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家民

陈赓是20世纪20年代著名的“黄埔三杰”之一，是我党隐蔽战线的出色斗士。在抗日和反蒋的战场上，陈赓叱咤风云，运筹帷幄，令敌人闻风丧胆，草木皆兵。然而，在孩子们的眼里，陈赓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在儿女们的眼里，陈赓是位柔情似水的慈父；在妻子的眼里，陈赓是一位诲人不倦的恩师；在朋友的眼里，陈赓是一位生死可交的知己。

陈赓的第三“怕”

在延安时期，陈赓有两“怕”，在国民党怕廖仲恺，在共产党怕彭德怀。有天，贺炳炎当着陈赓的面说：“老陈还有第三‘怕呢……”陈赓给贺炳炎一拳，人们都静下来了。陈赓心情特别激动，眼圈发红，大家也就不便往下问了。这件事一直成了一个谜。直到全国解放后，贺炳炎逝世的那个晚上，陈赓才道出了他的第三“怕”。

那是长征时一个雪花纷飞的傍晚，陈赓感到十分疲惫，掉下队来，同他那也十分疲惫的瘦马，慢慢地朝前走。走着走着，来到一个掉队小红军的身旁。这个小家伙，看来不过十一二岁，一口四川腔，圆溜溜的脸，一双大眼睛，两片薄嘴唇，鼻子有点翘，穿着一双破草鞋的脚板子冻得又青又红。陈赓靠近他身边指着自己的马说：“小鬼，你过来骑一会儿。”

小鬼拿出一副蛮不在乎的样子，盯着陈赓那满脸胡子的瘦脸，微微一笑说“老同志，我的体力可比你强多了，你快骑上走吧。”

陈赓用命令口吻说“上去，骑一段再说!”

小鬼用倔强的语气回答：“你要我同你的马比赛是不是?那就比一比吧。”小鬼把胸脯一挺，做出一个准备跑的姿势。

“那，我们就一块走吧。”

“你先走，我还要慢慢走，等我的同伴呢!”

陈赓无奈，从身上取出一小包青稞面，递给小鬼说：“你把它吃了。”

小鬼把身上的干粮口袋一拉，轻轻拍了拍，说：“你看，鼓鼓的嘛，比你还要多呢。”

陈赓终于被这个小鬼说服了，他只好爬上马背，一个人朝前走去。

不知为什么，陈赓此时心情总是静不下来，脑子里总是出现那个小鬼的影子。陈赓走着走着，突然喊了一声“不对，我受骗了!”他调转马头，狠踢马肚，向来路奔跑回去。

当陈赓寻找到这个小鬼时，天已经很晚了。

陈赓把躺在地上的小鬼抱上马背，有一件硬物触到他的左手。他顺着摸出来一看，原来正是小鬼那个鼓鼓的干粮袋，里面只有一块烧得发黑的牛膝骨，上面还留有几个牙齿印。

陈赓全明白了。正在这时，小鬼慢慢停止了呼吸。

陈赓一手紧搂着小鬼的尸体，一手狠狠地抽了自己一个嘴巴：“陈赓啊，你这个大笨蛋，怎么对得起阶级小兄弟!”说罢，失声痛哭，泪如雨下。在旁的红军战士一方面含着眼泪掩埋好红小鬼，一方面劝慰陈赓。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陈赓竟伤心成这个模样。

打这以后，陈赓最怕别人要他讲述红小鬼在他怀抱中静静死去的那段经历。

烈士后代的“胡子爸爸”

1944年8月，陈赓部属朱向离被派出去从事情报工作，他的后代小烨丽和她的弟弟进了第十八集团军抗属子弟学校。这时，正在那里参加整风学习的陈赓非常牵挂着他们。每逢节假日，他就把孩子们接到自己家里。孩子们见了他总是高兴地喊：“胡子伯伯!”

“叫胡子爸爸!”陈赓风趣地说，“你们的父母不在这里，我和傅涯就是你们的爸爸妈妈!”

