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孔子与折腾文化：百年反孔的理性评判

李喜所

[摘要]孔子这位在封建社会至高无上的圣人，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变革中，却成了必须解决的大问题。从太平天国到“五四”时期对孔子及其儒家文化的批判，再到“文革”当中史无前例地对孔子的革命，百年以来的反孔可谓轰轰烈烈，此起彼伏。但从基本思维和手段上看，大致是以强制性的革命来压倒孔子，仍然是一种专制思维，始终没有跳出尊孔与反孔的藩篱，用文化的思维和文化的方法去解决文化的问题。所以从总的趋向上来观察，百年以来的反孔基本是失败的。而要真正解决孔子问题，必须在创建现代社会生活的过程中，输入新学理，采用新方法；立足现实，重塑传统；弱化政治，还原孔子。一旦孔子回到了原生态，就将和老、庄一样，成为建造中华新文化和新文明的重要文化资源。

[关键词]百年反孔，折腾文化，超越和还原孔子，近代文化史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9)14—0017—05

一、百年反孔的历史回顾

专制社会需要两大权威：一是独裁者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威；二是不许任何人说不的思想权威。政治权威利用思想权威维护集权，思想权威借助政治权威形成文化专制。在中国封建专制社会里，皇帝和孔子就是压倒一切的两大权威，交相利用，延续着皇统与道统。近代社会，从理论上讲，要清除一切人造的“权威”，要创建共和、民主、自由、平等的现代社会。如何清除孔子的专制理论和专制文化，被合乎逻辑地提上了日程。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国社会向近代化的曲折转化，反孔一直是思想文化方面的重要问题，反复出现，直到“文革”。

近代第一个打倒孔子的是洪秀全。洪秀全要发动太平天国起义，从西方“请”来了上帝，认定上帝是唯一“真神”，其余一切都是“妖魔鬼怪”，必须打倒，被“神化”了的孔子当然也不例外。他命令太平天国的将士砸孔子牌位，推倒孔子神像，焚烧孔庙，还将儒家经典全部烧毁。在南京，他们将孔庙改为屠宰场，把孔子牌位扔到马厩、猪圈里。凡私藏和阅读儒家“妖书”者，斩!时人描述当时情景时称：“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如此严厉地扫荡孔子，无非是要树立皇上帝的绝对权威，从而用皇上帝的思想权威代替孔子的思想权威，为确立洪秀全这位“皇上帝次子”独一无二的独裁地位寻求思想支持。这和汉武帝等历代封建皇帝利用孔子的思想权威，来确保自己专制独裁的合理持久的手段一脉相承。换汤不换药，只是孔子变成了皇上帝，专制独裁所奉行的政治权威和思想权威相互利用的基本模式没有变。如此则造成，孔子及其思想文化学说的专制毒素并没有被清除，孔子名亡实存。这样的反孔既无现代意义，也根本威胁不到孔学专制思想的蔓延传播。