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四平

当前诗歌写作又一次呈现出“无主脑”的状态，不同于1980年代中后期众声喧哗的“哗”，这次是无流派的“写”，于是，新诗的动词性、呈现性和叙事性再一次表现得很突出。同时，与新诗草创期的轰轰烈烈不同，当下的这一切几乎都是静悄悄地发生的（除了些微的人为噪音外）。让我更为关心的是，这种“写”的背景和“写”的痕迹是什么？不少人习惯地将头探向域外，似乎很轻易地从西方后现代那里找到了它们的母亲。我却并不那么认为！我赞同白话新诗的母亲是西洋风格的，而认为当下新诗写作的主要传统就在中国现当代诗歌近一百年积累起来的“新传统”中。我不希望人们据此给我冠以什么民粹主义者的称谓。

不说别的，单以梁小斌为例，他的诗歌和诗论，就已经构成了19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当代诗歌写作的一种新传统。

记得，梁小斌《断裂》的发表，在《星星》诗刊曾引发过一次诗学论争。因为其中展示了丑恶，所以有人惊呼梁小斌的写作发生转向了，梁小斌与他的朦胧诗式英雄主义、乐观主义的写作“断裂”开了。这都是从事象上看问题而得到的粗浅认识。殊不知，《断裂》是梁小斌根据1974年至1984年的日记整理而成的诗篇。梁小斌是一贯的。他始终对生活有着美好的期待及其对它所进行的雅致的诗艺处理；还有反叛精神，反叛，也是梁小斌一贯的姿态；他连自己的过去也时时在反叛着；目的是通过反叛来认清真实的自己并对新诗写作做出切实的贡献。如我在另文《梁小斌：诗意地思考》和《骑墙者梁小斌》里所讲到过的：梁小斌始终是一个笨拙者、构思者和挖掘者。梁小斌的诗歌写作，对当时来说具有现实意义，而对当下来说则具有指向性意义。它们是当下诗歌写作的“词根”、源头。所以，我在这里要特别提及不被时人所注意的1988年出版的一本相当重要的诗集《少女军鼓队》。它是一本仅仅收诗80多首的薄薄的诗集；当年还是冠以“未名丛书”出版的；而就是在几十首诗里，就有收入各种选本和教材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雪白的墙》和《我热爱秋天的风光》等名诗。而我认为它的重要还远不止这些。我要重新挖掘的是，以下我要谈到的由它构成的中国当下诗歌写作的传统和资源。

比如，前几年出现的所谓“生活流”、“口语派”的诗歌及诗论和当前出现的热心细节的诗及诗论在梁小斌那里就早已存在着，只不过总是被他的“朦胧诗人”的光芒所遮蔽罢了。可以说，梁小斌的一些诗观是构成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里所说的“新的美学原则”的重要支柱。孙多处直接引用了梁的一些说法。孙还在给梁的一封信里风趣地说，“我没有勾引评论家，是你，是你们勾引了评论家”。我想这绝非逢场作戏的戏言。该文引用了梁小斌的这样一句在当前诗论里也常常能看到的类似的话：“意义重大不是由所谓重大政治事件来表现的。一块蓝手绢，从晒台上落下来，同样也是意义重大的”。比如梁小斌在1982年写的《为做了一件小小的事情甜蜜》就写到了诗人帮助一个女孩子在夜间打开楼道里的电灯而产生的幸福感觉。82、83年他还写了《集邮迷心思》和《裤兜内的分币》等。而他1986年写的《片刻》也是这样的诗篇：“她手握满把带根须和枯叶的葱苗/要靠在我旁边说话/我想单独坐一会/我抽完烟/你再来//过了一会/她又靠到我旁边/我低头/她手里还是那把葱苗/再注意看时/葱苗已经洗过/正往下滴水/黄叶子也没有了//她的面容与以前略有不同//只有我//她两次看见我仍在对付/那支其实没有点燃的香烟/只不过一会儿/女人却能变幻出一种清新”。诗里写到了诗人在片刻以静观动、以不变应万变地感受着女性心理。可见，像一件小事、一张邮票、一把硬币或一种情景等都能触发梁小斌的灵感、推动梁小斌的思想。值得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梁小斌的这样一些关注日常生活细节的诗歌写作发表的年份。勿庸讳言，随着时代的变迁，梁小斌日益感到真实生活的悄然逼近和“日常生活的锋利逆转”；因而相应地部分地调整了诗歌写作的策略，但根本的东西未变。

现在，在谈“朦胧诗后”时，受“断裂”表象认识的影响，人们总是习惯地在朦胧诗人之外去另寻代言人，仿佛随着这一口号的提出，朦胧诗人及其诗歌一下子就从地面上销声匿迹了；其实不然。起码对梁小斌来说，这类想当然的做法是失效的。比如，他在1986年写的《洁癖》和在1985年写的《重新羞涩》等也可以说是“后现代诗歌”、“第三代诗歌”、“后朦胧诗歌”、“后新诗潮”诸如此类说法的代表诗歌。而在理论上，梁小斌早在1984年就说：“必须怀疑美化自我的朦胧诗的存在价值与道德价值”；“必须识破法则！面对冷酷！历经真实！”。这些话一直都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其实，它们就是“第三代诗歌”理论的先声。

