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宪平

摘要：文化体认是指人们对文化的认识和理解。不同的文化环境，不同的社会时期，人们的文化体认是不完全相同的。物质技术的发展、社会交往的变迁、文化结构的裂变和聚合、文明的冲突和会通等，都影响着人们的文化体认。在动态环境中把握文化演绎的基本走向，从人类社会交往中发现文化形态的生灭和沉浮规律，从历史的视野和现实的视角认识文化发展的现状，是文化体认流变带给我们的现实启示。

关键词：文化；体认；流变；启示

中图分类号：G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09)01—0107—06

一、历史之流和时间之维中文化体认的流变

(一)源远流长的文化“物流”：中国历史进程中的文化认知

就字面意义讲，“文化”是中国语言系统中流传久远的词汇。人们常说中国是“声明文物之邦”，这是广义的文化概念。“文”的本义指各色交错的纹理。《易·系辞下》载：“物相杂，故日文。”《礼记·乐记》中讲：“五色成文而不乱。”《说文解字》也说：“文，错画也，象交叉”。“化”，本义为改易、生成、造化，引申为教行迁善之义。“可以赞天地之化育”(《礼记·中庸》)，讲的是教化。从词源上看，汉语“文化”一词最早出现于刘向的《说苑·指武篇》：“圣人之治天下，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后来，南齐王融在《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中说：“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道。”从这两个用法上看，中国最早的“文化”概念当是“文治和教化”的意思。

近现代学者对文化的界定中，有代表性的观点是：(1)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梁启超)(2)文化是生活的样法。(梁漱溟)(3)文化是人生发展的状况。(蔡元培)(4)文化就是经过人的精神陶铸过的自然。(贺麟)(5)文化是生命人格之精神表现的形式。(牟宗三)(6)中国文化就是中国之历史、艺术、哲学……之综合体；除此之外，并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单叫做中国文化。(冯友兰)(7)文化的内容，是由过去的遗业所构成。所谓遗业，是在性质上积累的，而积累是一种客观的、历史的现象。(黄文山)(8)狭义的文化指文学艺术，广义的文化包括哲学、宗教、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社会心理、风俗习惯等等。(张岱年)

(二)逦逦日新的文化“摹本”：西方学者的文化解读

西方文化中，“文化”一词起源于拉丁文的动词“Cultura”，后来引申为培养一个人的兴趣、精神和智能。美国人类学家克鲁伯和克鲁克亨合著的《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检讨》中列举了从1871～1951年的80年里160多条关于文化的定义。据英国文化史学者威廉斯考证，从18世纪末开始，西方语言中的“culture”一词的词义与用法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此，列举出几种有代表性的界定：(1)康德：“有理性的实体为了一定的目的而进行的能力之创造。”(2)爱德华-泰勒：文化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能力与习惯的复杂整体”。(3)普芬道夫：文化是社会人的活动所创造的东西和有赖于人和社会生活而存在的东西的总和。(4)奥尔兰多·帕特森：“文化是指社会老一代人传播的和同代人之内产生的关于怎样生活和怎样判断的全套观念。”(5)克利福特·格尔茨：“文化是指一个社会全部的生活方式，包括价值观、习俗、象征、制度以及人际关系。”(6)18世纪的启蒙时代，伏尔泰、A·杜尔哥、孔多塞等人把文化看成不断向前发展和使人得到完善的社会生活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的统一。(7)英国功能学派创始人B·马林诺夫斯基：“文化是指那一群传统的器物、货品、技术、思想、习惯及价值而言的。”(8)美国社会学家雷德菲尔：“文化是在行为和人造物中体现出来的习惯性理解。”(9)美国人类学家吉尔兹：“文化的概念本质上是一个符号学的概念。”

