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红林

1927年5月9日，北京西直门火车站热闹非凡。这一天，由中外科学家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乘坐专列由此启程，前往广袤的中国西北开展大规模考察活动。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支科考团一去就是8年，他们所取得的一系列成果一次次震惊着世界。

中国科学界争得平等条款

自近代以来，由于独特的人文历史和自然地貌，神秘的中国西北就一直吸引着众多西方探险家的目光，而大名鼎鼎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无疑是其中的代表。出生于斯德哥尔摩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斯文·赫定，从小就迷恋于对远方世界的探险。1890年12月，他经由俄国首次进入中国新疆进行考察。1900年，得到瑞典国王资助的斯文·赫定又在新疆进行了第二次考察，并幸运地发现了楼兰古城，从而使他成为世界最著名的探险家之一。随后，怀着对中国西北部的极大兴趣，斯文·赫定又曾多次踏上这片土地。

1926年冬天，斯文·赫定第5次来华。与以往单枪匹马不同的是，他这次带来了一支由瑞典人、德国人及丹麦人组成的探险队。没想到，就在斯文·赫定雄心勃勃地准备大展身手之际，来自中国民间的抗议却纷至沓来。原来在1927年初，当时控制北京政局的张作霖曾接见了斯文·赫定，他许诺探险队进入新疆境内考察。与此同时，斯文·赫定还与北洋政府签订了一项协议，规定考察团只容中方二至三人参加，负责与沿路地方政府接洽，1年后返回；将来采集的历史文物先送往瑞典研究，等中国有相应的研究机构后再送还。该协议传出后，中国舆论顿时一片哗然。为防止国宝外流，著名学者沈兼士、马衡等人联络在京各个学术团体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3月5日，北京大学、故宫博物院等14个团体决定成立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发表宣言，反对外国人随意进入中国掘取古物。

1927年3月9日，舆论压力之下的斯文·赫定主动表示，愿意将此行所获历史文物全数由随行的中国学者带回北京。经过一番激烈的谈判，双方最终于4月26日达成了著名的“19条协议”。协议规定：此次考察由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下设理事会监察并指导；设中外两名团长，拥有同等权力；涉及中国国防国权的事物不得考察；经费由赫定负责，中国团员每月补助费850美元等。面对这一结果，斯文·赫定曾感慨道：“至此，中国人在竞争中终于得胜了”，而大受鼓舞的中国学术界也兴奋地称其为“翻过来的不平等条约”。

根据协议，科考团分别由北京大学教授徐炳昶和斯文·赫定担任团长，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国为主，与外国平等合作的大型科考团。尽管后来斯文·赫定遭到了外国同行的责难，但他却回答说：“我从来没有因为接受了中国人的条件而遗憾过。”他说这句话是因为本次考察活动取得一系列惊人成果。

第一个大发现：白云鄂博大铁矿

从北京出发后，西北科考团首先抵达蒙古大草原，进驻于百灵庙，准备由白云鄂博山以南继续向西进行地质考察。在科考团中，有一位原本默默无闻的年轻人———27岁的丁道衡，他当时不过是一名大学助教。来到白云鄂博山地区后，或许是出于地质学家天生的敏感，他对这座当地人心目中的神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对当地居民进行多方打听以及查阅各种资料后，他认为在那黝黑的山岭中，一定蕴藏着不为人知的矿藏。

1927年7月3日黎明，当同伴们还在酣睡之中时，丁道衡就只身徒步向白云鄂博山奔去。他发现，越靠近山下，分布在一道道山沟里的铁砂就越密集，显然，这里是一座大铁矿！于是，心情激动的丁道衡立即向斯文·赫定报告，声称在巴音博克图（即白云鄂博）发现了巨大铁矿。同一天，另一位科考团成员———瑞典地质学家艾利克·那林也报告说：“神山，巴音博克图，名副其实，整个南半壁都是纯粹的矿石，铁和锰，矿区的地面一直扩张到察罕鄂博庙。”接到二人的喜报后，斯文·赫定在当天的日记中曾写道：“发现巨大铁矿，这是中国的福祉”。

古生物化石震动世界

按照预定计划，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主要任务是地质、气象及考古等领域。不过出人意料的是，科考团成员袁复礼和步林在古生物方面也取得了巨大成果。

1928年1月，作为中方10名团员之一的著名地质学家袁复礼一行经内蒙古进入新疆。在进行科学考察和考古调查期间，他常冒着生命危险，并终于获得了惊人的科学成果，所采集到的化石足有200余箱之多。其间，他在天山北麓发现了大批爬行动物化石，曾在国际上引起轰动。鉴于袁复礼在西北考察中的重大贡献，瑞典皇家科学院曾特别授予他“北极星奖章”。除了袁复礼以外，另一位科考团员、瑞典籍科学家博格·步林也在古生物方面获得了重大发现。

居延汉简成为20世纪中国文化“四大发现”

由于是受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委托，斯文·赫定给西北科学考察团选定的路线是：由北京乘火车到达京绥线的终点包头，然后组织驼队，沿着居延古道一直向西而行。正是由于这一路线的选择，使得一次重大文化发现浮出水面。

1927年9月，科考团在百灵庙稍做逗留后到达居延海地区，也正是在这里，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意外地发现了一批埋藏了两千年之久的汉代书简。1930年，贝格曼与中方队员陈中器等人来到额济纳河进行考古活动。4月27日，在额济纳河的伯罗桑齐汉代烽燧旁，当贝格曼测量一道长方形墙体时，他的钢笔掉在了地上。在他弯腰捡拾钢笔时，意外发现钢笔旁有一枚保存完好的汉朝五铢钱。受此鼓舞，他们从最东边开始发掘，很快就发现了大量的木简。在大约30个考察点，贝格曼等共发掘采集了一万多枚汉代简牍。因为这些简牍是在居延地区汉代烽燧遗址发现的，所以被称为居延汉简。这次重大发现一经披露，立刻震惊了中外学术界。由于其极高的学术价值，人们将居延汉简与河南安阳殷墟甲骨、敦煌莫高窟藏敦煌遗书、故宫内阁大库档案一起并称为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四大发现。

1931年5月下旬，科考团的一支骆驼队驮载着一万余枚汉简返回北平。据说在当时，贝格曼曾强烈要求将汉简带回瑞典，但在众多中国学者的据理力争下，汉简最终留在了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理事会又按照中瑞协定，将这批汉简送到北平图书馆保存，后又转存到北大图书馆。

80年前的西北科学考察团是中国科学家第一次大规模走向野外，也是中国人了解大西北的重要一步，因此在1932年，中国政府特地发行纪念邮票。至于遭受外国同行指责的斯文·赫定，同样深有感触地表示：“我们与中国朋友的合作是完美的，在一起情同手足。能有这种殊荣去与中国的一些最杰出的学者在野外及北平共事，我抱着友情与感谢，将终身铭记他们中的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