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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的鼓动性和语言的平民性

2009-03-15程对山

飞天 2009年14期
关键词:安宁诗人诗歌

车安宁给自己的第二部诗集《石羊河,我家乡的河》冠以“车安宁朗诵诗歌选”的副标题,此举颇受原甘肃省作协主席高平先生的褒扬。因为,“这些年,不要说专门写给人朗诵的诗很少,就是写出来让人看得懂的诗也不多”。为此高平先生敏锐地点出了这部朗诵诗歌专辑的艺术特色——“强烈的时代感、内容的鼓动性和语言的平民性”(以上引文均见高平先生为车安宁诗集所作的《序》)。高平是诗人,诗人评价诗人最是行家里手,所以这样的评价可谓恰中肯綮,入木三分!在这本收录诗人近作三十多首的诗册中,作者非常关注国家的命运、时代的变迁和人民的生活情绪。赞扬公仆,鞭挞腐败,歌颂英雄,弘扬正气。内容覆盖了“非典”、地震、沙漠、环保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因而充满了“强烈的时代感”。随着阅读的深入,就会发现,车安宁诗歌“内容的鼓动性”绝非一般的鼓舞和宣传,而是抒情方式上的一种“情动于衷而形于言”的感染与震撼,是一种象征性抒情与哲理性思辨相结合的综合表现方式,是一种贴近内心、撼动灵魂和托举精神境界的“宣传鼓动”作用。而“语言的平民性”,不仅是指语言平实简约,明白如话,“如白香山之诗,村妪能解”,重要的是诗人能够选用切近平民心灵真实需求的诗歌意象,具有低层叙事的艺术张力。

就“内容的鼓动性”而言,车安宁最善于将象征性的抒情同哲理性的思辨结合起来,抒发对自己所处时代的社会、人生的真知灼见。其往往借助一些平凡的物象来暗示深刻而新颖的思想,显示强烈而独到的主体意识。比如,在《人民的儿子》中,诗人提出一个很普遍的问题:“人民是谁?”诗人自己的回答是——“从大江南北到长城两端,/从田间地头到炼钢炉前,/从边防哨所的每一个脚印,/到显微镜前的每一双慧眼”,“那些每天迎着初升的太阳/匆忙奔走的无数双脚步,/那在劳动中洒下的每一滴汗珠,/那在丰收时露出的每一张笑脸,/就是人民!”一般来说,“人民”是一个具有庄严抑或神圣属性的政治术语,可在诗人的笔下,“人民”就被细化成琐屑平常、普通而又无所不在的“脚印”“慧眼”“汗滴”“笑脸”等,借助这些平凡的毫不起眼的物象来传递深刻而新颖的思想内容,化严肃的政治术语为生动的文学形象,具体化却不显流俗,新鲜感又不见艳媚。为了本色质朴地贴近普通民众的平凡心灵,车安宁特别注意情感的推递、迁移和嬗变过程的明晰化表述。在《石羊河,我家乡的河》中,诗人饱含感情,对石羊河进行深情的赞美:“因为有河,那里就有了/湖泽、水鸟和牛羊满坡;/因为有河,那里留下我/童年的回忆和恋爱的欢乐;/因为有河,那里就有了/千百年来流传的歌;/因为有河,那里/曾走出过多少名流墨客!”昔日石羊河的美丽旖旎的风光伴随着对美好往事的追忆,舒缓从容地呈现于读者的面前,诗句中明显地流逸着诗人轻扬欢愉的情绪。接下来写石羊河著名的原因,“滋润出一大片绿洲肥沃,/把两大沙漠截然地分割;/还因为她,曾有过/汉武击败匈奴的铁马金戈,/有过苏武牧羊留下的悲歌!”昔日的功勋和历史的沧桑叠印在一起,语言和情感渐趋挚重与冷凝。当我们读到诗人抒写石羊河现在依然“著名”的原因时,“是因为她如今几近于干涸,/大片的土地失去了润泽,/无边的农田面临荒漠,/黄沙从古老的长城飘过,/热风把沙枣的花香掠夺!”诗句里就再也寻觅不到诗人一丝半毫的轻扬欢愉的情绪了,有的只是一种忧心若酲、愁情如炽的思绪,是一种近乎让人屏住呼吸的焦灼与痛苦。跌宕起伏的情感轨迹,断续相依的诗歌意象,鲜明地荟萃出一种雄浑瀚博的诗歌意境。