请读《洁癖》：“我想洗干净/因为白栅栏上油漆未干/ 蹭上了名牌油漆的那块脊背//我有洁癖//我的手怎么也摸不到/我曾经被逼到午后的墙角/沾上了干燥牛粪的那块脊背//你们，看见我这么长久地沉浸在水里/我已经把脖颈洗得发白//我有洁癖/凡是我的手能触摸到的地方我都要洗干净/没有被遗忘的脊背/呈现出忧戚”。诗里写到，“我”在过去被政治强行污染，而在现在却又被时尚强行弄脏；但是，“我”却要拒绝被污染、被时尚、被消化、被命名、被遮蔽；“我”始终对外界保持着高度的警觉。诗里写出了中国当代人在当代真实的生存状态以及诗人敏锐的批判触角。梁小斌曾说：“凶悍：我的诗歌立场”。而当下不少诗歌放弃了诗人的言说立场，沉溺在对生活事象的叙事里面，难免有琐碎之嫌。现在，不少诗人和小说家都喜欢写“洗”。我想，这种精神自洁的象喻传统也在梁小斌这里。

又比如，当前所谓的“写隐秘”、“写性”的诗歌，仍然可以在梁小斌这里找到它们的当代渊源。请读《断裂》之“2”里的两节：“我蜷缩在这里，/蜷缩在仿兽皮的衣领里。/装着打量月台；/往嘴里偷偷摸摸塞进桔瓣的女孩，/我正闭上目光在欣赏你。//当你俯向茶几/你肯定是把桔子藏在膝盖间，/你把桔核吐在手上，/这潮湿的小玩意，/在茶几上被排列得整整齐齐”。同样是写于1986年的《真实的亲吻》则更加逼近生活本质。全诗如下：“真实的亲吻并不像传说中的那么精彩/不过是一块粗糙肥皂碰那另一块柔软一点的肥皂//下午三点钟，是她规定的亲吻时间/我们拥抱，我是她身上的大肿瘤/她出去上班，大肿瘤就被她切下来用毯子包好//我惟一的缺点就是我在亲吻时心思散漫/她发现在她背后，埋在黑暗丛中的手腕在转动/‘你们男人，亲嘴时还看手表//真实的亲吻，并不象想象中的那么富有味道/神话重叠，亲吻自然黯然失色”。用时髦的词来说，这首诗也是在“解构”，在呈现亲吻的真实样子。在这些思想的背后，诗人是依赖“我”与“她”亲吻的细节来推动诗情的。梁小斌说“惟有细节的描述能够改变形象本来的意义，能改变原来的命运属性”。看来，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细节是导致梁小斌思想产生的基本单元和基础力量。生活的丰富性和鲜活性就潜伏在这些细节里。而时人一味去追求所谓的本质和意义，最终导致了在日常生活里的魂不附体！所以，梁小斌希望人们应该学会去“重新羞涩”。他说：“一旦涉及到某些真实的心态往往都与一种羞涩感有关”。他又说：“我也发现了诗歌语言的内在对峙”。而不像时下有些艺术表现拙劣的诗人，在他们写出来的文字里，到处只能看到分裂的“鸡零狗杂”，尽是些僵硬的、棺木气息的东西；梁小斌在他的这些生活流的诗歌里依然追求着“诗歌中的和谐构图”，因而具有鲜活的生活气息。显然，它是有警世意义的。这就是真诗和伪诗的分界线；或者说，这就是优秀诗歌与拙劣诗歌的分水岭。

此外，梁小斌对于中国新诗的贡献，还在于他以他的诗歌创作实践一贯地推进着新诗的散文美和口语美的进程。换言之，梁小斌接过了郭沫若、戴望舒和艾青等人的新诗语言变革传统并使之深化。比如，他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和郭沫若的“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戴望舒的“我底记忆是忠实于我的/忠实得甚于我最好的友人”、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等一样都是中国新诗经典的感人肺腑的诗句。我感佩于它们被诗人们“第一次”说了出来及其说出来的话语方式。从本源上讲，从大的背景上讲，梁小斌的确是很好地发扬了五四以来新诗的口语传统。口语并非通俗易懂的代名词。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口语。它们包含着那个特定时代人们的行动、意义和信仰。它们富有革命性、参与性和社会性。如果，在新诗写作中，你能很好地掌握了你所处的时代的口语方式/语法；那么，你的诗歌写作就会标示出你那个时代的高度，并能作为那个时代的人文标志被流传下来。我想，我们的诗人都要认真地思考这个口语传统的问题。

鲁迅说过，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梁小斌的诗歌及其诗论就是中国新诗发展进程中的中间物。它们承续了五四以来中国新诗的伟大传统，同时，也使自己成为新时期以来新诗的一份新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