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范弟

(长沙理工大学 学报编辑部， 湖南 长沙 410114)

光明日报史学版曾刊一文，论说东汉甘英奉命出使大秦之事，引据《后汉书·西域传》所记“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一语，而推论甘英之所以未能到达大秦，是因为听到波斯船员所说的希腊神话中海妖故事，担心“客死他乡”而放弃渡海所致。[1]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解说，虽说缺乏史料根据，解释也稍嫌牵强，但还能自圆其说。

此篇文章的作者申明，他的解说是“从考察最原始的材料开始”的，所谓“最原始的材料”，应该是记载某事某言的最初出处。检视其文，一共使用了四段引文，其中两段出自《后汉书·西域传》，两段出自《晋书·四夷传》。然而，这四段引文的出处都不能算是“最原始的”。

甘英出使大秦是在东汉和帝永元九年即公元97年，而范晔开始写作《后汉书》，是在南朝刘宋元嘉元年(公元424年)之后(见《宋书·范晔传》)，这时距甘英出使大秦已过去330多年了；《晋书》的修撰，则更迟至唐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以后。《后汉书·西域传》和《晋书·四夷传》对甘英出使大秦之事的记载，当然不能算是“最原始的材料”。

其实早在东汉初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史家们就已开始了东汉史的撰作。到范晔之前已完成的东汉史著既有纪传体，也有编年体，数量也不少，王先谦说：“后汉著述，在范前者自《东观汉记》以下无虑数十家。”[2]就今人整理可以知晓者的后汉著述，达二十一家之多。[3]

这些史书大多记载了西域的有关内容，有的还专设有《西域传》，这从周天游先生的《八家后汉书辑注》和吴树平先生的《东观汉记校注》可以看出。其中一些也记载了甘英出使大秦的内容，如西晋司马彪的《续汉书》，就有关于甘英的记载(此书已佚，其记甘英作“甘菟”，见《后汉书·西域传》李贤注所引)。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东汉史著大都已经散佚，有关记载已很难确知了。

然而还是有一些线索可寻。早于《后汉书》50多年成书的东晋史学家袁宏所撰的《后汉纪》中有关甘英使大秦的记载就更原始一些。《后汉纪·孝殇帝纪》云：“和帝永和中，西域都护班超遣掾甘英临大海而还，具言葱岭西诸国地形风俗”，“甘英逾悬度乌弋、山离，抵条支，临大海。欲渡，人谓英曰：‘海广大，水咸苦不可食。往来者逢善风时，三月而渡；如风迟则三岁。故入海者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具问其土俗”。《后汉纪》的记载与《后汉书》相比，光明日报文中作为最重要的论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一句，两书完全相同。但两书所记有两点不同：一是渡海“风迟则三岁”，《后汉书》则言“亦有二岁者”；二是海“水咸苦不可食”的描叙，《后汉书》则不见。

《后汉纪》与《后汉书》不同的这些记载在更早的一部题为《魏略》的史书中可以得到相同的佐证。《魏略》是三国曹魏人鱼豢所撰，为纪传体史书。此书早已亡佚，但后人注《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世说新语》以及各种类书所引其中材料极为丰富，尤以裴松之注《三国志》所引最繁，达190条数万字之多。是书记事止于魏明帝时，其成书亦当在此后不久，亦即公元240年左右。此时上距甘英出使大秦不过一百多年，其所记载的有关材料当较《后汉书》和《后汉纪》更为原始。《三国志》未设《西域传》，裴松之为了补其不足，在注《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时全文引用了《魏略·西戎传》，其文长近4000字，有关大秦国的文字就有1800字左右，比《后汉书》和《后汉纪》有关大秦国的记述都更为详尽，当然也更为原始。奇怪的是，文中却并未提到甘英的名字。其中与上文所引《后汉纪》及与《后汉书》相近的文字是：“大秦国一号犁靬，在安息、条支西大海之西，从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遇风利二月到，风迟或一岁，无风或三岁。其国在海西，故俗谓之海西”，“海水苦不可食，故往来者希到其国中”。

