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雪挥

他们来自藏区，并最终成为了藏传佛教圣地——西黄寺历史的一部分。当“北京”变成他们此生的宿命时，故乡的轮廓也越来越清晰

“车越来越多了，人越来越多了。原先北京的路只有一个环，现在有六个环。”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副院长、68岁的那仓•向巴昂翁活佛感叹北京的变化。

这已经是他在北京生活的第22个年头了。他还记得自己刚到西黄寺上学时的情景，周围没有路灯，没有商店，那个时候还没有开辟出中轴路。而如今，偏僻的西黄寺已经四通八达，并被繁华的商圈包裹，就在佛学院大门的斜对面，不到50米的距离，便是一个偌大的肯德基餐厅。

一墙之隔，西黄寺仍然独守着一方清净。这里如今是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所在地。西黄寺曾被称作是“达赖庙”，是清政府特别为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进京而修建的皇家寺院，作为其在北京的行宫。1652年的藏历水蛇年，五世达赖喇嘛在西黄寺内度过了一个吉祥如意的藏历新年。一夜之间，西黄寺成为了藏传佛教信徒膜拜的福地，并成为了联系中原及蒙藏的政治中枢，在整个清朝帝国期间，都承担着接待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及其贡使的任务。

“人心的万里长城”

2009年的藏历新年前夕，记者来到西黄寺。昔日鼎盛的西黄寺已经不复旧景，这里曾经做过英法联军侵入北京的军营，也曾堆放过国民党军队的军火。历经兵荒马乱，新中国成立后，西黄寺只剩下保存较为完好的清净化城塔院。“文革”中，西黄寺再次遭劫，成为批斗甚至武斗的战场。西黄寺塔院的庙房则作为中央民族学院的休养所，住进了该院的老师及家属。1987年，十世班禅大师率队驻进西黄寺筹建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时，中央民族学院的教职工才全部搬离该寺。学院如今占地约70亩，仅为当年皇家寺院兴旺时期极少的一部分。

虽然面积不大，但是皇家寺院遗留的气势仍然摄人。西黄寺目前尚未对外开放，临街的大门一直紧闭着，只在西侧开了一扇偏门。一脚踏进去，便是另外一个世界。一进一进的院落显得很有气度，深幽狭长。

十世班禅大师的影响无处不在。除了在大殿中供奉的照片，班禅院长办公室在其圆寂后得以保留。1987年9月，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在西黄寺正式成立。十世班禅大师在成立大会上说：“今天在党的宗教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在中央领导同志的极大关怀下，我们不但要有物的万里长城，更重要的是要建筑一座人心的万里长城。培养活佛，就是完成这一伟大任务的一个重要途径。”

那仓活佛成为了第一批受益者。根据《历世甘孜那仓活佛略传》记载，1941年，那仓•向巴昂翁活佛出生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被认定为六世那仓活佛的的转世灵童后，3岁时便举行了坐床仪式，还是少年的那仓活佛，还特地前往拉萨学法。“文革”期间，那仓活佛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但那仓活佛并不以此为痛，因为在修行的路上，顺逆苦乐不过是人生取舍的考验。那仓活佛告诉记者，自己至今心存感激，正是这段经历，让他真正看到了人间的生活，平等地看到了老百姓的疾苦。

“文革”结束，那仓活佛的“反革命”帽子也被摘除，担任了甘孜县佛教协会第一届会长，46岁时成为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第一届“活佛班”学员，担任并“活佛班”班长。经过10年浩劫的耽搁，学员们年龄普遍偏大。班上年纪最大的活佛已经60岁了。半年后，十世班禅大师第一个授予那仓活佛毕业证书，并挽留他在学校继续工作。在十世班禅大师的亲自提名下，那仓活佛被任命为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的副院长，主管教学工作。

来自西藏日喀则的普通僧人阿南是高级佛学院的教师。1987年起，来自藏区的众多高僧大德被临时聘请到西黄寺任教。西藏甘丹寺波米•强巴洛珠便是其中的一位。作为老师的随从，阿南来到了西黄寺，他被分派到教务处工作，后来开始教授藏文语法，并担任过“活佛班”的班主任。

