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　阳

摘要：“经济人”作为亚当·斯密经济分析的基本概念，反映了微观经济主体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经济活动的行为本质特征。马克思批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经济人”等经济范畴当成超历史的永恒规律，但他并不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现代经济学用“有限理性”修正“经济人”的“完全理性”假设，进一步拓展了经济分析的深度与广度。

关键词：“经济人”假设；利己主义；有限理性

中图分类号：F014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０9）01－００46－０5

一、如何理解“经济人”假设与亚当·斯密意义上的利己主义

人是“万物之灵”①，但人对自身的了解并不见得比人对自然界的了解更透彻、更全面。这或许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人”，无疑是一种高度的抽象，现实中只有具体的张三、李四，没有一个抽象的“人”。但是，这一抽象使“人”这一“类”与其他“类”的动物区分开来，它的认识价值与实用价值是无可置疑的。“科学的概念、范畴和一般原理都是通过抽象和概括而形成的”②。“经济人”作为经济分析的基本概念，也是在这样一种抽象和概括的基础上形成的，它如同黑格尔所说的是“理性的思维抽象”的产物，反映了人们在一定历史阶段、一定的经济环境中经济活动的行为本质特征。经济学界普遍认为“经济人”是亚当·斯密经济世界里的核心概念，它奠定了自斯密以来经济学大厦的基础。虽然斯密本人并没有明确使用过“经济人”这一概念③，斯密以前也曾有过“经济人”思想的某些萌芽④，但斯密第一个将人类欲望、动机等本能因素引入经济领域，并与收益——成本分析结合在一起，这就为“经济人”概念的最终确立奠定了根基。因此，斯密是当之无愧的“经济人”假设之父，也是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无可争辩的奠基者⑤。

按照斯密的逻辑思路，所谓“经济人”，就是有着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并受经济利益驱使，在经济生活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自由人”。“经济人”首先是独立的人，这里的“独立”，就是说他们有着自身独立的经济利益；同时，“经济人”作为“自由人”，在法律地位上也是独立的，不存在超经济的人身依附关系。因此，“经济人”之间法律地位是平等的。独立的经济利益支配着“经济人”的经济行为，法律上的“自由人”身份决定了他们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在这里，“自利心”被看作是人的本性之一，基于“自利心”动机去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决策行为被看作是人类的基本经济行为。但是，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斯密的“经济人”、“自利人”并不等于是损人利己的人。在斯密看来，市场交易实质上是“自利”基础上“经济人”之间的一种“互利”行为。这是因为两个“经济人”之间的交易都是基于各自的利益，平等独立的身份使任何一方都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在这里不存在“超经济强制”。如果一方认为交易对自己不利，他可以退出交易，交易就不能实现；如果交易成功，就意味着交易双方的利益都得到了满足。斯密说：“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⑥从自利的动机出发通过自主、平等的市场交易达到互利互惠的结果（自利且互利），这是斯密“经济人”的本义。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人”事实上就包含有利己与利他的两重性。对于交易双方来说，交换是等价的，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之一。

“经济人”既是个体的“人”，但也是社会中的“人”，是群体的“人”。市场经济制度中的“经济人”是相互独立、而又相互依存的经济个体，自己的独立必须以他人的独立为前提。保护自己的利益，尊重自己的利益，也必须保护他人的利益，尊重他人的利益。损人而利己决不是市场经济中“经济人”交易的准则。市场经济中“经济人”交易的准则是：利己且利人，自利且互利⑦。更进一步，斯密还认为，“经济人”孜孜不倦地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不仅有利于交易的对方，而且在市场机制这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客观上最终也将促进全社会的利益。因此，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动力也来自于“经济人”这一微观经济主体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⑧无庸讳言，“经济人”假设在经济学界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但也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众多批评。这些批评大致有两类。一类是从根本上否定这一假设，这类批评是颠覆性的；另一类则是批评这一假设的缺陷与不足，并试图补充、完善或部分修正这一假设。