太平天国后期，孔子及其思想全面回流。洪秀全的反孔好似刮了一阵风。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期“反孔”的方法与洪秀全不同。他为了变法维新，就把孔子改造成一位改革的思想家。康有为著《孔子改制考》，全面阐述孔子的变法思想和与时俱进的历史观，甚至将西方一些平等、自由、民权的思想也牵强附会地安在了孔子身上，孔子俨然变成了维新变法的鼻祖。康有为的变法正是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思想主张。康有为等维新派实质上是把孔子作为传播他们维新变法思想的载体，表面上尊崇和弘扬孔子，实际上重新塑造了一个满载他们变法意愿的“新”孔子，还美其名曰“托古改制”。用“文革”时期十分流行的话讲，就是偷梁换柱，“打着红旗反红旗”。几乎所有的维新志士和一般官僚乃至广大民众，并没有识破康有为的“高招”，对孔子主张维新变法深信不疑。这对维新变法的兴起无疑产生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倒是那些守旧派一眼就看穿了康有为的“险恶用心”，著书立说，揭露康有为所讲的孔子是个“假孔子”，是“托尊孔之名，伏伪经之渐”，甚至“影附西书，潜移圣教”，完全是“离经叛道，惑世乱民”，要求像孔子杀少正卯那样杀掉康有为。然而，毕竟维新变法是当时的时代潮流，守旧派的叫嚷并没有引起当道的重视。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康有为的变法很快成为影响全国的政治运动。“假孔子”在真维新中却发挥了意想不到的积极效应。戊戌变法虽然被慈禧太后给镇压了，康有为也流亡国外，但孔子被维新派这样重塑之后，权威却有所降低。随着20世纪初期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广泛传播和民主革命的高涨，儒学渐渐没落，已经失去了昔日的正统地位，作为其创始人的孔子，自然也遭到全面的批判。邹容在《革命军》中系统而深刻地批判了孔子为历代封建皇帝所利用，成为推行专制集权的思想政治工具，儒学把国人都变成了毫无生气的唯唯诺诺的“奴仆”，要想中国进步，首先要打倒孔子，批判儒学。章太炎则批评孔子及其儒家学说是“忠君”的“伪学”，专“以富贵利禄为心”，败坏了社会风气。皇帝之所以离不开孔子这样的“圣人”，完全是出于维护其统治的需要。还有的革命党人深刻地指出：“君主无圣人，则其压制臣民较难，惟有圣人而君主乃得操纵自如，以济其奸。”“孔子砌专制政府之墓，以荼毒我同胞者，二千余年矣!”“欲支那人之进于幸福，必先以孔丘革命。”邹容等革命党人，和康有为拉孔子做大旗来推行其维新变法不同，他们是直面孔子及其儒学，旗帜鲜明地予以抨击；也和洪秀全的焚书砸孔庙有别，邹容、章太炎等人是运用民主革命的理论，试图从学理上批判孔子及其儒家学说的封建主义本质。虽然他们批判的规模有限，深度也很不够，但毕竟开创了在理论上抨击孔子及其儒学的先河。孔子在辛亥革命时期已经失去了其“至圣先师”的崇高地位。

