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丽兰

[摘要]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过程中，阶级与阶级斗争观念一定意义上重塑了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皈依了阶级斗争理论。但中国社会阶级构成与西方相比的特殊性，阶级斗争是社会进化的原因还是社会进化时的病态，阶级斗争推动了人类进步还是破坏了人类文明，无产阶级专政是真民主还是民主的倒退，不同政治派别有着不同的理解并有着激烈的论争，由此产生的影响兼及于政治运动实践与学术研究领域。

[关键词]阶级，阶级斗争，阶级分析，革命

[中图分类号]K2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09)04—0013—07

西方的冲击，导致中国传统四民社会的解体。而新知识人作为一个特殊的阶级或阶层崛起。他们不同于传统士绅，主要聚集于城市，多是一些自由职业者，有的成为政客或职业革命家。在近代以来的中国，他们往往是新思想的缔造者与传播者。形形色色的“主义”，都是他们在倡导与阐释。本文所论及的阶级观念，主要是他们的阶级观念。

一

清末西学东渐过程中，日本是一个重要的中转站。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社会主义思潮勃然兴起。受此影响，留学或流亡日本的知识分子纷纷翻译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福井准造著的《近世社会主义》等论著，当时的留学生刊物也多曾片段译介马、恩的事迹与学说。

阶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1848年，马、恩共同撰写的《共产党宣言》宣告了“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宣言》断言现代社会已日益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阶级，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并预言无产阶级将成为新的统治阶级。列宁则进一步发挥了马、恩的国家学说，其《国家与革命》高度重视无产阶级专政，视之为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关键。

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之初，阶级斗争学说就颇为引人注目。当时的革命党人、早期无政府主义者，对此都有所了解。早在1903年，留日学生马君武就说：“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1905年，朱执信撰文介绍马、恩事迹，谈到“其宣言曰：‘自草昧混沌而降，至于吾今有生，所谓史者，何一非阶级争斗之陈迹乎”。1908年3月，无政府主义派的《天义报》刊载了刘师培的《(共产党宣言)序》，称“观此宣言所叙述，于欧洲社会变迁纤悉靡遗，而其要归，则在万民团结，以行阶级斗争，固不易之说也”，“以古今社会变更均由阶级之相竞，则对于史学发明之功劳甚巨”。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为宣言所作的译序。

五四前后，各种学说纷至沓来，阶级与阶级斗争学说，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认同。当时，《共产党宣言》有了陈望道的全译本，恽代英则翻译考茨基(当时译作柯祖基)所著的《阶级争斗》一书，于1921年由上海新青年社作为“新青年丛书”第八种出版。该书被毛泽东列为对他影响最大的三本书之一。同时，茅盾翻译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第一章，暴力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进一步为人们所了解。

起初，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接受阶级斗争论的同时，往往兼容了社会互助论。五四前后，李大钊同时相信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Mutual Aid)与“阶级竞争”(Class Struggle)，将它看成理想社会与现实社会的两面。李大钊认为，阶级竞争说，适用于“人类历史的前史一段”，而“人类真历史的第一页，当与互助的经济组织同时肇始”。他期待着“诺亚以后的大洪水，把从前阶级竞争的世界冲得干干净净，洗出一个崭新光明的互助的世界来”。李大钊相信的“普遍法则”是互助而不是竞争。与李大钊类似，恽代英也曾在阶级斗争与社会互助论之间持调和的态度，表示相信人类的共存、社会的连带，“与其提倡争存的道理，不如提倡互助的道理”，“我信阶级革命的必要，与新村的必要一样的真实”。显然，他们对于阶级斗争理论的信奉，是工具理性式的，而不是价值理性式的，他们也不认为阶级斗争是完成社会改造的唯一手段。

随着共产国际代表宣传的列宁主义的影响，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告别了社会互助论，全面接受阶级斗争学说，并赞同了无产阶级专政。陈独秀向劳动者告以“两条大义”，“第一条大义是阶级的觉悟”，“第二条大义是革命手段”。蔡和森自称“极端马思派”，自己“极端主张”唯物史观、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战争是阶级社会必然的结果；阶级专政又是阶级战争必然的结果”。无产阶级将通过取得政权而实现产业社会化，改造经济制度，也通过专政来防止反革命倒而复起。施存统认为，中国的社会革命要借助于政权才能成功，“我们第一步就要把现政府推翻，自己跑上支配阶级地位去，借着政治的优越权，来改变经济组织”。

