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学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带来文学在内容、观念和形式诸方面全面的革新和解放。承袭时代风云和文学的历史积淀,“为人生”而作,成为众多新文学创作主体的自觉选择,个性解放、思想解放、妇女解放也成为新文学文本张扬的口号。就妇女解放而言,易卜生笔下的娜拉成为自由女性的范本,新文学重镇鲁迅塑造的子君、胡适的作品《终身大事》也都或多或少地受娜拉的影响。然而,五四所提倡的妇女解放并不是以女性自身的性别觉醒为前提和指归的,更多的情况是那些对民族命运有着深重忧患和反思的新文化主将们代女性立言。其时的女作家冰心、凌叔华、庐隐、冯沅君们也更多的是以新文化运动的同盟者和追随者的姿态进行创作的,还缺乏女性叙事话语的自觉意识,她们仍旧趋同着男性中心文化的话语规范。五四落潮之后,真正运用女性叙事话语进行写作的是四十年代红遍海上文坛的传奇女作家张爱玲,逆其时民族主义的主流文学创作方向,张爱玲及其作品的出现是主流文学之外的重要收获。

一、女性主体意识的确立和女权的伸张

海峡两岸曾先后三次掀起“张爱玲热”,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更是以42页的篇幅极力拔高了张爱玲的文学史地位。“张爱玲一出现便是风华绝代的”[1]。初涉文坛便引人注目,《传奇》集奠定了她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这部小说集之所以有一大批忠实的拥趸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作品细腻的女性叙事。众多作品对女性的深层自我意识予以全面而自觉的展露,通过女性在生活、爱情、婚姻、家庭中的种种际遇,深入地发掘和肯定了女性的自觉与独立意识,关注了女性生存状况、生存方式和精神情感状态,延伸了女性的观察视角,抬升了女性的地位。以《传奇》集中张爱玲的成名之作《倾城之恋》为例,张爱玲以女作家的身份体认审视女性在大家庭衰微破败过程中的沉浮及女性对幸福爱情和美满婚姻的渴求和其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状态和情感心理,较之我国传统文学中的女性文学和不可避免地依附于“菲勒斯中心话语”的文学创作,张爱玲的作品显然透视出的是更为自觉和进步的女性意识与女性主义观念。

