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兰兰 毛丽萍

近日上映的《南京!南京!》里有这样一个细节:西方节日平安夜,日本兵闯进难民营提出要100名女子,以换取其他人的安全,在一片绝望的死寂之中,妓女小江第一个举起手。

妓女,这个在这场惨绝人寰的浩劫中卑微到被忽略的特殊人群,直到最近,由于《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钗》等文学影视作品的面世,才引起人们对她们命运的关注。记者试图通过史料和专家、幸存者的回忆,还原出真实历史中她们模糊的身影。

姑娘们的笑声招来横祸

在影片《南京!南京!》里,妓女小江刚到安全区的时候,不愿剪头发扮成男孩子,结果遭到了强暴。

南京军区作家徐志耕20多年前为写作长篇报告文学《南京大屠杀》曾经走访了近百位大屠杀幸存者。作品中有着这样的记载:为了防备色狼的践踏,姑娘们脸上抹了锅灰,有的剃了光头,头上扣顶礼帽或包块蓝头布,身上裹件黑色的棉袍。

但姑娘们的心是年轻活泼的。在一个天气晴朗的上午,十几个年轻的女郎洗净了脸上的锅灰,各人抱着一个包袱来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园的假山上,山上有一片树林。她们脱掉黑色的棉衣棉裤,换上了红缎绿绸的旗袍。多日不见自己青春的容颜了,竹林中充满了欢声笑语。

然而,笑声招来了是非和横祸。竹篱外边开过来日军的汽车,车上的鬼子狂叫着:“花姑娘!花姑娘!”汽车冲进校园。姑娘们泪汪汪地走出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大门。她们落入了虎口!难民们有的哀叹,有的怒骂:“不要脸的臭货!”

“这十几个女难民,其实就是躲进安全区的青楼女子。在难民群中,她们被人瞧不起,受排挤,在别人眼里是低贱肮脏的。”徐志耕说,所以,被日本人抓走了,她们还会被同胞骂作是“臭货”,仿佛这一切的不幸完全是她们自己招致的。

徐志耕采访过近百位幸存者,这是唯一一段与青楼女子有关的记忆。

其实那时候,夫子庙一带很多妓女,都逃难躲进了安全区。只不过,在那场浩劫中,她们的命运显得更加卑微,不值一提。

日记中的轻描淡写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是《南京!南京!》的历史顾问。他说,真实的历史上,不是1个“小江”,也不是13位义妓。1937年12月24日平安夜,藏身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21名青楼女子,面对禽兽般的日本兵,挺身而出,用自己的身体去换取1万多人的安全。

她们走后,这件事很快被人遗忘。

记者在一些大屠杀见证者的日记中,找到了她们曾经存在的痕迹。

美国教师魏特琳在日记里写道:“12月24日,星期五。再过一天就是圣诞节了。10时,我被叫到我的办公室,与日本某师团的一名高级军事顾问会晤,他要求我们从1万名难民中挑选出100名妓女。他们认为,如果为日本兵安排一个合法的去处,这些士兵就不会再骚扰无辜的良家妇女了。当他们许诺不会抓走良家妇女后,我们允许他们挑选。过了很长时间,他们终于找到了21人。”

德国人拉贝是这样记述的:“我们的明妮,她经历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场景!她曾相信这些姑娘,像抱窝的老母鸡带小鸡那样保护着她们⋯⋯明妮吃惊地绞着双手,看着差役闯进了安置有成百上千个姑娘的大厅⋯⋯竟然有数量不少的年轻女难民(大家熟知的妓女)走了出来,她们对把自己安排到新的妓院里一点都不感到忧伤。明妮哑口无言!”

拉贝日记里的明妮,即魏特琳。南京大屠杀中,拉贝和魏特琳在安全区保护了无数中国人,即便是他们,在记述到这些最底层的可怜女子时,笔触也如此冷漠。

一名中国人也记录下了这件事。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当舍监的程瑞芳,协助魏特琳看护难民,“今日(1937年12月24日)有什么参谋官带几个中国人来此找妓女,说若是有这些妓女在外面做生意,日本兵一般就不到收容所,以免良民女子受害,这些话也有理。在此妓女是不少,所以让他们找⋯⋯”

小江的原型至少有100多人

在日本人带走了21名妓女之后,事情远没有止息。这天是西方最重要的节日,美国人费吴生邀请了几位女士来他家中欢聚。这时候,有人急匆匆地来报告费博士:“金陵大学的好几个地方冲进了日本兵!”

日本兵冲进了美籍教授方恩博士的住宅,冲进了中国教员的宿舍和蚕桑系校舍。

关于这天的情况,费吴生在日记中是这样记述的:“今天日本兵扯下了农村师资训练学校的美国国旗。昨天晚上和今天晚上,七个日本兵在圣经师资训练学校过夜并强奸妇女多人。我们隔壁,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被三个士兵奸污了。另一个十三岁的女孩也在我们救援之前被奸污了。”

朱成山说,日本人后来又有几次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来“要人”,据不完全统计,先后至少有100多名青楼女子被带走。“魏特琳的日记中提到的21人是第一批,后来又抓了几批”。把这么多女性集中到一个地方,也就是后来的慰安所。据了解,日军在南京建立的慰安所达40多处,而利济巷2号是亚洲最大的一处。

徐志耕曾经从幸存者那里听到另一个更为悲壮的故事:某天,三个日本兵一人挟着一个妇女嬉笑着拉往他们的住地。这时,另一个妇女边走边对日军说:“这两个人不懂道理,对皇军没有礼貌,不如放了她们,我一个人来慰劳你们!”日军明白了她的意思后,狂笑了一阵,就放了那两个姑娘。三个日本兵簇拥着这个妇女向前走。走到难民救济会门口,这名妇女突然抽出一个日军的刺刀,刺入自己胸中。

还有另一件事,1937年的最后一天,五名日军冲进意大利领事馆要三个姑娘。父母们顿足哭喊着,不让女儿走。一位父亲上前恳求日军不要拉走他的女儿,脖颈上却被捅了一刺刀!30多岁的母亲不忍让女儿去受辱,向翻译求情让她去代替女儿受辱。

无人知晓她们的结局

“拉贝他们也只是普通人,不是神。在当时的情况之下,他们误解了这些妓女的举动,也无可厚非。”朱成山说,现在回过头来看看,这21名女子站出来至少是暂时保护了其他妇女的清白,也保护了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避难的1万多人的安全。“不管是不是青楼女子,在那种情境下,把生与清白留给别人,是要有勇气的。”

从四处搜捕“花姑娘”,为何突然变成“文明”地挑人?朱成山告诉记者,“这主要缘于国际舆论的压力。”当时日军进安全区,都是打着“收俘”的幌子。

“从1937年开始,国际上如美国等对日军在南京大肆强奸屠杀已经有了详实的报道,面对越来越重的舆论压力,日军由明火执仗换了一种看似收敛的方式。至于这些女子的名字、她们的结局无人知晓,也无从查起,有的也许很快就死了。”

朱成山说,当年的妇女绝不是待宰的羔羊,“除了勇敢站出来的外,还有一些面对日军的奸淫,宁死不从,比如陈二姑娘,比如南京市民相当熟悉的李秀英,为了不被鬼子强暴,反抗中,身上被扎了37刀⋯⋯”

选自《现代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