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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中医学院 基础医学院，云南 昆明 650200)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一直作为主干，对中国历史的进程产生久远而重要的影响。儒家文化又与中医药学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儒家文化对中医药学的作用是全方位的。 宋明理学就是在宋明期间流行的以“理”为基本概念的新儒学，它以儒家经典为依据，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糅合老庄道家思想和汉传佛教大乘精神，构筑了其精微广大的哲学体系。宋明理学家的知行观对当时乃至后世中药学理论的发展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朱熹的知行观及其对中药学理论发展的影响

1.1 朱熹的知行观 宋明理学中，以程颢、程颐和朱熹学术思想为主所构筑的“程朱理学”在中国中古以降影响巨大。而朱熹(1130-1200年)更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生活在南宋时期，所提出的理气观、心性观、格物论、知行观，对后世影响巨大。

朱熹论知行说：“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废。……但只要分先后轻重，论先后当以致知为先，论轻重当以力行为重。”“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1]由此可以看出，朱熹主张“知先行后”说。 “知先行后”说，主要是指人的知识与人把既往知识付诸行为活动两者之间的关系。在这里，“行”不是泛指一切行为，而是指对既往知识的实行。“知”指知识，又指求知。在朱熹的哲学理论中，倡导“格物致知”。“格物”就是要穷尽天下事物之理，“致知”就是要“推致吾心中固有知识”，要使心中天生即有的觉知全部显现出来。格物致知虽然是一种行为，但其活动属于明理求知，而不是行理求理，所以格物致知只被看做“知”。可见，朱熹所说的“行”的意义较窄，仅指对既有知识的实行；“知”的意义较宽，包括所有求知活动在内。

1.2 朱熹的知行观对中药理论发展的影响

1.2.1 对法象药理学构建的影响 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象，金元明清时期的诸多中医药家，大多均为习儒出身，如张元素、李东垣、朱丹溪、李时珍、张璐、张志聪、陈修园、汪昂、徐灵胎、邹澍等，或官居显位，或科举失利改投医药，然其学术思想均受到宋明理学的影响。 在这样的环境下，孕育而生了法象药理学。在北宋末期，已有法象药理学的雏形。而金元时期的医家则建立了一整套法象药理模式。法象药理是中药学传统理论中用来探究药物作用和疗效机理的一种理论模式。法象药理之法象一是指自然界的一切现象，二是效法、模仿的意思。法象药理认为，药物的功用是由其形、色、味、体、质、所生之地、所成之时等自然特征决定的。如连翘性状象心，故入心经；桔梗色白，故用于治肺。法象药理学的建立，对中医药学的发展无疑起到了推动作用，其影响力直到今天仍未磨灭。 “程朱理学”强调格物穷理，法象药理学的产生固然与格物穷理的影响分不开，但与朱熹的知行观也有着密切的联系。法象药理学很多内容是建立在《神农本草经》四气、五味理论，以及《内经》运气学说理论的基础上，这是“先知”。而升降浮沉、归经等理论，虽说是创新，但仍没有离开阴阳五行、四气五味、五运六气等理论系统，只是这些理论的进一步延伸罢了，是对既往知识的实行，这就是“后行”。

1.2.2 对明末清初本草界尊经复古之风的影响 朱熹的“知先行后”，强调了圣人知识的重要性，故宋明以降，科举考试均以四书五经为蓝本。这股风气自然也影响到了本草界。金元时期，医家学说呈现争鸣之势。明末清初，医药学界兴起了一股尊敬复古之风。这股风气的主要表现是注重古典经典医学著作《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的研究，排斥金元医家的某些学说。例如明代医家缪希雍，认为《神农本草经》是古“三坟”之一，“观其尝药别味，对病主治，施之百世，无可逾越”[2],但“从未有发其所以然者”，于是打着尊崇《神农本草经》的旗号，著成《神农本草经疏》，从事药性药效等方面的探索。又如清代医家张石顽的《本经逢源》、张志聪的《本草崇原》、陈修园的《本草经读》、徐灵胎的《神农本草经百种录》等均是类似的著作。这些著作均以《神农本草经》为肇始，这是“知先”；但又使药物的运用更紧密地与中医辨证论治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了药物的治疗作用，可谓“行后”。