(三)别开天地的文化阐释：马克思主义者对文化的理解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认为，文化是“人化的自然界”，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文化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并影响、反作用于经济和政治，是一定社会主体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社会生活的一种自觉认识和向往，它对人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1876年，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指出，文化借助于意识和语言而存在，文化是人类特有的现象和符号系统，文化就是人化的自然，是人的对象化或对象的人化。列宁认为，文化是人们在社会发展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中国共产党对文化的理解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与现实相联系，带有中国特色。毛泽东认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都从不同角度对文化的含义有过论述，基本上依循上述观点，并带有时代特色，如关于先进文化的论述、关于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论述等。

(四)求同存异的文化梳理：有关国际组织对文化的界定

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关于文化政策的墨西哥宣言》指出，“文化是体现一个社会或一个社会群体特点的那些精神的、物质的、智慧的和感情的特征的完整复合体。文化不仅包括艺术和文学，而且包括生活方式、基本人权、价值体系、传统和信仰。”“文化可以被理解为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共同体独一无二的特征，以及思考和组织生活的方式。文化是每一个社会成员虽然没有专门学习但都知晓的知识领域和价值观念。”2001年11月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大会通过的《文化多样性宣言》指出，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文化多样性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文化多样性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是个人和群体享有更加令人满意的智力、情感和道德精神生活的手段。2004年在北京举办的“文化高峰论坛”通过的《甲申文化宣言》提出：“文化既涵盖价值观和创造力，也包括知识体系和生活方式。”

二、文化体认流变的多维审视

(一)动态的视角：文明的冲突和会通

文明的会通影响着人们的文化体会。比如16～17世纪的法国，既有拉丁文化，也有日耳曼文化，它兼收了两种文化精粹，既从意大利文艺复兴得到不少好处，也在宗教浪潮中扩充了自己的国力。这种兼收并蓄的优势，奠定了17世纪法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基础。“不同同之为大”、“有容乃大”，因差异而生动，因差异而共存；共生而不相抗，并行而不相悖，乃是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由此引起观念的变化，促使人们不断修订、校正对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文化交流中，进入中国的外域文化，那些对中国文化起补缺作用，与中国文化有亲和力的因子大多都被吸收、消化、改造，而那些不适合中国文化“口味”的文化因子则被淘汰。中国本土文化在接纳外来异质文化的过程中，引入或改造许多概念和范畴，使中国文化的思想内容和表达方式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文明的冲突也影响着人们对文化的认识。从原始社会、农耕社会、游牧社会以及现代社会，采集狩猎中孕育着文化的生命，万物丰长中躁动着文化的不安，丛骑杂沓声中敲打着文化的节奏，时光流淌中剥蚀着文化的旧痕。这个过程中，“文化与社会的关系变了，因为文化不再保持某个阶层，文化不再属于某些职业性专业(教师、自由职业)自己独有，文化不再处于稳定状态，而是受被所有人接受的准则所界定。”我们还可以看到，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面临许多方面的浸染，“大众文化的消费，解构了很多传统文化中原始的价值和主流文化认定的精神需求的东西，常常伴以文化的庸俗化、浅薄化，纵容了非理性主义的泛滥。”作为一种势能，文化从高端向低势的倾斜与流淌是难以阻挡的。“溯游从之”或“溯迥从之”，都是不同文化体认下的抉择。

(二)结构的视角：文化的裂变与整合

文化裂变的深层原因是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迁。美国的历史学家斯塔夫亚诺斯认为，20世纪出现了全球分裂的现象，一方面是在全球化中，整个世界在经济生活方面越来越成为“地球村”；另一方面，世界的文化发展越来越明：显地出现了多元化趋势，各种曾经消失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也出现了复苏。其实，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文化的裂变和聚合、分离与重组、“碎片化”与“整体化”一直在进行着。今天，美洲的玛雅文化已荡然无存，而基督教文化却如日中天。时代潮流冲刷着旧有的文化认同，将新的文化危机摆置在人们面前，迫使人们重塑已有的认识。其实，传统与现代、沿海与内地、城市与乡村、社会与个人、大众与精英之间，存在着不同形式的文化变异。“在面临巨大压力的时代，当个人的价值和生活方式发生巨大变化时，寻求认同，回答‘我是谁，常常具有决定意义。”在文化分裂没有弥合的情况下，文化认同是难以达到的。尽管政府可以运用国家机器，通过行政措施、政策方针规定或创造出“一致”的文化概念，其对人心的整合效果未必尽如人意。

