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权生

(三峡大学 三峡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湖北 宜昌 443002)

清初四川因明末农民战争及清初其他战乱，人口耗损甚巨，一些县志有“百不存一”“土著仅十之一二”的记载，故周洵《蜀海丛谈》：“盖由明末清初，张献忠入川，所过屠戮，民无孑遗……”[1]指出了战乱后的四川人口剧减。魏源《湖广水利论》中首先提到：“当明之际，张贼屠蜀，民殆尽；楚次之，而江西少受其害。事定之后，江西人入楚，楚人入蜀。故当时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之谣”[2]。研究者指出“竹枝词和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民族、宗教、社会风俗等都有密切关系，可以发挥‘以诗证史’、‘以诗解史’、‘以诗补史’、‘以诗续史’等多种作用……‘在探索地方史志时，时遇障疑，每从竹枝词资料中获得刃解。因此深感竹枝词与史志的关系，有相辅相成的作用。’”[3]

一、移民形式

《广安州新志》记载：“明州生齿繁富，洪武四年廖永忠平蜀，大肆杀戮，复徙楚之黄麻人来实茈土。大清初，州境兵燹既久，户口调极，逃亡仅存土著绝鲜……继康熙滇藩之变，郊野益虚，事既定，招楚人来州占籍，率以布绢丝等物交易，即给田宅为永业，开耕立户。”[4]而《广安州新志》所载无论明代还是清代都是以楚地(湖广)人为主体的，故这便是“湖广填四川”这种说法的来历。而四方移民迁移四川，加速了四川经济恢复发展。关于移民迁入四川的形式，在《竹枝词》中的也有描写，移民迁入四川的形式是多样的，这里讨论移民迁入的主要形式，下面先看军事移民。

1.军事移民。四川军事移民记载非常多，如眉山县思蒙乡张营店：“据说，湖广填四川时以军营形式组织迁来，张姓定居处即名张营，店开在张营境内，故名。”[5]而这种地名在四川各地还非常多，如周洵《蜀海丛谈》满营：“驻防成都旗兵，始于康熙五十七年……划少城专驻旗兵，后遂称曰满城。”[6]这是军队移民在成都形成的典型地名。清吴好山记载八旗军籍移民从湖北移到成都的《成都竹枝词》写道：“湖北荆州拨火烟，成都旗众胜于前。康熙六十升平日，自楚移来在是年。”

该诗体现成都作为四川的政治和经济中心，清从湖北调入八旗军队加强对其的控制，也体现移民主体主要是从楚地迁入形成新的地名。吴好山《成都竹枝词》又记载有：“满城城在府城西，特为旗人发帑修。仿佛营规何日起？康熙五十七年秋。不将散处失深谋，蒙古兵丁杂满洲。死里五分城筑就，胡同巷里息貔貅。”而这些以蒙古满族为主体的军事移民，筑城驻扎成都，必然带有家眷。而吴好山《成都竹枝词》有专门描述旗人家眷读书的情况，“父母心肠皆爱子，学文原未可粗疏。从头尾起连篇去，好看旗童倒读书。各家字体各家风，自古鸾龙异样雄。试看旗人开笔阵，清书不与汉书同。”这里写出清代旗人使用满文与汉文均为竖排，但是读法有所不同，汉文是从右往左看，满文都是从左往右看。而非孩童怠于读书，读书时书都倒拿，而当时旗人还读满文，故所考所学与汉人有异。但从移民角度讲一个士兵可能带1-2个家眷，这些军事移民成为四川特殊的一个移民群体。

吴好山《成都竹枝词》描写的是城市的军事移民，事实上清在四川各地有军屯移民，清王昌南《老人村竹枝百咏》描述有：“韩胡攘去久销兵，赫赫官屯尚有名。小立江头谁吊古，寒鸦列阵马家营。”而设有屯兵的目的，据王昌南《老人村竹枝百咏》总结是“设汛屯兵驻牟员，安民缉盗重防边。”而四川西控西番，南控云贵，战略地位突出，故清在四川的驻军非常的多。《老人村竹枝百咏》描写军队的情况有：“翔游麟凤眄清时，久戢貔貅静六师。山外忽惊排蚁阵，山头设卡守鸡池。”当然军队无战事也打猎作乐，同时还有北方少数民族军队游牧的生活习性使然，如《老人村竹枝百咏》描写道：“给牌挂号赴官围，猎犬奔驰兔欲飞。携得山禽兼野兽，知从野外打枪归。”该诗体现出军事移民在闲时，围猎娱乐，有游牧民族的遗风。

2.垦荒插占为业的移民。而从楚地(包括其他省)迁入四川的各种人群中，军队移民毕竟不占移民的主体，主要还是以广大以开垦荒地、插占为业的自发普通移民为主，如宜宾大益乡曾岩：“传说湖广入川时，曾姓兄弟二人于此开荒居住，(故名)。”凤翔乡杨柳村：“据传湖广入川时用杨柳条插界得名。”[7]这种形式为整个移民的主要方式。而道光时陈谦《竹枝词》描述的：“闽人栽蔗住平地，粤人种芋住山坡”正是移民垦殖的生动写照。