2 王守仁与王廷相的知行观及其对中药学理论发展的影响

2.1 王守仁的知行观 王守仁(1472-1529年)生活在明朝中后期,是明代理学中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也是“心学”运动的代表人物。

王守仁主张“知行合一”说。如提出“某常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3]即知以行为自己的实现手段。这样，没有什么独立的、先于行或与行相割裂的知,要达到知，就必须通过行。同时，行有知作为指导。所以，知与行是不能分离的。

王守仁还提出：“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3]，并举例说:“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路歧之险夷，必待身亲履历而后知,岂有不待身亲履历而已知路歧之险夷者耶。”[3]王守仁的这些说法，作为认识来源的讨论，强调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这是正确的。

2.2 王廷相的知行观 王廷相(1474-1544年)，生活的年代与王守仁大致相仿。他提出:“夫圣贤之所以为知者,不过思与见闻之会而已。”[4]也就是说知识是感性和理性的结合。他十分重视经验，指出人的认识能力虽然是天赋的，但如果没有感性经验的凭藉，就无法获得知识。他特别重视感性经验——见闻，但他并没有陷入狭隘的经验论。他指出：“耳目之见闻，善用之足以广其心,不善用之狭其心。”[4]善用之就是善于用理性思考分析、鉴别感官得来的经验，以之作为理性进一步活动的材料，以便从经验的积累上升到普遍的认识。

2.3 王守仁与王廷相的知行观对中药学理论发展的影响 从古到今，很多中医药家应该都可谓是“知行合一”的履践者。而“知行合一”的杰出代表，当首推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他本着追求真知、实事求是、实地考察的科学精神完成了科学巨著《本草纲目》。以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具体的研究方法是“通考据”与“询野人”。“通考据”，即认真研究、继承前人的著作与经验，详尽地占有文献资料，以科学的方法进行整理考证，纠正旧说的错误，求得正确的认识。“询野人”，即走出书斋，走出研究室，到社会中去，到大自然中去，进行实地实物的考察，进行社会调查和科学试验，这些考察研究为李时珍写成《本草纲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又如清代学者吴其浚，曾在全国多个地方任职、游历。每到一处，对当地植物特地了解、观察，并进行采集、记录和绘图，常请教于草医和劳动群众，通过多年积累，掌握了丰富的植物学知识。同时又参考了八百余种古代文献，通过整理、总结，编著成《植物名实图考长编》。在此基础上又修改补充，著成《植物名实图考》，在中医药学术界发挥了重要影响。

3 结语

宋明理学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对中医学术的发展，是功不可磨的，其中有许多东西至今还值得我们借鉴。但宋明理学本身也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甚至出现了僵化、教条式的发展趋势，这表现在它的知行观上，同时也影响到中医药界。例如法象药理学在中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一度丰富和发展了药学理论，有些内容至今仍作为解释药物性能的理论依据以及临床用药规律的归纳。但又因其简单、机械的推理方式，给中药学理论的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同时在宋明理学特别是程朱理学知行观的巨大影响下，中医药学始终沿着一条轨迹发展，没有象西医学那样走上动物实证和器械实验的道路。 因此，正确、全面认识宋明理学与中医药理论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我们从宏观的社会学角度，来重新审视中医药学理论框架的构建，同时还有助于我们理清中医学与中国文化的脉络，溯本求源，古为今用，追寻中医学的发展道路，也具有深远的意义[5-6]。

[1]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3:148.

[2]缪希雍.缪希雍医学全书·神农本草经疏[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128.

[3]王守仁.阳明全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5:53.

[4]王廷相.王廷相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5:836.

[5]陈 来.宋明理学[M].2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1.

[6]张 胜.羚角钩藤汤中桑叶、菊花配伍意义探析[J].吉林中医药,2005,25(10):5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