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海燕

[摘要]文章从历史的角度探讨陈启天由非基督教到反基督教教育进而主张收回教育权的思想发展轨迹。国家主义教育思想是其从事收回教育权运动的理论基础。在收回教育权运动中，他充分利用《中华教育界》和《醒狮周报》两大舆论阵地，一方面自身系统建构国家主义教育理论以鼓吹收回教育权，另一方面积极引导教育界的舆论导向，声援收回教育权运动。同时，他在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上多次提请相关议案，并发起成立“国家教育协会”，推动收回教育权运动。对于他在这场运动中的历史贡献与关怀祈向，应予以肯定与关注。

[关键词]教育权运动，基督教教育，国家主义教育，陈启天

[中图分类号]K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09)04—0032—05

收回教育权运动作为1922～1927年非基督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主要指向教会教育的一场运动。清末以降，西方各国传教士利用不平等条约的庇护在中国各地设立教会学校，推行有利于本国的宗教教育。由于清末民初，国民对国家主权认知的模糊及政府能力的限制，对教会学校采取任其自由存在或消极限制的政策。至20年代初期，教会学校已成为独立于中国教育体制的一股强大力量。而正如《中华归主》的调查报告助长了国人的非基督教情绪，《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的出版所反映的教会教育新的扩展野心，更使国人特别是教育界人士受到强烈的刺激。最早提出非宗教教育论，力主教育脱离宗教而独立的观点见于蔡元培1922年3月发表《教育独立议》一文，但最早以国家主义教育反对教会教育，主张“收回教育权”的观点由余家菊于翌年9月《教会教育问题》文中提出。同时，随着“五四”后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亦开始为中国左翼知识分子接受，教会教育作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成为民族运动的重要对象之一。共产主义、国家主义及非宗教三种思潮的宣传及激荡，使“收回教育权”日益成为一种强有力的舆论。1924年4月，广州圣·三一教会学校学生由于学校当局禁止举行“五九”国耻纪念，拉开了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帷幕。由此，收回教育权由舆论宣传层面进入政治行动层面，各地教会学校学生纷纷罢课、退学，“五卅”惨案的爆发更推动了国人对主权问题的思考，运动由此达到高潮。在这场运动中，部分国共青党员与教育家积极参与指导，陈启天身兼教育家及青年党重要骨干双重身份，做出了较大的贡献。陈启天(1893-1984年)，字修平，别号寄园。曾主编《中华教育界》月刊两年有半(1924.7-1926.11)，且为《醒狮周报》主笔之一。《中华教育界》、《醒狮周报》是当时在言论上鼓吹收回教育权运动最力者。在收回教育权运动中，他一方面充分利用这两大舆论阵地为其造势和声援，另一方面他积极促成民间教育团体推动政府收回教育权。学术界对于其在这场运动中的贡献，至今没有专文探讨，本文拟作一尝试。

一、从非基督教到反基督教教育

1922年3月，因反对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11届大会将于4月在清华学校召开，酝酿已久的非基督教运动正式拉开帷幕。运动爆发后，以周作人为首的北大五教授在《晨报》发表《主张信教自由宣言》，由此引发了知识界近两个月关于“信教自由”的论争。在论战双方笔战正酣之际，陈启天发表了《我们不该反对耶教与其运动吗?》一文，对以信教自由反对非基督教运动的观点进行质疑。他首先指出，宗教思想重在精神不在形式，教会、祈祷等宗教形式别于且摧残宗教精神，因而，“为保存人类宗教精神计，不可不反对形式的宗教，尤其不可反对形式耶教的宣传”。接着他论证了反对基督教及运动的根本理由。他认为提倡博爱并非耶稣的专利，古今圣哲还有兼爱主义的墨翟，慈悲主义的释迦牟尼，忠恕主义的孔丘。而基督教历史上的教派纷争又证明其博爱的虚伪性。学校最要目的在于培养自由思想的人才，而教会学校由只知宗教不懂教育的教徒办理，故难以见容于真心办教育而不提倡宗教的人才。面对教会利用教育宣传宗教，垄断中国教育之一部分的现实，他疾呼教育家在重视教育对于政府不能独立之弊害的同时，也不可轻视教育不能离宗教而独立的弊害。最后文尾写道：“我们今后的急务就是要一面打破宗教的一切制度——如教会，废除宗教的一切名称，断绝宗教的一切宣传，以保持个人精神上纯粹的信仰；而一面还要致力于科学的研究精神，精神的修养和美术的欣赏以促进社会的文化。”综而言之，陈启天反对基督教的目的在于保持教育独立和思想自由而发挥科学精神。为了反对基督教以及教会在学校的宣传，他当年还参加了南京反宗教运动大同盟。南京学生界在他母校(即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3年改为东南大学)开会时，他被推为主持人，说明反宗教运动的旨趣，并会后游行南京全城。