闲置经年的西黄寺重新兴旺起来。如今，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新的教学楼正在筹建之中，而修复了的西黄寺塔院，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有望在今年对外开放。这座昔日闻名遐迩的藏传佛教圣地，将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

而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每到过春节，佛学院都要向周边单位打招呼，在西黄寺50米内禁放鞭炮；而佛学院一批来自藏区的教职员工，也纷纷在北京扎根，变成了有编制、有户口的“北京人”。

北京欢迎你

“我希望学员们能够在北京多看一些，多受教育。” 在西黄寺尽头的一幢藏式小楼内，主管教学的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副院长，七世那仓活佛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访问。他身材高大、挺拔，年近七十，却无龙钟之态。

那仓活佛说，学院几乎每个周末都会组织学员外出参观，有时是北京的名胜古迹，有时是去诸如首都钢铁公司、北京天文馆、北京现代汽车厂等参观，目的就是让学员们全方位地了解北京，不管是北京的历史还是现代。

位于北京——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的教学设想更深远。佛学专业的课程比例最重，但同时还开设了语文课和时事课，比如《西藏历史与现状》。所有的课程都是必修课，该佛学院教务处长郭莽仓活佛介绍，其中最受学员欢迎的还是汉文课。大家进步很快，“活佛班”的学员来自各个藏区，使用着不同的藏语方言，有时藏语说不通，大家就会说一句汉语来解释补充。离开北京的时候，不管来的时候汉语基础好不好，几乎所有的学员都能够用普通话进行简单交流了。而既然在北京生活，现代化的通讯设施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北京太大，为了联系方便，活佛们几乎人手一个手机。不过，郭莽仓活佛介绍，藏传佛教体系对老师极为尊重，上课时会要求学员们关机。北京的信息化程度更高，为数不少的活佛添置了笔记本电脑，在学院里使用无线上网。学院设置了电视室，每天晚上7点到10点，频道自由开放。郭莽仓活佛表示，学院还组织过学员到校外的电影院看电影，比如《大决战》。

迄今为止，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已经培养了学员630余名，其中包括活佛360多名。仅“活佛班”培养的西藏活佛就有48名。“活佛班”的学员们都相对较年轻，年龄大都在25岁到30岁之间。年轻的活佛们乐于尝试新鲜事物，比如光顾门口的肯德基。那仓活佛对此很开通，他表示，学员们在请假外出期间，喜欢吃什么是他们的自由。他本人就勇敢地接受了时尚流行，上世纪90年代，他接见过台湾艺人齐秦和王祖贤。如今，他玩电脑、上网，而且酷爱拍摄照片，比如拍摄国家大剧院。

变化的北京，点点滴滴地将现代化的气息吹到了古老肃穆的西黄寺。僧人阿南刚到北京时一个汉字不认识，一句汉话听不懂。他曾坚持要回西藏。在北京的钢筋水泥中，他甚至辨别不清方向。有一次，阿南晚上去坐地铁2号线，从积水潭站出来，完全摸不着头脑，结果走了相反的路。22年过去了，阿南融入了国际化的北京。2007年，作为有北京户籍的正式教职员工，阿南在海淀体育馆附近分得了一套两居室，他几乎不逛商场，但是会去中关村的家乐福超市，买些速冻的素馅饺子、面包一类。他也尝试过肯德基，只是更加习惯酥油茶和糌粑。下班回到家里，除了新闻，阿南最喜欢看的是体育频道，最爱的电视节目则是NBA篮球联赛。

去年5月，阿南在京郊昌平的京都府驾校报了名，开始考驾照，只是总抽不出空。精通藏文，略通梵文，阿南汉语的听说读写如今又已基本过关，他还学会了电脑，而且藏语输入比汉语输入更快。