五四前后，一些激进的国民党人也介绍了阶级与阶级斗争理论。如胡汉民、戴季陶、林云陔等。胡汉民从经济角度理解阶级，将之定义为经济利益“压服掠夺”关系的双方，而阶级斗争“为共产制没落以后不能免之事实。其所以不能免，是因社会组织要随着生产力变动而变动的原故”。当然，他也希望借助于道德来缓和阶级冲突，希望“以从顺的道德，注入弱者阶级精神里”，而强者“也要有温情善意，不做过度的专横”，这被他视为“变形的阶级斗争”。戴季陶最初信奉社会民主主义，视向不流血的进步为世界进化的潮流。看到中国工人的痛苦现状后，他开始承认，“要想免去阶级竞争，只有废除阶级的压迫，只有废除阶级。阶级存在一天，阶级的压迫继续一天，阶级斗争，就要支持一天”。林云陔则阐述了阶级斗争产生的原因，他指出：“阶级斗争何自而起乎，起于阶级之权利与义务制之不均”，上等阶级之过于私利与下等阶级不甘居于压抑，以至演成阶级冲突。他将阶级斗争原理看成是“近代社会主义之最要原理，亦最有研究之价值者也”。林也认同了阶级斗争作为改造社会的方法。

五四时期，阶级斗争学说在中国迅速传播的同时，质疑的声音也一直存在着。

质疑的主要理由，是阶级斗争不符合中国历史的事实，以及鼓吹阶级斗争的不良后果。“景藏”认为，马克思将人类历史看成阶级斗争历史，以之观察西洋社会是“信而有征”，但中国历史上的斗争非阶级斗争而是官民斗争，土豪“恃官差为护符”但并不成为有势力的阶级，“故马克思之说，于东方可谓无验”。胡适则对“阶级竞争说”的后果表示了极大的反感，“无形之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视心，不但使劳动者认定资本家为不能并立的仇敌，并且使许多资本家也觉劳动者是一种敌人”，其结果将使社会上本该互助的两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须有的惨剧”。胡适信奉的是自由主义，寄希望于政治上的自由平等、经济上的社会政策来化解阶级冲突。

反对的理由还包括，解决劳、资对立，还有更好的方法，即政治民主化所伴生的“产业民主化”。“三无”认为，在有数千年文明的历史的中国解决劳动

问题，首当排斥“阶级斗争主义”。劳动阶级掌握一切支配权与资本家掌握支配权，同样地违背了“德谟克拉西”原则，“其罪恶之相衡”。他开出的药方则是“确立普遍选举制度，废除阶级的支配(Class Domination)”，由政治之民主化转入产业之民主化。他列举了“产业民主化”的两种方式，一是劳动者作为股东参与经营，一是“纯益分配制”，即劳动者以劳力，资本家以资本，共同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

比较系统地反对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还有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徐六几指出，唯物史观、阶级斗争所塑造的历史，如同用法庭离婚记录书写的无佳偶的婚姻史，“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不是置重斗争而是置重互助；不是倡导阶级斗争，而是倡导社会连带”。马克思派的无产者专政的国家终将成为“奴隶国”，因其“太重视了秩序，忘却人类社会最根本的要素——自由”，阶级专政的苏俄已成为“无论何人都没有自由”的国度。他们心目中，理想的政治制度是分权的、自治的，职业团体是人类最重要的团体，“职能民主”比代议制民主、无产阶级专政更为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保留自由平等的生活方式。

对中国阶级分化状况的评估不同，选择的道路也迥异。李达认为，中国田主、佃户两阶级的分立是固有的，受产业革命的影响，“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的对抗越发显明”，社会革命的机会已经来临，革命手段包括议会政策、工会运动、直接行动，但真正唯一的手段仍是阶级斗争的直接行动㈣。在梁启超看来，中国社会主义运动与欧美不同，欧美迫切要解决的是改善劳动者地位，中国最迫切的是能使多数人民变为劳动者。他区别了劳动阶级与游民阶级，前者之运动可以改造社会，“若利用游民以行社会主义运动，其结果必至毁灭社会主义”。他主张对资本家采矫正态度，提倡协社，谋劳动团体之产生发育，“借资本主义以养成劳动阶级为实行社会主义之预备”。梁所主张的，正是基尔特式的改良社会主义。