女性意识(Feminine consciousness)强调了女性作为主体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自觉意识,包含着性别而又超越性别的价值追求,具体来讲,包括了女性的权利意识、独立自主意识、性意识、自我保护意识、责任意识等。而女性主义往往是指以性别视角来看待和分析问题的一种方法论原则,包括要求性别平等,公民权、政治权、消除两性差别、改变女性受歧视和受压迫的状况,体现女性正当的社会诉求,女性主义是和女权主义、妇女解放运动相联系的。张爱玲无意于女性主义的术语表达,却能驾轻就熟地洞悉女人天性,试图探索女性角色本质。诚然,张爱玲作品对女性意识的开掘还不能全面覆盖以上种种范畴,但她已经清醒地自觉地把它渗透到众多作品中,这一点,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文学环境中难能可贵。《传奇》集中许多作品肯定了女性的独立与自觉意识,集中地表现在爱情独立意识和经济独立意识两个方面。谈及爱情独立意识层面,因为长期以来形成的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权统治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男尊女卑的集体意识,女性往往是站在爱情的边缘,被动地承受,传统的爱情故事也大多建立在男性主动追求女性的基础上,这在今天也被视为合理。另外,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基础上形成的婚姻观念也极大地削弱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女性要求婚姻自主的权利。而在张爱玲作品中,求偶主动性发生了置换。女性主动追求幸福美满的爱情与婚姻。“青年男子谁个不善钟情,妙龄女郎谁个不善怀春,这是人性的至真至纯”[2]。《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离婚之后住在娘家,受兄嫂的排挤和冷遇,决定婚姻上寻求出路,直到范柳原的出现,流苏把所有美好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在他们的爱情博弈中,范柳原倾慕具有古典气质的白流苏,追求她,可是更确切地说,是白流苏不断地制造各种机会和有意他接近,越是被动、含蓄越能激起范柳原对她的欣赏和倾心,虽然作品的结局是因为一座城市的倾覆而成全了流苏梦寐以求的婚姻,显得有些牵强而又落入俗套,可是在作品中,张爱玲却以女性的视角动情地写了一个女人对幸福爱情和婚姻的向往,极力肯定了女性自我独立的爱情意识的觉醒。另外,张爱玲小说也同时张扬了女性独立的经济意识。在她笔下,女性为了寻求依靠可以使劲浑身解数去追寻既定的目标,想方设法去抓住男子和他结婚,保住婚姻,拥有财产。结了婚以后的白流苏、顾曼露是这一类女性的代表,而视金钱、财产为第一要义的要推《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七巧被贪财的兄嫂卖到姜家,就七巧而言,当初答应兄嫂的要求嫁到姜家还有一个原因是为了爱,为的是“在生命之中与他相遇”[3],进了姜府之后,七巧寻求各种机会与已经成为小叔子的爱人季泽接近,可是对方却因为家族的规范和内心的懦弱始终距离她远远的。“爱情意味着朝向一个目标努力,即求得被爱者用爱情作回报。一旦得不到回报,爱的活动就会受到阻碍,不能达到它的目标,于是它产生给人痛苦的失望”[4]。欲的不能满足到物欲的疯狂,曹七巧带上了黄金的枷,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在丈夫死后,她分得了她想要的那部分家产,此后便视钱如命,为了钱,她牺牲了自己对季泽还保有的那点可怜的爱,为了家产被外人分割,她不惜毁掉女儿来之不易的幸福爱情,当然,作品在极力表现了女性的经济独立意识之外,也毫不掩饰地表现了其在物欲制约下女性主体人格的分裂和异化。

就女权伸张而言,张爱玲的小说汲取了以往小说崇扬女性人格和个性经验的精髓,通过新的爱情观、婚姻观来塑造女性人格并伸张女权。当然,张爱玲没有非常直观而坦率的女权宣言,但她有独特的女性主义立场。张爱玲系出名门,身上流淌着贵族的血液,其母就是一个具有新思想的独立的女性,可是她的家庭仍旧是男性中心世界,她的创作也或多或少地受到男权话语系统以及男权意识的影响,所谓男权意识,借用女权主义神学批判家E.M温德尔的话说就是“通过丈夫给妻子下定义。”[5]虽然母系氏族社会作为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早已离我们远去,但这一特定的历史形态曾经给中华文化打下了深刻的烙印,远古神话为我们留下了女性中心世界的原型,随着历史的演进和男权社会的确立,女性中心世界已失却了其存在的现实基础,与此同时,女性在文学中的地位每况愈下,因此谈到女权的伸张。就是一个逐渐提升和改变的过程,绝对至高的女权就是在21世纪的今天抑或是将来也难以实现。张爱玲作品中塑造的女性形象如白流苏、曹七巧、顾曼桢等大多具有一定的才华和魅力,一定程度反映了女性的社会群体价值,这无疑会对女权的伸张起到一定的作用,具有不可否认的反抗男权的意识和消解男权思想的价值。

二、女性生存状态和情感世界的建构

张爱玲作品的主角大多是女性,对女性琐细日常生活的发现与肯定是她创作的一个重要内容。相对于新文学的语和革命话语,张爱玲则是私人性话语。也就是现代都市女性的话语方式,张爱玲几乎把都市女性生存的各个领域都写到了,她以独特的女性姿态体现了与“五四”时期不尽相同的女性观念。张爱玲从自身的女性体验出发,从爱情、婚姻、家庭等角度切入,众多作品展示出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女性的婚姻危机和生存状态,再现女性苦苦追寻自我价值的艰难历程。