但是，毋庸置疑，无论是康有为，还是邹容等革命党人，他们的反孔存在着严重问题。康有为这种“造假”式的反孔，首先在形式上背离了民族的道德底线，当然不能提倡。其次，以“尊孔”达到反孔，就不可能理直气壮地深入清理孔子文化的封建专制毒素，更无法触及孔子及其儒家学说的本质。康有为后来迅速变成在中国设立孔教的鼓吹者，并以“康圣人”自居，和他戊戌时期的造假不无关系。邹容等革命党人的反孔，确实吹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他们不像洪秀全用专制的手段去反对专制文化，也不像康有为在方法上就陷入了误区，而是用西方的共和、民主为理论武器，批判孔子的专制理论。然而，邹容一代满足于革命式的大批判，没有进行深入的学理研究和理论解析，只是做表面文章。孔子文化具有几千年的历史，又有深厚的哲学基础和理论根底，早已渗透到民族文化的血液里，积淀为一种民旗性格，仅简单地进行革命大批判是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今天看来，辛亥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对孔子所代表的封建传统文化进行系统深刻的梳理、评判、创新。共和国建立起来了，思想文化的主流却还是孔子那一套。民主共和的思想根基

出了问题，只能是“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邹容和康有为等人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利用孔子去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功利色彩很浓。孔子最大的悲剧就是被政治家所利用，一旦他老人家不被利用了，孔子的问题肯定就解决了。孔子代表的是一种文化，当文化变成赤裸裸的功利，就会失去其本身的价值，而被异化。康有为、邹容，包括洪秀全等，他们是要利用孔子，才反对孔子，这种出发点决定了他们只能折腾孔子，而解决不了孔子的问题。辛亥革命没多久，袁世凯为了称帝，又千方百计利用孔子。为了爬上皇帝宝座，袁世凯向全国发布命令，尊孔子为“万世师表”，所有学校都恢复“尊孔读经”。他还亲自率领各大官员往孔庙祭祀。各地纷纷成立了大小不等的孔教会，为孔子摇旗呐喊。甚至有人提出要将孔子写入宪法，让万世“景仰”。孔子看起来俨然又恢复了往日的威严，实际上则被袁世凯利用来充当走上皇位的政治工具和思想权威。这样，孔子变成了一个玩偶，尊孔者和反孔者都是利用他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在思维方式上，袁世凯和洪秀全、康有为等没有什么两样。

众所周知，袁世凯的龙椅还未坐稳，就在全国人民的反对声中一命归西，波及全国的新文化运动也迅速展开，一场前所未有的规模宏大的批孔运动开始了。这场运动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一批现代知识分子为核心，以民主、科学、个性解放和现代人文主义为思想武器，对孔子及其儒家学说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深刻批判，涉及政治哲学、思想意识、封建礼教、社会道德、婚姻家庭、纲常伦理等许多方面，将封建理论家几千年来精心打造的代表皇权主义和专制独裁的孔学进行了系统而有说服力的清理，既有事实依据，又有理论深度，具有除旧布新、思想启蒙的深刻意义，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但是，随着“五四”风暴的突起，反孔迅速被政治斗争所湮没，从思想文化领域彻底根除孔子封建文化的影响，将儒学转化为创造现代新文明的文化资源的繁重任务，并没有完成。而且，就新文化反孔运动本身来讲，也存在问题。例如：1．革命式的政治大批判有余，文化式的深入的学理研究不足。陈独秀、胡适等人原来的计划是“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可是，他们反孔的爆发点就是因袁世凯尊孔的政治问题而引起的，整个批判孔子的文章都充满了浓厚的政治气息。解决文化的问题，一旦过多地渗入政治，掺杂了政治企图，就使文化转化成了政治，就可能南辕北辙，距文化问题的解决越来越远。2．政治热情有余，平心静气的客观分析不足。陈独秀为代表的那些有为青年是激情澎湃的一代，他们对孔子可以说嫉恶如仇，“打倒孔家店”是他们最解气的口号。如果再读一读鲁迅的《狂人日记》，更可以嗅出他们全盘否定一切传统文化的“狂妄”心态。激情是宝贵的，但容易远离理智。能客观存在并传之后世的文化，从来都是有理性根基和哲学基础的，超越了理智的感情式的评判，就难免事与愿违，适得其反。泄气式的反孔，只是一时的痛快，风头一过，又反弹回来。3．超越经济社会的许可，一味追求意识形态变革。陈独秀一代哲人反孔的理论武器是西方的天赋人权、自由、民主思想，依据的社会参照系是西方的现代社会。陈独秀曾专门写有《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一文，核心是批判孔学违背现代社会生活，所以必须反孔。这的确是富有启蒙意义的新见解。可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国经济社会依然是小农经济为主，整个社会生态环境的主体与现代社会差之远矣。这就为孔子文化的立足提供了基础。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不具备，一味去进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革命，不仅收效甚微，还有害社会，甚至贻害无穷。应该说，“五四”反孔运动缺乏经济基础的支撑，超越了客观社会条件的许可，没有形成经济基础变迁和意识形态改革的良性互动机制。反孔变成了缺少社会经济支持的空中楼阁，经不起时间考验。孔子及其儒学，虽然属于文化范畴，但不与经济社会的变革同步，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像陈独秀一代这样，不考虑经济基础许可的文化变革以及意识形态革命，在“五四”之后反复出现，直到发生史无前例的“文革”。