“胡子爸爸”的“家”不过是一孔不大的窑洞，里面只有一张用木板和树棍支撑起来的小桌子、一张粗木椅、两张长凳和一张用旧木板搭起来的床。姐弟俩来后，陈赓就在床边拼上椅子和长凳，大家一起横过来睡。

陈赓爱孩子是出了名的，他把许多孤儿弄来组成娃娃剧团。只要弄到点战利品，他总要先送给娃娃们。一天，陈赓带着烨丽姐弟俩去食堂吃午饭，赶上了难得吃的千张卷肉。

“好吃吗?”看见孩子吃得那么香，陈赓从心里感到高兴。

“好吃!”

“那就多吃些!”陈赓顺手把他盘里的菜和同桌彭真的菜都扣到孩子们的碗里，说：“你们也是一家哩!”——朱向离曾化名彭琳，孩子一度也姓过彭。

两个孩子大眼瞪小眼，不知所措。

“吃吧!吃吧!你们本来就是我的孩子，不知怎么叫他给领去了!”彭真见孩子们红着脸不好意思，也打趣地劝道。

1950年，朱向离在四川绵阳被匪徒杀害，陈赓更对这已长大成人的姐弟俩充满了慈父一般的爱。次年，他从朝鲜前线返京，得悉朱烨丽生孩子后身体非常虚弱，就派医生和秘书把她接到志愿军第三兵团留守处。见婴儿没有奶吃，又派人送去两大盒缴获的美国奶粉。

1952年，陈赓奉命筹建哈军工，得知刚调来的朱烨丽不愿意接受分配给她的技术工作，便把她找来一道吃饭。饭后，他问道：“你说我是不是你们的爸爸?”

“是呀。我不是从小就叫您‘胡子爸爸……”

“爸爸说话你听不听?”

“听。”

“那好，你立即到分配的技术部门报到。孩子，现在社会主义建设迫切需要技术人才，你千万不能有愧于烈士子弟的称号啊!”

朱烨丽被陈赓的一席话说得眼热心跳，二话没说，立即去了技术部门。这以后她一直牢牢记住“胡子爸爸”的教导，潜心钻研业务，就是在1959年因反对浮夸风受到错误批判，被下放劳动的日子里，也没动摇过对党的信念。

那一夜，陈赓把儿子从头摸到脚

1927年，陈赓与第一个妻子王根英结婚。两年后，生下儿子知非。

知非10岁时，1939年3月8日，担任一二九师供给部指导员的王根英不幸牺牲。当时，陈赓一方面为爱妻的牺牲万分悲痛，一方面为寻找儿子费尽心思。因为王家居住的老房子被日本人炸成废墟，陈赓派去的人一直没有打听到王家的下落。尔后，陈知非也在打听父亲的消息。直到1946年，陈知非才知道父亲还活着。那年10月，在银行工作的一位地下工作者找到王家，说是受陈赓之托，要把知非接走。

自从陈赓与王根英家里失去联系后，陈知非就一直在外婆家生活。他断断续续地上了几年学。为了谋生，他擦过皮鞋，当过报童，还到工厂里当过跑腿传话的B0y(童工)。

得知陈赓又有音讯了，王根英的妹妹王璇梅就带着外甥知非一起去见姐夫。

他们坐着新四军一条大木沙船，在东海上航行了五六天后，在苏北一个小镇上了岸。一到解放区，立即有人给他们换上了军装，走在大街上，也有人喊他们“同志”了，这新景象顿时让陈知非兴奋极了。

走到山东时，王璇梅终于得知姐姐牺牲的消息，顿时伤心地痛哭起来。两人又颠簸了三个月，终于到达山西阳城。迎接他们的先是傅涯。一见面，傅涯就忙着给他俩炖鸡吃，还帮知非抓衣服上的跳蚤。当时，陈赓还正在前线打仗，傅涯马上写信把见面情况托人告诉了陈赓。