1923年是陈启天思想发生变化的关键一年。同年《新青年》杂志在上海改刊为共产党的机关刊物，知识界发生了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高力克指出这两个事件表征着新文化运动的落幕，后一事件凸显了中国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立冲突的意识形态格局。而陈启天无疑分属文化保守主义阵营。10月，少年中国学会宁沪会员集会苏州，他作为主席主持会议。大会决定学会的方针由原来的“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改为“求中华民族独立，到青年中国去”。基于“内政日益紊乱，外交日益险恶”，“中华民族的独立精神，日益堕落于不可问的境地”的现实，大会制定了学会纲领九条，其中第三条为：“提倡民族性的教育，以培养爱国家保种族的精神。反对丧失民族性的教会教育及近于侵略的文化政策。”同时，大会议决将总会由北京迁往南京，选举他为总会执行部主任。大会并委托他负责对“新国家主义”下个定义。12月南京总会第三次常会上，陈启天宣读了其所撰文章《何谓新国家主义》。在该文中，他详细地阐述了“新国家主义”的内涵，认为其真精神在于“主张尊重本国之国性，同时亦尊重他国之国性，毁己以利人固所不愿也；毁人以利己亦所不可取焉。媚外固所不愿也，敌外亦所不取焉，不自暴自弃以媚外，不凌人辱人以自私”。这里的“国性”即指国民性或民族性，而教会教育的可怕之处在于摧毁国性。面对五四后孔教被打倒，基督教在中国势力转大的局面，他在文中沉痛写道：“昔日以吃教诱致流氓贻祸乡曲者，今日以学校诱致青年而摧残国性矣，在昔西洋之教士鼓肄簧舌于教堂者，今以中国之宗教职业家奔走于青年会矣，昔为个人之宣传者，今为团体之运动矣，昔日在社会传教者，今渐入于干涉政治之途矣，推其极也，至有所谓‘中华归主运动，将使国性丧失殆尽，举国而成外国之顺民，而获美其名曰‘宗教救亡、人格救国，吾实不知其居心若何也?”显然，他对于教会势力在中国渗透的日益深入有着深刻的体察，并以深层次的文化关怀抓住了其要害，同时表明他反对基督教教育由科学、信教自由层面上升到文化层面。

二、国家主义教育与收回教育权

舒新城指出，收回教育权运动与国家主义教育思潮之反对教会教育有重大的关系。所谓国家主义教育即上述苏州大会提倡的民族性的教育。由于深受新文化运动、欧战后世界主义、和平主义思潮及杜威教育思想等影响，国家主义教育思潮一度隐失于五四前后的教育界。面对当时教育界淡化国家主义的倾向，作为教育救国论者的陈启天揭橥“新国家主义”之后，借镜中西思想资源撰文系统阐述国家主义教育理论，以“新国家主义”实现内求统一外求独立的目标。在他看来，国家主义教育的要义在于：其所积极要求者为明定国家教育宗旨，确立国家教育政策、划定国家教育经费和厉行国家教育监督；所消极反对者为反对外国教育、教会教育和党化教育。教育是一种国家主权，面对教育权部分被日本殖民教育分割，部分被欧美教会分割的状况，他主张收回教育权。由此看出，他反对教会教育又增加了国权维度的关怀，而国家主义教育成为其收回教育权的理论基础。

