代的“广陵涛”

汉代时，长江入海口尚在扬州。海涛与江流相遇时产生的大潮，号“广陵涛”，是一大壮观。文人常以观涛为乐。事见汉·枚乘《七发》：“将以八月之望，与诸侯远方交游兄弟，并往观涛乎广陵之曲江。”汉·王充《论衡》：“广陵曲江有涛，文人赋之。”南朝刘宋·檀道济：“刺史每以秋月，多出海陵观涛。”唐·李白《送当涂赵少府赴长芦》：“我来扬都市，送客回轻舠。因夸楚太子，便睹广陵潮。”

2.东晋时长江入海口还在扬州

郭璞(276—324年)，字景纯，山西人。中国古代著名的文字训诂学家、文学家，诗赋有“东晋之冠”之称。郭璞在常州府江阴县定居，并葬母于此。在江阴写下了后来被选入《昭明文选》的名作《江赋》。

《江赋》以简约而形象的笔调描绘了长江的整个流程。其中有“鼓洪涛于赤岸，沦余波乎柴桑”之句。“赤岸”，指位于扬州城西20公里的赤岸湖。“柴桑”，即今九江。由赋中看出，东晋时，扬州长江口的涌潮，直冲赤岸，而潮区界限(“沦余波”)，甚至远及九江。

所以，“至于江南”，应该是长江的南边，而不是东边。

考察一下自周朝到秦汉时的“江南”——

周朝时，曾把今天的长江中游以南地区，即今湖北南部和湖南全部称作“江南”。事见《史记·五帝本纪》：“(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零陵，即今湖南永州。

秦朝时，曾把今天的湖南西部，以及湖北、四川、贵州一带称作“江南”。事见《史记·秦本纪》：“秦昭襄王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黔中郡，指的是今天的湖南西部及毗连的鄂、川、黔各一部。

汉朝时，曾把洞庭湖南北地区称作“江南”。这一地区属于荆州的范围，所以东汉时把荆州的大部分地区，包括北距长江很远的襄阳，概称为“江南”。事见《后汉书·刘表传》：“江南宗贼大盛……唯江夏贼张庄陈坐拥兵，据襄阳城。表使越与庞季往譬之，及降。江南悉平。”王莽时，曾改夷道县(今湖北宜都)为江南县，也说明了这个问题。

所以，从上古史、秦汉史考，周公逐商人于江南，在“人”的层面，与奄有别。在地理的层面，与现在的苏州、常州、杭州无关。用此条来证奄国迁徙至常州，非信史也。

(二)出土文物无证

论及淹城出土文物，先解决一个问题：奄国生存的年代。现存的文献没有交代奄国灭亡的准确年代，不过，可以从周公生活的年代来推测一下。

周公，姓姬，名旦，周武王之弟，亦称叔旦。以周地(今陕西岐山北)为其封地，故史称周公。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周公”条载：“周公辅成王七年后，于公元前1057年，还政于成王。”

据《尚书正义·卷十七·多方第二十》载，成王灭奄，在周公还政后第二年(“惟五月丁亥”)。据此推断，奄国覆灭的准确时间，应在公元前1056年。

有了这个时间，就可以讨论淹城与奄国的关系了——

1.古代没有与奄国有关的文物出土

据地方志所载，淹城在古代只是有“可宿火之朽木”出土，没有真正可证明历史事件与年代的文物出土。据此，可以认为，到清末为止，没有任何出土文物，可证明淹城与奄国有关。

2.第一次考古结果与奄国无关

1935年5月，中国考古界闻人张凤、蒋大沂、郭维屏、卫聚贤、黄中英、金祖同、刘德明、陈志良，以及史学家吕思勉，先后三次对淹城进行考古研究，发掘了一些表土，得到了一批出土文物。这些出土文物是：几十片陶片、一个铜钱大的陶球、一些木炭痕迹、一些宋元明清瓷器碎片。另外在乡村人家找到一个完整的陶罐、一个宋代的土陶“韩瓶”。

陈志良在《奄城访古记》中对这三次考古作了结论：“常州淹城的古陶，是汉代江南民族(或即吴越民族)的遗物。”吕思勉先生在《奄城访古记·跋》中说：“民国二十四年，江君上梧言其地多古物，乃偕钱君志炯及女冀仁德游焉。以不闲考古之学，无所得。”

汉代，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与公元前1056年，风马牛不相及。所以，吕思勉先生说：“无所得。”