文化的聚合也影响着人们对文化概念的理解，这种聚合也包含着融合，它不是文化要素的简单结合。美国有“民族熔炉”之称，不同的民族文化融合成了今天的美国文化。它兼收并蓄多种文化优势，极大地影响着美国的发展，也影响着他们对文化的认识和界定。历史上，印度的佛教传人中国，扩大了中国人的文化思维空间；基督教传人中国的方式，也使中国人对其文化有了另一种解读；现代东西方价值观念的碰撞与激荡，让不少人理解的是文化功能的两面性。不论是文化的裂变还是重整，都在人们心理引起反响，使人们从新的视角思索文化的本质和特性，从而给文化以不同的定义和阐释。

(三)环境的视角：文化生态多元化

第一，文化起源和生成的多样化，影响着人们的文化理解。“每一种文化都在自己的范围内迅速发展着。”不同的生成环境，造成了不同的文化符号，并在文化信仰、社会生活、政治传统的影响下，模铸着文化的风格。中国历史上诸子百家的兴起，有着独特的文化背景。群雄逐鹿，牧野鹰扬，风云际会，干戈扰攘，诸子纵横捭阖，新见叠出，其主要原因是当时不同社会主体的需要，而列国形势不同、力量不同，需求也不相同。不同文化背景和经济实力的影响下，或霸业烟销，或取势中兴，或濒临亡国，或问鼎天下。而百家之说，多是附会当时不同人群的要求，同时也是作者为自己的见解寻找出路和认可，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诠释了那个时期的文化意蕴。魏晋南北朝的多元文化激荡，终致推出气势恢宏、史诗般壮丽的隋唐文化时代。“万骑争歌杨柳青，千场对舞绣麒麟”。在当时鼎盛国势的活力中，流溢着文化创造的饥渴和热情。那时候，文化形态上，三教并行，道教风行，佛教兴旺，儒学倡明。“宽松的文化氛围使得唐代文化人能把他们心灵的感受与内心的本质力量，自由地转化为美的艺术形象，从而赋予唐文化充实而又光辉的气质。”而唐代文化又受到胡文化的浸润，气概劲建，胡气氤氲，游牧民族的胡文化注入农业民族的汉文化，使唐文化热烈多彩，生机勃勃。唐文化的外域撷英，表现出“长鲸吸百川”的气概，南亚的佛学、医学、历法等，中亚的音乐、舞蹈，西亚的袄教、伊斯兰教、建筑艺术等，如同“八面来风”，给唐文化增添了万千风采，被国外汉学家名之为“世界大同主义”。日本学者井上清在《日本历史》中指出，“唐朝文化是与印度、阿拉伯和以此为媒介甚至和西欧的文化都有交流的世界流行文化。”摄取外来文化营养而不失却其特质，曾经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盛景和范例，它对文化涵义的充实和注释是不言而喻的。“民族融和”与“国家凝成”在征战杀伐或和平交流中演绎着，并影响着人们的文化体认。岁月的流淌中，远去的是鼓角争鸣，留下的是文化印痕。似乎“‘民族和‘国家都只为文化而存在”。