由于当时对于是否收回教会教育权存在异议，因而陈启天着墨的重心在于反对教会教育。在《我们主张收回教育权的理由与办法》一文中，他从五个方面全面论述了反对教会教育，主张收回教育权的理由。首先，国家行使教育主权，必须具备的要件之一为：“凡无本国国籍的外国人不得在本国领土以内设立任何学校，教育本国国民。”教会教育作为与国家教育相颉颃的独立系统，有碍教育主权的统一。其次，教会学校的宗旨在于通过传教，“使将来化中国为基督教国民之士女”。这与造就中国国民的国家教育宗旨根本不相容，为教育权独立之大患。其次，教会学校的设立没有法律依据，且在实施教育时存在很多违背国家教育标准的事实。再其次，保障信教自由的根本方法在于“无论何种宗教不得借教育做宣传的工具；无论何级学校不得含有宗教的臭味，设有宗教的课程，举行宗教仪式”。当时的教会学校无一不有宗教仪式，设有宗教课程，违背了信教自由的原则。最后，“教会教育的两大效果，一是根本推翻中国文化的历史遗传，二是完全破坏中国国民的意识统一”。这违背了教育承载传递固有文化和培养国民意识的功用。教会教育排斥传统文化，使受教育者不了解中国文化的历史传承，国性无形中被摧毁，国家共同体的凝聚力难以形成。基于上述理由，他认为收回教育权刻不容缓，其两大目的在于一面从外国人手中(不问教会学校或非教会学校)收归中国人手中，实施本国的教育；一面从教徒手中(不问中国教徒或外国教徒)收归非教徒的中国人手中。为此，他提出了两类收回办法：一为教育上的不合作主义，具体办法共八条；二为组织收回教育权的特殊机关，除了成立如“开封收回教育权促进会”、“长沙教育主权维持会”等民间团体外，更应成立中央和省区收回教育权委员会，分别制定“收回教育权令”和“收回教育权条例”。关于政府法令之制定内容，他呈请了十四条意见。其办法详细而可行，其中许多意见被当时的北京政府与广州国民政府所采纳。

为了宣传收回教育权运动，陈启天在《中华教育界》第14卷第8期(1925年2月)推出了“收回教育权运动号”。而他所撰《我们主张收回教育权的理由与办法》即是此专号的引端。此号还刊载了余家菊、李璜等人论文十多篇。这些论文或就有关收回教育权的各种非难进行答辩，或分析基督教之宣传与收回教育权运动兴起的原因，或讨论教会大中小、师范各级学校教育权收回的不同办法等。总而言之，此专号对于收回教育权的原理与办法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因宣传得力在当时销量高达一万五千份，成为当时教育界最畅销的学术杂志，社会影响颇大。该号出版后，一些教会教育家对此种主张提出异议。为此，陈启天发起了一场关于国家主义教育与收回教育权的讨论。讨论以《中华教育界》、《醒狮周报》为主阵地，一方以陈启天、余家菊为代表，一方以朱经农、刘湛恩为代表。主要围绕收回教育权的理由与办法展开。朱经农认为教会学校有功于中国教育，主张教会所办中小学如遵循国家所定规则予以注册，大学应有讲学自由。刘湛恩主张教会教育改良论，改良意见包括：教会学校废除强迫的宗教教育，注意中国文化，向政府注册同受管辖等。陈启天对上述观点进行了详细的回应，回应观点在《我们主张收回教育权的理由与办法》文中都已基本阐述。经过这场讨论，有力廓清了来自批评者的各种诘难，国家主义教育与收回教育权的主张得到进一步的传播，为稍后“五卅惨案”引发收回教育权运动的高涨在舆论上起了造势的作用。

三、收回教育权与收回教育权运动

陈启天在为收回教育权运动进行舆论造势的同时，在收回教育权的实行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1924年7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南京召开年会，着重讨论了收回教育权问题。该社内部在该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以陈启天、余家菊为代表的激进派和以范源濂、郭秉文为代表的温和派。当陈启天、余家菊等人在会上提出的《请求、力谋收回教育权案》付诸讨论时，争论特别激烈。陈独秀指出：“初提此案时，研究名人范源濂犹极力称赞教会学校之成绩，经陈启天等纷起驳斥，才将会场空气转换过来。”最后由陶行知提出修正案，把其他两个相关议案归并于内获得会议通过。显然，该案的通过跟陈启天的据理力争分不开。另外，在该社1925年太原年会上，“余家菊(此处应为陈启天才符合事实)将自己所主编的《中华教育界》，变为国家主义派的宣传刊物，并配合上他们的机关刊物《醒狮》，大量地在会上赠人，不论大会职员和与会社员，几乎是人手两册”。同时又提出《请依据国家主义明定教育宗旨案》。他认为：“苟全国教育宗旨不在养成御侮、靖难与发挥国性之爱国国民，则教育失其功能，无济于国家之危亡矣。”爱国国民之涵义包括：“一、实施军事教育以养成可以御侮靖难之强健身体，二、酌施国耻教育以增发御侮靖难之深厚感情，三、改进科学教育以增发御侮靖难之基本知能，四、注意本国文史地之教育以启迪发挥国性之独立思想。”此案由教育行政组讨论后，经陈启天等人会同审查获得通过，确定中国教育以养成爱国国民为主旨。此教育宗旨最后虽未经教育部公布，但爱国主义思潮在当时教育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五卅惨案”发生后，陈启天在《中华教育界》第15卷第1、2期连续推出了“国家主义的教育研究专号”，大量登载有关反对教会教育及主张收回教育权的文章。与此同时，为了团结教育界人士持续宣传国家主义教育和推动收回教育权运动，他联合余家菊等39人共同发起成立了“国家教育协会”。该协会下设了“收回教育权研究会”、“国家主义宣传研究会”等专门委员会。前者“以力谋收回中国教育权为宗旨”，事务包括：“一、研究调查并编辑关于收回教育权之书籍；二、督促国民与政府从速收回教育权；三、解释国人对于收回教育权之疑难；四、劝告国人勿送子女入教会及其外人在华所设之学校求学；五、从事收回教育权之实际行动。”后者“以

