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湘佑

日前，慈溪推行的领导干部廉情公示制，将领导干部的廉情公布在本单位的政务公开栏里，接受其他干部和社会公众的监督。而在此前的新年第一天，新疆阿勒泰地区55名新提拔的正科和副县级干部首次填报的个人财产申报表，也如期在网上公示接受各界监督。

恩格斯曾经说过，“个人隐私一般应受到保护，但当个人私事甚至隐私与最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的时候，个人的私事就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私事，而属于政治的一部分，它不受隐私权的保护，应成为历史记载和新闻报道不可回避的内容。”

公众知情权大于官员隐私权。将领导干部财产申报置于阳光下“暴晒”，接受公众监督，是推进廉政建设的重要途径。早在1 995年，中央就发布了《关于党政机关县(处)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但是，这项好制度多年来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导致领导干部财产申报没有实质性执行或是执行“流于形式”。

众所周知，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在国际上也是普遍实行的。早在1766年，瑞典制定了历史上第一部财产公示规则：1883年，英国通过了世界上第一部有关财产申报的法律——《净化选举，防止腐败法》；1978年，美国通过了《政府行为道德法》，1990年又出台了《政府官员与工作人员道德行为准则》。西方国家出台官员财产申报方面的法律，其目的是规范各类官员及其配偶、子女的财产申报行为，并防止腐败现象发生。我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自回归以来就开始实行公务员申报利益制度，特区政府高级官员无论“贫富”，资产都被详细披露，供市民查阅。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就因为在买车问题上被指责有利益>中突的嫌疑，招致媒体的质疑和批评，最终辞职。可见，官员财产申报制是监督约束官员行为的有效手段之一。

阳光是世上最好的“防腐剂”。将领导干部“隐私”公开，实际上就是将党内监督、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三者有机结合。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阿勒泰官员财产申报规定，还是慈溪领导干部廉情公示制，无疑都是值得效仿和推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