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大年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和钱闻曾经在江苏省常州师范学校工作过几年，那是我从事教育工作四十年中最愉快、最值得记忆的一段时光，也是我人生道路上经受锻炼的一个重要阶段。

常州师范学校是一所历史悠久的老中师。其前身可以追溯到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在“废科举、兴学校”的革新浪潮中常州贤达庄先识等人创办的私立粹化女学。初时，女学设初小、高小、师范预科和简易师范，翌年改称女子师范学校。民国元年(1912年)，曾任粹化女学校长的革命党人庄蕴宽出任江苏都督，将学校收归县立，更名为武进县立女子师范学校，成为当时江苏的一所规模较为稳定的县立女子师范学校。

武进县立女子师范学校有着爱国民主运动的光荣传统。“五四”运动时，该校与省立第五中学(今江苏省常州中学)、武进县立师范学校(男师)的学生代表在县文庙明伦堂集会，成立“三校学生联合会”，县女师学生会会长史良当选为副会长。三校学生联合会发表了罢课宣言，发动学生走上街头。县女师的学生在史良的带领下高举“罢免曹陆章”、“取消二十一条”、“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标语、旗帜行进在武进街头，劝导居民不买日货，动员商人交出日货，并组织妇女演讲团在公园演讲。一时间武进全城掀起了反日爱国高潮，全县各界联合会决定成立抵制日货委员会，并举行了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上世纪三十年代，著名诗人艾青亦曾在该校任教，宣传进步思想。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1月常州沦陷，女师被迫停办。抗战胜利后，该校于1946年在原址复校，并开始实行男女生兼收，校名遂定为武进县立师范学校，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学校当局控制学生思想，学校办得毫无生气。曾在武进师范初中部读过书的沈文忠回忆说：“解放前，学校有以金凯为首的训育处，对学生动辄训骂，学生感到压抑。有一次，师范生在洗心楼墙上写了‘学店’二字以示不满。”他还回忆，即便到了五十年代初，“有的教师还在课堂上有意无意地继续宣传反动思想，讥讽共产党。”

钱闻和我是1951年暑假调到常州师范工作的。钱闻原是金坛中学校长，这年上半年，为了加强常州师范的领导，常州专署文教处决定调他任常州师范校长。赴任前，专署文教处负责同志向他详细介绍了学校的复杂情况，故我们对新工作的艰巨性有了一定思想准备。其时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孩子，为了全力搞好工作，我把孩子送到上海母亲处，两人便携带简单行装赴常州报到。因一时无法安家，钱闻住进男教工集体宿舍，我则在女生宿舍中辟出的一个小房间住下。到校后，我们明显感到学校那种压抑、沉闷和冷漠的气氛。五十年代初，常州全市中小学校党的力量很薄弱，中学校长中，只有钱闻一人是共产党员，教师党员也只有个把个。常师原有一位主持工作的副校长，是个党外人士，我们来校后，他竟令人将他的办公桌从校长室搬出，独自一人在楼下一个小房间办公，虽经反复劝说也执意不搬回，这就让我们在感到意外和尴尬的同时，更意识到在此开展工作之不易。一段时间里，我俩每天都在早饭前到操场碰头，一圈一圈地绕着操场边走边交换情况，研究如何开展工作，仿佛又回到了在昆明做地下工作的状态。李春安是1952年暑假后分配到常州师范的政治辅导员，他回忆初到常师时的情况说：“那时我住在三楼大宿舍里，有时房间里蛮热闹的，大家谈笑风生，我一进去顿时鸦雀无声。”让他感到处境艰难。

新中国成立初期，常州师范就在如此氛围里揭开了告别旧社会走上新途程的序幕。

然而，常州师范的学生们却让我们看到了同在一个空间的另一片天地。

有一个场景至今清晰地定格在我的脑海里。

新学年开始不久，同学们在课余忙着筹备庆祝国庆，师范部的同学每天课后都在操场上练习走正步，他们手执彩旗，神情庄重，昂首挺胸，步伐坚定，高唱着“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的歌曲，一个个神采奕奕，焕发着青春活力，显示出常师学生真诚朴实的对祖国的热爱，对美好前景的憧憬，和他们愿意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奉献的激情和决心。

此情此景使我们深为感动，并受到莫大鼓舞。为了他们，常师一定要办好，依靠他们，常师一定能办好！

我初到常师时教政治和历史，并兼师一(丙)班的班主任。大概过了一个多月，专署文教处任命我担任教导副主任。教导处另有一位主任吴柏松同志全面负责教导处工作，我则分管学生工作。于是，我以教导副主任的身份参加学校团总支委员会，担任团总支副书记，从学生工作这个方面配合钱闻开展工作。