“人的本性”究竟是什么？这是古今中外一直有争论的深层次哲学命题。在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孟子持“性善论”：“人之性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⑨ 荀子持“性恶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⑩ 他认为“好利”是人的天性。这似乎接近于“经济人”“利己主义”的假设。告子持“性无善恶论”：“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11} 他认为“生之谓性”，“食色，性也”，人生来只有求生存和生殖两种欲望。世硕则持“性有善有恶论”：“人性有善有恶。举人之善性，养而致之则善长；性恶，养而致之则恶长。”{12} 他认为善恶两性究竟哪方面得到发展，要取决于后天的环境和教养。在西方，人是天使，还是魔鬼？或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历来也有争论。“人是什么”被看作是“斯芬克斯之谜”，而“斯芬克斯”本身就是狮身人面的怪物，它预示着“人性”与“兽性”的共存。17-18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哲学家对人性有“性善论”与“性恶论”的争辩。霍布斯、斯宾诺莎、霍尔巴赫等持性恶论的学者认为，人在本质上是自私自利的，因而人与人之间就像狼与狼一样地相互对立与争斗，相互处于战争状态，是“一个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人类世界即所谓“霍布斯丛林”；而洛克、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等持性善论的学者则认为，人的本性虽然是利己的，但人与人之间不仅是潜在的对手，也是同类，可以建立起互利互惠的合作关系。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基本上是承袭洛克等思想家的理论路径{13}，他承认自利是人的本性，但在自利的基础上人类可以建立起互利互惠的合作关系。

事实上，这里还涉及到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第一，“自利心”是人的唯一本性，还只是人的本性之一，或根本就不是人的本性？第二，如果“自利心”是人的本性，那么，这一本性是与生俱来，还是后天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带来，或二者兼而有之？很多对“经济人”假设持批评态度的学者认为，人除了“自利心”外，还有“利他心”、“同情心”。为此一些学者还设计了各种“利他主义”的经济模型，以证明“经济人”“利己主义”假设的非普适性。事实上，斯密并不认为“自利心”是人的唯一本性，在他看来，“利他心”、“同情心”也是人的本性。斯密说得十分明确:“不论我们假定人的利己主义达到何种程度，但是人的本性显然是具有同情他人遭遇的本能的。”{14} 不过，在经济生活中，尤其是在市场交易过程中，起支配作用的仍然是人的利己心，而不是利他心和同情心。斯密写道：“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夫、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15} “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16} 我国著名学者茅于轼教授运用我国古代小说《镜花缘》中君子国的案例，生动地说明了以利他心为基础的市场交易无法成交的道理：“以自利为目的的谈判具有双方同意的均衡点，而以利他为目的的谈判则不存在能使双方都同意的均衡点。”{17}

二、马克思对“经济人”假设的批评与肯定

我国一些学者对“经济人”假设的根本否定据说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他们认定马克思对“经济人”假设是完全否定的。果真如此吗？诚然，人们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经济行为无疑只是人们众多社会行为中的一种行为，经济动机也决不是人们生活的唯一动机，因此，一些学者认为，人是“社会人”，而不是“经济人”。我国的一些学者往往引用马克思的如下名言：“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8}，以此来批判“经济人”假设，并断定马克思认为人就是“社会人”，而从根本上否定“经济人”。但是，马克思的这一段话针对的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并非评论斯密的“经济人”假设，而且，斯密的“经济人”假设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也没有什么内在的关联。因此，不能认定马克思的这段名言就是针对“经济人”假设的评价和批评。“社会人”假设并不一定就排斥“经济人”假设，二者作为“人”的不同层面的抽象与概括完全可以并存。例如，“中国人”、“亚洲人”就是不同层面的抽象与概括，二者都有成立的理由。同理，“经济人”、“社会人”、“阶级人”、“生物人”等都只是对“人”不同属性的不同层面的抽象与概括，在各自研究的领域和视野，这些概念都是有意义和有价值的。肯定一种层面的抽象与概括并不等于就否定了其他层面的抽象与概括。正如法国学者亨利·勒帕日所说，“经济学家并没有把人类全部本性简化为经济人的奢望。他们还没有荒唐到这种地步，会否认人类行为是无法简化到用单一的尺度，即‘经济尺度来衡量的。证明经济人是一个相当有效的分析工具，可以合理地解释人类及社会的一系列相当广泛的问题，这并不等于否认存在着衡量‘人性的其它尺度（例如政治、宗教、精神等尺度）。”{19} 马克思不仅不否定对人们现实经济行为的理论抽象，而且十分肯定这种抽象的科学意义。马克思说：“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20} “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21}基于上述道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人作出了如此高度的抽象：“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22}

