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教授，您长期从事传染病和抗生素的临床工作，是位著名的医学专家，您担任《上海医药》这一药学综合类杂志的总编，您认为您有哪些优势?

我算不上著名的医学专家，只是个有点经历的临床医师。就个人水平与能力而言，让我兼任杂志的总编实在是力不可及。然而，依托着《上海医药》30年的办刊经验和长期脚踏实地工作的编辑团队，加上一批有声望的医药专家与药企高管鼎力支持，我有信心从中协调、出谋划策，尽心尽力地将杂志办得更好。

我的特长确与《上海医药》的办刊宗旨相吻合。1966年从医学院毕业后，我随医疗队到少数民族山区工作。那里交通闭塞，缺医少药，群众得什么病，我得给他们诊治，因此，从内科到外科、妇产科、小儿科、五官科、皮肤科、中医中药都干过，我经受了以传染病科为主的全科医师磨炼。

“文革”结束后，我考回母校，在著名的传染病、临床抗生素专家戴自英教授指导下开始了感染性疾病诊治和抗生素的临床实践与研究，与医药界同仁进行了广泛而真挚的专业协作。近10年，通过有关学会(特别是药物治疗专委会和抗生素专委会)与一大批临床专家、临床药学专家协作，在医与药的交流结合、推崇合理用药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效，想必这对办好杂志也会带来方便。

知道您对上海医药产业和《上海医药》杂志都有很深的感情，您是否能给我们谈谈?

我与医药产业及《上海医药》杂志的情结是我的导师戴自英教授结的缘。戴老师是诺贝尔奖获得者、英国牛津大学教授Florey的博士研究生，他在新中国成立初回到祖国，与制药界的科学家一起开创了我国的临床抗生素。他创建的抗生素研究(室)所为研制开发和临床应用国内的许多抗菌药物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我有幸成为他的学生感到自豪。他以身作则，鼓励我们临床医生贴近企业研究所，一起寻求科研主攻的目标，与药企科研人员风雨同舟，承担药物的临床前和临床研究任务，积极配合制药界高质量地完成临床验证、通过新药审批，上市后不仅及时反馈药品的质量和不良反应，而且组织学术活动将产品推向临床。在亲身实践中，我深深懂得了一个道理：临床工作者与药界同仁的交流沟通合作是发展壮大我国抗生素事业的必由之路，也是临床医药发展的重要途径。由此，我从内心关注医药产业和《上海医药》杂志，并以实际行动支持其发展。

听了张教授一席话，作为《上海医药》杂志的编辑，我很感动。上海医药产业要走出低谷，中国医药产业要发展，国家医改要取得成效，都呼唤医院和药企更好地结合。《上海医药》在为医和药界的沟通方面会有哪些新的举措?

《上海医药》作为以药为核心的综合性科技杂志，要提高杂志的水平，扩大其社会影响，首先要面向临床，以“合理用药”为目标，向各专科的临床医师全面、科学地介绍药物的知识。由于药物的更新换代频繁，杂志应针对临床药物治疗的热点和难点，鼓励精通药物的临床专家撰稿、组稿，发表权威性、指导性的药物评价与用药建议，吸引临床医药人员的眼球，以规范临床用药。并且，要面向制药企业、药物研发部门，反映临床对药物的需求；反映国内外药物开发研制的动态，以便更快、更准地寻求自己主攻的目标。而临床对药物不良反应和药品质量的反馈，有利于药企不断提高药品的质量，保障用药安全，使品牌药深入人心，这样就能吸引医、药、商所有人的眼球。

为了医与药的充分沟通，杂志社除了积极主动地组织有水平和有影响的稿件外，还可开辟相应的栏目，或通过学会、协会组织专题学术交流座谈、优秀论文评选等活动，搭建交流平台。所有的信息对于医药行业管理者作正确的决策都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过去几十年，中国医药和上海医药产业都曾创造过迅猛发展的业绩，而改革带来的挑战，相信必将迎来医与药更加紧密的融合。

您对《上海医药》的“产销用全方位信息，工商医多层次沟通”杂志定位和读者群定位有何看法?

《上海医药》与医学、药学的专业学术杂志不同，主要在医与药的沟通结合上起桥梁作用，而不苛求学术水平的高低。《上海医药》不同于一般科普杂志，要以相当水准的学术影响，来规范临床医师的用药；以相当水准的学术眼光，来指点药物开发、研制的方向。《上海医药》也不是企业管理的杂志，但药企管理者从中必定可以获得决策时必需的市场信息。

尽管《上海医药》面向医、药、商多方读者群，但其重点是中、初级的临床医师、药师和药物研制科技人员与药企管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