常州师范的学生大多出身贫寒，不少人来自农村。他们学习自觉勤奋，生活艰苦朴素，一批学生干部工作活动能力强，又热心公众事务。钱闻把学生工作作为学校的重点工作来抓，在他的直接过问下，学校团总支委员会每周例会一次，学生会主席列席会议，有时还扩大到有关的班干部。学校的重大工作和活动都在会上讨论贯彻。然后分头去做，有条不紊。同学们也很主动，有时直接向校长汇报情况，研究问题。那几年，团总支和学生会有力地配合学校领导，确实做了不少工作，发挥了不小的作用。记得有一年纪念“五四”，下午举行了全校师生参加的报告会，晚上由团总支和学生会联合举办文娱晚会，通过活动，师生共同接受教育，收到很好的效果。学校的文体活动也开展得非常活跃，这些活动都由团总支和学生会具体组织。下午课后，操场上便会热闹起来，学生会经常组织班级之间的篮排球比赛，有时邀请年轻老师和他们一起练球、赛球，使校园增添了几分生气。有一次，学生会借用附小的大礼堂举办舞会，邀请老师们参加，同学们热心地教老师跳交谊舞，欢声笑语随着阵阵音乐，大礼堂里的气氛生动活泼，轻松愉快。

与此同时，教师工作则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着，那是一个面对全体教师从工作、学习到生活上深入细致地贯彻知识分子政策的过程。钱闻尤其重视并身体力行地对教师予以充分的尊重、信任和具体帮助，并注意发挥其所长。常州师范的教师水平并不差，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后，教师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一支敬业、团结的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很快形成，学校面貌得到根本改观。几十年过去，同学们仍然深情地怀念着语文老师施树森、潘仲和，数学老师方洪，物理老师盛新，教育学老师姚味之、陈兆珊……还经常怀念起音乐老师张中之，美术老师王荫清和体育老师潘振鍠、蒋耕乐。当年，师范学校重视音乐、美术、体育课教学，要求学生毕业后至少能够兼教小学音、体、美课程中的一门，这几位老师都是学有所长、教学经验丰富、水平很高的教师，在培养学生艺术素养和艺体课教学能力方面使学生得益匪浅。

1953年1月，江苏建省，苏南常州师范学校更名为江苏省常州师范学校，不久，由时任省长惠浴宇向钱闻颁发了由他署名的任命书。常师原有三年制中师和四年制简师，并附有初中部。根据1951年8月教育部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初等教育及师范教育会议的精神，中等师范教育实行正规师范与短期师范相结合的发展方针，1951年暑后又招收三年制初师，并于1952年上半年招了春季班。另外，还招了一年制速成班。江苏建省后，省人民政府根据“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发展”的文教工作总方针，对全省中等师范教育作了一些调整。当年暑后，武进县师学生和部分教师并入常师，丹阳艺术师范学校美术班也有10名学生插班常师就读，常州师范学校呈现一片兴旺景象。这几年江苏全省中等师范教育有较大发展，教育质量也明显提高，常州师范和全省中师一起为新中国人民教育事业输送了一大批新生力量，增强了中小学教师队伍的阵容。

1954年我从常州师范调到芳晖女中工作，钱闻在常州师范的工作实际上也只有四年。在我们离开常师后，几十年中，世事沧桑，常州师范学校的建制、校址和人事都屡经变迁。到了2001年8月，江苏省政府批准常州师范、武进师范和常州教育学院三校合并，成立常州师范专科学校(筹)。2003年7月，又并入常州工学院，成为该院二级学院——教育学院。

2004年，我意外地收到常州师范1955届毕业同学寄给我的一本“同学通讯录”，翻开这本小小的通讯录，只见在扉页上写着这么几句话：“我们的母校——江苏省常州师范学校，创建于1906年，九十八年来，她历经频繁变迁，曾于2001年升格为江苏省常州师范专科学校，又于2003年7月并入常州工学院。今天，常州师范学校虽然已从常州市的教育地图上消失，但我们对她的思念，仍一往情深。我们为她骄傲，我们为她自豪。”读罢这篇短短的序文，我回忆往事不禁心潮澎湃，感慨万端，激动不已。