当然，马克思并不完全认同斯密的“经济人”假定。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当然也包括斯密）的主要错误之一是“把这些经济范畴看做永恒的规律，而不是看做历史性的规律——只是适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一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的规律。”{23} 但是，如果把“经济人”假设等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抽象与概括的经济范畴不是当作超历史的永恒规律，而是当作一定历史时期、一定社会经济环境中的经济规律，马克思并不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应该看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身就来源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这是既批判又继承的关系，而决非彻底决裂与对立。我很难设想，如果不以交换个体在交换过程中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基本假定，劳动价值论、以及剩余价值论、资本积累论将如何演绎{24}？事实上，马克思曾十分明确地指出：“从交换行为自身出发，个人，每一个人，都成为只想到自己，排他的和占支配地位的（具决定作用的）交换主体。”“自私的利益并不是作为一种比它自身更为崇高的东西而实现的，对方同样承认而且意识到他也是实现他自私的利益，所以双方都知道：共同的利益只存在于双方和多方的自私自利之中，共同利益就是从种种不同方面使自私自利独立自主，就是交换大家的自私自利。一般利益就是自私自利底一般性。”{25}这些论述难道不是对斯密“经济人”“利己心”的精确描述吗？当然，它有明确的前提：“从交换行为自身出发”，也就是从市场关系出发。因为马克思认为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是市场交换关系占主导的社会，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已没有商品、货币、市场交换关系，所以，“个人关于个人间的相互关系的意识也将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因此，它既不会是‘爱的原则或devouement[自我牺牲精神]，也不会是利己主义。”{26}那么，反过来说，在市场交换关系占主导的社会，“经济人”利己主义的抽象和概括就确实抓住了这一特定历史时期、这一特定经济环境中微观经济主体的本质特征。

三、“有限理性”对“经济人”假设的修正及其意义

“经济人”假设也受到了来自西方经济学家，包括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一些批评。批评最为激烈的可能是197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之一哈耶克教授{27}。他把“经济人”假设称之为“我们家中的怪物”{28}。不过，哈耶克教授认为，“经济人”假设，尤其是理性行为的假设，与斯密毫无关联。哈耶克说：“当前对于亚当·斯密及其信徒的个人主义的许多误解当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人们普遍认为，他们发明了‘经济人这个可怕的字眼；人们还认为，由于他们的结论是根据严格的理性行为假设以及错误的理性主义心理学得出来的，因此这些结论有很大缺陷。但是实际上，亚当·斯密及其信徒们根本没有作此假定。”{29}哈耶克教授坚持所谓“真正的个人主义”立场，激烈地抨击所谓的“理性主义”，认为“理性主义”的“经济人”假设是一种“假的个人主义”。的确，“经济人”假设与“理性行为”假设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二者并称为“理性经济人”。何谓理性？简而言之，就是“有理性”的个体（“经济人”），根据自己的偏好，在资源稀缺性的前提下，在面临选择问题时，作出最有利于自身利益的选择。因此，理性与选择紧密关联。路斯（Duncan Luce）和莱法(Howard Raiffa)从博弈论的逻辑出发，把理性定义为：“在两种可供选择的方法中，博弈者将选择能产生较合乎自己偏好的结果的方法，或者用效用函数的术语来说，他将试图使自己的预期效用最大化。”{30}

在古典意义上，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中，人是“经济人”，即卡尔·布鲁内所说的“会计算、有创造性并能获取最大利益的人”{31}。由于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价格包涵了市场交易有用的完全信息，交易是零成本，因此，“经济人”的理性行为被看作是完全理性。由于完全理性的假定与现实明显冲突，或者说，完全理性的前提条件在现实中不可能普遍存在，甚至根本就不存在。因此，主流经济学对“经济人”的批评就主要集中于对完全理性假设的批评。在这方面，197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教授的“有限理性论”尤为值得注意。依据西蒙的定义：“广义而言，理性指一种行为方式，第一，适合实现指定目标，第二，而且在给定条件下和约束的限度之内。”{32} 这一定义最为重要的在于第二点，它强调“给定条件”和“约束限度”。在西蒙看来，理性可分为完全理性、有限理性、直觉理性三大类。完全理性是假定人们能依据所获得的各种信息，找到实现目标的所有备选方案，并能预见这些方案的实施后果，至少也能给未来的可能状态确定一个联合概率分布，并依据某种价值判断在这些方案中作出最优抉择。直觉理性则是指人类的思维和由此而来作出的决策要归功于人类具有良好的直觉和判断能力，这种直觉和判断能力作为一种技能被认为与某种再认识过程相联系，它是人类通过存储经验事实和在适当情况下再认一定的情景时而获得的。如果说完全理性是一种强理性，直觉理性是一种弱理性，一种出于本能反应的理性，那么，有限理性就是一种介于中间的、更具普遍意义的理性。西蒙把它界定为“主观上追求理性，但客观上只能有限地做到这一点”{33}。这意味着一个具有有限理性的“经济人”虽然力图最大化其效用，但他只具备有限的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对其决策后果缺乏足够的认识，因此，他只能满足于“次优”的结果，而不可能达到“最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