第二，文化主体的多元化，影响着人们对文化的理解。文化主体是文化生态的基本要素，文化的交流和互动是由人的交流和互动完成的。“当两个民族发生沟通时，我们倾向于把它视为两者文化的互动，但互动的不是文化，而是具有个性和不可测性的个人。”文化主体涉及的是不同地方的个人或群体。比如，中国文化传统中儒释道等都有不同的信仰人群。尽管诸子之学，“家别人异”，相因而生，却因个人认识的差别而大相径庭。孔孟之学，言性言政，力批杨、墨之说，然其痛恨当时穷兵黩武之风，则与墨子概同。“而宋钘、尹文救民之斗，禁攻寝兵，似与墨同矣，而其以心为主与墨异。”柳诒徵先生认为，墨家之说，“一则刻苦太过，不近人情；一则互相猜忌，争为钜子；一则鹜外循名，易为夺世。”而苏秦之智术、韩非之权术、老庄之道术、孙、吴之兵术，各循其道，各有特色。“诸子之学，既各功于世，而其文之美，又进于春秋之世，而各成为后世文章之宗，是亦战国之特色也。”当今世界，大众文化、流行文化、网络文化等都是不同主体的文化理解。可见，主体的多样化、文化的多样化，以及文化表现形式的多样化，造成了文化解读的多样化。

中西方文化中的主体及其角色定位也是有差别的。欧洲文化史的进程，从希腊开始，接着是罗马，然后是北方蛮族入侵，辗转变更，迤逦至今。他们好像在唱一台戏，尽管主演不同，戏台变换，戏本却是一样的，依次传到希腊、罗马、北方蛮族、拉丁、条顿等族手中，而这面旗，一开始又是从埃及人那里接过来的。这种文化传播是“链式传递”。中国文化史上，尧舜禹汤、文武周孔，连台演唱的都是中国人，汉唐明清各代，登台演唱的也是中国人，至今犹然。剧本不变，主演也没有变。这种文化传播是“点源辐

射”。在文化的舞台上，中西方对文化的说唱难免不大一致，甚至截然相反。不同的音符、不同的演唱、再加上不同的演技，就会表现出不同的效果。中国文化和欧洲文化的发展中，中国人好像在跑马拉松，欧洲人像是接力跑。“链式传递”和“点源辐射”，也带来不同文化理解。正是各个民族在文化模式的演化方面的差异、错位等构成了人类历史和人类文化的丰富内涵，构成了文化交会、冲突、融合的基础。这种角色定位的差异，也造成了文化发展路径和文化理解方式的迥异。

第三，文化圈及地理环境的影响。地理环境为物质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性，对人类文化创造的影响是真实而持久的，它通常以潜移默化的形式发生作用。地理环境也为文化发展提供多种潜在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的过程中，人类的选择尤其重要。“地理环境不过为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提供机遇或设置阻难，人类的创造性劳动才是把握这种机遇、绕过或克服这种阻难的自觉力量，尤其是当人文传统形成以后，便以相当顽强的定势，久远地影响文化发展方向。”但是，相似的地理环境中可以产生迥然不同的文化类型，在同一区域，地理环境并未变化，或变化甚微，因强大的人文因素介入，文化可以发生剧变。明人杨慎认为，人性是水土与政令教化等诸多因素综合而成的，并非由水土单独铸定。近人章太炎在剖析中国学术派别众多的原因时说：“视天之郁苍苍，立学术者无所因。各因地齐、政俗、材性发舒，而名一家。”吕思勉先生指出，“古代学问的发达，不能不为地域所限。儒学盛于鲁。法学之家，托诸官子，疑其初盛于齐。”人类的社会因素(经济的、政治的、心理的)具有强大的选择能力，使人类可以在同一自然环境内创造不同的文化事实。自然是相对固定的，人文是相对无定的，但无定的人文因素并不能天马行空地纵横驰骋，而必须以相对固定的自然因素为物质基础，把握自然因素提供的可能性，去创造文化的现实性。古代社会逐渐形成的并延续至今的不同类型的文明，如埃及文明、希腊文化、印度文化等的形成和变迁，和地理环境以及人们的主体作用有很大关系。而美索不达米亚文化、玛雅文化和阿兹特克文化等的消失，也是生存环境的变化和人类选择的结果。