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也包括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往往认同阶级斗争作为社会革命的一种形式，但认为阶级斗争的结果，不是阶级专制，而是解放全人类。

五四时代，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部分国民党人接受阶级斗争学说的同时，阶级斗争理论也受到其他思潮的非难。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当中，对中国社会阶级现状的估计不同，也导致对中国社会改造方案的差别。

二

如前所述，国民党中的激进分子一定程度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及其阶级斗争理论；孙中山本人则在接受社会主义的同时，对阶级斗争理论持排拒态度。

孙中山认为，人类进化的原则与物种进化的原则是有差别的。人性的发展使人类能够超越弱肉强食的自然竞争原则，而以互助为原则，“天演淘汰为野蛮物质之进化，公理良知实道德文明之进化也”。因此，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就不仅仅局限于均贫富，而是应“以和平慈善，消灭贫富之阶级于无形”。孙中山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也很大程度地带有伦理的色彩，“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也。人道主义主张博爱、平等、自由，社会主义之真髓，亦不外此三者，实为人类之福音”。基于上述人道主义原则，孙中山选择了改良的社会主义，即民生主义。

正因如此，孙中山晚年系统演讲三民主义的时候，明确反对阶级斗争学说。从社会互助论的角度出发，孙中山强调，“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是社会当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这种病症的原因，是人类不能生存。因为人类不能生存，所以这种病症的结果，便起战争”。在他看来，社会之所以有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而非相冲突；马克思也只是“社会病理家”，而非“社会生理家”；将阶级斗争作为社会进化的原因则更是“倒果为因”。由此看出，即使孙中山晚年以俄为师，但并没有导致他思想上的全盘俄化。他并没有像国民党人中的激进派那样接受阶级斗争理论。因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带有强烈的全民色彩，其“民生史观”以“民生”作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孙中山留下的政治遗产，引发国民党内部、国共之间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分歧。

在国共合作的前期，共产党人对阶级问题的分析，往往强调各阶级同处封建军阀、帝国主义的压迫之下，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起来反帝反封建的运动。例如，陈独秀认为，“中国国民党目前的使命及进行的正轨应该是：统帅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在他看来，资产阶级力量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革命成功后自然是资产阶级掌握政权。恽代英主张，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的革命，但仍存在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愈剧烈，则国民革命愈易成功”，不过他也认为，仍需不妨害各阶级的联合战线，因此“农工阶级还不好提出‘打倒资本家的口号来”。

而随着国民革命的深入，工农运动的展开，国民党右派反对以阶级斗争的方式推动工农运动，指责工农运动“过火”。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左派”，从五卅运动中看到工人阶级的力量，以更迫切的心情将“阶级斗争”引入运动当中。

毛泽东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阶级分析，已然成为毛泽东分析国民革命的视角。

以积极的姿态投身到国民革命中的瞿秋白，更径直以阶级斗争观念来解释三民主义。在他看来，民族主义是中国民众同外国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民权主义就是同军阀、官僚、买办、商团之间的“阶级斗争”，民生主义更是纯粹的阶级斗争，因为国民党只有替农工阶级去实行阶级斗争，才能实行民生主义。总之，“国民革命是要站在阶级的地位上去实行阶级争斗的，三民主义就是阶级争斗三方面的表现”。他认为，阶级斗争并不妨碍国民革命，它不但不会破坏国民革命，反会导致国民革命的推进与发展。甚至国民党内部对阶级斗争的不同分歧，本身也是阶级斗争的表现。稍后，瞿秋白进一步强调，国民革命虽然在一国范围内仍是资产阶级性质革命，但以无产阶级为主力军，包含着无产阶级革命的因素。中国国民革命中的阶级分化已经开始，“两阶级互争革命的指导权和国际上联盟军的争择之过程”已经展开，应该由无产阶级的政治领袖来领导国民革命。

