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兴年

陈独秀作为中共的创始人，中共历史上唯一连任五届的总书记，是研究中共党史不可回避的重要人物。其中，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是陈独秀研究的难点和热点，同时也是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研究的难点和热点。这是因为对该问题的研究，既关系到如何公正评价陈独秀在中国革命史中的历史地位，也关系到如何客观认识中共领导的大革命等重大历史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学术研究风气的不断加强，随着对陈独秀历史地位评价的日益升温，特别是1997年《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12卷）的出版，为这一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丰富的资料，学术界掀起了一个重新认识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关系的热潮。2008年12月29日，安徽省陈独秀研究会在安徽大学召开了“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学术研讨会，许多与会者对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关系问题进行了广泛、热烈而求真务实的探讨，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看法；同时，与会者还就陈独秀研究的其他一些问题发表了各自的见解，限于篇幅，就不加介绍了。

关于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关系较全面的探讨。安徽大学教授沈寂从共产国际成立的历史背景、宗旨及《共产国际章程》和《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精神出发，阐述了陈独秀在建党前后的言论和行动，对陈独秀进行了客观的评价。他说，陈独秀在建党前后的言行几乎都与《共产国际章程》与《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的精神有关。《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共有21条，将俄共（布）中央集权的组织原则贯彻无遗，要求任何参加该国际的政党都得无条件地接受其指挥。共产国际把《共产党宣言》所提出“工人无祖国”的国际主义变成了苏俄的沙文主义，国际工人运动由此异化。他认为，中共二大决议加入共产国际，纯属自愿，是出于对共产主义运动的真诚信仰。中共五大以后，共产国际亲自出马，直接以非常手段解除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直至开除其党籍。安徽师范大学教授金怡顺则对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关系作了独到的归纳和评析。他说，五四运动以后，陈独秀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很快得出了走俄国人的路和以社会主义救中国的结论。1922年，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陈独秀接受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观点，即第一阶段是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第二阶段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现在只能进行资产阶级民族革命。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之间存在着分歧。为此，陈独秀领导的中共中央实际上对国民革命采取了消极的态度。金怡顺认为，如何分析陈独秀和共产国际、斯大林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地进行评判。共产国际、斯大林的路线实质上是壮大资产阶级右派蒋介石的路线，就是把革命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右派，这是使大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而陈独秀的消极反过来成全了斯大林全力支持蒋介石的路线。

有些学者还对陈独秀对共产国际的态度和立场的转变、原因和影响作了分析。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戴清亮探讨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的影响，提出了一些新观点。他认为，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是有一定贡献的，但总体上说，它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是负面的，这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共产国际干涉中共内部事务，不让以陈独秀为总书记的中共领袖放手根据中国的国情和政策行事。二是联共（布）执行过度相信和重点援助国民党的错误决策，从一定意义上讲，蒋介石是莫斯科一手扶持起来的，是莫斯科把国民革命的领导权拱手给了蒋介石。共产国际的这些错误政策客观上压制了革命的力量，壮大了潜在敌人的力量，延长了中国革命的进程。三是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右倾政策造成了中国大革命失败，却把责任推到陈独秀身上。蚌埠市委讲师团的张雷和蚌埠检察院的彭劲松通过对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分歧、屈从和决裂的探讨，指出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和共产国际有着不解之缘，这一历史特征在陈独秀身上表现得特别突出。自始至终，陈独秀几乎全部的思想和活动都与共产国际（苏联）的影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纵观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关系发展的全过程，可以粗略地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大革命失败之前，是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发生直接联系的“共事”阶段；第二个阶段是陈独秀被开除出党之后，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之间是一种间接联系，二者间的关系更多地体现在陈独秀对共产国际（苏联）经验的反思和评价上。

关于陈独秀与大革命失败的关系问题，安徽大学教授徐承伦认为：近年来公开出版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丛书》明确告诉人们，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错误指挥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他们应该对大革命失败负主要责任，陈独秀和中共中央执行他们的错误指示，不过是代人受过的替罪羊。安徽省政协文史委原主任陈德辉结合大革命失败的主因和陈独秀的责任，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坚持对右派妥协退让是共产国际的既定方针，大革命期间，国共关系方面的许多重大决策都来自莫斯科。但是，陈独秀作为中共中央的总书记，无论是主动或被动执行共产国际的错误路线，也应负一定的连带责任。

与会者还就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关系研究的其他一些具体问题做了研讨。阜阳师范学院的陈雷对20世纪20年代初共产国际与陈独秀之间关系做了分析，指出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成长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共产国际只起了“助产士”的作用。鉴于陈独秀在五四及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宣传中的主导地位，共产国际和俄共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和早期党组织的建立都是通过陈独秀等人来完成的，并由此奠定了陈独秀在建党初期的领导地位。合肥工业大学的檀江林和汪少波对共产国际和陈独秀在国民革命后期农民运动问题上的争论作了梳理和分析，认为国共合作后期共产国际对农民运动政策的失误也是国民革命失败不容忽视的一大原因。在国共合作北伐的过程中，共产国际在中国农民运动上方针策略愈益“左”倾化，导致中共内部产生巨大分歧，尤其是共产国际与陈独秀在农民运动问题上的分歧愈益突显。“左”倾化的农运策略给国共合作的土地政策带来冲击，使党内合作的统一战线无法维系。省地方志原主任徐则浩分析了陈独秀不去莫斯科的原因，指出陈独秀认为对大革命的失败整个党都应负责，当然自己负的责任要多些，而共产国际应承担主要责任。六安市委党史研究室的蒋二明和皖西学院的徐开忠对陈独秀加入托派和被开除党籍的原因作了阐述，指出对中东路事件的认识及宣传策略的分歧，是陈独秀与共产国际间最明显的意见分歧之一，陈独秀的主张无疑比当时“左”倾的中央更合理，却遭到了王明等的严厉攻击。他们认为，这只是陈独秀加入托派及被开除党籍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不是如一些学者所说的是其主要原因或直接原因。

研讨会中不同观点的争论和一些新观点的提出,表明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关系的研究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关系不是一个独立的研究课题,它关系到如何正确评价陈独秀、如何正确评价20世纪20年代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如何正确评价第一次国共合作等重大问题,所以,学术界还需要付出更大努力来加强对这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