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　利

[摘 要]近代中国社会接踵而来的民族灾难和亡国灭种的危机，强烈刺激着作为民族精英的知识分子寻求民族复兴的道路，他们在由传统向近代转换和发展的历程中形成了爱国、忧患、救亡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心态。

[关键词]近代 知识分子 群体心态

基金项目：曲靖师范学院科研基金项目“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社会心态问题研究”（0304901）

作者简介：程利（1970-），女，汉族，安徽怀宁人，云南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在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中，西方殖民者用铁与火的暴力轰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使中国出现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骤然卷入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漩涡。首先在这个历史漩涡中磕碰的，是刚刚被动跨入近代大门的士大夫群。迫于当时中国岌岌可危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困境，他们中间一些具有民族气节的有识之士率先开始了深刻的反思。于是，一个不拘于传统观念，要求社会变革的先进知识分子群体在士大夫营垒脱颖而出。他们以崭新的群体心态和人格形象，进入社会舞台，自觉地担负起拯救民族，振兴中华的重任。

一

历史学中“心态”、“社会心理”等概念是从西方借鉴过来的，根据著名史学家勒高夫考证，法语的“心态”一词来自英语，英语的“心态”一词出现在17世纪，是17世纪英国哲学的产物，指的是集体心理，即“人们，一个特定的人们集团等等”所特有的思想和感知方式。最初英语中的这个词只是哲学术语，而在法语中该词却很快广泛应用起来。启蒙运动后，法语“心态”一词具有了“心理状态”这一更为宽泛的内涵，后来被年鉴学派广泛应用于历史研究之中。[1]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唯一功能是治国平天下，因而其社会角色和西方学者的社会角色大相径庭。一个西方知识分子一般都认为应该站在政治圈之外，而在中国，这样做就是失职。[2] 在传统中国，知识分子自从由一般劳动者中分离出来后，基本上就处于政治的场合中心，不管其时其身处在何处，其思维的主题始终不曾有须臾偏离。

中国知识分子由传统向近代的转换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艰难的历程。这一过程是与中国资产阶级新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相联系的。这种联系不仅表现在知识分子的近代型转变本身就是近代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而且表现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新文化的成长有赖于它的创造与传播的主体近代知识分子的形成与发展。从这一基本的认识出发，考察知识分子的近代转变和发展过程，它大体经历了六个时期。

鸦片战争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知识分子从传统到近代的蜕变时期，也就是一个过渡的、中介的时期。从心态的角度考察，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显现出一种两重性。一方面，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产生了一种“认同危机”，同时也对自身所担当的社会角色发生了疑虑；另一方面，他们在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的熏陶下，依然有着浓烈的对传统的依恋情绪。使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在价值取向上表现出“中体西用”的选择模式。从魏源、林则徐到郑观应、薛福成，都反映了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

洋务运动时期。19世纪60年代以后，中国的变革进入了实际阶段洋务运动兴起了。洋务运动，从其本质来说，只是传统士大夫中的有识之士，依据“中体西用”的价值模式对传统社会进行修补的行为。但是，它一旦开始，便不可避免地引进了一些与传统社会不相适应的因素，并因此而导致传统士人的新蜕变，演进出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伴随着洋务运动而形成的这一批知识分子，他们从洋务运动中获得利益，但又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洋务思想。所谓“早期的维新派”就是他们的代表人物。他们大都是追随洋务派官僚从事洋务活动的人物，如马建忠、王韬、郑观应、薛福成与容闳。而且，他们当中还有不少曾游历国外，并有从事近代报刊工作的经历。这种有利的条件，使他们大量地接触了西方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以至于政治制度与社会生活，开阔了视野，因而能在更广泛的层面、更深的层次上对中西之学进行比较和选择。