1946年12月，刚刚打完一场胜仗的陈赓带部队下来，在山西沁源休整。傅涯接到陈赓的回信后，马上带

着王璇梅与知非及刚刚1岁多的知建，走了100多里路赶到沁源县郭道村。

与父亲相见的场景，陈知非一辈子也不会忘记。那天，陈赓眼就认出了儿子，高兴地说“看你长得多像根英，头发也一样，你妈妈要在该有多高兴。”

陈赓搂着儿子走在人群的前面，傅涯抱着知建紧跟在后，后面还有一大堆人跟着。

当天晚上，陈赓与知非睡在一个炕上。傅涯带着知建，与王璇梅睡在另一间屋子里。躺下后，陈赓把知非从头到脚摸了一遍又一遍，并问起他在上海的情况，还幽默地说：“我以前打听到你在一家西餐馆当Boy(童工)，你明天做一顿西餐给我尝尝。”

其实知非根本没有在西餐馆待过，他的工作是给人家打扫厕所。但他怕父亲伤心，洗厕所的事始终没有告诉过父亲。

这天晚上，陈赓问了儿子好些事，并给儿子讲了母亲王根英牺牲的经过：“你妈妈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是党的忠诚战士。开七大时还挂了你妈妈的大照片。”夜里，他不断给知非掖被子，说不要着凉了。这使知非第一次感受到浓浓的父爱。

两三个晚上，知非和父亲同睡一个炕。陈赓希望家团结、和睦相处，便叫知非不要拘束，叫傅涯为“妈妈”，知非点头答应。到了第三天晚上，陈赓让知非、傅涯、知建都睡在一个炕上。知非觉得别扭，连身也不敢翻。陈赓发现了，就说：“哪里学来的封建脑袋，翻翻身睡!”

经过一段时间相处，知非看到父亲能指挥那么多的军队，生母也牺牲在抗日战场上，而自己却只能在上海给日本人倒茶、洗厕所，很是自卑，就向陈赓提出要当兵。陈赓答应让他在部队里当通讯员。后来到了阳城，陈赓改变了主意：“这个仗估计不会打很久了，将来国家需要建设，去学工程最好。”他写了一封信给时在山西长治的北方大学范文澜校长，介绍知非到工学院学习。

陈赓的掌上明珠

抗战胜利后，陈赓的夫人傅涯快要生孩子了，有人送来两只老母鸡。陈赓把母鸡生的蛋攒起来，准备给夫人坐月子的时候吃。就在七大召开期间，傅涯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陈赓特地为儿子取名知建，意思是让儿子将来知道建设新中国。但等到夫人生下孩子时，鸡蛋却一个都不见了。陈赓抱歉地对夫人说：“前方回来几个老同志，负了伤，身体很虚弱，我把鸡蛋全给他们了。”

战争时期物资奇缺，看着产后身体虚弱的妻子，陈赓心有歉疚，但马上又笑了起来，一转身往钱英的窑洞跑去。他记起钱英说过有红糖，调皮而又幽默的陈赓是“偷”红糖去了。不料刚把红糖“偷”到手，外面有人来了，陈赓连忙用被子蒙住身体躲在炕上，结果还是被发现了，大家笑骂一场，好不热闹。

1950年进军大西南之际，陈赓唯一的女儿出生了。陈赓视之为掌上明珠，给她取名知进。因为吃了缴获来的美国奶粉过敏，小知进的脸上起了不少疙瘩。一位前来探望的女兵脱口而出：“司令员的女儿怎么这么难看?”这话不知被谁传到陈赓耳朵里，他大怒：“谁敢说我的女儿难看?”吓得以后谁见到小知进都得先热烈赞扬一番。知进长大以后还笑话爸爸“这个故事当时流传特别广，以至于我后来到昆明见到那些叔叔阿姨时，他们一看见我就笑着说‘你就是那个‘漂亮女儿啊!”