研究并宣传国家主义为宗旨”，事务主要为分赴各地讲演、编撰书报和赞助青年同志团体。作为五个会务委员之一，陈启天多次被邀赴各地进行有关演讲，其中曾受武昌分会之邀演讲《中国教育政策》。他认为：“从消极方面说，要铲除无耻的亡国教育便须实行收回教育权的政策；从积极方面说要建设知耻的救国教育便须实行统一教育权的政策。”教会教育与殖民教育导致无耻的亡国教育。反对教会教育一直是陈启天在收回教育权运动中的主要面相，但这并不意味他对殖民教育的危害缺乏足够的体认。总之，陈启天充分利用这些民间教育团体扩大国家主义教育和收回教育权思潮的影响，进而对政府施加舆论压力。关于他在收回教育权运动中的贡献以及与国家主义教育理论的密切关系，吴俊升指出：“修平学长等所主张的国家主义教育在实际方面另一贡献，为收回教育权运动的成功。他所主编的‘中华教育界发行‘收回教育权专号，对于向日本殖民学校及基督教教会学校收回教育权，主张甚力。他曾与教会人士反复辩论，又在‘中华教育改进社及‘全国教育联合会年会通过有关收回教育权各案。结果教育部(1925年11月)采取了各案的建议而订有《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1926年10月广州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也颁布《取缔私立学校通令》，这标志着收回教育权运动已由民间舆论鼓吹转向政府实施阶段。

纵观陈启天在收回教育权运动中的言行，其历史贡献和背后关怀值得关注。一方面，他通过《中华教育界》和《醒狮周报》，凝聚了教育界“国家主义教育学派”，或撰文或结社，在促成政府收回教育权及教会学校中国化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亦使国家主义教育思潮成为20年代中期教育思潮中“最怒涌的思潮”。另一方面，他揭橥的“新国家主义”无异于民族主义，其国家主义教育理论包含对国家富强和民族文化的双重关怀，从事收回教育权运动无疑是其对当时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回应的结果。其一，他深信教育是建国的有力工具，其思路在于国民是立国之本，力图以国家主义教育为手段，使传统文化成为联接国民与国家共同体的纽带，培养国民的国家意识，动员国民内而团结外而御侮，以达国家富强的目标。而教会教育和殖民教育作为与国家教育相颉颃的独立教育体系，不但侵犯了中国的教育主权，而且分散了国民对国家的向心力。其二，《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的出版，加深了他对于来自西方文化挑战的危机感，这也是他把大部分精力用于反对教会教育的原因。教会教育这种文化渗透不亚于政治侵略的危害，对民族文化前途的关怀构成其收回教育权的另一动力。因而“国性”、中国文化成为其教育理论的主要概念，也成为其反对教会教育的主要概念。由此抓住了教会教育抹杀文化之民族性维度的要害。就如何发挥教育对民族文化的弘扬和传递作用，使民族文化成为世界文化中有独立价值的一部分，在当今中国仍是一个重要的思想命题，毕竟文化“地球村”的普世理想依旧未能取消民族国家之间的畛域。从这个层面看，在收回教育权运动中，他对民族文化的关怀维度无疑具有洞见。但需指出的是，基督教作为西方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他对基督教的全面否定反映出其在中西文化问题以情绪纠结代替理性思考的非理性心态。这种民族主义的偏狭面相与当时民族主义全面高涨的历史语境有关，在今后中西问题上需要尽力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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