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稻心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山西巡抚岑春煊入川署理总督。他于八月间来蓉接印后，提出“非开办警察无以戢民之不致为乱”，奏请清廷批准在成都试办警察，以维持省垣治安，保护洋人教堂，强化社会控制。

当时真正襄助岑春煊开办警察的是周善培(字孝怀)。周籍贯浙江诸暨，在四川出生，熟悉川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在湖南阅卷，与黄遵宪相过从，曾向黄请教过办警察及其它新政的经验；戊戌政变后又东渡日本考察军事、警察、教育、实业。他起草了警察章程430多条，并亲自训练了警务学堂第一、二班学员共百余人。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四月初一，成都警察总局正式挂牌理事，初设于帘官公所保甲总局旧址，次年迁华兴街成绵道署隔壁的皇华馆(现为消防队驻地)内。总局正职为总办，副职称会办，下设参谋、总巡、提调、稽核等官，并在省垣东、西、南、北、中和外东6路各设正局(相当于现在的分局)一所。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设巡警部(次年改民政部)，省城警察总局扩大为通省警察总局，管理全川警政，兼管成都市区警务。从大的方面看，主要办了以下几件事：

一、开办警务学堂(1906年—度改名警务传习所)。教师多系从日本学警察毕业者。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至三十四年，先后招训了七班学员，共毕业411人；同时，还训练了各厅州县保送的绅班学员，共毕业203人。其中不少人民国时期还继续供职，如曾任全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军事巡警厅厅长的稽祖佑，便是警务学堂第五班毕业生。

二、普查户口。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命令全国各地普查户口，由巡警道主持。四川经过省城试点，决定户、口并查，以节省人力物力。华阳县在普查前，还开办了短期讲习所，延聘从日本学警察归国的德阳人陈震(字东原)等训练户口调查工作人员。全省户口调查于1910年上半年完成。成都市区通过普查，摸清各类户口底数，对各行各业、三教九流及其从业人员分别作了统计。1910年出版的《四川官报》附有统计表，于研究晚清时期成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情况有较大参考价值。

三、重视消防。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四月警察总局成立，即组建消防队，官警共72人；稍后，又在南路正局、巡警教练所分别成立消防队，官警200余人，属专业消防队伍。此外，各路局、营巡警、兵目均有“代服消防”责任。同时还规定轿铺、茶坊的轿夫、水夫为“义务消防”，发牌为凭。一有火警，即带牌到局领取竹帽、水桶奔赴火场听用。火灭回局呈缴帽桶，每名给钱百文以作力资。总局为消防队配备人工压力水龙两台，先从上海购进，后由成都兵工厂仿制21台，分发各路正局、分局使用。光绪三十年(1904年)又在华兴街总局内修建了高l0丈、宽4丈5尺，上下5层的“望橹楼”，l0里之内了如指掌，用望远镜可见城外。顶悬铜钟一口，发现火情即鸣钟报警。消防训练，专业队每月2次，各路正局每月1次，每季度在总局会操1次。高增爵任巡警道时，曾在东较场举办过一次消防演习大会操，参加演习的警兵共1400人，观众万余人。

四、修建新式监狱。清袭明制，民刑案件均由厅州县官衙管理，并设监舍关押犯人。办警察后，警察只管违警，拘留所也只羁押违警人员。宣统二年（1910年）四川模范监狱始开工修建，先是在成都县辖区小北门西来寺(今宁夏街树德中学所在地)以南勘定官地40亩，按湖北模式仿日本东京巢鸭监狱修筑，次年六月竣工。监狱为扇形，分内监(押已决犯)、外监(押未决犯)、女监、病监四部分，可容500余人。“四大监”之名由此而来。民国时，一度改为陆军监狱，后改四川第一监狱，先后由军法、司法部门管辖。新中国成立时始由人民公安机关接管，用作成都市看守所。

清末，裁汰绿营，兵丁中年青力壮又粗识文字者编入巡警。省垣各城门之启闭、防卫，即由警务公所取代。此外，禁烟、禁赌、禁止妇女缠脚、禁止虐婢，暑天禁止下河洗澡以及修治道路津梁等事，也由巡警道负责。

周善培办事确有闯劲。时人评他“性酷而刻，然施政不无善者。”他30岁已捐候补道，继任总办期间，发布保安禁令22条，正俗禁令15条，卫生禁令4条。时人常以“娼厂唱场”四字概言他所倡办的事业。

“娼”指管理娼寮。晚清时，成都有公开的妓院，妓女可以应召去餐馆旅馆陪客；还有“私台基”，多处于僻静街道，秘密卖淫，专接熟客，不外应招邀；另有下等妓女，多聚居于城西北武担山（今洛阳路）、城东柿子园天涯石一带，昼夜接客，甚至还有在门外公开拉客的。周善培的办法是：先命各分局摸底调查，对前两种进行登记，纳入监视范围，并在门枋钉一“监视户”木牌，以示限制，方便稽考，只允许嫖客入内嫖宿，不许妓女应召去餐旅馆；同时，把柿子园改名兴化衙，将武担山及附近的“监视户”一律驱入，列屋聚居，只许嫖客入内，不准在外拉客；还颁定“监视户”规则，严禁士兵、学生及青年子弟嫖妓，“娼家如敢私留，查出一并治罪，如有地棍痞徒借词滋扰，该户可密报警局拿办”。当局还派出警兵常驻兴化街一带，设卡稽查。据统计，当时全城“监视户”共325家，警察局按月向其征收“花捐”，作为正项收入之一。几年后，警察局又创办济良所，各型妓女有犯规生事或不愿继续为娼者，一律除去妓籍，收入所内，择配从良。