陈知进两岁时，陈赓赴朝鲜前线。在火车站，不懂事的小知进哭着抱着爸爸的脖子不让他上车。后来傅涯拍了一张她的照片给陈赓寄去，没想到他回信却要找傅涯“算账”：“为什么把我女儿的头给削掉了一块?”其实是照片上女儿的头顶略微取景不全罢了，陈赓的玩笑话让傅涯笑了好一阵。

有一次，玩了一天的陈知进把身上的衣服弄得很脏，陈赓回来看见了，很是心疼女儿。趁傅涯不在家，他翻箱倒柜找出压箱底的几块纱布，带着女儿跑到东华门找裁缝，做了两条裙子回来。知进笑着，又蹦又跳，高兴得不得了。

平时，陈赓走到哪儿都带着知进。那时候怀仁堂看戏不许带小孩子，但陈赓经常不顾这个规定，带着女儿进去，警卫也拿他没办法。有一年，陈赓去大连参加军事演习，又把知进带在身边。早上起来，他看着梳小辫的知进犯了难，只好求助服务员。担心以后带知进出去添麻烦，回北京后陈赓让傅涯把女儿剪成短发。陈知进后来就再也没留过长发。

两岁的小儿子救了爸爸的命

陈赓外表看起来挺健壮，结婚以后傅涯才知道他身上多处有伤。他的左腿在会昌战斗中3处中弹，膝盖处的筋断了，胫骨、腓骨都被打折。在胡山寨战斗中，他右腿膝盖处又负重伤，虽然医治后保住了腿，但落下了终身残疾。腿部肌肉萎缩变得很细，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由于连年征战，解放后仍马不停蹄，从朝鲜到越南，恶劣的环境加重了他的伤情，战伤时有发作。

对于陈赓的身体来说，1g57年是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他的工作特别繁忙。2月下旬到南方检查工作，并沿途勘察地形；3月中旬又从上海出发勘察沿海岛屿。由于过度疲劳，有天晚上摔倒在浴室里，但他毫不在意，忍着痛又继续工作。4月回京，6月底又离京，到炎热的广东、福建继续进行军事勘察。

这年9月初，陈赓率领一个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10月间返回北京不久，又去南方参加海陆空军部队联合举行的一次大规模演习。

从上海回来，傅涯发现他脸色很不好看。陈赓也感觉疲劳：“傅涯，我可能坚持不了了。我得请假了，我只能干半天工作啦。”傅涯有些吃惊。按他的性格，不是十分疲劳的时候，他绝不会说这样的话。后来傅涯才知道，这次三军大演习不太顺心，彭德怀是总指挥，他是副总指挥，跟苏联专家意见分歧，与彭德怀在指挥上也有些争论，弄得身心疲惫。回来后，他嘴上这样说，可是仍然在紧张工作，军委的机关建设他要操心，军工他也得过问，甚至云南方面的问题他也要解决。什么事他都不肯放低标准，把自己搞得很累。

陈赓第一次心脏病发作的头天晚上，正听取一个出访归来的军事代表团汇报，朱德、贺龙、聂荣臻都在，从上午开会一直开到下午一点多。傅涯都着急了，对他说：“你还算年轻，你把老帅们拖垮了怎么办?”这天下午空军副司令王秉璋又来汇报。到了晚上，陈赓已经累得不行，对傅涯说“今天我什么也不干了。星期六了，你陪我出去玩玩吧。”正好怀仁堂发了两张票，傅涯向单位请了假，陪他去看了一场戏。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哈军工的同志来找陈赓谈问题。从饭桌上一直谈到厕所里。傅涯去上班不久，就接到电话说他病了。她急忙往家赶。一进门就看见陈赓躺在客厅的大沙发上。最早是两岁的小儿子知涯发现的。他对阿姨说，爸爸哭了。阿姨们都不信，你爸爸怎么会哭呢，以为小孩子说着玩的。小涯又找司机老赵说：“叔叔，爸爸哭了!”老赵过来一看，陈赓倒在地上，满脸都是冷汗，知道事情不好，急忙把他抱到床上，往北京医院打电话。医院派来一个抢救小组，当时，陈赓的脉搏摸不到，血压也测不

