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世纪美国小说家艾德加·爱伦·坡是一位独特的作家。在全球文化处于后结构主义语境下，从声音层面解读爱伦·坡的短篇小说，更可以发现他不俗的创作实绩和独特的文学风貌。 坡小说中的叙述视角以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最为常见，这体现了坡在文学创作中主体意识的觉醒以及创作技巧上的自觉 。

[关键词]爱伦·坡 短篇小说 叙述视角

作者简介：姜吉林（1975-），男，山东海阳人，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文化传播系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外比较文学。

19世纪美国作家爱伦·坡在美国文学史上有着比较特殊的地位。他在当时没有得到重视，却获得了当代性的存在。 托多罗夫曾经说过“如果硬要从坡的小说中寻找19世纪上半叶美国社会生活的图景，那只能是枉费心机。”[1]（P103）造成坡这种奇特的境遇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当下批评理论话语纷呈，因而特别垂青那些独特的作家，这只是这一情况产生的客观话语环境。 在迷恋于坡所描绘的小说世界万花筒之后，让我们进入坡的小说文本世界，采取理性态度审视他的小说，我们首先感兴趣的可能是其小说的人称问题，也即视角问题。

坡的小说，大部分采取第一人称的视角，当然这第一人称也是有区别的，有极少数小说所采用的第一人称，只是提供了一个视角，叙事者“我”只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本身并不进入小说故事层，而有的则不仅是讲述者而且进入小说故事层后又充当故事中的一个人物。前者如在《梅岑格施泰因》中，叙事者在小说的开始进行自述：“恐怖和厄运历来都是不胫而走，八方蔓延，那为何要让我这个非讲不可的故事有一个明确的日期呢？”[2]（P170）但进入小说故事层后，叙述者“我”就隐而不见，讲述梅岑格施泰因伯爵家族神奇的故事时是借用“人们”这样的视角来讲述的。当然这类作品的数目是极其少的，坡短篇小说的大部分是采取第一人称的视角而且在进入故事层以后“我”成为故事中的一个人物或者为故事主人公，或者以旁观者的身份静观事态发展。而以第一人称叙事为主，应该说这是二十世纪小说叙事的一种倾向。二十世纪小说的发展体现在小说叙事方面的特点是，技巧性创作成为小说创作的主流。其中主要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倾向，其一，排斥客观化虚构传统，使作者的声音无限蔓延和膨胀；其二则反其道而行之，完全取消作家的声音，宣判作家的死亡，这实际滥觞于福楼拜提倡的作者从作品中隐退的文学思想。在这第一种创作倾向中，所谓的作者应该指的是叙述者，因为小说里面的第一人称“我”并不是作家的化身，“我”的所思所为并不等同于作家的亲历或者心愿。这不仅可以避免作家与读者之间的尴尬的关系根据“我”的故事揣摩作家身世，把故事中的一切同作家本人的亲身经历相联系。叙述者与作家的分离意味着叙事学上的某些突破，明白了这个前提，我们就会诧异于如何在坡的小说中，呈现出如此多的第一人称叙事者“我”，作为一位十九世纪的作家，他竟然占据了二十世纪现代小说叙事发展方向的一极，因此我们就不得不感叹于坡在文学意识上的超前了。

第一人称叙事对爱伦·坡来讲，还体现出一种创作技巧上的自觉性。在这里，“我”仅仅是一个叙述手段。尽管在读者的先天意识中，这个“我”仍然是有传统叙事者的一切效果及其暗示，但这一切仅限于文本内部而与作家坡本身已经产生不了任何实际上的联系。在这方面，《黑猫》是一篇颇有代表性的故事。小说主人公以第一人称的叙事角度讲述了这样一桩奇异、恐怖的谋杀：主人公怪戾残忍的性格使他杀掉了一只豢养的黑猫，最后发展到杀害自己温柔可爱的妻子，并把妻子砌在地窖的墙里。可恶的主人公貌似忏悔的叙述语气掩饰不住字里行间他津津乐道于整个的谋杀过程这么一种叙述倾向。这是小说文本中的一则故事，我们也以恐怖的心态听着叙事人向我们逼真地描绘他残忍的谋杀过程，这样接受叙述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残酷。叙事者在一开始还言之凿凿地企图让我们相信这是一则真实的故事：“对于我正要写出的这个荒诞不经但又朴实无华的故事，我既不期待也不乞求读者的相信。若是我期望别人相信连我自己的理性都否认其真实性的故事，那我的确是疯了。然而我并没有发疯而且确信自己不是在做梦。”[2]（P665）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通常采用第三人称叙事的作家巴尔扎克和狄更斯，当他们采用第三人称叙事时，作者就不再是与故事同质的戏剧化的人物，不再具有个人的特征。因此，他们的观察角度就可能是无聚焦的，是一种上帝式的全知全能。作者占据了叙述中有利的位置，这种现实生活中不可能体现出的观察角度，明显地体现出了文学叙事的虚构本质。尽管如此，第三人称叙事毕竟被大多数作家久远地使用，到最后成为一种叙事传统。在这个传统中，即使是通过焦点叙事也无法给人真实的保证。事实上，以真实性为前提的内焦点叙事并不能改变叙事的虚构性，而只能增加这种“幻真性”的虚幻。正因此，采用第一称叙事的爱伦·坡在十九世纪文坛上就显得卓尔不群。

在这个意义上，探讨坡小说第一人称叙事的意义仅为“我”的叙事功能再度得到肯定。根据热奈特的理论无非就是叙述者与故事之间的相对位置的调整，“‘人称转换其实就是叙述者与故事之间关系的变化”。[3]（P248）因此，在坡的短篇故事中，第一人称的泛滥是一个叙事学意义上的问题。巴尔特曾经提醒人们叙事者只不过是“纸头上的生命”，“叙事者的符号在叙事作品内部，因此完全可以进行符号学的分析。”[4]（P134）换言之，叙述者仅仅是一个叙事话语功能，它的功能在于以第一人称统领整个叙事话语。因此，除了在文本内部对叙事口吻进行叙事功能的考察外，完全没有必要把人的存在景况与第一人称叙事相关联。

在我们细细地考察坡的小说文本时，我们会发现，第一人称叙事者“我”在更多的情况下，还充当了故事中的一个人物，正如前面所说，这个“我”有时是作为故事的主人公，有时是作为旁观者的身份出现的，而且，一般的第一人称叙事者“我”尽管并不等同于作者，第一人称叙述必然带有很大的作者成分在内，代表了作者的一种喜好，一种个性特征。只不过作者与叙述者的认同，存在着程度之比，坡小说中的叙事者“我”与作者的认同程度极低，达到了一种下限：甚至我们只能说，小说的本身除了叙事语气、叙事技巧这些操作性的因素外，坡与“我”达到了最大程度的分离。坡只是在借“我”之口诉说一个个荒诞不经的故事，除此无他。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了为什么坡把他的小说集定名为怪异故事集、新怪异故事集和滑稽和严肃故事集。故事性成为坡短篇小说最显著的特征，与童话、神话这类故事相比，坡只是赋予了这些故事以现代性的特征。

参考文献

[1]托多罗夫，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2]爱伦坡，爱伦坡集－诗歌与故事[M]北京：三联书店，1995

[3]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4]罗兰·巴特，叙事作品结构导论[A] 符号学美学[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