(四)技术的视角：科技的交流和借鉴

科学的发展不断给文化概念的内函和外延以新的深度和广度。科技的交流和应用，拓宽了人们的文化视阈。异质文化的交往，物质层次交流总是率先一步。每一个历史时期，总有一些自觉或不自觉的文化精神特征，代表着这一时代的基本行为方式和社会发展水平。这种文化精神特征称为文化模式。、可以想见，如果舍去地域差异和民族差异，技术差别的情况下，在原始社会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是表象化、直觉化的文化模式；在农业文明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是自然主义、经验主义的文化模式；在工业文明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是理性主义的文化模式；在当代科技的影响下，占主导地位的是后工业文明的文化模式。技术的发展、物质生活的丰富，推动了精神生活的多样化，这使人们的认识和行为离最初的“欲望原点”愈来愈远。科技的发展中，“手推磨”推出了封建社会的文化关系，“蒸汽磨”推出了工业革命时代的文化关系，“电子磨”推出了电气化时代的文化关系，“信息磨”推出了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关系。每一次变化都扩大了人们的知识场景和思想界域，使人们对文化的理解递进一层，也使文化的表现形式和表现内容更加丰富多彩。

横向比较，科技交流的文化功效不容忽视。元朝时期，异邦的先进技术，尤其是当时文化发展水平与中国并驾齐驱的阿拉伯科学，流入中国。同时，伴随着蒙古西征，中国文化向西传播速度大大加快，使世界文化的总体面貌更加辉煌。晚明时期科技界对外域文化的积极受容，就是一个典型_的例子。那时的科学工作者突破了“天朝上国”的虚骄心理，以“虚心杨榷”、阔大开放的胸怀会通中西科技文化精华，而“先行会通，进而超胜”则是一些人的深心远志，即：打破民族壁障，博采外域先进文明，“令彼三千年增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以光照我圣明来远之盛。”

三、文化体认流变的现实启示

(一)吐故纳新：从人类社会交往中探求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

人类的文化交往中，冲突与融合是并存的。不同文化的接触，既可以是人类进步的路标，也可以是人类冲突的原因。这个过程中，文化的概念在扩大，文化的含义在延展。或许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观念能说明一些问题：“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存在，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他重新燃起火焰。”要了解文化的流变，不能离开文化的历史变迁。我们不难看到，现代社会中，雅俗文化的界限模糊了，“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都有“易感人群”；地域文化界限模糊了，“土文化”和“洋文化”都有自己的市场；年龄界限模糊了，“少儿不宜”和“老少咸宜”同时存在；文化的消费方式改变了，成年人的“返老还童”与儿童的“早熟现象”同时存在；文化发展中的是非界限模糊了，“非意识形态化”和“泛意识形态化”都有自己的说词。义利观颠倒，荣辱观颠覆，是非观颠倒，已经是社会上的常见现象，这些都是不同文化体认下的行为表现。

有学者认为，文化在本质上是趋向于整合的。但这决不能理解为文化要素可以随机拼凑，而是一种相互适应或和谐一致。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也是一个自觉整合与有机重组的过程，这需要把不同特质的优秀文化重组为具有内在统一精神和价值取向的文化模式。文化交往中，是在不同文化之间筑起壁垒，高墙相隔，还是架一道网，气息相通，抑或是元墙无网，任其自流，这需要谨慎选择。中国历史上，印度佛教的传人，中国人采取的是“无墙”的态度，儒家文化对佛教“化而能食”、“食而能化”，使佛教在中国发扬光大，并向朝鲜、日本等地传播。17世纪到19世纪中叶，中国对西方文化采取了“有墙”态度，尽管有西学输入，文化交流的成就却不明显。文化的异同是思想认识上的差别造成的，互相攻伐，无益于文化发展。法国哲学家于连提出“互为主观”、“互相参照”，从他者反观自身的文化，或许是发现文化价值的有效方法。“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而“新民”和“止于至善”都不是在封闭状态下完成的。