3.第二次考古发现与奄国无关

1958年4月，淹城河中发现了4只独木舟，出土1只。出土青铜器13件，陶器17件。

青铜器：西周早期青铜器上常有长篇铭文，内容多以克商建邦、平乱、分封、征伐等政治事件或政务活动为背景。此13件出土青铜器，在特征上，无铭文，不能认定为周朝遗物。学界主流意见确认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的物品，并远远低于当时王的水准。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与奄国被灭国的时间，相差600年以上，因此，与奄国无关。

独木舟：据淹城博物馆馆长林志方《淹城探谜》：“独木舟的时代经C14测定，距今1055±120年。”(此说引自夏鼐《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原载1977年第4期《考古》杂志。)

后，林志方纠错：“独木舟的时代经C14测定，距今3 055±120年。”3 055±120年，似乎与西周奄国时代有关。

1977年第4期《考古》上夏鼐先生原文的核心内容，为“碳—14考古不可靠”。文章开篇即是：“在没有讨论以前，先要指明碳—14断代法的局限。”夏鼐先生举了三个物理学依据，说明碳—14的不可靠，然后说：“所以，只有一系列的基本一致的碳—14年代才是有价值的，而一两个孤零的数据，就其本身而论，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后者很有可能是受到某种误差的影响的产物，因之可能是错误的、不可靠的。”这段文字下面，夏鼐先生加了重点号。

淹城的独木舟，是夏鼐先生举的不可靠的例子之一：“至于武进奄(原文如此)城护城河中出土的独木舟，发现时根据同层出土遗物(包括软、硬印文陶罐和铜编钟等)和文献记载，认为是春秋晚期至战国年代。这个推论的年代还是合理的。但是测定结果是公元前1 055BC±120(CK27)，实嫌过早，不能采用。这又一次证明了到了有明确编年的历史时期，碳—14的测定年代的误差，是容易被发觉的。”

淹城出土的独木舟，夏鼐先生判断为“春秋晚期至战国年代”，据此，“经C14测定，距今3 055±120年”的说法是不严谨的。独木舟与奄国无关。

陶器：出土陶器几何纹与汉代相似，与西周、奄国无关。

4.第三次考古发现与奄国无关

1986年5月至1991年7月，江苏省淹城遗址考古发掘队对淹城进行了一次时间长达5年的大规模考古，分五期进行了发掘。

第一期：1986年5月至1986年8月。出土物为一批原始青瓷片及几何印纹陶片。时间确定为春秋晚期及其后的物品，与奄国无关。

第二期：1987年11月至1987年12月。此次考古，淹城核心区域内没有文物出土。淹城外西北部的土墩墓——名叫干家墩的，出土了40余件原始青瓷器及几何印纹陶器。时间为春秋中晚期，与奄国无关。

另外，淹城外的土墩墓，在考古学的范围内，与常州地区，甚至整个长江下游地区的土墩墓一样，是吴地先民的墓葬，与奄国本无关系。

第三期：1988年11月至1989年1月。出土物为一批原始青瓷片及几何印纹陶片。时间确定为春秋晚期。与奄国无关。

第四期：1990年9月至1991年2月。无任何有价值的出土物。

第五期：1991年4月至1991年7月。出土物为名为“头墩”的土墩墓中的290件原始青瓷器及几何印纹陶器。时间确定为春秋中晚期，与奄国无关。

综上所述，已知奄国灭亡于公元前1056年，淹城现出土文物无一可追溯到此年代，且文献典籍亦无奄国被灭国后，残部迁到常州地区的可靠记载。所以，“淹城是奄国南迁城池”的推论，至少在目前阶段，是没有任何证据支撑的。

六、“淹”与“奄”并不通用

《越绝书》关于淹城的记载，共29个字，其中两处提及“淹”，均用“淹”字。后来的淹城研究中，“淹与奄在古代是通用的”这个说法，被广泛采用，并为“淹城与奄君有关”提供文字学上的支持。

笔者以为，无论何时，除非笔误，“淹”与“奄”，在中国古代是不通用的。这个判断的根据为《说文解字注》。现将两字的相关诠注抄录如下：

1.淹：淹水出巂徼外，东入若水。《水经》曰淹水出越巂遂久县徼外。从水，奄声。曰：渍也。滞也。久留也。败也。

2.奄：覆也，大有余也。古奄弇同用、覆盖同义。又：欠也。奄息，气息奄奄。从大申。申：展也。

从《说文解字注》的诠注来看，淹字的本义是四川的一条河，没有通假义，只有引申义。奄字的本义为覆盖，有通假义，与“弇”通假。就“弇”而言，《说文》中有“弇，盖也”，《尔雅·释天》中有“弇日为蔽云”，《墨子·耕法》中有“是犹弇其目而祝于丛社也”的用法，与“奄”义相通。