3.官府招募(奉旨)的移民。清代除了军事和自发移民外，还有不少官府招抚的移民，如清吴好山的《成都竹枝词》写道：“康熙六十升平日，自楚移来在是年。”这里讲的就是清初“湖广填四川”官府招募(奉旨)的大移民，楚(清湖广包括今湖北湖南)地成为清代移民的主要迁出地。安县南丰乡唐家湾：“以清代招来的姓氏得名”，而安县有官府移民地名还有乔家沟、郭家沟、陈家沟、李家沟‘李家大梁、六家山、张家山共八个官府移民地名[8]。眉山县思蒙乡张营店：“据说，‘湖广填四川’时以军营形式组织迁来，张姓定居处即名张营，店开在张营境内，故名。”[9]有人认为“湖广填四川”是清政府在全国推行“垦荒令”的一部分，从顺治十六年起，一直绵延到同治以后，跨越了两个世纪[10]。可见官府移民和自发来川的插占垦荒移民可能是二位一体的移民形式。岳精柱以家谱研究大巴山的移民因奉诏(招募)移民和自发移民占了71.6%，为四川移民主体形式[11]。

4.官宦的移民。上文吴好山《成都竹枝词》记载八旗从湖广迁入军队，而政府还可能以仕宦等方式迁入其他形式的移民。如广安州叶氏：“世居湖广黄州府麻城孝感乡，明洪武七年有县丞九思者仕于蜀，解组后卜居广安州东三溪八金里四甲……有宗祠。”张氏：“明洪武九年有拱京者官湖南道，由楚入川至广安州卜居城西文林堡，儒雅坊家焉……”杨氏：“先世湖广麻城人，明有仲恒者，洪武进士，初徙州北佛圣寺……康熙中移葛麻山……有祠。”[12]成都叶氏：“……父某，以举人挑知县来蜀，令苍溪，荐擢知府，卒保宁官舍。遂寓居成都。”[13]而笔者考察巫山县大昌古镇温家大院的主人的先祖就是清初仕宦四川，告老而定居大昌古镇的。岳精柱以家谱研究大巴山的移民原因中，官宦占了12%[14]。清咸丰诗人王再咸《成都竹枝词》有描述官宦移民的情况，其写道：“一官流寓古梁州(古四川及周边称呼)，胜地湖山白发游。” 康熙时有“如招民三百户安插者，先准加一级，俟开垦五年起科之后，照原任不论俸满即升”的政策[15]。可能有不少招垦移民的底层官员，因为招垦移民有功得以迁升而最后留居四川的情况。

5.入川经商的移民。如：云阳云安镇江西街：“清初，江西人在此街经商故名。”[16]江津油溪区江西街：“清康熙年间盐商郭姓捐资建万寿宫，郭以祖籍江西名街。”[17]酉阳兴隆场：“ 据传早年一江西商人安居在此、生意兴隆故名。”[18]清人杨学述《竹枝词》：“楚语吴音半错讹，各乡场市客人多。日中一集匆匆散，烧酒刀头马上驮。”这些都是体现各地入川的移民使各乡场市“客人多”，丰富了四川的商贸市场。而川江的畅通也为入川经商的移民提供了方便，故清杨毓秀《东湖竹枝词》描写有：“蜀船千桨下南津(在湖北宜昌)，日暮江干震鼓錞”，清同治洪良品《三峡棹歌》也描写道：“赤甲山头云气开，蜀盐川锦截江来。”可见往返蜀楚及长江中下游的商人自不会少，必有不少人在四川定居发展。

清竹孙氏《荆沙竹枝词》描写有：“广土公膏归粤客，红花白蜡办川民。几多绸铺由零剪，大半发财蔡店人。杂货行同山货行，两行生意略相当。独他杂货排场远，白蜡川糖是大庄。”可见清代四川的商品在长江中游地区有相当强的竞争力，同时当有不少长江中下游迁入四川移民往返原籍经商，有得天独厚的乡土优势。

6.入川煮盐开矿的移民。四川地区盐业发达除了盐业资源丰富以外，还有取之不竭的天然气资源，其提供了煮盐所需的燃料，有诗描写到“有井穿旸谷，烈炎伏其中。聊然借腐草，声呼百丈雄……九渊一炬起，高岭列灶烘；能省樵山力，兼成煮海功。”[19]故乾隆史次星《自流井竹枝词》描写天然气煮盐：“拔地珊瑚十丈红，四边分引似游龙。煮盐自有天然火(天然气)，第一‘新罗’次‘吉工’。”“绝胜詹家与宋家，咸泉汩汩雪飞花。江西十户中人产，不及通宵响汲车。”