到，病情很严重，诊断是心肌梗塞。急得彭德怀、各兵种的领导等都到家里来了。这次发病很危险，幸亏抢救及时。

在医院住了3个月，回到家里，医生要他全休疗养。当时，傅涯仍在上班，医院就派了一名护士照料陈赓。

傅涯觉得他有时像长辈，有时又像小孩

陈赓在北戴河疗养一阵回到北京不久，就马上要求上班。医生被他磨得没有办法，给他仔细检查了一次身体，报告中央批准他每天少量时间去上班。但陈赓一旦开始工作，就又没日没夜地干起来，而将医生定下的规矩抛之脑后。

有一天，一个国防科研项目要在距离北京市区20多公里的长辛店试车。他那时还兼着国防科委副主任，这次试车同他分管的事情有关，他知道后就要去参加。试车这天一早，家里同时接到两个电话：一个是中央军委办公厅打来的，一个是中央保健部门打来的。傅涯两只手拿着两个听筒，都是不叫陈赓到试车的地方去，要傅涯一定劝阻他。

傅涯放下电话对陈赓说：“长辛店路远，他们都怕你犯病，稳妥一些，你最好还是不要去。”可陈赓哪里肯听?他把军装一穿，把司机一叫，就走了。后来傅涯不放心，打电话告诉保健部门，要他们注意一下，以防万一。正在这时，陈赓看试车回来了，一进门就生气地大声嚷嚷：“傅涯，你汇报吧，就说我活着回来了!”显然，他对早晨傅涯的劝阻还在生气。

陈赓对自己的病，一直不那么相信，不那么在乎，心中装的只是工作。他的胸口常痛，每逢疼痛的时候，他就不停地用手抚摸胸部。久而久之，衬衣那块地方都被摸破了。

1959年五六月间，他的心肌梗塞症第二次发作。以后随着病情变化，根据诊断，中央军委决定逐步减轻他的工作负担，以便专心治疗。开始他还兼着国防科委副主任，后来中央负责同志找他谈话，叫他退到第二线。他对自己的病情始终估计不足，对于退居二线还有点想不通。从机关回到家里，他对傅涯说：“你看，叫我退到第二线!”

在政治上、工作上，陈赓一贯坚持实事求是，但对于自己的病情却难以客观，总是报喜不报忧。有一次，保健部门请苏联专家给他会诊。会诊以后，专家对他说，像你这样的身体，不能下战斗部队工作，司令部的工作还是可以做的。他一听很高兴，回到家里一进门就大声告诉傅涯：“今天苏联专家会诊，说司令部的工作我还是可以做的。”

1959年，农村闹饥荒。中央号召干部下基层锻炼，下农村当社员。傅涯要求下基层，她同陈赓讲：“我在中央机关这么多年，现在你的病情好转一点了，我能不能去呢?”陈赓考虑半天说：“好，你去吧。”其实陈赓希望傅涯留在他的身边。一则自己有病，二则孩子还小，最小的只有4岁。但陈赓知道妻子事业心很强，还是支持她去了浙江萧山当社员。不过他们约定每半个月通一次信。陈赓每次接到傅涯的信，总会像小孩子一样高兴得直笑，并将信看过一遍又一遍。

给孩子们讲自己过去的经历

1961年初，陈赓的心肌梗塞症扩散的面更大了，可他还像战争年代一样，把生死置之度外。他常说：“过去打那么多仗都没有死，活到现在已经不容易了，这点病算得什么!”