五四以后,受易卜生笔下的娜拉影响,社会上涌现出一大批新式女性,她们要求解放,要求平等,但是娜拉出走后怎样?鲁迅曾冷静地告诫所有的女性,娜拉出走只可能有两种下场:或堕落,或回来。他将女性独立的关键归结为“提包里要有所准备” [6],即就是经济的独立和物质的保障。在这一点上张爱玲和鲁迅是相通的。现代都市的商业化刺激着人们对金钱、物质的追求,再加之三四十年代动荡的时局。人们的生存本能加剧,都市女性对金钱和物质的概念更加清晰,就生存来讲,物质似乎是第一要义。加之男权制下,女性的地位与她们在经济上的依赖密切相关。“男权制统治最有效的方面是对她的女性臣民们实施经济上的控制”[7]。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大多已经清醒地认识到物质的重要性。在《封锁》中主人公发出感喟:“可怜啊可怜,一个人没有钱。”精神的孤单可以被外界的动荡消解,而物质的匮乏则伴随而来的是生存的恐慌。《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要死死地抓住范柳原,想方设法和他结婚,结了婚的女人似乎有了保障。《十八春》中的姐姐为了保住自己的婚姻,不惜牺牲妹妹的幸福。《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嫁到姜家,一直以来爱欲的无法满足导致她物欲的极度膨胀。物欲更确切的说是黄金之梦镣铐了她的灵魂,为了物欲,她带上黄金的枷,不顾亲情,不惜毁掉三四个人的幸福。当然,除却以上可以视为病态的以物欲和采取变态的行为拥有物质为第一要义的生存观,张爱玲笔下还有一部分新式女性,她们是用自身的聪明才智出门“找事做”,找到一份正当的工作作为谋生的手段,如《十八春》里的顾曼桢。张爱玲以一种“因为懂得,所以慈悲”的情怀来营构现世男男女女的情感世界。从作家自身情感体验考量,张爱玲笔下的男女情事大多是极罗曼蒂克的。如当年她和胡兰成欲仙欲死,祈愿现世安稳,岁月静好的爱恋一样,《传奇》集中许多作品呈现出“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爱情神话。《倾城之恋》写的就是乱世男女情事。张爱玲以女性独特的想象力、独特的视角和细腻的手法对女性爱情和婚姻进行深切的把握和透彻的理解。白流苏心里爱着风流倜傥的范柳原,把他当作以后的依靠,起初柳原对流苏的爱意还不足以让他承担起婚姻的责任,最终,两个人在冲撞中发现了对方的爱情诚意。《十八春》则展现了男女间绝望的爱,沈世钧与顾曼桢两情相悦,却因种种原因有情人未能成眷属,无奈地错过对方。《金锁记》被誉为是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也被称为女性情欲的研究,曹七巧当初嫁到姜家除了兄嫂的贪财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与所爱的人季泽相遇。女性自始至终都逃脱不了感情的支配,这是张爱玲小说对女性最根本的规定。在具体的作品中,主人公就这样成为情感的奴隶,情欲就这样盲目地支配人。

张爱玲的文笔几乎触及到了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女性的深层意识、生存状态和情感世界加以深刻剖析,真实地反映了在现代化进程中女性人生的风貌,张爱玲承继了五四以来的个性解放、妇女解放的思想,她的小说文本已然具备了女性主义的特征,放阔了中国现代女性叙事话语写作的领域,可以被视为中国现当代女性写作的传统和典范。

注:该文系宝鸡文理学院重点资助项目“苏青和张爱玲比较研究”(ZK2420)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水晶.替张爱玲补妆[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

[2]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M].杨武能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3]张爱玲.张爱玲文集[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4]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5]E.M.温德尔.女性主义神学景观[M].上海:三联书店,1995.

[6]鲁迅.娜拉出走后怎样[A].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7]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M].钟良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作者简介:李雅妮,宝鸡文理学院中文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