清乾隆王廷取《盐源杂咏(詠)竹枝词》也写道：“‘黑井’尘封‘白井’开，风狂无处不飞灰。夜深街上闻人语，灶户挨班打水回。”作者注云：“盐邑有黑、白二井，从前封过，至今已开，‘白井’灶有六十六条半，分作五班。”道光时王培荀《嘉州竹枝词》也有描写，如“栽桑种稻自村村，凿井煎盐亦帝恩。”同冶涂卿云《巴兴竹枝词》对此有描述，如“比屋云连万灶烟，家家斥卤半桑田。”自贡富荣盐场发展“托井灶为生者，已不下百万余众，加以船户水手，又不下数十万众。”[20]四川煮盐为生的不下百万之众，其中不少是外地所来移民求食谋生者。而以盐业谋生的移民中湖广籍的人口，由于地缘及“川盐济楚”的缘故，所占移民比例自然最多，如“云安厂煮盐者皆黄州人。”[21]大宁厂“工匠外来者多，平日无事，不足以养多人，偶有营造，工役辄不敷用。至盐场峒灶工丁逾数千人，论工受值，足羁縻之，然五方杂处，良莠不齐。《舆地纪胜》所谓：‘吴蜀之贷，盛萃于此，一泉之力，足以奔走四方’，信非诬也。商贾半蜀客籍……客商挽运货物，上而万县，下而荆沙……”[22]由此可见四川各地的外来以煮盐为生移民众多，成为地方“羁縻”治理与安置移民的重要手段。而“客商挽运货物(盐)”，为整个蜀楚盐业贸易的繁荣打下了基础。

洪良品有描写蜀楚盐业贸易有“赤甲山头云气开，蜀盐川锦截江来。一帆载过夔门去，白镪高于灧滪堆。”由此可见蜀楚盐业贸易之盛。清乾隆湖北长阳诗人彭淑《长阳竹枝词》描写的“骡马驮来长乐酒，扁担挑卖巫山盐”之句，具体的记叙了长阳依赖川盐(巫山盐实际主要为巫溪大宁厂之盐)叫卖的情景。这些竹枝词均指出了川盐对楚地的人们生活影响，移民后四川经济恢复，尤其在四川传统的盐业得到发展后，“川盐济楚”体现蜀楚关系有如燕子返哺之情。

在清代移民中不少是开矿为业的，如清人杨国栋《峨边竹枝词》写道：“金山银洞路无穷，铁窖铜坑一线通。听说万人佣役处，峰峰宝气夜来红。”从事采矿的多达万人，可见在当地采矿之兴盛。矿业的兴盛，如同盐业一样为四川的移民谋生提供了另一条途径。而矿业发展，也促进了四川以打制生产生活的金属加工业的发展，故有清人竹枝词描写到：“铸锅烟接炒锅烟，村畔红光夜烛天。最是辛勤怜铁匠，拥炉挥汗几曾眠。”[23]

移民迁入的方式还有许多，不能一一列举，也就是说“湖广填四川”移民迁入的途径、目的是多样的，各种移民在清代四川各行各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湖广填四川”的多地域、多民族、“半楚”的移民分布格局

在清代“湖广填四川”移民中，移民来自全国各地，如一个大家庭中就有来自不同的省份的移民，故六对山人《锦城竹枝词》中有“大姨嫁陕三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之句的描写，则体现湖广、江西、陕西、江苏等省的联姻情况，体现各地移民的交流和融合。也就是说在整个移民分布格局中，是来自全国各地区，甚至各个民族的移民，其中湖广(湖北和湖南)两省的移民占了半数以上，有移民“半楚”之说，下面先对移民的多地域格局加以探讨。

1.多地域的移民来源分布

清初移民来自有湖北、湖南、江西、广东、陕西、福建、江浙、河南、云贵甚至山西、甘肃等十余个省份的移民。如广安州州境内氏族除了土著外，大多是来自全国各地，故《广安州新志》有：“迁徙他邦者，复夥而稽其世系有土籍焉。有蜀籍焉，有闽越齐晋之籍焉，有江浙豫章之籍焉，惟湘鄂特多，而黄麻永零尤盛……”[24]“湖广填四川”人数最多是湘鄂特多，居次要地位的就是江西、广东和陕西移民。客家人广东和江西独多，故道光时王正谊《达县竹枝词》写道：“广东湖广与江西，客籍人多未易稽。”说明四川也有大量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家移民。

提到善于经商的江西、陕西籍移民情况有清中期嘉庆定晋岩樵叟《成都竹枝词》，其写道：“胡湖山原测字清，赵飞鹏算命果精。两人声价无人比，冷淡江西刘汉平。”又写道“怪他老表江西客，多认纹银是水汀。”及“本城只织天孙锦，老陕亏他旧改新。”讲出江西称呼男子为老表，但是由于江西人、陕西人都善于经商，故无时无刻不在算计，打着赚钱的算盘。

六对山人提到广东藉姓氏很多，反映即使一省移民也来自不同姓氏(家族)和一省的不同地区，如清中期嘉庆六对山人《锦城竹枝词》描写道：“多半祠堂是粤东，周钟邱叶白刘冯。杨曾廖赖家家有，冬至齐到拜祖公。”

成都因地理及地缘文化近陕西的缘故，陕西籍比例很高。故清咸丰同治时吴好山《成都竹枝词》写道：“秦人会馆铁桅竿，福建山西少者般。”体现秦人在成都因人众故势力很盛，会馆修得亦有气势，而福建山西则较陕西要次之。成都陕西人会馆多，陕西语言文化影响也大，嘉庆定晋岩樵叟《成都竹枝词》有：“会馆虽多数陕西，秦腔梆子响高低。”之句。