“厂”，指创办乞丐工厂。这是收容改造游民乞丐的一项措施。“当时，成都市面秩序不好，有一些孤贫青壮年和儿童，冬季衣食无着，仅以一片草席掩遮下体，夜则露宿城门洞和桥头，人们呼之为‘干鸡子，经常在街巷以乞讨和偷窃零星小物为生。政府置若罔闻，及保甲总局成立，间以十数人组一小队巡行街头，遇见则以鞭驱走了事。市民以其只窃小物不犯大案，虽恨恶亦怜恕之，只互相警惕而已。”周善培认为应从根本上解决这种“既害治安，复乱秩序，且于都邑外观亦甚不雅”的状况。他呈报获准，于四城各设乞丐工厂一所，凡乞丐游民均强行收入，令其学打草鞋、编竹器等粗艺，或派往各公所搞土木杂活，以其收入60％充公，40％作为该乞丐存款；四年期满发还，令其自谋生计。年幼乞丐则收入幼童工厂，待遇与前者相同。为防私逃，把所有收容人员的发辫去掉，额前留短发，借作标识，以便抓回继续改造。时有《竹枝词》云：“乞丐人多数锦城，厂中教养课功程。从今不唱莲花落，免得街头犬吠声。”以工代赈，既救济了贫民，又安定了社会秩序。周善培陆续开办苦力病院、老弱废疾院，罪犯习艺所。“未逾年盗风大息，城乡十里外乞丐绝迹。”

“唱”，指改良戏曲和开设戏园。成都戏班较多，常在各会馆、寺庙交替演出，秩序不好，收费也高，观众咸称不便；同时，演出的剧目也有过于淫荡之处。当士绅刘紫骥(曾任内阁中书)等人向警察总局呈请开设戏园并成立戏曲改良公会时，周善培即予以支持；并延聘著名剧作家黄吉安等到公会整理、创作剧本，还调审各戏班演唱剧本，随时召集演员训话，纠正舞台上的不良作风，批准城内相继开设“可园”(在今忠烈祠北街)、“悦来茶园”(今锦江剧场)、“万春茶园”(今人民公园内)等专业剧场。悦来茶园条件最佳，由戏曲改良公会逐日调动各班轮流演出；专设有女宾厢和女宾入口处，便于妇女看戏，使封建闭塞的成都社会大为震动。竹枝词云：“梨园全部隶茶园，戏目天天列市垣。卖座价钱分几等，女宾到处最销魂。”

“场”，指兴建劝业场(今商业场)。这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周善培调任商矿工局总办和劝业道时办的事，与警察总局无关。

周善培是清末四川历任警察首脑中最年青的一位，处事锋利，甚少顾忌；曾因处治讼棍郭美堂、蠹役董鸭婆而结怨群小，又以亲往藩署抓赌，杖责川边大臣赵尔丰舆夫而得罪同僚。原来，有些贫困潦倒的小官吏和破落户，无法谋生，不得已而使妻女操娼业；及至“监视户”门牌公开标出，面子更加难堪，常和警察发生激烈冲突，甚至还发生过羞愧自尽的事情，故对周更加嫉恨，有的甚至秘密地在他住宅门首钉一“总监视户”木牌以泄私愤。因此，周善培在任仅一年就被护理总督赵尔丰削去警权，排斥到商矿工局去了。周交卸后，赵即下令纠正在私娼门前钉牌的做法，并指责说：“虽加以重辱，果于政治何益?更于本人何益?夫身为民上，奚忍以人为乐?”1937年，周善培曾针对别人指责他办事过严著文申辩，对这段经历有如下叙述：“一年警察，未得一夕安枕，凡大风雨之夕，多余冥步查街之时。劳诚余职，然以‘昼绝乞丐，夜绝穿窬八字报成都市民，其可亦稍减严之罪乎！”可见，他对当年主持警政时的作为，是非常看重的。

清末成都开办警察，在维持社会治安、整顿市容卫生等方面，做了不少事情，于社会之安谧、人民之健康有所补益；但毕竟是腐朽的统治阶级被迫采取的“内治”措施。由于清王朝政治腐败，官吏颟顸，尽管办了警察，也挽救不了覆灭的命运。

作者：成都市公安局史志办公室原副主任

《成都市志·公安志》主编、成都市地方志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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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周末》（08-05-04）刊登《1911〈美国国家地理〉上的成都》（选载《彼岸观点》中一章），说：“清洁的街道……是一位姓曹的中国年轻人的创意和功绩。他曾任四川警察总署署长……安置了一批清洁队伍，在室内装上街灯，将乞丐赶出街道，让成年人有工作，孩子们都去上学。”那位“四川警察总署署长”其实就是周善培，不姓曹。据李劼人《大波》载，周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作四川警察局总办，以后由四川劝业道升署臬台（四川提刑按察司使）。新中国建立后，他被聘任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英文原著那个Chou是当时通行的汉语“周”字的英译拼音，以后的译者或许望文生义，误认那是广东话“曹”字的音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