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时期。即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的近代转变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就是近代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从本质上来说，近代型知识分子群体是反映新兴的资产阶级利益与要求的社会群体，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在文化上乃至政治上的代表，是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一个社会阶层。从文化背景来看，近代型知识分子群体的产生，乃是鸦片战争以来西学传播、传统文化逐渐衰落的必然产物。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观念、价值观念的传播，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传统士大夫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而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新式教育的兴起，特别是清末科举制度的改革、学校的兴办，造就出大批新式的知识分子。根据统计，在20世纪初年，留学生、全国高等学校、各专门学堂、各级师范学堂毕业和在校的学生已达15万人之多，加上在教育、新闻出版、医疗卫生及各种新式文化事业机构的从业人数，属于新式知识分子范畴的人数，估计在20万25万人左右。[3]近代型知识分子群体与传统士大夫的区别，在于他们的价值取向与知识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们从旧式教育中挣脱出来，启蒙新文化思潮，宣传近世西方文明，改弦易辙求“新学”。主要代表人物是梁启超、孙中山、严复、章太炎等。他们不仅在当时社会舞台上扮演了先驱的角色，而且培植了后一代知识分子所需的思想养料。这一时期知识分子内在世界里的新旧斗争依然十分激烈，新旧参半的现象仍然严重存在。

五四运动时期。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猛烈抨击传统文化，献身新文化运动，确立了近代中国以“民主”和“科学”为其旗帜的反传统主义运动的基本趋向。他们希望“民主”与“科学”这两位先生“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4]通过办刊物、兴学校、组织革命团体和巡回演讲，给予封建制度及其意识形态以狂风暴雨般的扫荡，因此唤醒了许许多多蒙昧的国人，把大量的青年知识分子引导到了革命的前沿，使科学和民主等新文化观念在神州大地上广泛传播开来。他们以陈独秀、胡适、鲁迅最富有代表性。

大革命时期。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注重文化的政治效益，从文化革新走向社会改造，将新文化理论与社会运动相结合，造就了轰轰烈烈的中国革命。他们是在五四运动的社会政治风雨中成长起来的，接受了新文化的洗礼，在新文化的思想启蒙下走上民主革命道路，但他们更希求建立一个新的近代民族国家，以满足五四以后日益高涨的民族运动的要求。因而他们更重视那些能够理解、应付和把握社会实际的思想方法，对于抽象的理论思辨并不怎么感兴趣，沉重的社会压力、艰巨的民族重任、紧迫的历史责任感促使他们将自己的命运同改造恶劣的现实环境紧密结合在一起，他们更多地介入社会，参与实际生活，注意自己社会角色的扮演。毛泽东就是这一时期的一个典型代表。

二战和抗战时期。二战初期的知识分子试图树立文化的主体意识，寻求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独立，继续向文化深层掘进，将中国文化发展推向新的高潮。他们经受了对革命的希望、失望到最后绝望的嬗变过程，将自己的重心转向文化事业，希望从深层挖掘中国社会文化的内部结构。巴金、老舍、曹禺等是这一时期的代表。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知识分子为适应中国全民抗战的需要，把文化引向大众，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民族文化新热潮。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不可能再聚居在沿海繁华的城市里。北京、天津、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等市先后沦陷，广大知识分子纷纷向内地西北、西南等偏壤之地聚集。昔日的边陲之都重庆、昆明、成都一下子成为知识分子的栖息地，特别是延安，成为抗战青年知识分子汇集的大本营。这时期知识分子的主体思想几乎都是围绕抗战救亡，重建民族文化这一主题来展开的。聂耳、冯友兰、贺麟等是这一时期的代表。[5]

二

1840年以后的近代中国社会，接踵而来的民族灾难、亡国灭种的危机，强烈刺激着作为民族精英的知识分子寻求救亡图强的道路。尽管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他们也曾分出过一些的派别，间或彼此还有重大的分歧和纷争，但是，在探索摆脱民族危机、拯救国家危难、救万民于倒悬这一重大的历史课题面前，他们殊途同归，异曲同工，都进行了不遗余力而又前赴后继的思考、比较与选择，都曾经历过痛苦煎熬和拼死挣扎，甚至都为此流洒鲜血，献出生命。归纳起来，他们主流的群体心态是：

（一）爱国心态

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挽救、改造中国，走向民族独立、自主和富强，救民出水火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爱国心态的恒定主题；学习西方，向西方寻求救国之路是贯穿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爱国心态的主流。