元旦过后不久，他说要搬家，还是那股战斗作风，说搬就搬，搬到西直门171号招待所8号楼。这里原来是苏联专家住的，苏联专家撤走后空了下来。因为陈赓的病情较重，医生不主张他离开大城市。傅连暲又一直讲院子太小，不便散步，容易呛着风。这样陈赓才说要修房。所谓修房，只是把房子加高一些，推倒前院，使院子有了个好散步的地方。

在招待所住了不久，上海市委的同志打电话来，劝陈赓到上海休息。这时临近春节，北京正是隆冬，风大，在院子里散步都得戴着帽子，捂上口罩。人们劝他找个暖和的地方，比较理想的是广州。可他考虑到中央军委正在广州召开全军训练工作会议，便说：“我不去了，我不凑那个热闹。”他对上海打来的电话，却说：“盛情不可却，就去吧。”

他外出一贯反对前呼后拥，这次他又提出少带人，不带医生，不带随员，甚至连傅涯他也不准备带的。他让傅涯等他从上海回来，再一起到哈尔滨去，他是哈军工的创办者和院长，一生都惦念着。

根据他的身体，组织上还是安排了大夫、秘书和警卫人员随行。可他仍不赞成傅涯与他同行。傅涯当时在中央组织部工作，部长安子文知道了，就给她写了个条子，叫她随陈赓到上海，顺便给她分配了一些任务：了解上海市委组织工作情况。因为正逢寒假，放假的孩子们也去了。

陈赓一行乘坐火车前往上海。这里曾是陈赓在中央特科开展地下工作的城市，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许多难以忘怀的记忆。这次坐在火车上，他就打开话匣子，给孩子们讲自己过去的经历。

陈赓指着乘坐的火车问：“你们知道从前这种车叫什么车?”

孩子都摇头，说不知道。

陈赓说：“这是花车，是阔佬要人们乘坐的。那时我只能坐得起普通车厢，三等客车。”接着他就说起20世纪20年代他在去天津的车上被国民党将领钱大钧认出的故事。

讲完之后，他深深感叹道：“胜利得来不易啊!为革命需要锻炼应付各种困难环境的本领，机智灵活地对付狡猾的敌人，善于抓住各种可以利用的条件，才能转败为胜，完成任务。”

陈赓一行到上海后，住在丁香花园。园内有一幢西式两层小楼，陈赓和傅涯住在一楼，孩子们和秘书住在二楼。这里远离闹市，环境优雅，倒是个休养的好地方。只是上海老下毛毛雨，使人很不舒服。市委的招待很好，伙食也很好。陈赓过意不去，吃饭的时候他把菜里的肉挑到一旁，说不要这么浪费“现在群众生活很苦，主席、总理都不吃肉了，我们在这里为什么还要吃这么多肉?”

陈赓在上海有许多熟人，听说他在这里养病都想来看他。但医生不让会客，不叫他说话。这就引起一些人的误会。有一次龚澎碰见他，也没能说成话。龚澎就在背后开玩笑说司令员现在官大啦，都不怎么理我们这小老百姓了。陈赓知道后马上要傅涯专程去看龚澎，说明情况，约她星期天到丁香花园来玩。

当时宋庆龄也在上海。她从廖梦醒那里得知陈赓病重，非常着急，很详细地询问他的病情。春节前夕，宋庆龄邀请陈赓全家到她家里做客。3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逝世36周年纪念日。陈赓为了表示对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的怀念和敬仰之情，特地让人送一只花篮到宋庆龄的住所，宋庆龄专门写了一封十分感激的信。

知进跪在凳子上看爸爸练字

工作惯了的人一闲下来就浑身不自在。陈赓总想到处去转转，有时天气不好，他就在家里写大字。

他走到写字台前，拧亮台灯，舔尖毛笔，开始练大字。他一笔一画临摹《辛弃疾词帖》，前额因用力而皱缩，连眉毛都拧成一道条纹，微颤的手臂在缓慢移动……

小女儿知进常常跑进房来，跪在

凳子上看爸爸练字。

“爸，你还练字呀?”

“字不练就写不好。你们学校有写字课吗?”

