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虹

新中国第一起重大恶性劫机案发生在1983年,被劫持的机长王仪轩讲述了当时发生在驾驶舱里的情景──

驾驶舱里警报铃响

我永远也忘不了1983年5月5日。那天,我们要飞沈阳─上海航班,当然,航班号─296,一架英制的“三叉戟”飞机。飞机上一共有96名乘客,其中3个是日本人,其余的都是中国人。

我那时候是飞行大队长,同时也是教员,飞行的时候就是机长。那次我飞这个航班,是要考察我们的一个机长,他叫和长林。他以前只是在白天放过单飞,因为这趟航班回来的时候肯定是夜航,所以刚好可以考察他的夜航能力,如果他通过考察了,就能够全天候放单飞了。

296号航班正式起飞时间是10时49分,机组人员一共有9个,其中有3个乘务员,两个领航员、1个报务员和1个机务人员。还有我和和长林负责飞行。我们机组人员有配餐,在正常起飞的情况下,我们是到上海后吃午饭的。但因为这次起飞得比较晚,所以飞了二三十分钟,到大连上空的时候,我就对领航员王培富说,你出去弄点吃的回来,等咱们到上海再吃饭就太晚了。

王培富回来的时候,一进驾驶舱就说:“后面第三排的那6个人好像不太对劲儿,不老实,一直在嘀嘀咕咕的。”我听了以后半开玩笑地说:“准备好!准备好!把咱们反劫机的工具拿出来!”因为在那之前一年,发生过一起劫机未遂事件,局里的领导反复告诫我们要提高警惕,随时做好反劫机的准备,所以我们在飞机上准备了一些工具,包括木棒、消防斧,还有绳子。

大家把工具拿出来以后,我又嘱咐把门锁上。正这样说着的时候,我们身后就有动静了──有人想要闯进驾驶舱。就在这时,驾驶舱里的警报铃响了,这是我们事先和外面的乘务员约好了的,一旦他们发现有情况的话,马上赶到后舱按警报铃,我们前面一听到铃声,就知道后面出事了。

空中被多人劫持

警铃响起的同时枪声也响了,劫机者从外面往里面打枪,打了十多发子弹。子弹落在地板上,把地板都穿透了。当时他们实际上是在打门锁,但是打不开,最后他们用脚踹开了门,举枪就把举起棒子和消防斧的王永昌和王培富打伤了。

我们机组的另外两个人──林国荣和冯云武,赶快把受伤的人抬出了驾驶舱。我们驾驶舱里只剩下了我和和长林两个人。这时,几个劫机犯全进来了。其实从他们打枪的时候开始,我和和长林就一直在晃动飞机,制造颠簸,为的是让劫机犯难受,干扰他们的劫机行动,结果晃了半天也没管用。我们一看没用,就让飞机紧急下降,因为我们要尽快想办法着陆。

虽然地面的情况一点儿也看不见,但是根据经验,我觉得我们当时是在渤海湾上空。没想到为首的劫机犯冲进驾驶舱以后,跑到我身边猛推驾驶杆,嘴里还大声喊着:“148度!148度!汉城!”他喊的这个148度是飞行航向,我一听,心里吃了一惊:在渤海湾这个位置上,148度就是汉城方向啊!我想这是个什么人呀?他懂行呀!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人就是卓长仁。他是辽宁省航校毕业的。

卓长仁一推驾驶杆,飞机就超速往下俯冲,警报器响了,警报灯也亮了,但是当时情况太紧张了,我几乎没有注意到。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高度已经很低了,我赶快向上拉。

在这个过程中,报话机里一片嘈杂,地面沿海一带的机场都在向我们喊话!我当时一直在驾驶飞机,根本不能分神,也不能动,连头都不能回,所以也没办法和地面通话。卓长仁他们很快就破坏了通讯系统,中断了我们和地面的联系。

296号航班在经过了一阵剧烈颠簸之后,驾驶舱里的局面完全被劫机者所控制。

此刻,卓长仁的手枪顶在我头部。我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时间可以拖延,只知道,同地面的联系已经完全中断,也不可能和副驾驶有任何交谈,只能独自应对。

我决定向北飞15度,那是大连方向,我想首先争取到大连落地。于是,就趁着拐弯的时候让飞机掉了个头,从罗盘上看,148度和15度在不懂行的人眼里是没有多大差别的,至少有的罗盘看上去差不多,因为飞机上有好几个罗盘嘛!

我们向北15度大约飞了一分钟,卓长仁就不干了,他说:“不对!不对!148度不是往北,是往东南飞!”说这话的时候,他就站在我背后,拿枪不断地敲打我。

我们只好稍稍向东调整了一下飞行方向,但卓长仁还是不停地说:“不对!不对!往东飞!继续往东飞!往左改!再改!”我们又改了一点,我心里想,大连去不成了,就准备去丹东吧!就这样,我们往丹东的方向又飞了一两分钟。卓长仁发现方向还是不对,又说:“不行!再改,再改,再往东边改!”这样一改,就真是往东飞了。对着朝鲜平壤那个方向了。

往东再往南飞去

这段飞的时间比较长,绕来绕去的,大概有40多分钟吧。半路上,卓长仁把我们伤员擦血的毛巾拿过来放在了操作台上,我用余光看了一下,白毛巾上全是血。他警告我说:“你要不听我们的话就是这个下场!咱们同归于尽!因为我们要不在汉城落地,回去肯定被枪毙,前面那几个人不是都被枪毙了吗?所以你必须听我们的!”

飞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到了平壤的东北边,当时我们看不到地面的情况,只是根据大概的方向做出判断。当然,我们的判断没有错,因为我们很快就看到机场了,那里有个大的军用机场。那时候我们大概是在四五千米的高度,不是很高了,我能肯定那是朝鲜的机场,所以就开始准备下降。但是卓长仁不让,他叫我们继续往南飞,去汉城。

我想,接下去该怎么办呢?按照当时的政策,一旦遇到了劫机事件,机组首先要做的是迷惑对方,如果迷惑不成的话就要搏斗,搏斗还不成,那就要当“一发红色炮弹”了,也就是要机毁人亡了。但飞机上有一百多人。我们当时制定政策的时候比较“左”,我很想和和长林商量一下怎么办,但驾驶舱里都是卓长仁他们的人。我就想,到南朝鲜就南朝鲜吧!我们先落地把人保住,然后再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只飞了很短的时间,我们就过了“三八线”。一过“三八线”,南朝鲜方面的战斗机马上就围上来了。后来我们听说,当我们进入南朝鲜领空的时候,汉城还拉响了空袭警报。其实当时很危险,如果我们的飞机再往西南边飞80公里的话,就会进入南朝鲜的一个很大的军事禁飞区,即使是他们国内的飞机,如果穿越那个禁飞区的话都会被炮击。

那时我们已经能看清地面的情况了,所以我就让和长林赶快找机场。他趴在驾驶台上向下看了一下说:“那儿有一个小机场!跑道好像是沥青的!”

那个机场是美国的一个专门起降直升机的机场,跑道很短很窄,根本不适合起降客机。但是当时我哪儿顾得上观察考虑这些呀!因为担心跑道可能不长,我有所防备,所以目测低一点,一进跑道就落地,飞机接地后马上踩刹车,然后拉反推、反喷,飞机就停住了。

飞机停稳后我看了一下时间,大概是下午1时15分的样子,就这样,我们闯进了汉城东北方向的一个小镇──春川镇。

选自《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