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思朋 李夕璨 贺向艳

  [摘 要] 土匪是一个时代社会矛盾的主要表现之一。它不仅破坏正常的社会生活、经济活动，而且还对社会的发展造成危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内蒙古西部地区进行考察时，见闻了当地土匪的猖獗活动。本文主要是以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见闻为线索，来探究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内蒙古西部地区土匪的活动状况及其产生原因、造成的影响。

[关键词] 内蒙古西部 考察团 土匪活动 原因 影响

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于1927至1935年先后对内蒙古、新疆等内陆地区展开了为期8年考察活动，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对此后考古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其中，在斯文·赫定等人的日记中记述了在内蒙古西部科考途中的土匪活动见闻，通过斯文赫定等人的记述来探寻土匪出现的原因及其对考察活动、当地居民生活等的影响。

一、中瑞西北考察团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土匪见闻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内蒙古西部地区，由于政治黑暗、社会动荡等因素，土匪活动十分猖獗，且严重威胁到了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也折射出当时内蒙古西部社会的整体特征。中瑞西北考察团在内蒙古地区的考察见闻，为探究当时内蒙古西部地区土匪活动提供了线索。

（一）考察团土匪听闻例举。1927年5月24日，考察团在比利时传教士的教堂所在地听闻了肆虐横行的盗匪的消息。“传教士们声称，大约有1000多名土匪已经流窜到了附近，最近的土匪所在地距离这里只有8公里的路程。近5年里，已经有7名比利时传教士遭到了绑架，其中两人被杀，一人死于伤病，剩下的几个，在土匪加入到了阎锡山的部队之后才被放回。”[1]p19在这一地区，社会治安严重下降，土匪横行无忌，并出现了军队收编土匪，兵匪结合的现象。

在阿拉善地区的考察旅途中，科考团遇到了一队刚刚被土匪劫掠过的驼队，斯文·赫定记述道：“赛拉特来到火堆旁边告诉我说，这支驼队里大约有100峰骆驼、30个商人和20个随从，他们是从哈密前往额济纳河的。但是，在噶顺淖尔以西大约6天路程的地段被劫匪袭击。匪徒抢走了他们1400块大洋和所有羊皮大衣。”[1]p104这段记述折射出内蒙古阿拉善地区盗匪活动的猖獗状况，他们盘剥劫掠贫困的民众，不受政府和军队的束缚，劫掠往来的商旅、驼队，严重阻碍了商业贸易的发展。同时也可以看到考察团考察活动的艰难，虽然已行至阿拉善地区，但是威胁仍旧不断。

在西行途中，考察团领队斯文·赫定收到了前面比利时教堂的德尔廷斯教士来自河穸的一封信，信中提到了比利时教堂地区土匪和“红枪会”士兵的冲突。“在比利时教堂以东的地区，2000多名‘红枪会’士兵与1000多名土匪进行了一次战斗，土匪们打胜了，打死了22个对方的人。‘红枪会’又集合起来准备报仇，敌对的局势已经东移。”[1]p31

由此可见，烧杀劫掠并不是土匪唯一的活动。成帮成派的土匪们有时因为地盘或其他原因，也会和包括土匪在内的其他社会势力派系、政府军队产生矛盾，进而升级演化成武装冲突。匪帮和兵士、民间武装结怨、仇杀，冲突不断，这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内蒙古西部地区土匪猖獗活动的一个重要特征。

（二）考察团的亲身经历。1929年，考察团一行去肃州路过毛目时，目睹了土匪的猖獗活动。一伙土匪驻扎在城外额济纳河的西岸，肆意劫掠民财和往来商旅，导致人民生产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干扰，使当地社会风气日下。在当地政府镇压和剿灭不利的情况下，考察团队员生瑞恒向当地行政长官主动请缨，带领一支30人的队伍去剿匪，最终取得胜利，维护了当地的社会稳定。对于生瑞恒大战土匪的起因、经过、结果，以及当地政府在生瑞恒取得胜利后对生瑞恒等人的赞誉情景，斯文·赫定进行了详尽的描述。“根据村民提供的线索，他们又向另一个村子进发，这时生瑞恒已经有了一支80人的队伍，可以包围一个村子了。土匪又袭击了一座庄园，生瑞恒带着5名骑兵紧追过去。距土匪还有150米时，生瑞恒举枪射击，先击中了一名土匪的坐骑，另一个家伙从受惊的马上跌了下来，还有一个土匪见势不妙，爬下马举枪投降，这样一下子就抓到了3个土匪，剩下的3个逃到了河的对岸……只剩最后一个匪徒，他拼命向山中逃去，为了能跑的更快些，边跑边扒掉身上的衣服，但是这显然无济于事。这次战斗，一共活捉了5名土匪，那个被打伤鼻子的家伙逃掉了，后来在高台，人们根据他这一特征抓住了他，把他枪毙了。”[1]p364-365战争的激烈程度可见一斑。从科考团这次亲身亲历可以看出，当地政府软弱无能，并没有足够力量剿匪。正如斯文赫定记述的：“自己国家的事竟然要让一个外国人解决，而政府只是放马后炮，嘉奖剿匪队伍，我们不得不替他汗颜。”