尽管对“阶级”一词确切含义的理解仍有混乱之处，但各类文献中“阶级”和“阶级斗争”被提及的频率不断增长。阶级斗争理论改写着国民革命的面目。国民革命到底是全民革命，还是各阶级的联合革命?它到底是资产阶级革命性质，还是兼具无产阶级革命性质?即使在同一阵营内部，心目中的答案也是不一样的。另方面，如瞿秋白所言，“五四时

代，大家争着谈社会主义，五卅之后，大家争着辟阶级”起而“辟阶级”的包括国民党右派、研究系、国家主义者等各色人等。

戴季陶即是较早地右转的国民党理论家之一。戴表示，民生是历史的中心，仁爱是民生的基础，“我们所以不认阶级斗争为革命唯一的手段，并不只在为维持联合战线而糊涂过去。我们是认为在阶级斗争之外，更有统一革命的原则。阶级的对立，是社会的病态，并不是社会的常态”，中国社会没有明显的阶级的对立，因而不能采取阶级对立的革命方式，“我们是要促起国民全体的觉悟，不是促起一个阶级的觉悟”。戴的观点引发陈独秀、瞿秋白等人的反驳。

梁启超提出“有业阶级”、“无业阶级”的划分来对抗阶级斗争理论。梁认为，中国并无有产、无产的阶级区分，只有“有业”、“无业”的分野。阔官、阔军人、政党领袖及党员、地方土棍、租界流氓、受外国宣传部津贴的学生、强盗、乞丐及其他贪吃懒做的各种人等，都是“无业阶级”。无业阶级以人民的代表自居，“路易十四世说‘朕即国家，他们说‘我即国民”，把最时髦的主义“顶在头上”，“靠主义做饭碗”，他打出了“有业阶级打倒无业阶级!”的旗号。话里话外，梁启超将国民党人、共产党人都扫入了“无业阶级”的行列。

与此同时，一批国家主义者明确倡导“全民革命”，反对“不是你灭了我，便是我灭了你”的阶级斗争。李璜认为，中国离实业发展、资本集中的阶段还很遥远，根本谈不上劳资对立。他指责共产党人反对爱国精神、反对国家，“只以阶级的利益为真，而不以国家的利益为然，只以阶级的生存斗争为当，而不以民族生存的斗争为然”。周佛海指出，中国目前需要的是全民革命或国民革命，而不是阶级革命或社会革命，“应极力促成各阶级的份子的民族自觉以御外侮，促成他们的国民自觉，以制军阀，暂时可不必促成各阶级的阶级自觉”。

总之，随着国民革命的展开，阶级斗争理论进入政治运动实践过程的同时，引发了国民党内的左、右分裂，国、共之间的冲突及合作的破裂，以及革命阵营外各政治派别的反驳。诚如德里克所指出的，“五卅运动之后的革命越来越呈现一种社会性的向度——阶级斗争——这最终摧毁了维系国共两党在统一战线中关系的脆弱纽带”。

三

国民党人建立政权后，从主流意识形态的角度，力图清理阶级斗争理论对于三民主义理论的改写。继戴季陶之后的国民党理论家，多强调中国的特殊国情，强调国民党的超阶级性，鼓吹“民生史观”、“社会互助论”、“唯生论”哲学，主张阶级调和，反对阶级斗争。

萨孟武以多篇撰述论及阶级斗争问题。从理论根源上，布尔什维克主义并不等于马克思主义，马、恩除暴力之外并不排斥劳动阶级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无产阶级独裁的方式是通过普选权而自然实现；列宁则“崇拜暴力主义”、“主张恐怖”，将“无产阶级独裁”变为“对于无产阶级之独裁”。从国情看，中国土地既未集中，工厂又不发达，“中西文化，本不相同，而中西社会，尤复有异，吾人何能无视中国情形，同舶来式之劳资斗争论，而实施于中国乎?”从国民党的分子及主义看，“国民党是超乎阶级之上，不代表任何阶级的利益，而惟代表一切民众的利益了”。

