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　塔

2002年10月3-5日， 位于美国波士顿的西蒙斯学院(Simmons College)召开了第二届国际现代汉语诗歌研讨会，应邀出席的代表来自大陆、香港和台湾以及美国本土，不仅有华人，也有研究并翻译汉语诗歌的洋人，还有与汉语诗歌几乎没有什么关系的美国诗人，包括尉雅风（Afaa m Weaver, 西蒙斯学院英文系）、吴思敬（中国大陆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梁秉钓（香港中文大学）、奚密（ Michelle Yeh，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院东亚系）、陆敬思（ Chris Lupke，华盛顿州立大学中文系）、梅丹理（Denis Mair，翻译家）、洪淑玲（台湾大学中文系）、简政珍（台湾逢甲大学外文系）、绿蒂、黄亦兵（美国康尼狄克州立学院东亚系）张耳、雪迪（美国布朗大学）、孟浪、周瓒（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王敖、马兰和北塔（中国现代文学馆）等30多人。

为了方便与会代表到哈佛大学去参观、访问、会友、办事，主办方特意将住宿地点安排在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附近。诗会以中英文双语进行，分三个专题

——“现代诗与翻译”、“现代诗与教育”以及“当前华文诗歌介绍评析”。另外，还举行了诗歌朗诵、诗集及诗刊珍藏展等活动。

位于波士顿市内的西蒙斯学院是一所女子学院，学生主要是黑人女生，由约翰.西蒙斯（John Simmons）先生创办于1899年，美国第一位黑人女大学生于1905年毕业于该校。目前该校的研究院已男女生混合，但本科还是女院。该校设有左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1891-1960）文学中心，其创办人和主任尉雅风先生是国际现代汉语诗歌研讨会的发起者和主持人。他遵循西蒙斯的传统，邀请了许多女诗人、女学者、女翻译参会。他希望通过举办汉语诗歌研讨会，让世界各地的汉语诗人或汉英双语诗人有机会展示他们的作品，有更多交流的机会，同时把更多的杰出汉语诗人介绍给美国读者。他也希望通过讨论会，进一步探讨当代汉语诗歌及其相关的一些现象和问题。

本届大会的重头戏是诗歌翻译。先分组进行翻译实践，每一组由两到三名精通英文的中国诗人和两到三名美国诗人构成，大家在一起讨论如何翻译中国诗人的某一首诗，从字到词到句子到意象到音韵到文化背景和哲学指涉，都反复细致地进行了研讨。参加者普遍感到，这是一种新鲜的形式，颇有启发。我的被这番实践的作品是组诗《潘家园（古玩市场）》中的一首《马鞍》。7年前，我曾经自己把它译成英文，收在双语诗集《正在锈蚀的时针》里。这次实际上是我修改译文的绝佳机会。我接受同桌的张耳和Jenny Barber的建议，改“coursing”为“Galloping”（奔驰）， 改“came”为“Fell”（落）。我在有些地方则坚持己见，如仍然用“bones and bowels”（骨头和内脏），而没有改成“bones and entrails”， 仍然用“solid saddle ”（坚实的鞍子），而没有改成“The saddle, made of wood”，仍然用“was repeatedly flogged and fiddled”（被鞭打，/被翻来覆去地摆弄），而没有改成“mishandled, worn”。因为，我在音韵上有自己的讲究和小小的伎俩，我舍不得抛弃那种音响效果。更有意思的是，在这种集体翻译实践中，我对自己的字句也有新的发现和思考。如“坚实的鞍子/落魄在潘家园，驮着骑士的/灵魂”中分别出现了“魄”和“魂”。我知道，在古埃及，在古中国（汉魏之前），这是两个甚为不同的概念；现代汉语中的组合“魂魄”彻底消弭了两者的差异。对这个问题，我曾经是有过考察和思考的，而且在这首诗中是有所表现的。“魄”依然沾染着肉的气息，具有物质性，仿佛依然是可见的；而“魂”已经彻底摆脱了滚滚红尘，完全是一种精神状态，是不可见的。后来，就这一问题，我们跟西蒙斯学院英文系一位研究中国古典文献的教授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最后，我自己决定，用古埃及的两个词来分别翻译它们：ba和Ka。

在最后一天的大会发言中，大家又谈了对这样的翻译实践的感想。

我在发言中说，与其他诗友尤其是美国诗人的同台翻译实践，使我恍若看到了古代“译场”的灵光一现。自汉末至北宋（公元二世纪末至十一世纪中）前后近九百年，佛经翻译差不多完全采用的是一种叫做「译场」的方式。这种译法有两大特点，一是分工合作，二是讲译同施。佛经译场当然设立于寺庙，同时也是一个庞大的佛学教育机构，精通梵文的高僧与一字不识的沙弥都可参加，高僧宣讲，沙弥听学。隋唐以后，“译场”转为精干的专家群体的小型翻译作坊，几人或者几十人在同一个经堂里翻译同一部经书。这是一种集体性的翻译行为，集中了参与者的智慧、学养、经验与手段，能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个人翻译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现代诗歌的创作也许不能集体化，但翻译是可以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更有优势。中国翻译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不同时代，不同的人重译同一部作品（一般是文学名著），交由不同的出版社出版。每一次重译当然能解决以前译本中留存的一些问题；但这是一种社会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浪费。“译场”等于是把不同时代的重译行为共时化，能够在初译时就解决掉许多问题，甚至能一次性造就一部翻译经典。许多佛经译本之所以能在千年之后依然站得住脚，成为“四库全书”的组成部分；就是因为“译场”的高质量保证。宋朝之后，“译场”基本上就不存在了。这恰恰说明，佛经在那之前已经有了完善的译本，“译场”完美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我在国内的某些场合曾表达过“译场”的羡慕和怀恋，希望在大学里讲授翻译课程的教授翻译家能够与同仁和学生一起重建“译场”，佛经不需要译了，但其它需要翻译的东西是无穷无尽的。没曾想，远赴美洲幸遇了“译桌”——“译场”之具体而微者。

其实，我出洋出席诗会，非常想与美国诗人进行直接交流。2004年“首届国际现代汉语诗歌研讨会”的遗憾就是几乎没有美国诗人参加，这次有了几位，举行了中美诗人关于创造性写作的对话，大家同台读诗、谈诗、译诗；这些美国诗人虽然都是年齿较长者，我跟他们交流的时间也不多，但相谈甚欢，互赠了各自的一些诗歌资料，以待互相进一步的了解。

为了让我跟美国诗人有更加实质性的交流。诗会结束之后，在张子清教授的穿针引线下，美国教授诗人罗杰·马丁驾车一个半小时由毗邻波士顿的新罕布夏尔州来接我，到基恩市乡下呆了两三天，马丁先生是美国新田园诗派的灵魂人物，通过他，我对这个诗派有了深入的、切实的体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