1929年，在归化城附近考察团又遇到了匪盗。这里匪盗活动十分猖獗，人数多达千余人，四处劫掠财物、打劫民舍。斯文·赫定这样记述：“12月（1929年），归化北部地区的地形十分恐怖。约有1000多人的一伙土匪，四处抢劫村庄、农舍和过路的骆驼队。庙城——百灵庙的情况很糟，小镇克克伊尔根被土匪占领，然后留下了一片废墟。还有几个地方也是如此，甚至在归化，人们也没有任何安全感”。[1]p389归化城是当时内蒙古地区的首府，归化城附近都受到土匪的严重侵扰，内蒙古其他地区的土匪活动更为猖獗。这些匪盗严重破坏了当地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他们抢劫往来行人、商队，劫掠当地附近的居民、公共场所的财产，给考察团的考察活动和当地的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

（三）考察团沿路见闻的遭土匪破坏的村庄、寺庙。考察团离开包头后，在五分子村进行了简单的修整。在这里听闻了五分子村前不久被抢劫的事件。这个事件加剧了考察团成员们焦躁不安的情绪。在这个土匪出没频繁的地方，他们一行人无法抗拒这些“不怕死的人”。考察团将随行的卫队进行了更换，做好准备去应对随时可能出现的意外。他们在紧张和焦躁中度过了留宿的一晚，又行进了一天，总算告别了这个盗匪出没频繁的地区。

1927年9月考察团在图孔敏寺庙期间，在与寺庙中的僧人闲聊中了解到了土匪活动对寺庙周边经济和生活带来的破坏。“据说，1926年一年里，有不少于12000峰的骆驼经过这里，但内战和土匪的蜂起，今年以来，此地的交通已大为荒疏了。西行的商队一般都带着茶叶、布匹以及殖民地的产品等物，而东去的商队驮得多是动物皮毛、草编制品、葡萄干和其他干果等。”[1]p87

从以上记述可以看出，盗匪劫掠行动给当地带来了巨大的消极影响，甚至导致了无商业队伍敢在此经过，这给当地的经济发展，以及对于交通的发展都带来诸多的不便。由此可见，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清明的政府和良好的社会治安对于经济建设和发展是十分重要的。在图孔敏寺庙时听闻到的因为匪盗活动而造成的寺庙周围的荒芜，只不过是匪盗活动对内蒙古带来的不利影响的一个实例。但是，通过这一个小地方的影响，足可以窥见盗匪在内蒙古地区十分猖獗。

二、土匪出现及横行的原因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在外部，帝国主义列强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中国民族危机加深;在内部，由于中华民国政权并未真正实现全国统一，中国逐渐形成军阀分裂割据的局面。整个社会动荡不安，为土匪的猖獗活动提供了生存的土壤。

（一）政治腐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央与地方政权屡次更迭，政局变换频繁。“各个地方军阀在政治上的明争暗斗，使得衰败的中国社会更加不稳定，原来黑暗的政治统治变得更加腐败。”[2]政治的黑暗腐败，提供了滋生贪官污吏的土壤。各级官员无视民生困苦，不断征收苛捐杂税，却对自身职责敷衍了事。例如，“商震时代的实业厅长冯曦，每日大烟抽足，即到旧城丰业银行打牌，时人送一副对联云：‘来回五里路，早晚八圈牌’”[3]。这些官员敷衍塞责，不顾剿匪事宜。失去了官吏的管制，土匪的活动更加猖獗，给百姓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同时，赋税杂苛、官吏腐败又造成广大群众经济不堪重负，他们中的一些人迫于生计流亡为匪。英国学者贝思飞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贫穷，总是土匪长期存在的潜在背景;而饥饿，又是通向不法之途的强大动力。”[4]p20