同时陕西移民在成都留下的地名也较多。嘉庆六对山人《锦城竹枝词》写道：“傍陕西街回子窠，中间水达满城河。”至今成都陕西会馆仍然保存较为完好。而其他汉族各地移民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下面看移民四川的少数民族移民。

2.多民族的移民成分

“湖广填四川”的移民主体虽是汉族，但也有少数民族的移民，嘉庆六对山人《锦城竹枝词》写道：“康熙移驻旗人来，嘉庆八年旗学开。”

据六对山人自注称康熙六十年成都旗人由湖北荆州迁入，前文所讲清咸丰同治时人吴好山记载八旗军籍移民从湖北移到成都的情况，如在吴好山《竹枝词》记载：“湖北荆州拨火烟，成都旗众胜于前。康熙六十升平日，自楚移来在是年。”说得也是同一件事情，只是为保持满清特殊血统，同时也为旗人科举考试之便特办了旗学。故吴好山《成都竹枝词》描述旗人读书旗学是“试看旗人开笔阵，清书不与汉书同。”

而回族移民在成都亦不少。如嘉庆六对山人《锦城竹枝词》写道：“巴结回人戈什哈，细腰长干自风流。尖声刺耳酡颜妇，马哈居邻两姓稠。”而回族移民生活习俗当异于汉人，语言殊异，故难以听懂。

除了满族和回族有大量迁入四川外，还有蒙古族迁入四川的，如吴好山《成都竹枝词》记载有：“不将散处失深谋，蒙古兵丁杂满洲。死里五分城筑就，胡同巷里息貔貅。”蒙古族的军事移民，驻扎成都，同满族旗人一起加强对四川各族的控制，而他们必然带有家眷。

除川边地的一些地区有大量的少数民族外，川西的藏羌，以及云贵少数民族也有迁入四川腹地的移民，尤其是藏族人生活在四川腹地及其附近地区。故清人山春《灌阳竹枝词》写道：“镇夷关下凤栖窠，来往夷人竞唱歌。莫怪麝香儿受佩，年年番客贩来多。” 由上可知少数民族在四川腹地应当不少。

3.移民省籍半楚的分布格局

前面谈到，“湖广填四川”湘鄂特多，这在清代竹枝词中有详细描写，如清人胡用宾《旌阳竹枝词》写道：“分别乡音不一般，五方杂处应声难，楚歌那得多如许，半是湖南宝老官。”

康熙时陆箕永《绵州竹枝词》也写道：“村墟零落旧遗民，课雨占睛半楚人。几处青林茅作屋，相离一坝即比邻。”

清代所有《竹枝词》都指出了移民以楚(湘鄂)籍人为主，故有“半楚”之竹枝词描写，这与传统的“湖广填四川”说法是相吻合的。下面对“湖广填四川”“半楚”的原因加以探讨。

(1)清官府招募移民以湖广为主。前面提到魏源《湖广水利论》中首先提到：“当明之际，张贼屠蜀，民殆尽；楚次之，而江西少受其害。事定之后，江西人入楚，楚人入蜀。故当时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之谣”。嘉庆时陶澍《蜀游日记》卷17：“献贼屠而后，土著几尽。今则楚人半，而吴粤之人亦居其半也。”[25]清道光陈谦《三台县竹枝词》写道：“五方杂处密如罗，开先楚人来更多。”故《广安州新志》记载：“惟湘鄂特多，而黄麻永零尤盛。”[26]而《广安州新志》给出了湖广人特多原因：“明州生齿繁富，洪武四年廖永忠平蜀，大肆杀戮，复徙楚之黄麻人来实茈土。大清初，州境兵燹既久，户口调极，逃亡仅存土著绝鲜……继康熙滇藩之变，郊野益虚，事既定，招楚人来州占籍。”[27]张国雄先生指出影响移民迁移除了内外力的影响外，信息中介是让移民响应移民的重要因素，而移民信息主要是官府信息和民间信息，这对移民迁移起到重要作用[28]，而明清两代四川的外籍官员以湖广籍居多，故清湖广籍官员均主要招募湖广籍(官员祖籍)移民来川。而楚人之所以在四川移民比例中过半，政府招募以湖广移民为主起到了重要的先导作用。

(2)蜀楚接壤交通便利是移民半楚的重要原因。湖广籍在移民省籍比例中占优势的原因，首先与湖广与四川毗邻，且有长江水利之便有着直接关系，如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说：“川北、川东与汉南相近，明末遭张献忠杀戮之惨遗，民所存无几。承平日久，外省搬入，而湖广之人尤多，以其壤地相连宜于搬移。”[29]清代湖广移民迁徙四川的分布也是有梯度的，如“明之黄、麻籍最早，而武昌、通城之籍次之。康熙之永、零籍最盛，而衡州、宝庆、沅州、常德、长沙之籍次之。……谚曰‘湖广填四川’，犹信。”[30]清人张乃孚《巴渝竹枝词》中的描述：“谁言蜀道青天上，百丈牵船自在游。”杨毓秀《东湖竹枝词》有：“蜀船千桨下南津，日暮江干震鼓淳。至喜亭边舟子喜，屠羊酾酒赛江神。”另外宜昌附近停泊的船只是“西陵城外赤矶石，急濑回流万叶舟。”描述了川江水运的畅通，这都表明蜀楚共饮一江水，在“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中，湖广移民迁移相对其他省份移民更加便利方便。