“文革”当中的反孔和洪秀全极其相似。主政者既要在思想上消灭孔学，也要在“神体”(孔子的肉体已找不到，只能毁灭神像、神庙)上彻底砸烂。“文革”中的孔子是反革命的象征，谁尊孔，谁就可能被打入反革命阵营。如果想打倒谁，就给他戴上一个尊孔读经的帽子。至于被毁掉的孔庙和文物，不计其数。其实，这样不许任何人说孔子一句好话的做法，和封建帝王时代不许说孔圣人一句坏话的行为，在思维和做法上是一致的，都是一种政治专制和文化专制。用专制的手段去反孔，得来的还是孔子及其封建儒学所极力维护的专制，不仅与现代文化不沾边，而且与现代社会反向而行。结果是，主观上本想清除封建儒家文化，实际上宣扬的是改头换面的孔子文化。没有现代思想和方法为指导，缺少现代经济社会的支撑，想彻底扫除孔学，只能是乌托邦式的幻想。

总的来看，百年以来的反孔不能讲没有成绩，不可一概否定其在促进思想解放、观念更新方面所发挥的某些启蒙功能。但就基本倾向上讲，是不成功的，轰轰烈烈有余，理性的冷静的思考不足，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现代化进程尤其是传统文化转型中的孔子问题。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思维和方法上没有现代化，没有自由、民主、和谐的理念和科学的思维，仅是将封建专制社会的尊孔反过来变为反孔，错误地在尊孔和反孔中无休止地纠缠。其实，尊孔也好，反孔也罢，在思维方式上是一致的，都是以专制的强权方式，以压制的方法，强迫社会大众去信奉某种文化。文化是不能用强权来解决的。用强权去解决孔子及其儒家文化，只能是折腾孔子，折腾儒家。深一层地去思索，孔子的被折腾，除了理论和思维方法的陈旧外，起决定作用的是根深蒂固的折腾文化。

二、超越孔子，还原孔子

何谓折腾文化?从学理上讲，可以简单概括为独裁专制文化。因为专制社会无法回避政权更替过程中的血腥屠杀，缺乏将社会矛盾解决于萌芽状态的社会机制，所以总是一“治”一“乱”，难得长治久安。只要推行专制，无论是大折腾，还是小折腾，都不可避免。诚然，现代民主社会在初建时也反复折腾。不过一旦成熟，就进入民主法治轨道，渐渐与折腾社会和折腾文化告别。孔子从一位教育家，到形成一种文化的标志，就是被专制独裁者利用的结果。孔子及儒家文化的核心问题就是维护专制，自然就成了皇帝独裁和专制社会的文化基础，也是折腾文化的维护者。要解决孔子问题，绝不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专制之道反对专制文化，以折腾手段对付折腾文化。那样还是以“暴”易“暴”，以改头换面的专制文化代替孔子文化所维护的专制，新瓶装旧酒。根本的办法，只能是在创建现代社会

的过程中，依据现代理念超越孔子，转换孔子，还原孔子。

其一，输入学理，更新方法。百年以来的反孔斗争，只有“五四”时期还算一个亮点，根本原因是陈独秀、胡适一代输入了自由、民主、人权等人类共同追求的普世价值，用新思想、新理论去批判孔子。像太平天国的反孔，仍然用封建小农经济的意识和思维，去抨击集中代表小农社会意识形态的孔学。当然，除了折腾，毫无新意，绝对难以跳出专制主义的巢窠。从这个角度讲，思想理论的更新，在解决孔子问题上具有关键意义。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用传统去反对传统，不但无法使传统文化新生，反而进一步扩大了封建传统文化。“文革”中的反孔就是一例。更为严重的是，像“文革”那种急风暴雨式的文化革命，不但解决不了孔子这样的文化问题，反而又革了文化的“命”，糟蹋了优秀的民族文化。文化问题，只能用符合文化的方式来解决，绝不能用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去一劳永逸。暴风雨式的阶级大搏斗，用于传统社会的夺取政权还可行，用于孔子文化的变革则肯定是用错了药。文化的新陈代谢，是改良的，非革命的，是渐进的，非一朝一夕的。胡适针对“五四”反孔的急躁倾向，曾明确指出：