（二）战乱频仍。在各地军阀划地为镇的情况下，内蒙古地区遭受的兵灾十分严重。首先，各军阀之间战乱不断，严重威胁到当地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例如，民国十五年（1926年），国民军和奉系军阀之间冲突爆发，内蒙古多伦县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地区。“某次奉军攻入，统帅穆春谓多伦人民协助国民军作战，号令士兵入城大抢三日，焚杀抢掠，全城商号无幸免者。”[5]军阀的大肆杀烧抢掠，给当地人民带来灾难的同时，也冲击了社会固有秩序，加重了社会的动荡不安，为土匪蜂起提供条件。其次，军队作为军阀强盛的依托，其给养直接来源于当地人民。例如，“1924年，固阳知事陈源滉称：‘固阳一县，每年间约分担军队供应一万数千余元之多”。[3]由此可见，人民群众为军队开支承担了沉重的经济负担，从而不堪重负，铤而走险，迫不得已成为土匪。

（三）地理环境特殊。内蒙古西部地区地理环境十分特殊，为土匪活动提供了地域条件。首先，该地区交通闭塞，与发达地区隔绝甚远，“村落零散，地势荒僻，向为匪人潜匿之地”[6]。因此，这里历来是蒙古封建王公和喇嘛的属地，封建势力在此长久经营，势力强大，虽然已进入民国，革命思潮对这里的影响却甚微。思想的闭塞落后成为土匪风气存留的重要原因。其次，途径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古丝绸之路，为历代商业贸易要道，商旅贩运、驼队商队运载着货物珍宝，往来频繁。这就给以掠夺财物为主要目的土匪以可乘之机，加剧了土匪活动的猖狂。例如，武川县是绥远地区通向新建、外蒙古的必经之路，汉蒙商人云集，在此进行皮毛、牲畜、粮食、茶叶等贸易，民国以来，由于土匪的猖獗，武川县的商业呈现出一片荒凉景象[3]。

（四）社会风气原因。内蒙古西部地区，气候干燥，土壤贫瘠，作物收成低下，因此当地民众生活非常贫困，这就促使民众由于经济破产而流亡为匪。另外，农业种植条件的限制和吸鸦片烟的风气，使这里许多地方被开发成鸦片种植地。鸦片成为一个影响社会稳定、促使民众走向土匪道路的潜在毒物。例如，“苏美龙，丰镇县人，自幼喜欢抽大烟，年长后无正当生活来源，从十九岁就开始‘刮野鬼’”[3]。苏美龙就是内蒙地区的一个著名的盗匪。此外，内蒙古西部自古是蒙汉混杂居住地，民风彪悍，好勇尚武，群体性风尚浓厚，极易聚众，从而为为匪为盗的社会风气提供了基础条件。当地秘密结社与土匪的勾结也形成了恶劣的社会风气。以绥远地区为例，当时与土匪勾结的会社就有哥老会、包头梁山里家等。这些会众直接参与抢劫、集资购买枪支弹药、为土匪搜集情报，壮大了土匪的势力，使土匪活动更加猖獗[3]。

（五）军队士兵的匪化。北洋军阀时期，由于军阀之间各自为营，肆意收编土匪成为各军阀补充兵员、增强实力的重要手段之一。军阀对土匪的大量收编，造成了军队士兵的匪化，不但极大破坏了军队的纪律，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而且使土匪活动在军队的旗号下更加猖獗。例如，在1927年5月24日考察团的听闻中记录了抢劫比利时教堂的土匪：“近5年里，已经有7名比利时传教士遭到了绑架，其中两人被杀，一人死于伤病，剩下的几个，在土匪加入到了阎锡山的部队之后才被放回。”可见土匪收编为军的现象十分普遍。此外，有些军阀的头目本身就是土匪出身，因此并不排斥土匪，更加剧了军队的匪化程度。例如，著名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就是出自土匪，他的军队绝大部分都是通过对土匪的招编而成的。[2]