从以上引文可以看出，《魏略》所记关于渡海的时间有“风利”、“风迟”和“无风”三种情况，而《后汉纪》与《后汉书》则只有“善风”和“风迟”(《后汉书》作“迟风”)两种情况，所费时间也不尽相同，《魏略》甚至还记载了从安息前往大秦渡海地点的具体地名——安谷城，这是现今所见的其他任何史料都未曾记载的；此外，《后汉书》和《后汉纪》都说大秦国“所出奇异玉石诸物，多谲怪不经，故不述云”，两书对这些“奇异玉石诸物”都未加以记载，而《魏略·西戎传》对这些“奇异玉石诸物”却有详细记录。现引录于下：“大秦多金、银、铜、铁、铅、锡、神龟、白马、朱髦、骇鸡犀、玳瑁、玄熊、赤螭、辟毒鼠、大贝、车渠、玛瑙、南金、翠爵、羽翮、象牙、符采玉、明月珠、夜光珠、真白珠、虎珀、珊瑚、赤白黑绿黄青绀缥红紫十种流离、璆琳、琅玕、水精、玫瑰、雄黄、雌黄、碧、五色玉、黄白黑绿紫红绛绀金黄缥留黄十种氍毹、五色毾登毛、五色九色首下毾登毛、金缕绣、杂色绫、金涂布、绯持布、发陆布、绯持渠布、火浣布、阿罗得布、巴则布、度代布、温宿布、五色桃布、绛地金织帐、五色斗帐、一微木、二苏合、狄提、迷迷、兜纳、白附子、薰陆、郁金、芸胶、薰草木十二种香。”如此详细的记载，如果不是见到了出使者报告的原文或原文的转述，恐怕不太可能，可见《魏略》所载材料的原始性。但也有令人不解处，即《后汉纪》与《后汉书》中都有的，同时也是光明日报文章立论的出发点的“海中善使人思土慕恋，数有死亡者”一句，却不见载于《魏略》之中。但即使如此，也不能对《魏略》的材料视而不见。

然而，《魏略》的成书毕竟已是在甘英使大秦的一百多年之后，它的记载当然也不能说是“最原始的”。《后汉书》、《后汉纪》和《魏略》有关甘英和大秦的记载，一定还有更为原始的材料依据。

范晔在《后汉书·西域传》中说他写作《西域传》，其材料来源 “皆安帝末班勇所记”，有关甘英使大秦的材料当也如此；而早于《后汉书》50多年的《后汉纪·孝殇帝纪》说得更清楚：“西域都护班超遣掾甘英临大海而还，具言葱岭西诸国地形风俗，而班勇亦见记其事，或与前史异，然近以审也。”

因为甘英并非是被东汉朝廷从洛阳派出而是被班超以其属官的身份派出的，甘英未渡西海而回，当然是回到当时班超所在的西域都护驻地(龟兹它乾城，在今新疆新和县西南大望库木)，并向班超详细汇报(具言)了其出使经过和沿途所见所闻，这些汇报由当时跟随在班超身边的班超小儿子班勇记录(见记其事)下来。永和十二年(公元100年)，班超“遣子勇随献物入塞”(见《后汉书·班超传》)，班勇回到了京城洛阳。大约在此时，班勇向朝廷上奏了关于西域情况(包括甘英使大秦的有关报告)的报告。

有关甘英不渡西海的“最原始材料”就应该存于班勇向朝廷上奏的西域报告之中。班勇的报告是否曾单独流传行世？到目前为止，尚未有这样的发现和报道。我们认为，班勇的报告上奏朝廷后不久，就被收入了当时朝廷组织编撰的记录东汉当代历史的《东观汉记》(此书当时称为《汉记》)的《西域传》中(《东观汉记》有《西域传》，这从清代以来直到今人吴树平所编《东观汉记》的几个辑本中所收佚文可以断定)。据《后汉书·班固传》和《隋书·经籍志》，汉明帝时，《东观汉记》就已撰成了包括本纪、列传和载记的二十八篇，以后直到东汉末灵帝、献帝时仍在续修。此书最初颇为学者所重，人们将其与《史记》、《汉书》合称为“三史”，后来的诸多东汉史著，多取材于它，《文心雕龙·史传》有“后汉纪传，发源《东观》”之语，可惜到后世此书却逐渐散佚了。根据我们以上对有关《西域传》材料的征引，鱼豢作《魏略》时，应该还能见到较为完整的《东观汉记·西域传》(也包括较为完整的班勇报告)，而到袁宏作《后汉纪》与范晔作《后汉书》时，《东观汉记·西域传》就已散佚得很严重了。

已往人们研讨甘英和大秦的有关问题，往往只着眼于《后汉书》的材料，对《后汉纪》和《魏略》的有关记载却极少留意，其实后二书的材料应更原始些，也更可靠和更有价值。如光明日报文中说到渡海艰难，“海水咸苦不可食”，此引文用的是《晋书》中的材料，而此语早在《晋书》之前400年的《魏略》中就已出现，当然要更原始和可靠一些。

[参考文献]

[1]张绪山.《后汉书·西域传》记载的一段希腊神话[N].光明日报，2006-3-21.

[2]王先谦.后汉书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4.2.

[3]钟书林.《东观汉记》与东汉的国史编撰[J].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