钱闻和我深切感受到了同学们对母校和我们的一片深情，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浓越亲，我们之间有着说不完的感人至深的故事，特别是有几次师生聚会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1997年11月15日，常师54届毕业同学20人在当时师一(丙)班班长蒋孟平带领下到南京来看望我们。他们送我们一束鲜花，一个暗红色的大花瓶，女同学忙着把鲜花插在花瓶里，然后恭恭敬敬送到钱闻手上。20位同学挤坐在一间小屋里，曾担任学校团总支副书记的万敖甫说：“当年学校培养了我们，为我们后来的学习和工作打下了基础，今天，我们是来谢老师的。”临别，同学们在我的纪念册上写下“恩师难忘”四个字，然后留下各自签名。2005年10月22日，在钱闻去世4年半，《钱闻文集》正式出版以后，我为送书去了一趟常州。常师毕业同学在常师旧址——现田家炳中学初中部的一间教室里为我举办了十分隆重的师生见面会。会议由55届毕业同学操办并主持，五十年代前期各班都有代表前来参加。曾任团总支书记、学生会主席的53届毕业生王祥娣捧着一束鲜花向我走来，和我紧紧拥抱。她在发言中说她代表53届毕业同学送我两件礼物，一件是他们当年毕业时的决心书，另一件是钱闻和我在他们毕业离校前夕给恽才兴同学的题词。这两件礼物都是恽才兴保留了52年特意为这次师生见面会复印寄来的，使我深感意外、惊喜和感动。庄严、徐月华、沈文忠等同学一个接一个地发言，会场气氛始终激动人心。最后，曾担任学生会副主席的55届毕业生吴振祥总结发言，他说：“中国有句古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当时在常州师范学习，有一座教学楼叫洗心楼，我们在这里洗心革面，不是立地成佛，而是立地成师。”55届和53、54届毕业生不同，大部分分配做小学教师。吴振祥一毕业即担任小学校长，其后几十年在中学教育岗位上，后来担任常州市政协副主席。会议结束前，大家提议请55届女同学杨玉贻唱歌，杨玉贻曾是学生会文娱部长，毕业后一直在常师附小担任音乐教师，是一位为小学音乐教育作出贡献的全国优秀教师。她应大家的要求即兴将“南泥湾”歌词改为“师生情”，且歌且舞，已经70岁的人了，但在她身上哪有一点岁月的剥蚀痕迹，我只见永葆青春的教师魅力！

三年后，我应53届毕业同学之邀去上海参加他们纪念毕业55周年的聚会。53届是新中国成立后常州师范招收的第一届师范生(1949年全国未招生)，也是学校更名为省常师后第一届毕业生，他们的聚会意义不同寻常。正像他们毕业时向学校递交的“毕业誓言——我们的决心”中所说：“不论是荒僻的乡村，还是遥远的边疆，祖国哪里需要我们，哪里就是我们最乐意去的地方，我们就把哪里当做自己的家乡。”前来聚会的同学来自上海、常州、无锡、扬州、北京、山东、江西、西安、武汉、淮南等地。还有远在吉林、广西、福建等地的未来与会。常州师范53届毕业同学像一粒粒种子一样撒在祖国广袤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座谈会上，恽才兴同学首先发言，他说起临毕业时请钱闻和我在他的纪念册上题词，钱闻祝他“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我则写了“人活着，应该让别人因为有你活着而得到益处”一句赠言。他说这两页题词指引了他一生。恽才兴毕业时保送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毕业后留校任教，现已经是一位学术上很有造诣的博士生导师。尚敖大在常师读书时是学生会文娱部长，毕业时保送南京师范学院音乐系，终身从事音乐教学和创作，他在会上放声高歌：“常师、常师，我的母校，多少学子从你校门走向社会，为祖国、为人民教育事业，辛勤操劳……我们这一代从激情燃烧的岁月中过来的同窗，珍惜昨天，热爱今天，相信明天会更好。”那听来熟悉的浑厚男高音把会场情绪渲染得更加喷薄。同学们回忆常师，回忆老师，回忆在学校的学习生活。最后，大家要我发言。我说：“各个人的成就有大小，但常师53届的毕业同学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正直为人，纯正质朴，胸怀远大的理想和信念，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始终掌握好航向，勇敢坚定地走在人生道路上，以一颗赤子之心，在各自的岗位上尽心尽力作出贡献。”说罢，我站起来向他们致意，我说：“作为当年你们的老师，我感到无比欣慰，更对你们满怀敬意。”那天，会场上灯光明亮，照耀着分别五十五年重新聚首的常师师生。

常州师范的同学们还常以多种方式对我们表达他们深厚的师生情谊。2006年4月13日，55届初师春季班15位同学在他们的老班长张忠大带领下，来南京红星园给钱闻扫墓。张忠大入学前是一个菜农，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入学后家里没了劳动力，经济十分困窘，他觉得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就找钱闻提出退学要求。钱闻劝他不要退学，说：“你们贫下中农在经济上翻了身，还一定要在文化上翻身。”建议他可以在学校只上主课，下午早点回家劳动，并决定在经济上除助学金外，另给以额外的生活补助。于是，张忠大坚持学完三年，后来一直在中学担任教学和行政工作。他常说：“没有钱校长，就没有我张忠大的今天。”扫墓那天，虽已是清明节后，但仍有丝丝春寒。在墓地，同学们举行了简短隆重的仪式，十五个人站成两排，由一位叫张培根的同学宣布扫墓仪式开始，先由女同学吴琴华献花，接着邹和培同学简短致辞，结束后，十五位同学面对钱闻的墓碑恭恭敬敬三鞠躬，然后排成单行绕墓地走了一圈。他们的神情始终庄严凝重，令我十分感动，以至我在向他们答谢时几乎哽咽难语。