换言之，“淹”与“奄”，是字义完全不同的两个字，一般情况下是不能通假的。说奄君到常州，挖了三城三河，还在自己的族名上加了个三点水，这不是历史研究，是历史演义。

顺便考证一下持“淹”、“奄”相通者常用的两个例子——

1.《汉书·艺文志》中“《礼古经》者，出鲁淹中”为例，认为是《礼古经》山东奄国出的，此处“淹”、“奄”相通。

这是常识错误，此处“鲁淹”之“淹”，指的是汉武末年，孔安国从孔子老宅墙壁中发掘出的藏书，与奄国无涉。

2.《括地志》中：“兖州曲阜县奄里，即奄国之地也。‘淹’、‘奄阝’、‘奄’，古今字尔”为例，说“淹”、“奄”相通。

查《括地志》原文为：“泗徐城县北三十里古徐国，即淮夷也。兖州曲阜县奄里，即奄国之地也。”那个“‘淹’、‘奄阝’、‘奄’，古今字尔”之说，是作者自己钻进书中强充古人。

只有一个例子，在史籍中也是孤证，尚可一说——《汉书·礼乐志》：“神奄留，临须摇。”此处“奄”通“淹”。

不过，这明显是古人笔误，当年颜真卿的太爷爷祖颜师古，奉唐太宗命，整理古籍、校注错讹时，早就指出了这是错字。因为《汉书》是古籍，不便自行改正，所以在此处加注：“奄读曰淹。”也就是提醒后来的读书人，这里的“奄”字，应该是“淹”。

七、是“葬”还是“筑”

读《越绝书》“淹君地”原文，还有一个问题：最后一句文理不通，时间不对。

原文：“毗陵县南城，故古淹君地也。东南大冢，淹君子女冢也。去县十八里。吴所葬。”

不通之处：

1.从文理上讲，既然是“吴所葬”，那这三个字，要放在“去县十八里”之前。应该是“毗陵县南城，故古淹君地也。东南大冢，淹君子女冢也。吴所葬。去县十八里”。

2.从时间上讲，奄君与春秋吴国的历史相差600年以上，吴国不可能葬奄君子女。除非与吴国同时代，另有一个“淹国”存在，并且是被吴国灭国的。

陈志良《奄城访古记》亦提出过：“‘去县十八里。吴所葬’的‘葬’字，与上句文气不连，疑为‘筑’字之伪。若说葬事，应该指‘淹君子女冢’而言，中间不应有‘去县十八里’一句。且淹君之子女，不应为‘吴所葬’。‘葬’改为‘筑’后，文理既通，而又合于吴筑城囚越子之说。”

“筑”，简体字的“筑”字与“葬”字完全不像，但繁体字的“築”与“葬”字很像，这两个字在古代手书中可以被搞错，且《越绝书》本身就搞错过。

钱培名，清代的校勘、辑佚学家。常熟人。《江苏藏书家史略·钱培名小传》载：“……其中如越绝书、申鉴、中论、陆士衡集，均附劄记，校勘颇精。”

《江苏藏书家史略》在钱培名校刻的诸书中，首列《越绝书》，可见钱培名的校勘成果为学界所重。亦可以这样认为，他校勘的《越绝书》，是他一生校勘的力作。

《越绝书·外传记·吴地传·第三》“阖闾冢”条中有“筑(築)三日而白虎居上，故号为虎丘”句。钱培名认为这里错了，注曰：“葬，原误筑。依集解、御览五三、又三四三、事类赋注改。”意思是说，这里的“筑”字，应该是“葬”字，是“葬三日而白虎居上，故号为虎丘”。

为了这一个字，钱培名四引古书，计《史记·吴太伯世家·裴骃集解》、《太平御览·卷五三·地部·丘门》、《太平御览·卷三四三·兵部·剑门》、《吴淑事类赋注》，改“筑”为“葬”。此后，诸地方志书如《吴郡志·卷三九·冢墓》、《姑苏志·卷三四》、《白氏六帖·卷二八·白虎门》引《越绝书》此条，均改作“葬”字。

