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米·卡特

近年来，宗教信仰已被引人政治领域，两者的融合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在这里描述我个人的信仰或许有助于读者评价我的背景，了解我的一些判断形成的原因。

我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被培养成一个南方浸礼会教徒。我一生都在参与每周一次的圣经课，起初是作为学生，成人后作为老师。我的基本的或者说传统的信仰深得父亲的传授。他是普兰斯浸礼会的执事，并在我上课的主日学校当教师。尽管我们经常讨论每周的圣经课内容(等量地分为《新约》和《希伯来圣经》)，但对于自己所挚爱的标准神学，我们从未有过质疑的念头。

我的大部分信仰基础如耶稣是救主和上帝之子，仍然无可置疑地被其他宗教派别如新教、罗马天主教、东正教、科普特教、安息日会及许多其他宗教信徒所接受。我们也吸收了浸礼会教派的一些独有的特征。对我们来说，洗礼仅仅是针对那些足够成熟、对基督有个人信仰的^施行的。洗礼要完全浸于水中，象征着死亡、埋葬和我们救主的复活。我们全面接受《圣经》，把它视为上帝启示人类的谕旨，并认同耶稣的言行就是解释《圣经》的标准。尽管人们对《圣经》的解释是有意义的，但也不能说是万无一失的准确解释，不能作为正式的信条或履行教义职责的工具。

我们信奉地方教会自治，决策由所有受过洗礼的浸礼会成员投票决定(达成众望所归的共识)。即使在教会团体内，浸礼会教徒强烈反对牧师或权势之人凌驾于教会成员之上的任何行为。我们强调《圣经》中那些描述耶稣如何克制自己的门徒，不让他们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段落。耶稣叫他的门徒外出做见证人时，赋予他们的权利仅仅是为别人服务，减轻他人的痛苦，倡导真理、宽恕和爱心。实际上，每一位信仰耶稣的^都被视为牧师，可以不通过中间人直接把自己与上帝联系在一起，地区教会的牧师也是教会成员的仆人而不是主人。

作为福音派教徒，我们致力于一项重大的全球化使命：不带偏见与歧视，与众人分享我们的基督教信仰。我们通过个人的福音传诵或者定期向他人捐款的方式来履行耶稣的使命。在我的大半生中，我们的浸礼会被认为是南方浸礼会成员。该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协调美国和世界各地浸礼会的传教工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教会的官员或教会以外的宗教领导人可以制订一套我们必须接受的信仰和规则。我们信仰的唯一描述就是《圣经》本身。

我们最热衷的信念之一是政教分离，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研究过基督教殉道者，他们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容许世俗的领导人侵犯宗教自由。尽管基督教徒个人(包括我父亲)可以自由参加公共事务，但是我们厌恶教会团体涉足党派纷争的政治。我们也推崇宗教自由，同情无宗教信仰的人，尊重与生俱来的在上帝面前平等的所有人。

每年，我们至少抽出一个星期日来参加环境保护或者土地料理活动。我父亲和会众里的其他农场主都特别重视牧师引用《圣经》文本的讲道词，如：“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耶和华。”人类既然被赋予控制土地、水、鱼、动物及一切大自然的权利，那么就要将重点放在仔细管理和优化上，不能使土地资源浪费或恶化。

在上段文字中，我用的是过去时态，但是，作为福音派基督徒和浸礼会教徒，我的宗教信仰热情丝毫不减当年。

“福音派”一词经常被误用或曲解，但我认为以下两点解释足以表达它的含义(《兰登书屋英语词典》：(1)福音派“属于或表明是基督教会，强调《圣经》尤其是《新约》的教义和权威，反对教会机构自身的权威；强调人只要转而相信耶稣为替世人赎罪而遭受的苦难和死亡，就能得到救赎，并把它视为至关重要的信条”。(2)福音派“表明是基督教徒，尤其是70年代后期的基督教徒，摈弃原教旨主义特征，但仍坚持对《圣经》保守的解释”。

因为我的母亲和妻子都是虔诚的卫理公会教徒，我常常想，同样虔诚的基督教徒也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做礼拜，履行教会习俗，像我们一样和睦相处，实践信仰。令人不安的是某些著名的浸礼会教徒竟然说出这样的话：“对于圣公教、长老会、卫理公会等杂七杂八的三教九流，你说你还要彬彬有礼。胡说!我不必对那些反耶稣的灵魂客气。”(帕特·罗伯逊：《700俱乐部》)

我在安纳波利斯美国海军学院当学员时，曾给在当地服役的官兵子女教《圣经》。正是在这一时期，我开始深入研究一些著名神学家的观点。后来在竞选州长时，我曾提到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的著作对我帮助良多。令我感到高兴的是，几个月之后，他的妻子厄休拉给我送了一套他讲道的录音。

进入政界后，我的宗教信仰得到扩展，也遇到了挑战。作为佐治亚州参议员，我代表75000多名选民，要向他们负责，我几乎被他们各种各样的重要问题和质询压得喘不过气来。担任议员两年后的1996年，我决定竞选州长。这一年，佐洽亚帅f的政治错综复杂，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民主党长期的控制地位受到挑战。我作为一个不大为人所知、初涉政坛的新人尽了全力，但佐治亚州法律的漏洞促使州立法机关裁定：莱斯特·马多克斯赢得选举。他是一个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分子，曾经在他经营的餐馆门前挥舞铁镐把，威胁前来就餐的黑人顾客。

竞选失败后，我对政治彻底绝望了，我的信念，包括我对自己的信心和我的宗教信仰，第一次动摇了。以前，在实现任何重大的生活目标上我从未失败过，我不理解上帝怎么允许一个狂热的种族隔离分子做我们州的州长。那时，我的姐姐鲁思，卡特，斯特普尔顿是颇有名气的浸礼会教徒，她知道是我自私的错误推理导致了我的绝望。

她从北卡罗来纳州驱车来看我，给我讲《圣经》的教诲：悲伤和失望应该成为增强耐心、力量、智慧和对我们基督教生活责任心的源泉。起初我不接受她的推论，但她最终使我认识到，应该把政治和商业抱负放到第二位，搁置一段时间，承担一些富有挑战性的宗教义务。

不久，我便参加了浸礼会教徒所谓的“先锋使命”活动。我的第一项任务是去宾夕法尼亚的洛克海文社区，那里居住的一百户人家没有任何形式的宗教信仰。我和另一位志愿者走访这些人，向他们解释基督教信仰的本质。起初，我们内心充满疑虑和胆怯，但很快就适应了，信心十足地拿着名单，走访每一幢房子或公寓。我俩作了分工，想好了说什么，做什么，祷告了好长一阵子，然后放松下来，凭着我们对上帝的信念履行使命。我们的经历富有挑战性，遇到的人无奇不有：身强力壮的工人、企业主管、公开表白的无神论者，甚至妓院的鸭母，但我们的努力获得了一系列不同寻常的成功。

我的另一项传教任务是赴马萨诸塞州的斯普林菲尔德，给那里的西班牙语住户传诵福音。他们大多来自波多黎各，贫困不堪，住在一个废弃的纺织厂附近的一栋破败不堪公寓楼里。其中许多^都是短工，乘公共汽车到附近的蔬菜地和茂密的烟草田里干活。这一次我的同伴是一位美籍古巴人，名叫埃洛伊‘克鲁兹，在纽约布鲁克林的一个小教堂做牧师。他说，我之所以被挑选出来与他一起工作，是因为我在安纳波利斯学过西班牙语。但是，我们很快发现，