就在初师春季班扫墓活动后不久，我接到一个电话，说他是常师56届毕业生，2006年是他们班毕业50周年，因此他要和另一位同学一起来看我。第二天，他们来后进屋先向钱闻的遗像鞠躬，然后坐下叙谈。其中一位叫张季良的男同学说，他来看我是要告诉我一件事，这件事对他影响至大，他终身难忘。他本是1951年就考上常州师范的学生，入学后因病需休学，但他家在农村，家境非常贫困，得知要休学，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后来，钱校长知道了，特地批准我仍按月领取助学金，当时中师生的助学金每月9元，我休学期间始终享受着9元钱的助学金，终于养好了病回校复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铁路系统做中学教师，直到退休。他讲得非常激动，我也听得入了神。他们两人回忆五十年前的件件往事，甚至还记得在校时的伙食情况。张季良说：“我们那时早餐有稀饭、馒头、小菜和油炸花生米，有时还吃凉拌豆腐。到了冬天，饭桌上常是一个热气腾腾的大土锅，荤素菜都有。9元钱的助学金啊！伙食办得这么好不容易！”

也是在2006年，已是岁末，我又接到一个叫李晓明的常师同学的电话，他说是54届的毕业生，要来看我。我寻思，对54届的毕业同学我是相当熟悉的，怎么想不起这个名字？待到他来了，才知道是初师班的。他告诉我，他们班的同学年年都要聚会，不久前在常州相聚，大家怀念老校长，委托已是知名书法篆刻家的朱再金同学写一帧条幅送给我们。他此次来，就是专程送条幅的。我展开看时，竟是录诗经小雅蓼莪篇“昊天罔极”四个字。这份过誉使我深感不安，又觉得何其珍贵！

在我和常州师范五十年代前期毕业同学的多次接触中，我注意到，同学们在回忆学校生活和自己的成长时，感受最深的是当年学校的办学方针。原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蒋孟平1954年毕业于常州师范，他认为，他们在校学习的那几年，学校在办学中坚持培养全面发展的学生，从思想政治、道德修养、人格完善、知识培养方面都严格要求学生，使学生受益匪浅。同为54届的焦根寿是学校团总支副书记，他回忆钱闻在一次学生代表大会上讲话，强调要切实贯彻好“三好”指示，要求同学们“正确树立好学习观点，巩固专业思想，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发扬集体主义精神，还要身体好”。1955年毕业的臧宗元保存了钱闻当年对学生所作的一些重要报告记录，其中有关于全面发展问题的一次讲话，这次讲话针对师范生的特点从思想道德品质、文化科学知识和身体健康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最后充满信心地说：“学校按照全面发展的方针进行工作，同学们按照全面发展的方向努力学习，我们大家都朝着全面发展的方向去努力，也就是正确地、深入地贯彻了教育方针，我们的努力定会收到明显的效果。”在贯彻全面发展的方针时，又始终坚持“德育为先”的原则。常州市刘国钧职业教育中心校长沈文忠曾是学生会主席，他回忆说：“当年常州师范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在整个学校工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一是对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二是专业思想教育。”这种教育，在54届毕业生杨黛莉给我的一封来信中有生动的描述：“常师的政治思想工作是强有力的，是贯穿于课内外、校内外各方面的，又是潜移默化、‘润物无声’、滋润学生心田的。”正因如此，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易为学生所接受，并影响深远。53届毕业生魏元隆、徐汉英、徐宏泽是分配做中学教师的，我在2008年和他们聚会时，三人特意聚拢到我跟前说：“当年毕业时，钱校长找我们六个分配做中学教师的同学谈话，送我们两句话八个字‘谦虚谨慎、认真做人’。我们铭记终生。”初师春季班毕业的王甫先分配做小学教师，后参军一直在部队工作，他体会在常师三年不只学习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会做人，“要先做好人，才能做好事。”他告诉我，他们毕业时六十多位同学，毕业后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没有一个人出过问题，这是很不容易的。

这便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前期的常州师范学校和她的学生们。从这些学生的身上，我看到那些年月成长的青年一代的精神风貌。

我很珍惜同学们对常州师范的回忆，这些来自几十年后的感悟不但填补、丰富了我的记忆，更使我从一代人的成长中看到党的教育方针熠熠生辉，从而更加坚定我对教育工作应有的定位、功能及其价值影响之所在的理解和信念。

同样，我十分珍惜五十年代前期常州师范毕业同学对钱闻和我之间的师生情谊，这是基于共同的理想信念、共同的努力方向的无比真诚朴实又牢固珍贵的师生情谊。我相信，她定会历久弥新，跨越时空而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