三、土匪横行造成的恶劣影响

土匪的劫掠活动成为影响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内蒙古西部地区发展的一大威胁。在当时的内蒙古地区，由于受到封建势力强大的历史因素的影响，加上饥荒、战乱、交通不便的时代背景，造成了匪盗横行的局面。这种局面成为影响内蒙古地区社会治安、人民生活、经济发展的一大制约因素，是内蒙古地区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盗匪横行对内蒙古社会的恶劣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秩序动荡不安。土匪在旧社会就被称为“三害”（兵匪，烟土，天灾）之首。由于土匪的基本出发点是以非法的暴力方式满足自身需求，缺乏明确政治目的。因此其或为军阀所打击，或为所拉拢，来来回回，进一步搅乱了已然十分混乱的政治局势。这种现象使土匪活动更加猖獗，社会秩序动荡不安。

一方面，兵匪双方为了各自的利益，战乱不断，给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例如，“民国十六年（1927年）十月间，骆驼岭（内蒙古地区）有败匪九名，带枪支九支于傍晚到村抢掠。夜半保卫团总董绍凤率队来剿，与匪激战，互有伤亡。次日，匪散队走，村人除损失不计外，惊慌万状。”[7]另一方面，土匪成为军阀间较量的筹码，成为维护他们利益的工具，加剧了土匪在社会上横行的局面。“在军阀混战中，西北各地区军阀拼命扩充实力，不惜大肆收编土匪、民军，助长了为匪之风。”[8]而在军队中的土匪，“经常和他们原来的‘同行’互通声息，狼狈为奸”[2]，严重破坏了当时的军纪、法律。“所到之处，抢劫之余，无不付之一炬，对于稍有不从者及无丝毫自卫能力之老弱，动辄加以杀害。”[3]由此可见，土匪横行不但使人民失去了一个稳定的生产生活环境，甚至生命财产安全也收到严重威胁。

（二）社会生活严重毁害。“土匪是一个具有反社会性的暴力集团，他们以公开烧杀、奸淫为活动手段，他们是以整个社会为敌的。”[3]土匪严重毁害了当地人的正常生活。首先，土匪在当地大肆杀烧抢劫，毫无节制。例如，“民国时期沽源‘土匪蜂起，抢牛赶羊，到处奸、掳、掠，不堪言状’”。[7]由于匪患严重，张北县“富家‘请财神’，贫者赶牲畜，迫以勒赎……俾得贫富均不聊生”[7]。其次，土匪的出现导致人民颠沛流离、逃亡他乡，大批流民的产生又威胁到社会治安，“游民成了土匪最为直接的‘匪源’，是土匪的‘后备军’”[2]。

1929年12月，斯文·赫定记载了内蒙古归化城土匪肆虐的情景，1000多人的一伙土匪四处抢劫村庄、农舍和过路的骆驼队，且占领过城镇。从考察团一行人路上的见闻以及亲身所经历的事情可以一窥，土匪的猖獗活动给人们正常的社会生活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干扰，已经威胁到了民众生命和财产安全。土匪所抢掠过的地方，皆成为一片废墟;同时，土匪的猖獗活动导致人心惶惶，使百姓及商旅产生了巨大的畏惧心理，以至人民逃离故地，别求生计，剩下土地荒芜一片。

（三）经济发展深度破坏。土匪的蜂起使内蒙古西部的经济发展遭到毁灭性的打击。首先表现在商业贸易方面。途经内蒙古地区的古丝绸之路，为历代商业贸易要道，这些进行往来贸易贩运的商队，就成了土匪眼中的香饽饽。土匪在此横行劫掠，直接导致了古丝绸商路在内蒙古地区的衰落，以至于出现无商旅敢在此行走贩运货物的局面，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例如，1927年9月，以斯文·赫定为首的考察团在图孔敏寺庙了解到因土匪活动猖獗而导致与西域地区贸易上路的荒废等等。