(二)开物成务：从科学技术发展的动态环境中把握文化的演绎变迁

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相互渗透，使各种文化、各种科学互相影响，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在科技的影响下，文化的发展由差序走向无序，由单源变为多源，由单向变为多向，其“熵”值不断增大，显示了文化的活力与生机。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些自觉推动对话与整合的文化类型，毫无疑问会处于有利地位，并对世界文化的交流起更大的推动作用。“众多的思想群体的合力推动人类文化的发展，这正是多元文化所要求的。”技术的

进步和影响、大众传媒的广泛渗透、新的大众阶层的涌现、艺术审查方式的转变、艺术传播方式的变化等等，都给文化注入了新的因素，由此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文化产品的发展，以及文化生产方式、文化整合方法、文化传播渠道、文化研究对象等方面的变化。文化市场的发展，消解了曾有的文化神秘感，打破了原有的文化限制和文化禁忌，增加了文化的世俗感。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信息网络化的发展，使文化的发展不再是各自独立的事情，这需要人们加深对文化的理解。

但是，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文化发展中的悖论又是客观存在的。一方面，技术的异化促使一些普遍的文化力量和社会力量异化和失控，矛盾的文化景观引发现代社会焦虑感和危机感。不少人在没有边际的、变动不居的世界中失却了精神家园，仿佛处于茫茫荒原里寻找航标时身心疲惫、长途跋涉的迷惘。这一切，迫切要求我们采取有效应对措施，以人为本，真切关心人自身的文化精神的生成。“世界上出现了不同类型的对人类的关切，然而，有一种以前人们从未感到的关切。这是对人性本身的关切。”

(三)鉴古思今：从历史的视野和现实的视角中认识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任务

历史不是简单的时间流程，而是社会和文化的兴衰沉浮，离开了具体的文化，就没有历史可言。文化体认的流变表明，文化的演进既不会是线性发展的，也不是严格按照序列发展的，文化的进化是多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文化生命的发展，既带有人类注入的偶然性，又带有文化发展规律的必然性。文化的交汇中，中国文化面临的机遇与挑战都是存在的。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基本结构的变化，作为中国文化核心和灵魂的儒家文化精神受到了严重侵蚀，传统儒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即便是当代新儒学的出现，其文化认同也有待加强。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影响下，我们的文化价值观、文化独特性和文化底蕴似乎在逐渐退化。如何实现文化的有机整合，体现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当前文化建设中的大问题。另一方面，我们对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还不够，文化自大心态有之，文化自满心态有之，文化自卑心态有之，文化崇洋心态亦有之。面对多元文化的发展现状，我们的核心文化体系却未有完善的体系和贯彻机制。把握文化主旋律，认清文化主色调，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

文化体认中，一些人由于自身的局限性不能或不愿意接受新的文化形式，被动地卷入新的文明而被边缘化，另一些人自觉固守原来的文化模式，拒斥新的生活方式而成为局外人。国民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神，文以铸之。我们的文化建设中，要以优秀文化为基础进行文化传承与创新。离开文化创新，任何传统文化都会因缺乏现实关注而成为没有生命力的文化化石。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争鸣，迎来了生机勃勃的文化创新，也把人类的思想境界推向新的高峰；汉代以后的独尊儒术及宋明时期的道德化理念，禁锢了很多人思想，“积水深潭”，却泛不起波澜。文化活动中的“我注六经”、“六经注我”，都是“死人”支配活人的现象，这是文化创造力的衰退。“各去所短，合其所长”，把几千年来中国人的“趋古精神”变为一种“前景精神”，激活文化“原典”，激发文化“潜能”，这是文化建设中的重大课题。

责任编辑：金华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