(3)蜀楚文化相近是半楚的历史原因。明代的四川移民是以湖广籍为主体的，清时移民又承元明之际的第一次“湖广填四川”，这为清代湖广移民四川提供了信息和心理经验，而众多的同乡籍的民间移民信息让楚地人容易占得先机。而巴楚、蜀楚自古经济文化交流很多，自古文化同风，为迁移扫除了文化隔阂，早在《华阳国志·巴志》记载：“江州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姿态敦重。”这在巴楚两地竹枝词都有反映如巴县陈祥裔《竹枝词》有：“花布初衫白布裙，斜阳牛背醉醺醺。渝江下与湘江接，怪道巫云尽楚云。”之句。而清末杨毓秀《东湖竹枝词》也指出：“岷江千里折流东，江绕孤城万壑中。暂驻鞧轩问乡俗，楚风半杂蜀人风。”这些都反映了蜀楚两地文化相近，自古交往甚密。这为楚地移民四川提供了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础。

(4)楚地是东部移民迁入四川的集散地(中转站)。荆湘之地一直是连接东部与西南的重要中转之地，如清嘉庆进士熊士鹏《武昌杂咏》：“青山一发隔层岚，楚尾吴头水蔚蓝。夏口鲟鱼樊口酒，满驱烟雨到江南。”该诗指出了楚地(湖北)是连接吴越及江南的重要交通枢纽。其中汉口就成为重要的商贸集散中心与东西人口流动的中转站，故叶调元《汉口竹枝词》描述：“茶庵直上通桥口，后市前街屋似鳞。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其自注：“一分民，亦别处之落籍者。”而叶调元《汉口竹枝词》自叙曰“汉口东带大江，南襟汉水，面临两郡，旁达五省，商贾麇至，百货山积，贸易之巨区也。” 《汉口竹枝词》余姚施襄莆塘序三也曰：“矧汉口为直省通衢，众商纷集” 《汉口竹枝词》监利胡大任廉舫序一曰：“ 广汉长江之会，夙擅雄风；白云芳草之区，尤称胜地。闾阎殷盛，舟楫骈阗。窈窕烟波，何惭吴越；迷离金粉，不让秦淮。”

从叶调元《汉口竹枝词》和三个序言可知，汉口多商贾移民，而汉口为九省通衢之地，有长江与汉江水运转输之便。清代迁徙四川的移民不少是在此中转而迁徙入川，例如清代军事移民，或者具体说清八旗军队是从湖北转徙到四川的，故前面所讲《竹枝词》记载：“湖北荆州拨火烟，成都旗众胜于前。康熙六十升平日，自楚移来在是年。”清同治棣华馆生《鄂垣竹枝词》也同样描绘有各地移民状况是：“崇祠分建任幽探，几处园亭傍翠岩。别植枌榆堪略举，三江两浙共湘南。”其自注云：“官胡二公及曾文正公祠其尤著者也。此外尚有四川及八旗会馆。”另外“一镇商人各省通，各帮会馆竞豪雄。石梁透白阳明院，瓷瓦描青万寿宫。”这些都说明湖北是东西人口迁入迁出的重要中转站，为此湖北各地会馆众多，这都体现了湖北的交通中转地位。

(5)湖广籍移民以垦殖见长，对移民迁入产生影响。移民文化是在一定社会经济生活基础上存在的，如《孝感县志》记载：“因物而迁之谓风，从风而安之谓俗，区疆锡壤之谓土，在土作贡之谓物。”[31]而康熙夏力恕《田家诗》描写到孝感地区人们善于垦殖种地，女子从小也受其影响的竹枝词是：“楚地蚕无越地桑，种绵虽矮白如霜，小姑尚未谙锄耨，冒暑擎来瓦缶浆。”湖广人以垦殖见长，早在《汉书·地理志》记载：“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或火耕而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湖广填四川”是四川经过战乱有大量自由开垦的土地，这对于以垦殖见长的湖广人来说，无疑是巨大的诱惑。而清政府在四川有“康雍复垦”和“乾嘉续垦”举措，湖广移民迁移到四川后，能充分发挥其家乡农作垦殖风俗之长，“负山耕种，射猎採药，烧炭绩以自赡。”[32]故当时四川“农事精能，均极播种之法，多粤东、湖广两省人。”[33]湖广人较广东人入川便利，而且精于农事，这都为湖广人移民四川适应新的环境，发挥其特长占尽先机，也利于他们在四川插占为业，垦殖安居。

三、清代“湖广填四川”移民对新的四川文化形成的影响

1.人口结构的大换血

到清中期，四川基本上恢复了昔日的繁荣，这与全国各地移民汇聚成都是分不开的，故嘉庆六对山人《锦城竹枝词》写道：“北京人雇河间妇，南京人佣大脚三。西蜀省招蛮二姐，花缠细辫态多憨。”