既然这里的“葬”，原来被误植成“筑”字，“吴所筑”，亦是有可能被误植成“吴所葬”的。

如果改为：毗陵县南城，故古淹君地也。东南大冢，淹君子女冢也。去县十八里。吴所筑。

全文文气贯通，指向明确：毗陵县南城，原来是淹君地。东南有个大冢，是淹君子女冢。离开县城十八里。是吴国建造的。

钱培名在《越绝书》校勘上下了大功夫，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思考的空间。譬如还有一条注，似乎与淹君斩女、一分三段的传说有关，抄录于后，供参考。

《北堂书抄·卷九四·三女坟》：“阖闾葬女于邽西，名为三女坟。吴先主发掘，无得。凿分为三，呼为三女坟。”

八、关于“三里为城、七里为郭”

淹城遗址东西长850米、南北宽750米，总面积65万平方米，约合0.6平方公里。因此，淹城研究中，还有一说，说淹城符合孟子所说“三里为城、七里为郭”的王城建筑规模，所以是奄王之城。

为了不致曲解，录孟子原文如下：

《孟子·卷四·公孙丑下》：“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这里，孟子阐述的是他的治国理念，并随口举了一个例子，说得道之人，无所不胜。失道之人，就是一个小小的、巴掌大的城池，也是打不下来的。

这里的问题是——

1.孟子在这里谈的不是城市形制与规模，“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是随口举的一个例子，不具备考据城市规模的意义。

2.中国最早的手工业技术文献《周礼·考工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也就是说，周王朝国都建筑的规模和布局，不是“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其面积为方形9里，亦即81平方里。

3.据《秦都雍城钻探试掘简报》、《临菑齐都故城勘探纪要》、《河北易县燕下都故城勘察和试掘》等考古材料提供的数据看，东周时，超过10平方公里的故城有：秦都雍城、鲁都曲阜、秦都咸阳宫城、魏都安邑、齐都临菑、楚都郢、赵都邯郸、郑韩故城、燕下都等。其中最大的燕下都达32平方公里，其建制已超过天子之城方九里的规模。至于3平方公里以下的小城市，其考古发现的数目更是不胜枚举。

据此可认为，如果淹城与奄王有关，0.6平方公里，亦即“三里为城、七里为郭”，绝对不是王城的规模。如果与奄王无关，仅欲以此作为西周时的城市定制，亦无道理。况且，孟子论述的是治理国家的道理，他随口举出的一个例子，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不能拿来证明城市形制及定规的。

所以，三里为城、七里为郭，不能引来作为王国城市形制的定规，也不能证明是诸侯造城的范本。

九、“淹”为何物

淹城研究，是一个应该纳入考据学的课题，一味地从旅游开发的角度去想象，难免南辕北辙。譬如“仰淹阙”这种东西，仰苏东坡可以、仰屈原也不错，仰“淹”就有点滑稽了。如果仰的是“淹君地”，按北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理解，把“淹”理解为“淹灭”，那么，一个无名无姓的被灭之君、或者说一个不祥的灭君之地，有何可仰？如果仰的是“奄君”，一个三次叛乱、三次失败、最后惨遭灭门的小国君王，仰他做什么？

所以，笔者以为：

1.淹城是一个话语事实

目前关于“淹城”的定名及其文本传承，属于一个流传了700多年的“话语事实”。

所谓“话语事实”，是指通过主流话语的反复强化，最终用话语代替事实的现象。话语事实一旦建立，事实立即被遮蔽，话语成为了事实，甚至成为判断事实的证据与依据。一旦达到这种程度，事实本身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话语及话语权。于是，真实的历史离话语事实越来越远。

2.淹君地与淹城可能无关

因为《越绝书》中的“淹君地”没有特定地址，其后，在长达一千多年的过程中，也没有相关典籍记载，南宋史能之的认定，亦属臆断，所以，淹君地与淹城，可能无关。

3.淹城是一处春秋古地

对目前这个被叫做“淹城”的城池的定位，根据出土文物判断，笔者认为：淹城是一处春秋晚期人类的生活遗址，此处的人类活动可能延续到汉代。

4.“淹”义可以理解为“淹灭”

对于《越绝书》所载“淹君地”的理解，我认为，北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是对的，也是符合《说文解字注》的解释：“淹：……曰：渍也。滞也。久留也。败也。”

尽管乐史因为“吴灭越、越灭吴、楚灭越”，而把整个常州城当作“灭君地”，但他对“淹”字的理解，是对的。淹君地，就是败君地，或者说就是灭君地。

5.淹城与奄国无关

春秋晚期与西周初期的奄国，在历史时间上相差了近600年。在没有新的出土文物证明之前，淹城与奄国是没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