车安宁自己也说:“诗歌的发展无论怎样变,有一点是不能变的,那就是真情的流露不能变。诗有句式的美、音律的美,诗的灵魂是情美,唯有动情、真情,才能写出好诗。也唯有动情、真情,才能打动人,震撼人”(《后记》)。所以,“动情、真情,打动人,震撼人”便是车安宁诗歌具有永久鼓舞作用的最本质的内在因素。在副标题为“写在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抗日战争沉思录》的长诗中,诗人在多达五百多行、四十二个小节的长诗中,以史诗般的胸襟和气势,酣畅淋漓地表达出对“抗战”那个苦难时代的诸种思考与感受。全诗内蕴博杂,情感跌宕,荡气回肠,磅礴大气。诗人任意地放纵自己的情感,以笔为桨,以诗为舟,任自己的形象和思维跃动起伏在诗歌的海洋上。激荡处如碧落九天的黄河,一泻千里,石栗巅惊;平静时又似映浸江湖的皎月,安闲澄澈,静影沉璧。诗人高扬现实主义的如椽巨笔,真实地再现抗日战争中一幅幅悲烈的画卷,一阵阵嘹亮的歌声,一片片壮观的洪流和一层层高涨的热浪。却也不忘拿起蝇头小楷,在历史长卷的末端写下自己钩沉往事、扫描记忆时萌蘖出来的一缕缕细切深婉的思絮。如“为什么/千里咆哮的黄河/冲不散侵略者的铁骑/为什么/万里伟岸的长城/挡不住入侵者的车履/而两颗千斤重的核弹/即可以改变战争的程序/也使交战的双方/少倒下无数的身躯”,揭示出缺少强大和科技,使饱受苦难的中国人民陷入落后挨打的悲剧内因。诗人平缓地描述那个时候成千上万的军人被日寇的枪口任意地驱使,“如同使用/一根根棍棒/在驱赶一群群牲畜”,写那些良家妇女,“偶而一次的失贞/就可能去投河自尽/而敌人却对她们施以百般的兽性蹂躏……”这样的叙述弥漫着一层稀薄的悲剧气氛,没有壮烈的场面,没有激扬的热血,如同黑白电影镜头般在缓慢无声地切换中,偏能灼伤读者的眼睛,偏能戳疼读者的心灵。一切靠历史细节的真实融铸而成的艺术真实,都能表现出惊心动魄的艺术魅力。电影、绘画乃至文学艺术都是如此,诗歌当然亦如此。真情涌动的叙述,低徊婉转的情感,确有一种“打动人,震撼人”的艺术魅力。诗句的结尾,诗人直面历史,扪心自问,以一些发人深省的叩问和诘难语句,逼仄出某些国人在国难当头的紧要时刻本能地流露出的那种可鄙可恨的民族劣根性。前事不忘,后世之师。诗人带着哲学家的敏锐、独特的眼光来触摸那段历史,既有振聋发聩的警世作用,又有醍醐灌顶的醒世功效。

