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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中体西用”教育思想

2009-03-14

消费导刊 2009年3期
关键词:中体西用西学张之洞

王 瑞

一、张之洞简介

张之洞(公元1837-1909年),字孝达,号香涛,晚年号抱冰,河南南皮人,同治二年进士(1863年)。洋务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历任翰林院侍讲学士、湖北学政、四川学政、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军机大臣兼管学部等要职,是晚清著名的政治家、实业家和教育家。张之洞一生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先后开办了武昌经心书院、成都尊经学院、山西会德堂、广州广雅书院、湖北方言学堂、江南铁路学堂、湖北自强学堂、矿业学堂、农务学堂、武备学堂、师范学堂、女学堂、湖南育婴堂等等,并多次派遣学生及官员出国留学或考察教育。张之洞参与终止科举制,还参与制定了我国第一个正式颁布实行的全国性系统学制癸卯学制。

张之洞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结合社会思潮,总结了早期洋务派的办学经验,逐步形成了自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体西用”教育思想。“中体西用”教育思想,对我国的教育进现代化和教育理论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中体西用”的产生

最早提出“中体西用”思想的是早期维新思想家冯桂芬,他在1861年写的《校邢庐抗议》中指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可以说这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最初框架。后来,身处中西交际之局的李鸿章、郭篙煮、薛福成、王韬、郑观应等人也先后以不同的言词表达了同样的见解。

甲午战战后,张之洞于1898年5月发表了《劝学篇》一书,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加以理论概括和系统阐发,他详细地论述了中学与西学的内涵和关系。他认为:“知外不知中,谓之失心;知中不知外,谓之龙骨”,指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使偏废;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张之洞的论述,标志着“中体西用”思想的成熟和正式形成,“中体西用”也成为当时社会上的流行语。正如梁启超所说:“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而疆吏若李鸿章、张之洞辈,亦稍稍和之。而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

三、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教育思想

张之洞的“中体西用”的教育思想在其《劝学篇》中得到了系统地阐述。《劝学篇》一书分为内外两个部分,共24篇。内九篇:同心、教忠、明纲、知类、宗经、正权、循序、守约和去毒,主旨在教育人们奉行孔孟之道,三纲五常,忠于清朝统治者。外十五篇:益智、游学、设学、学制、广译、阅报、变法、变科举、农工商学、兵学、矿学、铁路、会通、非攻教、非弥兵,旨在教育人们在不妨害封建制度的前提下,变通旧制,开眼界,学习西学,以达到富国强兵、挽救危亡的目的。《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

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教育思想,是说教育首先要传授中国传统的经史之学,这是一切学问的基础,然后再学习西学中有用的东西,以补中学的不足。由此,教育内容上以“中学”为根本,辅以“西学”。

张之洞把“中学”的内容概括为经、史、子、集。其中,尤其强调“明纲”,认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议。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是在于此”。这是针对维新派倡导民权,反对君权,主张男女平等而提出的。张之洞认为“中学”的作用在于“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学“中学”要求“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九州之风土;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所以其益而无害”,即以“中学”为主导,以“西学”辅助职。

张之洞把“西学”包括西征、西艺和西史三类,《劝学篇》中着重分析了西征和西医。书中写道“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点,西艺也”。由此可见,西政主要是指教育、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等领域;西艺主要是包括西方近代科学技术,西史主要是指西方各国的历史。张之洞引进西学的原则是:“果其有益于中国、无损于圣教者,虽于古无征,为之固亦不嫌”。也就是说,只要有益于封建统治秩序的稳定和维护封建纲常的“西学”,就可以大胆的引进和学习;而那些动摇封建统治秩序的稳定和反对封建纲常的民族自由的政治学说和进步的资产阶级文化,则在反对之列,是不能用以学习和引进的。由此可见,张之洞学习西学的主张和目的,是为了适应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需求,是为了继续维护和保持封建专制的统治,是封建改良派的主要表现,可见张之洞的思想还是具有一定的阶级局限性的。

张之洞提出教育的目标是培养用传统思想武装头脑又具有科学知识,能从事洋务的各种专门人才,即“体用兼备”的人才。从这一目的出发,张之洞提出了“新旧兼学”和“政艺兼学”的原则。所谓“新学”即“西学”,“旧学”即“中学”,“新旧兼学”即“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这是张之洞教育的中心思想。其中,“政艺兼学”是指西政、西艺均要学习,学习西政要急于当前所需,学习西艺则要着眼于长远。

张之洞重视人才培养,认为人才多少关系到国家的强弱,“图存在于育才,育才在与学校”。他主张广设学堂,使农工兵商等均有学校,以培养各种为封建统治服务的人才。张之洞重视师范教育,为各级各类学堂提供师资,倡导留学教育。在教学方法上,张之洞总结我国传统教育方法的基础上,引进了西方的一些先进的教学理念,主张分科分半,按日上课,一级讲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课堂教育与实习、实验结合;教育理论用于教学,指导教学方法的改革;提倡语言训练,官话教学,提高教学效率等。在各级各类学堂的课程设置中,讲经读经史十分重要的部分,另外还有一些西方自然科学和“实业”技能课程。在课程上,将中西学科融合,既有中国传统之学,又有近代西方学科,使课程教学内容科学化、系统化,具有近代特色。由此可见起教育特点,中学以“中校”为本,以经史为基;西学以“智识”、“艺能”为主,以造就当时社会需要的通才。

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教育思想是洋务教育的原则和基本指导思想,一直支配和影响着晚清的教育,无论是“百日维新”式的教育改革,还是清末教育的“新政”,都贯穿着“中体西用”的教育思想。尽管张之洞的“中体西用”的教育思想,带有明显的封建阶级的特征和阶级局限性,但是他的 “中体西用”的教育思想内容丰富,其中不仅涉及到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的改革,还涉及到教育领域的各个方面,在中国近代教育史和中国教育思想史上都占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中体西用”的理论,用中国传统哲学的框架把中学与西学的关系称之为“体”与“用”的关系,或称之为“道”与“器”的关系,本与末的关系,主与辅的关系。在当时的条件下,它不仅看到了中西两种文化的差异,而且承认了西学的先进,承认了传统文化并不是完美无缺的,进一步冲破了“夷夏”观念的束缚,拓宽了人们的视界,使更多的人从天朝上国的臆想中走出来,从闭关自守的束缚中走出来,将向西方学习的活动深入下去,它也是对“师夷之长技”思想的延伸和扩展,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华民族文化意识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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