爱国主义是人类的一种基本和可贵的品质，是人们对于自己的乡土、历史、文化传统的深厚感情。这种感情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发育，生长，成熟，无论人们来自社会那个阶层，有着何种宗教信仰，心底都有一种共同的东西眷土爱国之情。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自强不息的精神支柱。正是这一精神支柱，使得近代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关系到民族生存、国家命运的重大关头始终保持民族气节，以民族利益为重，置个人祸福荣辱于度外，坚持反侵略的正确道路。例如，林则徐即使在坎坷窘境之时也还是念念不忘“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他把社稷的安危，民族的兴衰，作为自己的头等大事，即便以死相报也在所不辞。姚莹在战争中因积极组织抗英活动而遭迫害贬职四川，但他也没有消极避世，而是数年如一日地致力于世界各国情况的研究，寻觅抵抗外侮的良策。也正是出于炽热的爱国情感，这些先进知识分子在投降派对外国侵略者的坚船利炮望而生畏、消极悲观，顽固派还继续做着“天朝”尽善尽美的迷梦、拒绝一切外来先进事物的情况下，敢于正视现实，承认中国的落后，主张学习西方的长处，坚信中国人完全能够掌握外国人的长处，从而战胜外国侵略者。

睁眼看世界带来了国人的第一次放眼纵物，位于历史前沿的知识分子看到了自己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道德正义还必须配以先进的武器，于是他们学西学，译西文，学西语，试西医，编著西方地理、政治书籍，引进西洋船炮，谋划建立西式海军，甚至请来华因船只遇难而幸存的英国医生帮校译书，代向英国女王发照会，[6]进而提出并实践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等等。

随后的洋务造成了东方的煤铁炮舰，改良维新引进了先进的政治文化，而辛亥革命则实现了政治翻身，五四运动就是一次全方位的思想解放，最后新型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则宣告了近代知识分子爱国主义的全面转型。

（二）忧患心态

从龚自珍以其犀利的笔锋给人们展现了一幅晚清社会危机重重的图景：“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7]他敏锐地意识到清王朝已进入“将萎之花，惨于槁木”的“衰世”，担忧“乱亦竟不远矣”。[8]浓重的忧患意识促使他们激扬文字，指陈时弊。

如果说龚自珍的忧患多因触及清政府的腐败而产生，林则徐、魏源的忧患则多因外来的刺激而勃发。魏源在为后世所称道的《海国图志》原序中就明示自己的创作动

机：一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二为“忧患与发愤”。在魏源看来，忧患意识作为一种精神动力，靠着它国家方能安定，人民才能觉醒，才能讲求攻夷、制夷之道。这里，魏源也为我们传递出他的海防思想、经世思想，亦多由忧患而产生。近代中国每添一份灾难，知识分子的心灵深处就多加一份忧患，救亡图存运动就随之走向一个新高潮。维新变法从一种思潮逐渐演变为一场相当规模的政治运动，其界标是甲午战争。这场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又转化为知识分子的忧患。谭嗣同有诗鸣道：“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在维新志士那里，这种忧国伤时的言论比比皆是。虽然以振兴国家民族为目标的戊戌变法功败垂成，但他们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教育和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和爱国群众，促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潮流。

戊戌变法后涌起的知识分子，虽经历了不同的时代，代表不同的阶级，但激励他们走上救亡之路的“原始冲动”，仍是他们关照国家民族的现实而产生的忧患，仍是中国文人传统思想中的济世思想的体现。孙中山青年时代就矢志不忘“拯斯民于水火之中，而扶华夏于分崩之际”。鲁迅自民国初年袁世凯窃国以来，他“无日不处忧患之中”，蓄之愈久，其发愈烈，深沉的忧患终于迸发出震撼人心的“救救孩子”的呼号。同时代的李大钊，更是密切关注着辛亥革命后政治形势的发展。革命后的第二年，正当人们欣喜若狂，欢呼“共和万岁”之际，李大钊则相反表现出冷静而深沉的忧患，写下了著名的《隐忧篇》和《大哀篇》。带着这种深沉的忧患，重新探索艰苦卓绝的民族复兴之路。这就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基于生生不息的忧患意识的推动，而献身于拯救国难运动的历史。