清初各省籍移民杂处，在经济文化交往后尤其在社会婚姻交往后，一家拥有数省籍移民非常常见，如清嘉庆六对山人《锦城竹枝词》中有：“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之句，则写出了一个家庭亲戚一堂拥有四、五个不同省籍的罕见场面。而无十世老成都则体现了土著居民遗存较少，与前人所记载的“民无孑遗”、“土著几尽”相符合。到清嘉庆中期四川省人口结构便以外籍移民为主体了，整个四川人口结构出现了大换血。

2.移民对四川民风民情的影响

各地移民不远万里、不畏险途，到四川后艰苦创业，以中国人吃苦耐劳的奋斗精神，为自己在新的故乡，开拓了自己的事业。同时也为四川的经济恢复和发展，为整个四川再成为“天府之国”付出了汗水。如清嘉庆定晋岩樵叟《成都竹枝词》写道的：“石狮称为石马巷，江南馆住宁波人。背景尽是无聊辈，挣得钱来不顾身。”则讲述了宁波移民白手起家、不畏困难、艰苦创业的拼搏精神。但同时“湖广填四川”的“不同省份、不同地区的大量移民的进入，使四川出现了多元文化并存、相互渗透的现象，这在语言、宗教、衣食住行等方面都有反映。”[34]

例如从嘉庆定晋岩樵叟《成都竹枝词》中“南门桥畔喊牙虫，也与杨州一样风。持伞知来凤阳郡，愚人多少受朦胧。”之句来看，则可体味安微的民俗风情对四川省城的影响。清胡用宾《孝泉竹枝词》写道的：“一线香风扑鼻闻，艳如花簇灿如雪。儿家不能防轻薄，保障风流有楚军。”“花翻新样不随波，时式梳妆艳若何。本地风光都见小费，出奇偏有陕西婆。”则体现了楚地和三秦移民文化对四川地区的民风民俗的影响。

各地移民迁入四川后，移民的原迁出地所从事的职(行)业，生活习惯在四川仍有所保留。如嘉庆定晋岩樵叟《成都竹枝词》写道：“瓷器店皆湖州老，银钱铺尽江西人。”说明江浙与江西人善于经商，尤其是江西籍移民尤其善于经营。故定晋岩樵叟《成都竹枝词》也会写出：“银色从来有定脭，元丝九五递加开。怪他老表江西客，多认纹银是水汀。”诗人将这里的江西老表描写得确实善于经营，甚至有“奸商”之嫌了。但是大多数的移民还是以农耕为主，故道光陈谦《三台县竹枝词》写道：“闽人栽蔫住平地，粤人种芋住山坡。”则体现了福建与广东人的居住习惯及喜种的农作物的品种。

3.清代的“湖广填四川”移民“半楚”的文化影响

清代的“湖广填四川”对四川的影响最大还是湖广移民，这些在四川竹枝词都有所体现。由于清代四川移民半楚、地缘相近、自古同风、经济彼此依赖，使湖广文化对清代四川社会文化的影响最深。

(1)移民半楚，造成湖广在对四川移民文化的人口数量上的压倒优势

前面谈到清代四川移民半楚原因分析，事实上四川竹枝词唯有湖广籍有半楚、半潇湘之说。如康熙时陆箕永《锦州竹枝词》记叙有：“村虚零落旧遗民，课雨占晴半楚人。”乾隆时合州张栋《合州竹枝词》记叙有：“气候不齐连六诏，土音错杂半潇湘。”清人胡用宾《旌阳竹枝词》也有记叙：“楚歌那得多如许，半是湖南宝老官。”清代四川竹枝词的记载与当时文献可以相印证，如史载：“川陕边徼土著之民十无一二，湖广客籍约有五分，广东、安徽、江西各省约有三四分，五方杂处。”[35]“凡楚人居其大半，著籍既久，立家庙，修会馆，冠婚丧祭，衣服、饮食、语言、日用，皆循原籍之旧，虽十数世不迁也”。[36]总之，清代四川社会风物深深打上主体移民——湖广移民文化的烙印，其湖广移民居半(大半)，笔者以移民地名统计“湖广填四川”的湖广籍占整个四川移民的80.15%[37]。湖广移民在文化的影响上起到了人口数量上的压倒优势。

(2)蜀楚地缘相近，易于彼此文化的交流融合

前面谈到《华阳国志·巴志》记载有：“江州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姿态敦重。” 如同治十二年《直隶绵州志》记载：“巴楚接壤，俗亦近焉。”[38]湖北《竹枝词》有：“岷江千里折流东，江绕孤城万壑中。暂驻鞧轩问乡俗，楚风半杂蜀人风。”的描写。例如元时周馔《竹枝词》诗曰：“巴人缓步牵江上 ，楚客齐歌《行路难》。”元代诗人陈基《竹枝歌》描写：“竹枝已听巴人调，桂树仍闻楚客歌。” 清人张乃孚《巴渝竹枝词》描写四川道：“谁言蜀道青天上，百丈牵船自在游。” 叶调元《汉口竹枝词》描绘汉口道：“一镇商人各省通，各帮会馆竞豪雄。”即言水道之便。这些《竹枝词》描述巴(蜀)楚地缘相近，又有岷江(即川江)的交通便利，文化彼此交融，流传的竹枝词及其他歌曲彼此相通，体现了两地文化交流的区位优势。

