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画家张择端完成《清明上河图》后进献皇宫,宋徽宗赵十分珍视,他用瘦金体御笔亲书了“清明上河图”五字,并钤上双龙小印,徽宗成为皇宫第一个收藏此画者。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兵铁骑直逼汴京。宋徽宗慌了手脚,匆忙禅位给太子(钦宗赵桓)。1126年12月,金兵破城,徽、钦二帝都当了俘虏,宫中金银珠宝名贵文物均被掠走。但金人不识此画价值,于是《清明上河图》流落民间。金世宗大定二十六年(公元1186年),金人张著最早在画上撰跋,稍后,金人张公药、王涧、张世积诸人亦于画上题咏。

元朝建立后,《清明上河图》再次被收进宫廷,但元朝统治者并不了解这些画的艺术价值。著名书画家赵孟累官翰林学士,承旨后,将此画从藏阁中取出,秘密送往老家湖州(今浙江吴兴)。后自留真迹,将赝品归入藏阁。

明代,此画落入大理寺卿朱鹤年手里。朱珍藏数年后,被名士徐博重金收买。数年后,徐染沉疾,弥留之际,将此画馈赠好友李东阳。后来《清明上河图》又几次易主,流落到苏州,被明代学士王购得。明嘉靖年间,严嵩访得《清明上河图》下落,向王索要。王进献后,发现是赝品。在严嵩的严令追查下,终于获得真迹。后严嵩逐渐失宠势倒,严府被查抄。《清明上河图》第三次被收入皇宫。

明隆庆时,《清明上河图》被嗜画成癖的成国公朱希忠要到。后辗转易主,被一内臣窃得,藏于御沟石缝之内。恰逢天降暴雨,沟内水涨淹及石缝,待到雨停水退,名画已被污损。

清朝,《清明上河图》先由湖南相乡人陆费墀收藏,后被湖广总督毕沅购得。毕沅任职时,对地方文物尽心修缮保护,不料这却成为他日后的“罪行”。湖广人民反清,清廷认为毕沅任湖广总督期间“教匪初起,失察贻误,滥用军费”,不但将毕家世职夺去,而且将其全家百口全部杀绝,其家产也全部被抄没入宫,《清明上河图》第四次被收进宫廷。

清嘉庆帝对《清明上河图》珍爱有加,命人将它收录在《石渠宝笈三编》一书内。《清明上河图》珍藏于清宫,虽然经历1860年英法联军以及1900年八国联军两度入侵北京,洗劫宫室,但居然逃过了劫难,均未受损。

1924年废除皇帝称号,溥仪被赶出故宫。1925年2月避走天津。《清明上河图》被溥仪带到天津存放了7年多的时间。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东北建立“满洲国”,1932年3月在长春正式成立。3月8日,溥仪在日军的保护下,带着他的家眷和大量珍宝字画从天津赶往长春,为“满洲国”傀儡政权“执政”,从天津赶往长春时,溥仪带出宫的珍宝字画前后装了约100箱,全是3尺多长,宽、高1尺以上的木箱,各种珍宝不下2000件。

1945年8月19日,“八一五”日本投降后的第5天,溥仪在沈阳机场上了飞机,但起飞后被苏联红军迫降。溥仪和他的随从以及随身携带的珍宝字画全被截获。1946年长春解放,解放军干部张克威,通过当地干部收集到伪满皇宫流散出去的珍贵字画十余卷,其中就有《清明上河图》。

1950年冬,东北局文化部着手整理解放战争后留下的文化遗产。文化部研究员、古书画鉴定权威杨仁恺,负责对从各方收缴来的大量字画进行整理鉴定。当杨仁恺发现题签上写着《清明上河图》的残破画绢时,随着画卷的慢慢展开,杨仁恺被眼前的古画震撼得说不出话来。

这是一卷长卷绢画,画面呈古色古香的淡褐色,画中描绘人物、街景的方法,都体现着独特古老的绘画方式,与先前见过的仿摹本有着天壤之别。这幅宋朝的古本真迹,气势恢弘,笔法细腻,人物、景物栩栩如生,画上虽然没有作者的签名和画的题目,然而历代名人题跋丰富、翔实,历代的收藏印章纷繁复杂,仅末代皇帝溥仪的印章就有三枚之多。杨仁恺初步断定它就是900多年间见于各种著录、闻名遐迩,却没有多少人见过其庐山真面目的张择端真迹——《清明上河图》。

1950年,杨仁恺将这幅画卷的照片发表于东北博物馆编印的《国宝沉浮录》上,立即引起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将这幅画卷调到北京,经专家学者进一步考证、鉴定,确认这幅长卷就是千百年来闻名遐迩的《清明上河图》。

1952年,遗失多年的稀世国宝《清明上河图》第五次入宫——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这是它的最后归宿地。

选自《报刊荟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