艾青说过,诗人“是社会里的斗士,更富有狂热,更善于冷静,憎恨得更深,爱得更痛苦”。在《我爱你,祖国》中,我们就能体会到车安宁“憎恨得更深,爱得更痛苦”的复杂的情愫。诗人摔碎此类诗歌写法上常见的窠臼,没有去讴歌祖国的瑰丽河山,也没有去抒写对华夏民族的壮志豪情,却写自己因热爱祖国而遭到他人的误解,然后“陷入深深的思索”:“为什么有的人/对祖国那样轻漠?/为什么有的人/对现实那样刻薄?/有人重权在握,敢把万千的公款挥霍;/有人成了亿万富翁,/却恨不得把长城一脚踩破!”正是因为对自己的祖国“爱得更痛苦”,对发生在祖国大地上的种种丑恶行径也就“憎恨得更深”,这种洋溢在诗句里的深婉的倾诉和沉重的叹息,便有了浓郁的思辨色彩和深刻的哲理意味——“昆仑为什么寸草不生,/黄河为什么这样混浊?/有人曾经指责:/你这是蔑视祖国!/他哪能懂得,/一个真正的爱国者/那壮怀激烈的探索,/他哪里知道/一个炎黄子孙/对五千年历史的执著!”通过质朴平实语言的叙述表白流露出一腔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相对于那些激情昂扬的“口号类诗歌”而言,这样的诗句更能凸现一个具有传统爱国情怀的诗人孤独、真切而又痛苦的精神世界。所以,面对许多祖国的困境,诗人写道:“当听到黄河断流的消息,/当看到偏远农村的饥渴,/我便努力拼命地工作;/到了天命之年,/当看到电视剧中,/汉武大帝的气魄,/大唐兴盛的巍峨,/当着女儿的面,我也/禁不住热泪跌落……”这样的语句,注重心灵倾诉的同时又不失局部细节的刻画,诗人的童心和真诚便完全地裸露在读者的面前了。有谁知道,在这个感动稀缺的年代里,诗人真诚的泪水已经洗去了蒙在我们良知表面上多少污垢?诗人就在这样平实的叙述中将自己的个体情绪置于兴邦爱国的精神高度之上,可谓沉郁顿挫,感人至深!

可见,“内容的鼓动性”绝非一般的鼓舞和宣传,实在是一种象征性抒情与哲理性思辨结合的一种综合表现方式,是贴近内心、撼动灵魂和鼓舞精神的一种艺术的“宣传鼓动”作用。鲁迅先生说“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鲁迅《文艺与革命》)。就是说只有以创造形象为主要特征的“文艺”才能实现纯粹、完整的“宣传鼓动”作用。反过来说,最深入人心的“宣传鼓动”作用也只有通过文艺的创造和表现才能得到全面、本质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讲,车安宁诗歌讲求“语言的平民性”,又何尝不是为了实现其诗歌“内容的鼓动性”而采取的一种手段方式呢?纵观全本诗集,诗人大多选用切近平民心灵真实需求的诗歌意象来表达自己对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真诚的感悟,使诗歌语言具有低层叙事的艺术张力。比如,为了表现现代科技高度发达的形势下,人们对于侵害人类肌体的一些诸如“非典”等奇怪病毒的认识仍是那样的蒙昧和无知,诗人写道:“现代的挖掘机/正扬起巨大的铁铲,/却无法将/几撮病毒掩埋;/先进的大吊车/可悬起百吨的货物,/却不能将/几粒病毒挪开;/高倍的望远镜/能够洞察星空银海,/却对微小病毒的成因/一时搞不清来龙去脉”(《生命赞歌》)。巧妙选择反差强烈而又对比鲜明的普通物象,将宏观高大的科技工具和微观渺小的病毒基因放在一幅画面里,以怪诞夸张的笔触表现出病毒的诡奇肆虐和人类的无奈困惑。而在《关注我们的家园》一诗中,作者把人类环境的忧思这一宏大主题放在“外星人”的眼睛里来展现,就顺理成章地点出地球人在“外星人”眼睛里的困惑:“他们如此折腾,/难道就不觉得累?/他们把所有的石油和煤/统统变成了烟尘和灰,/把城市变成了水泥堆,/让乡村失去了自然美,/青山绿水,变得如此憔悴!/这,就是他们的智慧?”因不解而困惑,因困惑而变成诘责与质问,通过这些诘责和质问,来唤醒现代人日渐麻木的环保意识,以期实现诗歌微弱的“宣传”作用。诗人特别注意用平实俗脱且又精炼纯粹的语句来实现诗歌语言的“平民化”。在《总理来了》中,写总理来到民勤宋和村,“老汉们乐得合不拢嘴,/年轻人争着把路相让,/总理进了农家院落,/和乡亲们拉起了家常,/嘘寒问暖贴近心肠,/鼓励的话儿讲在理上。/有人禁不住说一句:/‘和电视里的声音一模样。”诗人一改自己一贯从容端凝的诗句风格,用“顺口溜”式的快板书一样的句式,短促快捷的节奏,流畅顺达的音律,在一气呵成般的诗句的流泻中,乡亲们盼望总理来到村子里的那一瞬间的惊奇、兴奋、激动和欢乐的场面就很轻易地展现在读者的眼前。特别是最末一句“有人禁不住说一句:/‘和电视里声音一模样。”直接是口语入诗,具有浓郁而真实的生活气息。生活中鲜活的细节就定格在一幅幅隽永的画面里,而诗歌中“活”的形象却在读者的脑海里长时间地流动。这是直入生活最原始最本色最拙朴的艺术创造,却也获得了直逼精神、内嵌灵魂的艺术效果!