两地文化是彼此相互影响互动的过程，先看“楚风半杂蜀人风”，如清代道光土家族地区长乐县(今五峰)田泰斗的竹枝词：“逐户灯光灿玉缸，新年气象俗敦庞，一夜元宵花鼓闹，杨花柳曲四川腔”。此竹枝词写出四川蜀地的语言及戏曲对湖北的戏曲文化的交流与影响。清乾隆土家族诗人彭秋潭的《长阳竹枝词五十首》中描绘：“宁乡地近巫山峡，犹似巴娘唱竹枝。” 清末人易顺鼎《三峡竹枝词》描述有：“水远山水思若何，竹枝声里断魂多。千重巫峡连巴峡，一片渝歌接楚歌。楚客扁舟抱一琴，千峰月上绿萝深。莫弹三峡流泉操(操：琴曲)，中有哀猿冷雁音。” 该诗指出蜀楚两地由于地缘相接，彼此文化相互影响。而“巫峡连巴峡，渝歌接楚歌”是将两地地缘相接，造成文化相习的情况概括得十分贴切。叶调元《汉口竹枝词》记载：“芦棚试演梁山调，纱幔轻遮木偶场。” 而梁山调为四川的戏剧，可见蜀楚两地的文化交流是不光在两省接壤之地区，在两省的腹地省会都有交流。

这种彼此影响与交流在几乎每一个四川的地方历史文献中都多有记载，如宁邑(巫溪县)“为蜀边陲，接壤荆楚，客籍素多两湖人，风尚所习，由来久矣。故《玉山堂记》谓；‘地近巴夔，有楚遗风。’”[39]奉节县：“地与楚接，人多劲勇，有将帅材。籍商贾以为国，有楚遗风。”[40]四川地与楚接，客籍(移民)素多两湖人，风尚所习，有楚遗风，以楚为主体移民的四川文化的地缘之便有利于文化整合和融合。

(3)自古蜀楚同尚巫风，为文化的交流与认同扫除了障碍

清时四川移民迁出地荆楚地区自古巫术很盛，故早在《汉书·地理志》记载楚地：“信巫鬼，重淫祀。”而到了清代《湖广通志》记载：“史称其民喜巫鬼，尚淫祀，盖其风至今犹有存者。”[41]在清代四川信巫重鬼也十分盛行。如民国《名山县新志》记载：“民俗恒与楚俗相出入，则谓直出于《荆楚岁时记》可也……媚神求福，佛道也；信巫重祀，楚俗也。故尚质。末流移而尚鬼、尚武，习性转而尚谣。”[42]而“川俗多赛神拜忏，信巫祀神，曰盘香会，亦有所谓祀坛神者。”[43]学者指出由于巴楚先民长期毗邻杂居，战争引起文化交汇，通婚造成民族融合，习俗相近形成文化认同，形成了巴楚文化[44]。道光《忠州志》《风俗》记载：“角黍之没，龙舟竞渡吊屈平，楚俗也，蜀楚接壤，俗亦相似，今则天下皆然。”[45]故“凡楚人居其大半，著籍既久，立家庙，修会馆，冠婚丧祭，衣服、饮食、语言、日用，皆循原籍之旧，虽十数世不迁也”。[46]总之，清代四川社会风物深深打上移民文化的烙印，而受湖广移民文化的影响尤深。

在清代四川竹枝词反映移民后的四川都重鬼神，信巫。如嘉庆六对山人《锦城竹城词》写道：“鸡卵烧胎艾叶燔，五丝束腕病除根。东厨果是能司命，夜夜弓鞋踏灶门。不是烧胎即叫魂，手持儿服月黄昏。谁家少妇拈香来，细唤连声进大门。”六对山人自注云：“正午以鸡子艾叶烧，唤向人家各祈一线，五色具备，束病者腕上，夜则以左脚踏灶门轻轻叫之，妇女名之曰烧胎。” 康熙时彭阯《江油竹枝词》也有描绘：“药苗遍地未知名，疾病年年春夏生。多不信医偏信鬼，端公打鼓闹三更。”作者自注云：“俗呼巫为端公。”四川城镇信巫重鬼，在农村就更为盛行了。

正如蓝勇先生所说，明清以来荆楚地区本来便盛行《竹枝歌》，而清初四川主体移民的湖广移民是沿长江溯水而上，自然要经过盛行竹枝词的三峡地区，且多有留住，形成第二次迁移，又再次受到竹枝词的感染。以湖广籍移民为主体的湖广文化在四川占据了主导地位，经过“湖广填四川”后，《竹枝词》迅速传遍四川盆地各地，这本身是湖广文化氛围的一个明显表现[47]。而自古楚蜀文化巫风相近相习也随“湖广填川”移民潮在巴蜀得到再次繁荣。

