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托马斯·潘恩的社会经济思想*

2009-04-05陈钊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年1期

陈钊

(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南充 637002)

托马斯·潘恩 (Tomas paine1737—1809)作为18世纪后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杰出革命家和卓越思想家，他不仅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对美法资产阶级革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且为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确立与日臻完善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潘恩不但以实现政治上的自由平等为己任，而且也梦想建立一个消除贫富悬殊，社会经济上相对平等的社会。在他看来，如果经济上的不平等占统治地位，那就谈不上政治上的平等。为了实现政治、经济都相对平等的理想社会，潘恩在《人权论》和《土地正义》两本书中提出了一系列激进的社会改革方案。

一、潘恩关于社会改革的思想

潘恩在《人权论》第二部分中，根据对封建政体的批判，提出了具体的社会改革方案，其目的就是要消除贫穷和愚昧这两大社会憋病，缩小社会贫富之间的差距。其改革方案的受益者是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广大贫苦群众。

首先，潘恩提出对儿童和老人实行福利政策。儿童和老人没有劳动能力，在穷人家庭中是主要的经济负担，潘恩指出如果儿童和老人能够得到赡养，那么大部分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对于儿童，他提出，政府不仅应该给儿童提供生活上的补助，而且应该为儿童提供教育。“给每个穷困家庭每个14岁以下的儿童每年4磅，让这些儿童的父母能送他们上学，去学习读书、写字和普通算术。”[1](p307)潘恩之所以重视儿童的教育，一方面是由于教育可以帮他们摆脱贫困，另一方面也可以改变下一代愚昧无知的局面。潘恩对儿童进行社会救济的思想后来被英国政府所接受。1833年英国国会通过了由财政部长阿尔索普提出的教育补助金法案，议案决定每年从国库中拨款4万磅用来解决贫苦阶级儿童的教育问题。此后，“英国政府拨付补助金额的数量不断扩大，到1880年，每年补助金已增至80万磅”。[2](p148)为了使儿童教育成为社会的责任，英国开始颁布教育法。对于老人，潘恩提出50岁以上的老人应该停止劳动，而由政府提供他们赡养费。他明确指出，这并不具有施舍性质。因为他们从出生那天起到50岁时平均每年所交的税加在一起，远远多于他50年后所领到的养老金。因此，领取赡养费是老人应享有的权利。潘恩关于老年人进行社会保障的思想，在20世纪初最早建立养老金制度之一的英国得到实现。

其次,为一些特殊群体提供福利政策。这些群体包括婴儿、新婚夫妇、无业游民等，他们是容易被忽视的需要救济的群体。潘恩指出，为将要出生的婴儿准备5万磅，婴儿出生时，应该给每个提出申请的妇女20先令以解燃眉之急；给每对新婚夫妇20先令；为出外谋生，在远离亲友的地方死去的人提供安葬费。[3](p323)他针对许多青年找不到工作而失去生活保障的情况，建议政府应多建造厂房，每一处多设置行业，为无业游民提供就业机会。潘恩在资本主义大工业尚未到来之前，就已经为政府提出了解决失业问题的方案，足见其思想的预见性。

再次，潘恩发展了关于依靠对社会上富裕阶级课税的办法来实行国家对穷人的保障，他首先提出对富人实施征收遗产累计税的办法，把征收来的遗产继承税用于建立一项国家基金，凡年满21岁的青年人都可以从中得到一笔资金。这样通过对富人遗产的平分进行财产的再分配，就杜绝了长子靠继承权继续拥有大笔财产的情况。潘恩认为长子继承制是违反自然和不公道的，由于幼子不能继承财产，贵族就把他安插在无用的职位上，由公众出钱抚养，造成国家财产的浪费；同时，长子继承制也是造成选举舞弊的主要根由之一。因此实行这种制度的国家也会深受其害，而实行累进税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消除不人道的长子继承制。除了实行累进所得税，潘恩还提出政府应对一般的赋税则加以消减，以减轻贫苦人民的负担。同时，政府还应杜绝各种浪费，用政府所征收税金的大笔剩余资金一部分用于抵消济贫税，即取消房主为救济穷人所缴纳的税金，剩余一部分用于帮助穷人，包括为穷人提供失业救助金，养老金，以及各种生活补助。

最后，针对贫富悬殊的问题潘恩建议一方面国家应该采取一些经济措施，对于穷人和富人财产占有不均的现象予以调整。另一方面，他建议富人应该向穷人让步，拿出一部分财产与穷人共同分享。潘恩指出既然个人财产的全部综合，除去亲手创造的部分外，大多来源于社会，那么个人就理当把来自社会的那部分财富归还社会。潘恩向大资产阶级呼吁，如果他们能实行让步，同穷人共享他们的一部分财产，就会出现“人间乐园”。他向大资产阶级说，如果你们希望那些备受压迫的人不再仇视你们，那就实行让步，同穷人共享你们的一部分财产吧！在潘恩看来，如果采取限制大私有制过分贪婪的办法，迫使他向小私有者让步，就可以巩固资本主义私有制。为了树立一个克己的榜样，潘恩从自己有限的财产中拿出几百磅作为法国和英国的国家基金。他的这种空想主义主张在资产阶级民主派中获得了支持，但遭到当权的大资产阶级，特别是美国的大资产阶级的不满和反对。