忧患心态集中体现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勇于面对现实的精神风貌。正是他们具备了这种深沉的忧患心态，他们才能了解人民的悲伤和痛苦，听到民族的呻吟和怒吼，看到祖国的未来和希望。这也是近代知识分子为人所注目和称颂的内在原因。

（三）救亡心态

19世纪中叶，落后的中国成了西方列强疯狂掠夺的对象，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失去了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富强。正是这种由于自身独立地位的丧失和外力的压迫所激起的屈辱、痛苦和难堪，导致中国民族主义的产生，而这种民族主义的诉求在中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先进知识分子身上体现尤其突出。他们一方面看到了西方文明对中国社会侵吞所造成的阵痛及其本身的种种弊端；另一方面又意识到中国社会的积重难返和西方文明的先进之处。一部中国近代史，是一部救亡图存史，是一部民族复兴史。救亡图存，是近代中国社会不变的主题，也是知识分子群体为之献身的最崇高的事业。因此，不管是谁执政，只要能够让中国人民脱离苦海，让中华民族重新站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绝大多数先进的知识分子都会投入到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振兴这一伟业中来。

作为从政治制度层面上思考中国问题的一代知识分子，在动荡的转折时代，已不再是过去一心吟诗、不问世事的纯文人形象，而是一群政治味实浓的书生，有极强的政治参与意识。无论是改良知识分子还是革命知识分子，其救亡都是以政治作为切入点，要求中国脱去旧日专制政体，一变而为共和或立宪政体，正是因其救亡是从心理上对政治的向往开始，也使得启蒙运动带有了浓厚的政治色彩。以文学为例，近代启蒙意识和救亡的社会责任感，使他们时常自觉不自觉地放弃文学，直接干预政治，把改革社会的责任赋予文学，以指望对现实有所补益。梁启超说：“今日改良政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以为只有小说一新，国民、道德……人格都可以“新”[9]。显然，这里把文学提到关系社会变革成败之关键的崇高地位。救亡时代，知识分子如此推崇文学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视文学为政治的传声筒，只会损伤本应丰富多彩的文学；另一方面，又专从政治一个角度考虑文学问题，其文学活动也就以政治活动为中心，带有明显政治宣传性质，因而造成了知识分子总是把文学视为救国之手段。

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孙中山、陈独秀、胡适等的政治、文化活动都带有强烈的内心深处的救亡使命感。孙中山奋笔疾书写就《三民主义》，《建国方略》，陈独秀积极创办《新青年》，李大钊热情传播马克思主义，胡适卖力宣传易卜生主义，鲁迅对传统的超越，无不表明了他们救亡中国的坚强决心和无畏斗志。虽然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关注问题的角度不同，表达方式各异，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尽一致，但他们最终目的相同：就是要使中国进步起来，能够自立于世界。从而透露出浓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保国保民”的心理，鲜明地表现出知识分子们的救亡心态。因此，争取国家独立富强，实现社会进步，学习发达国家的文明，成为近代先进中国人的执著追求。

剖析近代百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心态，不仅是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再次领悟，而且亦有助于对当今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使命的感悟和确认。以史为鉴，在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新时代，需全面了解知识分子的群体心态，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和举措，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以便更好地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1](法)雅克·勒高夫、皮埃尔·诺拉，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272

[2]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173

[3]王继平，论晚清知识分子的文化转型[J]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5）：52-60

[4]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J]新青年，1919，6(1)

[5]欧阳哲生，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J]社会科学战线，1994(3)：77-88

[6]中国史学会，鸦片战争5[A]中国近代资料丛刊[C]上海：神州国光社，1954：321-326

[7]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A]龚自珍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106

[8]龚自珍，乙丙之际著议第九[A]龚自珍全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7

[9]李华兴，吴嘉勋，梁启超选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3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