(4)蜀(巴)楚经济的彼此依赖性是湖广移民文化影响的前提

任何文化是在一定社会经济生活基础上存在的，如《孝感县志》记载：“因物而迁之谓风，从风而安之谓俗，区疆锡壤之谓土，在土作贡之谓物。志徴风土非云诩也，不悉十五国之贞淫，虽有文武难为化导之术也，不辨九州之物产，虽有神禹难定，惟正之供也。”[48]因此了解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必须首先了解该地区及周边的物产(物与土)的经济生活。因为对移民文化及其风俗起制约作用的是社会的经济活动，而蜀楚唇齿相依的经济关系是荆楚文化对四川文化产生影响的重要基础。叶调元《汉口竹枝词》记载：“蜀锦吴绫买上头，阔花边样爱苏州。寻常一领细衫子，只见花边不见绸。”体现了蜀楚两地的经济交流。

清竹孙氏《荆沙竹枝词》描写有：“广土公膏归粤客，红花白蜡办川民。几多绸铺由零剪，大半发财蔡店人。杂货行同山货行，两行生意略相当。独他杂货排场远，白蜡川糖是大庄。”可见清代四川的商品在湖北地区有相当强的竞争力，湖北对四川的商品具有依赖性，故四川的是“大庄”。

前面所讲洪良品描写蜀楚盐业贸易“赤甲山头云气开，蜀盐川锦截江来。一帆载过夔门去，白镪高于灧滪堆。”这种历史上形成的“川盐济楚”为蜀楚文化的融合交流提供了经济基础，在某种意义上讲是文化“因物而迁之谓风，从风而安之谓俗”的最坚实的文化互动基础。

4.“湖广填四川”的“半楚”与语言半潇湘是四川文化形成的标志

从前面移民讨论清代四川移民半楚、地缘相近、自古同风、经济彼此依赖，尤其湖广籍移民在移民结构中占有绝对优势，有“半楚”之说，如广安是“州不独言语与他郡悬殊，即六乡语音亦各异。楚人犹楚语，越人犹越语也”。[49]清人杨国栋《峨边竹枝词》称：“楚语吴歌相遇处，五方人各异乡音。”但是其他省份移民对四川话的影响力就没有湖广影响大了。如道光时陈谦《三台县竹枝词》描述到：“五方杂处密如罗，开先楚人来更多。”

康熙时陆箕永《绵州竹枝词》写道：“村墟零落旧遗民，课雨占晴半楚人。”作者自注云：“川地多楚民，绵邑为最。”清初移民“半楚”与前面谈到湖广与四川毗邻，有长江水利之便，巴蜀与楚自古经济文化交流有关。故早在宋人苏辙便有直接指出四川与湖广两地的语言的近似性的《竹枝歌忠州作》描述道：“舟行千里不至楚，忽闻《竹枝》皆楚语。”康熙时巴县陈祥裔有《竹枝词》写道：“渝江下与湘江接，怪道巫云尽楚云。清易顺鼎《三峡竹枝词》：“千重‘巫峡’连‘巴峡’，一片《渝歌》接《楚歌》。”此指出四川(巴蜀)湖广(楚)二地有地形之便和文化接近的事实。

这种以湖广籍为绝对优势的八方汇聚的清代移民状况奠定了以湖广文化为主体的四川文化，为以湖广话为基调的四川话最终形成起到了决定作用。也就是说“湖广填四川”这次以湖广为主体的移民大换血奠定了清代四川的社会文化基础，为清末及民国乃至现代的四川话形成创造了条件，故乾隆对合州张栋《合州竹枝词》写道：“气候不齐连六诏，土音错杂半潇湘。”由于客籍人“半楚”故才有土音(四川话)“半潇湘(楚)”之语言之“半楚”的结果。

康熙时彭阯描写语言的交流有《江油竹枝词》所记载：“漫把梆腔巴调学，关心且唱竹枝词。”康熙时陈祥裔《巴渝竹枝词》记载：“川主祠前卖戏声，乱敲画鼓动荒村。”六对山人《锦城竹枝词》记载：“见高说腔有苟连，万头攒看万家传。”从这里可以看出与四川人吟唱竹枝词一样，戏剧的传播与推广对整合四川话的积极影响是明显的。四川在移民后的经济发展起来、商贸也发达了，人们也交往频繁起来，而蜀楚两地及四川内部的经济文化交流，清代四川文化慢慢交流融合，这为以湖广移民语言文化为基础的四川语言文化趋同创造了物质条件。其中湖广移民主体性语言的压倒性辐射作用使“湖广话”成为“四川官话”。

当然四川话是“湖广话”兼收并蓄辐射影响的结果，其成为四川各地通用语言，则是四川区域文化最终形成的标志。“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四川地区绝大部分的自然环境大同小异，在共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影响下，清末四川在形成共同的戏剧信仰与节俗熏陶下，在大家都喜欢麻辣的川菜滋润下，在经济发展后，及众多江河的沟通下，四川文化整合就指日可待了。

到清末四川话在全国各地都能听懂，反过来也影响了周边的语言，如清末湖北人田泰斗《竹枝词》描写到：“逐户灯光灿玉缸，新年气象俗敦庞。一夜元宵花鼓闹，杨花柳曲四川腔。”体现了清末整合的四川话基本定型，并对周边语言文化产生影响。文化交流的互动性，彼此的交融性得以体现。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或者区别其他文化的标准，而以“湖广话”为基础的“四川话”的形成，是整个四川文化整合的标准，也应当是清代“湖广填四川”在文化层面上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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