“有。我最不喜欢写毛笔字。”

“来，我教你。”陈赓又抽出一张黄纸，边写边解释，“一般用笔都不超过腰，用一分笔写出的笔画瘦，叫蹲锋；用二分笔写出的笔画胖，叫铺毫，唐代书法家虞世南、褚遂良，多用一分笔，欧阳洵多用二分笔，柳公权爱用三分笔……”

陈赓在纸上写下“毛泽东时代的少年最幸福”几个字，并嘱咐知进：“从小要好好学习，爱劳动。等大一点，也像你哥哥一样，到通县农村去读书……”

“唉!”女儿脆声答应。

“等爸爸身体好了，带你到哈尔滨，看看军工的叔叔阿姨怎么学习。”

“爸，我不跟你去，”女儿认真地说，“你不会扎小辫。”

“我给你梳娃娃头。”陈赓说着，轻轻抚摸着女儿松软的头发，爱女之情溢于言表。

傅涯声嘶力竭地呼唤着丈夫的名字

一天，秘书走进陈赓的卧室，交给他一份文件。文件称：“中央军委要求人民解放军所有中将以上的高级将领，都要联系自己参加革命战争的战斗经历，写一篇作战经验总结……”

陈赓吃力地拄着手杖，站了起来，望着墙上一幅中国地图，忽然神秘地一笑，出现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大病初愈的感觉——那么温和，那么轻快，那么自信!他的衰弱似乎从肩上抖落了，留下了一脸凛然难犯的尊严。当走到离地图只有半尺远的时候，他提起了手杖，斜指着，像握着一柄指挥刀。

陈赓对秘书说：“我这条瘸腿走遍大半个中国，打了30多年的仗，现在不总结，更待何时?你给我找一份作战地图，我列个纲目，我口授，你来写!”

晚上，傅涯一进家门。陈赓就急忙把秘书写的开头给她看，自己躺在沙发上叹气：“我觉得我的本意似乎未能充分表达……”

傅涯附和道：“这么重要的总结，恐怕秘书很难体会你的思想。等你身体好些，自己亲自写吧!”

陈赓颇有些兴奋，从沙发上爬起来，坐回办公桌，“我这就动手!”

“哎呀，你现在怎么能写?”傅涯急了。

“我现在不写，什么时候写呀?”

面前的稿纸仿佛打开了他库存的智慧闸门，使他浑身是劲，情绪高涨。他甚至骄傲地感到，自己已经恢复了健康，解脱了世事的烦恼，完全融进了战斗的历程。

“第一章：序言；第二章作战准备；第三章：进攻；第四章：防御；第五章追击第六章转移…一”他饶有兴趣地前后排列着章节。

然后，他开始写文章的序言。

他写到后来，信马由缰，完全离开了原来的考虑，在战斗艺术的草原上纵情驰骋开来。

傅涯送来茶点和报纸。陈赓因沉浸在高度集中的思考中，竟迟迟认不出她来。傅涯静静地站在那里端详着稿纸后面的丈夫，心里百感交集。她感到丈夫似乎在一刻刻地变得疲乏哀颓，好像他那宽阔的肩膀压着千斤重负……

小儿子知涯跑进来，叫嚷着：“热，爸爸给我脱衣服!”

陈赓伸手拽住袖口，用力一猛，忽然觉得有一股滚烫的血流正从小儿子炽热的手里涌进他衰老的血管，就像一股沸腾的浪潮先是渗入了他的胸膛，随之又涌向太阳穴。

他顿时脸色苍白，大汗淋漓，颓然倒在沙发上，下意识用手抚摸胸部，腰勾着，眼眶发潮望着知涯。他轻轻说：“去叫你妈妈……”

傅涯赶来时，疼痛似乎已经过去。他脸上装出没事的样子，打起哈哈：“欢迎，欢迎!”

傅涯心慌意乱，忙问：“好些了么?”

“托你的福!”陈赓点了点头，又开了个玩笑：“你给我擀的长寿面呢?”