叶青认为，在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两种学说之间，最相冲突者则为“社会互助论”与“阶级斗争论”，而前者比后者理论上更完备和全面，实际上更适合中国的需要。与欧美的社会主义相比，民生主义是更完美的创造，“是民族性的，不是阶级性的；是生产性的，不是分配性的；是经济性的，不是政治性的；是建设性的，不是破坏性的；是和平性的，不是斗争性的”。叶青从早期共产党人，转变为托派，又转变为国民党理论家。

国民党人甚至站在人类文明进化的高度，痛斥阶级斗争会“除法”式地招致社会退化。他们不否认存在阶级斗争的事实，但这只是病态的生存方式，“其合理的正常的生存方式，则只有依据互助原则成立的阶级和谐。这种阶级和谐的理论，为唯生论中矛盾的和谐定律之直接的应用”。阶级斗争、阶级分歧，在于社会内部失却和谐均衡的局势，不可避免地招致社会生命力的浪费，甚至招致社会的退化与消灭，“阶级斗争之妨碍进化，不是减法式的而是除法式的。而阶级和谐之促进进化，也不是加法式的而是乘法式的”。

而随着民族危机的深化，民族意识也成为人们批评阶级斗争的理由。张君劢、张东荪一系的国家社会党，强调民族主义观念的绝对胜，“我们相信民族观念是人类中最强的，阶级观念决不能与之相抗。无论是以往的历史，抑是目前的事象，凡民族利害一达到高度，无不立刻冲破了阶级的界限”，“只有民族的纵断而能冲破阶级的横断，却未有阶级的横断而能推翻民族的结合”，他们主张以民族文化作为立国之道。

从政治现实出发，阶级斗争理论处于被批判的地位；而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知识界无比困惑。革命的性质是什么?中国社会结构呈现怎样的状况?中国社会改造的出路何在?显然，社会性质决定革命的性质，社会的阶级状态决定着革命的力量与对象。现实政治的残酷也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转入学术层面。对阶级问题的学术思考开始展开，阶级分析方法也成为一种学术志趣。

力图从学术层面厘清“阶级”概念的是社会学家吴景超，他从社会学角度专文研究了阶级问题。阶级的存在，基于人类生物学上的不平等及社会组织分工的需要。针对阶级划分的诸多说法，吴倾向于认为，比较完善的定义是综合性的，“阶级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在不同时期及不同地点，表示着不同的形态”。从综合定义出发，在资本阶级、劳动阶级当中，应还添一个介乎两者之间的“中产阶级”。至于阶级引发的社会实际问题，最重要的只有两个，即下层阶级的上升机会与生活保障问题。国家应通过社会化的手段进行财富再分配，缩小阶级差距，消减阶级之间的敌视态度。他反对极端地把阶级斗争当成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但不否认“阶级间的对立状态，是推动历史的一种势力”。

张东荪则探讨中国阶级问题的特殊性，结论是“中国社会的阶级都具有东方的色彩，所以其性质有些类似所谓‘喀斯特(caste)”。他认为，中国的职业差不多与阶级相当，传统中国社会有农、工、商三个行当，而读书的士人因考试制度使其的行当不固定，故不成其为一个真正的阶级。阶级之外，是各阶级之中余剩下来的不能名其为阶级的“余剩阶级”，也即是农工商中因人口过剩而游离出来的“流氓”，其主要成分是土匪、军队、政客、学生之流。历来对政治影响最大的就是这种“余剩阶级”，中国历史上获得政权的手段，就是动员与利用“余剩者”。他和当年梁启超一样，重视职业与阶级之间的关系。

如同早年刘师培的预言，阶级分析方法成为历史学研究的重要工具。陶希圣对中国社会史上的“士大夫阶级”与“官僚政治”的特性做了详尽的探讨。士大夫阶级是“超阶级的社会群”，远离物质生产而靠观念生活。作为统治阶级的部分，上面连缀