其次表现为对当地居民的疯狂劫掠。土匪劫掠的对象，除了普通农民、往来行旅，一个重要对象就是当地经济实力雄厚的大户缙绅或商号银行。在城市，“如包头最为有名的四家当铺德和成、源泉汇、复兴泰和泰恒玉在1915年均遭卢占魁匪帮抢劫而倒闭[9]P14。作为城市重镇的经济支柱，这些大户缙绅和商号银行动辄被土匪洗劫，大量社会积累财富被掠夺一空，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经济金融发展。土匪对商业的破坏尤为严重。例如，在内蒙古察哈尔地区，匪军对当地的商号大肆掠夺抢劫，“又到一著名商号见存储白面甚多，亦指为国民军物，抢劫搬运，转售盈利。商号不得以将余存面粉，送交军部，乃免于难。此类情形不一而足。至今多伦商人提及此事，犹有余痛”[10]p35-36。在赤城，“……土匪进城后，金银财务衣服牲畜贵重物品被抢劫一空。商业急遽衰落。群众元气大伤”[11]p13。“经过此次劫匪，赤城市面商号铺户顿时衰落，看外表没关门，但实际是空虚了。”[11]p14在农村，土匪的劫掠使村户逃亡他乡，田地无人耕种，荒芜一片。“西北乡村的持续危机，使广大农民无以为生，纷纷离村……造成了农村经济的衰退。”[12]如缠金渠是河套地区最大的水渠，灌溉地区在千顷以上，“1918年，由于土匪的扰乱，种者不过两千顷”[3]。

（四）其他方面。内蒙古地区基督教有一定的势力，且具有武装力量可以自卫，因此土匪的横行导致了部分居民信仰基督教，促进了基督教的发展。例如，“兴和城内本无教堂，但土匪的滋扰迫使县城居民将天主教堂‘请’进来，‘以备乱时之托庇”[13]p113。土匪猖獗使社会风气急剧下降，“不能抢夺人，一辈子长受穷”的观念在社会流行，不利于文化的进步、社会的发展。由于土匪猖獗活动的威胁，往来行旅商队减少，交通逐渐荒疏。这些往来行旅商队，不仅仅是商人、探险行路者，更是经济、思想文化交流接触的一个载体，承载着封闭地区对外认知的重要功能。现在这些往来行旅商队因为土匪猖獗活动的干扰，或改道或停止商业活动，导致本来就闭塞的内蒙古西部地区因此变得更加封闭，与外界的经济交流及思想文化接触更加稀少。此外，土匪对文物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例如，在多伦县，清朝雍正年间建立的善因寺就遭到了民国时期兵匪的劫洗。“穆（春）军入寺，蚁附争夺……善因存佛像甚多，除大佛量重不能够移动，其余不下千百尊，劫取一空……不胜为佛教文化悲也[7]”。

举国动荡不安的年代里，各种力量萌动出现且为自己的利益与其他力量相互较量，强盗土匪的活动就是这种较量的最为明显的表现之一。斯文·赫定在他的《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中记录了内蒙古地区土匪横行无度的状况，他们毫无道理可讲，杀人越货、盗窃劫掠，直接对考察团成员生命安全构成威胁，是影响考察团考察活动的最大干扰因素。斯文·赫定的记录，展示了内蒙古地区这种土匪横行的社会状况，这种状况不仅使当地社会秩序动荡不安，严重影响了当地人民正常的生活生产，而且对往来商业贸易造成了严重威胁，使当地经济贸易凋敝、发展缓慢，思想文化交流受阻。由此可见，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内蒙古西部地区土匪活动是十分猖獗的，对内蒙古地区整个社会发展造成了恶劣影响。○

参考文献：

[1]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探险八年（1927—1935）[M].徐十周等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

[2]张军.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土匪与军阀[J].衡水师专学报.2003（12）.

[3]牛敬忠.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绥远的匪患[J].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12）.

[4]贝思飞（英国）.民国时期的土匪[M].徐有威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5]闫天灵.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6]绥垦总档，卷268.转引自牛敬忠.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绥远的匪患[J].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12）.

[7]刘晓棠.民国时期察哈尔地区土匪问题研究[D].内蒙古大学，2011（5）.

[8]李云峰、袁文伟.民国时期的西北土匪与乡村社会危机[C].《近代中国的城市·乡村·民间文化—首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5（8）.

[9]苏力德.内蒙古金融机构沿革[M].内蒙古：远方出版社，2003.

[10]杨溥.察哈尔口北六县调查记[M].北京：京城印书局，1993.

[11]饶秀民.兵燹匪患，民不聊生——民国年代赤城生活回忆片段[M].内蒙古：政协赤城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赤城文史资料（第一辑），1987.

[12]袁文伟.论民国时期的西北土匪[D]，西北大学，2005（5）.

[13]牛敬忠.近代绥远地区社会问题[M].内蒙古：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 冷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