“在厨房，我去给你端。”

“不用了。你别走，陪陪我……”

傅涯在他身边坐下。她不知道他这是第三次心肌梗塞的前兆。

“你累，就早些睡吧!”这晚一直守候着陈赓的傅涯对丈夫说。

他摇摇头，平静地坐着。有时用手托着脸颊，想着心事。3月的上海，阴雨连绵，气温降到了3℃。他把身子坐得舒服，倾听起外面的雨声。

到了夜里，陈赓久久不能入睡。

傅涯对着陈赓望了一会儿，就劝慰他：“不舒服就好好睡一觉，暂时别想写文章的事情了。”

陈赓苦笑着摇了摇头，又伸出右手晃了晃，然后指着脑袋惨然一笑：“机器一开动，怎么好停下来……”

以后陈赓渐渐睡去……

第二天黎明，天色阴暗，朔风吹得门窗发出怪叫。窗户蒙上一层水汽。

6点多钟，陈赓被剧烈的胸痛惊醒，他的前额上面渗出了密密的细小汗珠，很明显，陈赓正在经历他平生最后的一次搏斗。

医院的大夫赶来了。

打强心针。无效!

按摩。无效!

做人工呼吸。还是无效!

穿刺。依然无效……

一片静寂。

“爸爸!爸爸!”孩子们拥进来，围在床头，叫喊着，撕扯着。

“陈赓!陈赓——”傅涯低声呼唤着，热泪顺着面颊滚滚流下。她一声声地呼唤着她呼唤了千百万次的名字，但这一次他终于没有回答……她紧紧握住他的手，手在渐渐变凉；她望着他的眼睛，眼睛已经失去了光泽。

1961年3月16日8时45分，这颗将星终于为人民释放了他全部的能量，而过于匆忙地陨落了。

当天，新华社发表了国防部讣告，沉痛缅怀陈赓光辉的一生。

夫人和孩子都记住了他的嘱托

爱将早殒，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人泪流满面。周恩来捶着膝盖说：“他才58岁，为什么要这么早离开我们啊……中国革命有多少工作还在等着他呵!”

另一位大将粟裕当时就住在陈赓隔壁，听到消息，急忙往陈赓住处赶，但已经晚了。他受此刺激，原来的脑病加重，竟瘫在地上不能行动了。

对一直与陈赓保持深厚友谊的宋庆龄，人们是瞒了又瞒，当她终于得到风声，情不自禁地扑倒在床上放声痛哭……

痛失亲人，傅涯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她望着丈夫的遗像，好像他还在看着她，正在与她交谈。

她四处奔走，寻访当事人，查找材料，撰写出了一篇翔实生动的王根英烈士传略《报国何计女儿身》，发表在《红旗飘飘》上，这在她为数不多的文章中格外引人注目，足以显出她大将夫人的宽广胸怀。

当陈赓积劳成疾因病去世时，最小的孩子还不到6岁。傅涯顽强地把子女们培育成才。她记着陈赓的嘱托“孩子们太小，他们不了解他们的爸爸，你要多和他们讲讲我们的过去是怎样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她抱病将陈赓因年代久远而发黄变脆、因风吹水浸而字迹模糊了的遗稿进行了初步整理，并委托几位同志进行了加工整理，出版了《陈赓日记》，借以寄托哀思。“也算是偿还一点自己对他生前照顾不周的心意吧!”傅涯深情地说，眼中早已噙满泪花。

《陈赓日记》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许多老同志给傅涯来信或打电话，说：“读日记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勾起了多少思忆!”

陈赓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傅涯都无法从悲痛中解脱，常常失眠。“我只能用努力工作，来排遣心头的巨痛，同时思考着如何为他的身后做点事。可以说，每一次整理和研究有关他的资料，都使我受到一次教育，因此也更加敬重他，思念他。”

陈赓共有5个子女。如今，四子一女个个事业有成：长子陈知非是陈赓同王根英唯一的孩子，现为航天部高级工程师；其余子女全部在军队工作，除陈知进在解放军总医院任主任医师、教授外，三个儿子先后都被授予少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