潘恩指出，如果上述改革措施能够得以实施的话，那么“人们的心就不再会被衣着褴褛和饥饿的儿童及70岁和80岁的、在乞求面包的老人的状况而震动了。那些将要死去的穷人，也不会可怜的被从一个地方拖到另一个地方，为生存而进行垂死的挣扎；寡妇也能够养活他们的孩子，因此，他们的孩子就不会被夺走。同时，潘恩认为犯人以及犯罪行为也将会减少；不幸的人和穷人将会减少，动乱将停止。”[3]p(255-256)这样他所向往的理想社会就得到实现了。除了理论上提出这些具体的措施外，在实践中潘恩也努力促进一些法案的实施，以保障穷人的权利。如他一直致力于落实“济贫法”，积极倡导建立济贫院，用于收容老弱病残之人，以克服社会邪恶，促进社会和谐。最终该法令在1601年生效，最后一直沿用到19世纪。正是根据这一法令，英国建立了济贫院，收容和照顾老年人、病人等。

二、潘恩关于分配地租的思想

潘恩于1795—1796年写了最后一本小册子——《土地的正义》，表明其思想由政治理论转入经济理论，把思路引入了从未有人开辟过的经济正义领域。在这本小册子中潘恩揭露了经济领域的阶级剥削现象，以小资产阶级空想家的语调建议改革资本主义制度，提出通过购买的方式向土地所有者购买土地来实现土地国有化，使它更能为广大劳动群众所接受。

《土地正义》是潘恩为回应英国克兰达夫镇的一位主教沃特森而发表的，沃特森在《为圣经而辩护》一书中写到“上帝的智慧和仁慈在于创造了富人和穷人，正如我们英国和法国所看到的现状。”实质上沃特森是在为英法两国存在的贫富差距赋予上帝的权威性。潘恩指出上帝并没有制造所谓贫富之分，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上帝只创造了男女的差别；上帝把土地赋予人类，让他们世代相传，每个人生下来就平等的拥有土地。遵从上帝的唯一途径就是努力使人类获得幸福和快乐，而沃特森主教的说教是不以此为目的的，因而是虚伪和无稽之谈。

潘恩首先指出现代文明社会一方面给我们带来了令人眩目的生活，另一方面却制造了令人震惊的极端悲惨，在所谓的文明国家里我们能够同时看到最富有和最贫困的两类人。潘恩强烈谴责了这种经济上的不平等：“我们现在绝对走向了他的反面，在他的内部应该进行一场革命。就像死亡和生命被锁链拷在同一个躯体中，贫富悬殊日益扩大。穷人正在变成一个世袭的种族，几乎不能自拔。使欧洲国家成百上万的人生活状况比他们出生在文明开始前还要恶劣[4]p(616-617)贫富差别是文明社会所创造的恶果，原始状态的人类并不存在。那么我们能够回到原始状态吗？潘恩认为人类从原始社会发展到文明社会是可能的，但从文明社会回到原始状态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现代文明社会在先进农业、手工业、科学技术等等辅助下已发展到人口比较稠密的状态，而回到原始社会，在没有现代文明先进手段的辅助下，它只能养活文明社会十分之一的人口。因此我们要消除贫富差距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对我们所生活的文明社会进行改革，保留它给我们带来的进步，而校正它制造的恶果。

洛克曾对土地做过这样的区分：土地只有在自然状态下才是公共财富，但在市民社会中，它应该被合法的承认为个人的私有财产，潘恩与其相比则激进的多，他明确指出：“土地无论在它未开垦时，还是现在都继续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4]p(611)他认为土地在自然状态下是人类的共同财产，这是无需辩论的。耕种作为现代文明社会的“助手”，她使得土地所创造的价值使其在原始自然状态下所创造价值的十倍。尽管耕作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但同时却带来了一个恶果，即土地垄断。它剥夺了每个国家对于一般居民的自然土地权，居民因失去土地而带来的损失，土地垄断者却不给予任何赔偿。这样就造成了大量的居民因失去土地而愈发贫困，少数垄断者因土地所创造的价值而愈发富有，贫富差距由此而生，大量生活悲惨的居民由此而出现。潘恩指出这样的恶果并不是由现有的土地所有者所造成的，抱怨也不应该发泄到他们身上。真正过错者是与耕作有着不可分割联系的地产制，它在人们不知不觉的过程中夺走了人们的土地所有权，然后施以农地法这把利剑为其行为赋予合理性。作为后继者我们应该纠正文明社会的这一恶果，而且能够纠正。

那么如何纠正这一恶果呢?首先，潘恩建议土地垄断者在死后把土地和其他财产分给那些没有土地的穷人，他指出土地本来在自然状态下就是人类共同的财产，土地垄断者只是把土地所有权还给了居民，因而土地接受者不应付与遗赠者任何东西，对于遗赠者来说他唯一失去的就是土地垄断权，而对土地的垄断从来就不是他的权利，因而他也没有失去任何东西，其次，潘恩建议每个土地垄断者在生前应该向社会交纳一定的土地租佣金，作为一笔公共基金，这样就创造了一个国家基金。国家基金要付给每个年龄达到21岁的人15英镑，以作为他们因失去土地自然继承权而带来损失的一部分补偿；付给每个年龄达到或将要达到50岁的老年人每年10英镑作为养老金，直到他们去世。他认为通过此种办法，既达到鼓励青年和赡养老人的目的，又可以从那些富翁手中抽取多余的财产，分给其他的生活困苦的下层居民，达到使社会变得公平合理的目的。潘恩指出这是最好和最有效的一种办法，它既没有打乱现有土地所有者的财产，也没有妨碍政府税款的征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