统治阶级的军阀，下面抑制被治阶级的庶民，这使中国社会成为“宗法封建社会的构造，其庞大的身份阶级不是封建领主，而是以政治力量执行土地所有权并保障其身份的信仰的士大夫阶级”。官僚是集权国家“傍生”的制度，“地主、士大夫、官僚三者形成一个连环，深植其基础于劳苦农民的上面”。官僚作为统治阶级，其生存依赖于生产组织中各阶级缴纳的租税，为维持政权计，尚能兼顾生产组织中各阶级的利益。周谷城也从阶级斗争角度研究中国社会结构。他将中华文明史看成一部种族斗争与阶级斗争交错的历史。前者为“横的斗争”，后者为“纵的斗争”。种族问题解决后，阶级问题就成为重点，“在一方面有压迫阶级，在另一方面有被压迫阶级，在一方面有剥削阶级，在另一方面有被剥削阶级，在一方面有统治阶级，在另一方面有被统治阶级，在一方面有虚闲阶级，在另一方面有劳动阶级，在一方面有特权阶级，在另一方面有无权阶级”。

阶级分析方法进一步占领学术阵地，则表现在有关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过程中。人们力图分析中国历史上的阶级形态，探讨中国当前的社会阶级结构，从而为现实政治提供理论指导。当然，使用类似的分析手段，类似的数据资料，类似的阶级话语，但所得结论却大相径庭。同样标榜马克思主义的，就有斯大林派与托洛茨基派的区别，而国民党左翼的“新生命”派内部，其观念点也五花八门。陶希圣曾列出过中国历史上的几十种“阶级”，其间多有包含从属、含混不清之处，不免犯了胡适所批评的以“名词”取代“思想”、取代“事实”的毛病。而论争当中，虽不免有中国历史被西化的弊端，简单地把中国历史也当成一部阶级斗争史，但更多的是历史资料的汇集整理、社会实际状况的考察，以及对中国社会阶级状况特殊性的详细探讨。

显然，阶级斗争理论在政治层面被国民党人清算的同时，阶级分析方法却在学术层面取得成果，并长远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

四

在概述了阶级话语输入现代中国的历程后，简要回顾当时中西社会的社会结构与阶级状况是必要的。

跟西方文明的早期相比，资本主义时代的西方已从等级社会发展到阶级社会，完成了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化。虽然贫富问题突出，但社会整体结构趋向于平等化，这表现在基本存在着两个平等原则，即宗教意义上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西方社会结构也并没有像马、恩预言的那样，成为日益分化的两大对立阶级，而是出现了日益扩大的中产阶级队伍。而就社会主义运动本身来看，欧洲工人运动经历了起义、罢工之后也已趋向于软化，第二国际的民主社会主义已放弃马、恩曾全面高度评价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原则，强调和平、渐进地进入社会主义的可能。当然，在资本主义程度化较低、也缺乏民主传统的俄国，出现了与第二国际传统分庭抗礼的列宁主义及第三国际，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建立了新政权。

而此时的中国，却正经历着重大的社会转型。这就是，传统农业社会受到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导致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解体，中国不只是呈现所谓的阶级冲突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结构性解体，即包含着价值体系的崩溃、制度体系的全盘瓦解。一方面，新的阶级关系正在产生，另一方面，并没有完成由等级社会到阶级社会的转换，基于身份的不平等状况并未消除。显然，当时的中国还没有完整经历工业化、资本主义化的过程，阶级意识某种意义上还是卢卡奇所谓的“潜意识”，但阶级斗争理论，确曾实实在在塑造了现代中国的历史。之所以如此，从观念本身找思想的根源固然具有其合理性，更深层次的原因恐怕还在于，在传统农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广大民众没有更多地从现代化的进程当中获得收益，社会分化加剧，社会流民现象加剧，从而为暴力革命积蓄了更多的基础性力量，哪怕它被社会改良主义者斥为“伪劳农革命”。与此同时，暴力革命的兴起是与当时和平政争的手段国会、政党、宪法等宪政机制纷纷瓦解同步演进的，这使当时的中国社会缺乏和平化解社会矛盾的制度化平台。因此，与其说阶级与阶级斗争观念的人为输入塑造了现代中国的历史，不如说这是社会震荡时期，缺乏民主经验与现代经济基础的落后国家进行社会重构的无奈选择。

而今，中国由革命时代转入建设时代，前人在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各种探索，都值得今人汲取。诚如有学者曾指出的，阶级斗争并不足以解释人类文明的全部成就，“文明的价值并不在于冲突与斗争，而是在于凭着理性的光辉，在冲突、斗争之中寻出一条和谐发展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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