善于挖掘平民百姓所喜闻乐见的素材入诗,从感情和心灵上贴近普通群众,又是车安宁诗歌“语言平民化”的另一种方式。在《市长,我的兄长》一诗中,一个“刚刚下岗”的普通女工,听到自己小学到中学的同学,像“两小无猜的兄长”般的优秀市长,“居然下马落网”的消息后的惊愕、惋惜和诘责——“如今,你把权力执掌/却为何看不到/看不到万里长城的伟岸/看不到千里长江的流淌”?“是什么,把你的眼睛遮挡,/又是什么,把你的灵魂损伤/难道,权力必定会腐蚀肝肠/难道,地位意味着可以贪赃”?这样的质问,可谓字字锥心,声声泣血,诗人借一个朴实的女工的口吻,发出对这个时代产生在某些人身上的贪婪、腐败现象的愤怒和控诉。所谓“爱之深,责之切”,因为是一个昔日“心目中的兄长”,“多年敬仰的偶像”,被“霎时间击碎,一落千丈”后,那种“深深的痛伤”就显得真实自然而又凄恻感人。本诗引领读者进入到更深层次的思考:腐败,仅是国家政权的巨大灾难吗?腐败,仅是社会阴暗的个别现象吗?腐败又何尝不是处在社会机体中每一个公民“个体”的灾难!因为腐败,一个优秀人才身陷囹圄,一个和眭家庭骨肉分离,一些亲朋好友哀泣伤痛……腐败对于平常生活,普通心灵备受伤害和蹂躏而形成的疮痛又有谁来关注呢?诗人独辟蹊径,别选角度,对面着笔,阐幽发微,借一个普通女工的心声,表现了平民生活背景下对“腐败”本质的人文思考,因而有着不同寻常的人性关怀方面的现实意义。又如,在《甘肃像什么》一诗中,诗人把对甘肃故土的热爱之情放在一个中学的课堂上来展示。地理老师询问学生甘肃地图像什么?通过像钥匙、像乐器、像哑铃、像骨头、像桥梁等意象比拟,探掘寓意,寻找和平民百姓习见的素材内容,将甘肃的全部特点融铸到一则短短的诗歌里,寓教育性和艺术性于一体,意境深远而又包含哲理,读来令人回味无穷。

这就是诗人车安宁和他的诗集《石羊河,我家乡的河》的艺术特点。“内容的鼓动性”实在是诗人所独有的一种表现方式,即象征性抒情与哲理性思辨高度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使诗人无所顾忌地抒发激情,评说历史,畅述心志,又以富于启迪性的形象拓展读者的思维空间。在抒情中增加了思辨的力量,在形象里闪烁着哲理的光芒。而“语言的平民性”,使诗人的语言和选用的物象倾向于平民化的质朴,更适合个体情绪的写作,场景广阔,意象繁复,更倾向于宏大叙事。使诗歌呈现出淡语有味、浅语有致的亲切质朴之感,表现出优美的艺术形式,传达出哲理与诗情相兼相融的优雅的旋律。车安宁的诗歌,交织着凝重与轻灵的诗情,纠结着昂扬与低沉的思绪,壮志烟高,惊才绝俗,情蕴博杂,意脉畅达。因为善于从传统中汲取滋养,从生活中获得灵感,并且固守自己的心灵居所,因而呈现出光华霁月般的襟怀和海阔天空般的气象。《石羊河,我家乡的河》便是一曲底蕴充沛的讴歌家乡、鼓舞人民的奋进之歌,阳光下的放歌展示着诗人阳光下澄澈透明的情怀。流淌不息的石羊河,定会因着这样的诗句而充满了诗性的光芒。车安宁的诗歌,也定将在石羊河流域综合治理的壮丽画面中获得历史的厚重与哲学的深邃。

(作者简介:程对山,武威第十五中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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