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现今的人爱谈“解放与改造”，须知解放不是笼统解放，改造也不是笼统改造。解放是这个那个制度的解放，这种那种思想的解放，这个那个人的解放，是一点一滴的解放。改造是这个那个制度的改造，这种那种思想的改造，这个那个人的改造，是一点一滴的改造。

胡适在这里一连用了四个“一点一滴”，旨在说明文化和文明变革的艰巨性和长期性。尤其像孔子文化，繁衍了几千年，已经积聚为一种社会文化心态和民族心理，靠短暂的革命风暴，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从这种意义上讲，孔圣人不怕革命，而怕改良。只有摈弃革命思维和尊孔与反孔的强权式的专制思维，在观念上、理论上来个根本的突破，孔子及其文化才可能被彻底改造，由旧文化转换为新文化，由旧文明改造为新文明。

其二，立足现实，重塑传统。传统看似历史，其实是现实。现实社会才是历史传统的载体，传统从来都是通过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人和事来体现的。传统的面相从现代人身上才可以画出轮廓。孔子作为一种文化，更是如此。孔子文化的存量，只有从现实的生活和人群中才可以找到合理的答案。事实上，中国人身上，几乎都或多或少渗透着孔子文化的元素；中国人的性格，都程度不同地具有孔子的性格。即使你主观上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那是客观存在。只有当每个华人骨子里的孔子元素和孔子性格实现了现代的能动转换，或者说成长为现代公民了，孔子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如此说来，人的现代化，生活方式的现代化，才是促进孔学现代转换的“本”；学理的研究，思想的启蒙，只是由“本”衍生的“末”。本末结合，才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孔子问题。梁漱溟早就说过：“孔子的东西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生活。”这句话应该稍做修正，孔子的东西既是思想，又是生活。孔学强大的文化张力，渗透在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存在于国民的头脑里和日常生活当中。只有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发生质的飞跃，孔子及其学说中的封建毒索才可以得到清除。和单纯地砸孔庙、批孔子、限制尊孔读经相比，生活的现代化和人的素质的提高更具本质意义。一旦建立了现代国家、现代社会，陶冶出现代公民、现代民族，沉淀于人们头脑中和日常生活中的封建的孔子就不复存在了，孔子文化才可能蜕变为建构新文化、新文明的新资源。至于尊孔读经，用不着禁；孔庙，更不必去砸，要精心保护这难得的旅游资源。

其三，弱化政治，还原孔子。现在所宣扬的和留存在人们心目中的孔子，已经不是原汁原味的真孔子，而是经过多少代人加工改造后的假孔子，尤其是受到历代专制统治者精心伪装后，变成了集中代表封建意识形态的政治化了的孔子。孔子由开始的倒霉到后来的走运，就是被人利用的结果。封建专制统治者把一位教育家、思想家变成了专制独裁的御用工具，将文化的孔子演化成政治的孔子。假如孔子不被政治化，其既不可能有如此崇高的地位，也不会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更不至于变为现代化进程中的障碍。孔子就会和今天人们所熟知的老子、庄子、墨子等先秦思想家一样，仍然是一位中国文化发生期极其重要的文化名人。孔子之所以成为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核心是被政治化，尤其是泛政治化了。无论是政治生态、伦理道德，还是家庭生活、社会风俗，几乎都拿孔子及其儒家学说说事，而且一旦说事，几乎都是政治。什么都成了政治，泛化了政治就变成了专制。孔子被政治泛化，就将专制政治引入了日常生活，专制的魔网就笼罩了整个社会。明白了孔子文化的这一特性，在解决孔子问题时就必须超越专制政治，把孔子去政治化，去专制化，用文化的方式，而不是政治手段，去面对孔学。剥去孔子政治的外衣，剔除孔子封建专制主义的内核，还原孔子的原生态。让孔子和老、庄等哲人一样，成为建造中国新文化和新文明的不可缺少的文化资源。

[责任编辑：侯林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