为了学车方便，阿南特地穿了一身便服，大红的羽绒服、灯芯绒的休闲裤、休闲鞋。看上去很时尚也更普通的阿南，老老实实地听教练训话。教练毫不客气地批评他回轮不够正。他很严肃地点头。驾校练车的场地不算大，碰到相邻的车同时上线倒车，阿南总是好脾气地踩着刹车让对方。教练对阿南的学习进度很满意，“阿南师傅也没少挨嚷，但他学得不错，是人才！否则能从西藏到咱们北京来吗？”

家乡的太阳

“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西藏僧人阿南用一句汉文的俗语描述自己对家乡的怀念。

与普通高校不同，因为许多学员来自交通不便的高寒地区，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不放寒假，但暑假时间较长，几乎每个藏族老师都会趁这段时间回家乡。22年来，阿南每年夏天都回到日喀则的寺庙，他仍然受不了北京酷夏的炎热。长期在内地生活，还是对身体状况有所影响。阿南告诉记者，回到高原，如果当天不注意休息，特别疲劳的情况下，身体就会出现一些不适的反应。他常常会带一些新鲜的糌粑回来，有时也让亲朋从西藏邮寄。阿南打算退休以后回到家乡，而眼下，北京才是他的家。

“这些年给家乡的老百姓做了很多事，我在北京确实起了一点作用。感谢十世班禅大师给了我这样一个平台。”那仓活佛说。

那仓活佛想方设法为家乡——四川甘孜县牵线搭桥。在那仓活佛的努力下，北京人捐赠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被送往西部。甘孜的医生、教师也被请到北京来学习取经。那仓活佛还曾帮助10个甘孜孩子到北京西藏中学高中班读书。第一个国庆长假，孩子们不好意思打扰那仓活佛，也不知道该去哪里，结果活佛主动把孩子们接到自己家里。以后，一到假期孩子们就住到了活佛家，因为孩子们大都来自贫困家庭，回一趟家花费太大，而那仓活佛给孩子们提供的不仅仅是一个住处，而是亲自教导，以身作则。他自己生活节俭。有一次，一个叫觉安拉姆的孩子和那仓活佛一起吃饭，不小心将一块土豆掉在了地上，她当时没在意，但是那仓活佛一点也没有责备她，而是从地上捡起那块土豆，很自然地把它吃掉了。觉安拉姆永远地记住了那块土豆。这些甘孜孩子中，大部分后来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回到了家乡。

近年，藏传佛教在内地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北京街头经常可见穿着僧服的藏族僧人，一些文化界人士也自称是藏传佛教信徒。

对家乡人尽心尽力的那仓活佛，还有更大的责任要承担。如今，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那仓活佛，正在为“两会”提案做准备，他此次的提案聚焦在发展公民道德教育。那仓活佛认为，从小学到大学，都应该加强道德教育，不能像有些人一样，光赚钱什么都不顾了。针对北京地区藏传佛教的信徒越来越多、而且层次越来越高的状况，那仓活佛仍然很冷静。他认为，真正潜心修行的人还是比较少，大部分人信仰的目的还是为了升官发财、家庭和睦或者长寿健康。

西黄寺的修行者们依然恪守着规矩和传统。即使在自己家里，西藏僧人阿南每天早上5点就起床，供水、供佛灯、烧香、磕头、诵经。早上6点多，阿南就出发了，那个时候坐公交车到单位最清静，一路上，阿南心里依然默诵着经文。他并不为自己在大城市生活而有骄矜之心，亦或从高原到城市，会有太大的落差，那只是一场缘分，“可能与我修行有关，我不觉得此地和彼地有本质上的不同。”在从昌平南口镇返回北京城区德胜门的班车上，阿南始终端坐，思路清晰，从容自在。

而即使在外出开会期间，那仓活佛都会在床头柜上放着一个小碗，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往碗中添水，然后将一尊小巧精致的佛像放入其中，高举敬拜，即“水佛”。晚上临睡前，活佛则会盘腿坐在床上，温习他日日必诵的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